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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缓和的死亡
缓和政策——削弱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很受欢迎的。商人能借此扩大生意，农场主喜欢因此而出现的新的谷物市场，甚至连一些主流保守主义者也觉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建立这种平衡关系是聪明之举。
然而，随着尼克松倒台，福特当政，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努力维护缓和。
保守主义者认为，缓和，尤其是过分渲染的缓和政策会叫美国人冲昏了头，从而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他们指出缓和没有阻止1973年中东战争这场危机，他们还怀疑，1975年在赫尔辛基有关欧洲防务安排的谈判有出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之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就是这种批评的摇旗呐喊者。
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共同表达的主题是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方针太冷酷，太精明算计，只从实用政治的角度关心力量对比，忽略人权和一些构成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吉米·卡特就极力从人权的角度攻击缓和。显然，反对缓和使两位未来总统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因对尼克松、基辛格人品抱有成见，为泄私愤而攻击缓和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没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跳出来，这些批评只不过流于无一定之规的牢骚怪话罢了。杰克逊团结了一大批保守派、新保守派、冷战自由派、工会领袖、犹太人和人权活动分子，反对1972年跟苏联签署的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他要求如果苏联想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取消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为此，杰克逊专门搞了一个《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
殊不知，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隐藏着一份私心：他想当总统。因此，他接受了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工人召集在自己麾下的事业。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工人可给他带来大量选票。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是不能被安抚的，”基辛格说道。他花了两年工夫想在杰克逊和苏联人之间达成一份谅解，但杰克逊很少有妥协的意思流露出来，因为只有搞臭这届政府，他才有可能向总统宝座擢升。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把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暗地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加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1968年，只有400名犹太人允许出国定居，到1973年，犹太移民人数达35000.“苏联移民政策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总体状态，”基辛格过后写道，“如果杰克逊成功地破坏了这层关系，他肯定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移民人数。”
不幸给他言中。杰克逊要求苏联明确地公布每年犹太移民人数，并且要求移民人数增加到100 000，而苏联认为让自己的公民大量移民，并且还要公开声明，觉得是一种侮辱。基辛格也觉得，这纯粹属于人家的内政，不应去干涉。于是，基辛格在苏联和杰克逊之间开始了一场穿梭外交，设法从苏联那儿挤出更多的妥协来平息杰克逊的聒噪。这里，他故伎重演，有意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由着苏联和杰克逊作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不同解释。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和杰克逊出于政治目的都不想对自己的解释保持沉默，从杰克逊那儿传来的说法触怒了苏联人，在基辛格去莫斯科安排福特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时，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他的诚实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加之基辛格忙于应付杰克逊，忽略了进出口银行把给苏联的贷款限制在3亿美元这件事，从而更加触怒了已经很恼火的苏联人。
维持了不到3年的缓和土崩瓦解了。已经达到每年35 000犹太移民骤减到14 000人，苏联拒绝了最惠国待遇，北越共产党军队和柬埔寨共产党军队放手对非共产党地区发起进攻，基辛格两年的努力也付诸东流——《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
基辛格最不该的是在操作超级外交的同时试图在飞机舱室里管理国务院。《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产生和通过时，他均不在国内。并且，他惹恼了这个修正案的有权势的反对者——他想跟杰克逊和他自立为王的委员会私了，而不是到参议院的权威人士那儿寻求帮助。
杰克逊在贸易和犹太移民事务上发动攻势的同时，还倡导反对基辛格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杰克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基辛格对这位哈佛同学有很高的赞誉：“智力上，他足以跟我匹敌。”
施莱辛格跟基辛格一样自以为是，因而也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不具备基辛格的个人魅力。福特尤其讨厌他，光是提到施莱辛格这个姓名就能使福特热血沸腾。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把国防部和军方排斥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之外，从而惹恼了他们。五角大楼没有制造新的陆地导弹的计划来与苏联攀比，但他们想要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靠自己无法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要苏联人削减他们的陆地导弹来与美国的数量持平。
福特和基辛格于1974年11月23日应勃列日涅夫之邀，踏上了去海参崴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旅途。在驶往海参崴的火车上，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大谈体育运动，海兰注意到，如果在别的场合，他俩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一紧张就吃东西。”基辛格说。显然，由福特来跟勃列日涅夫谈军备控制的前景不可能叫他内心平静。苏联人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点心，福特回忆道：“亨利简直是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诱惑。”他总是朝四周扫视一眼，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很快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点心。不久，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动作，他那神经质的胃口成了笑话，在一小时的火车到达终点时，他已吃完了三盘点心。
基辛格很幸运，那天晚上的谈判持续到深夜，晚饭取消了。其他人都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谈判进行得很成功，苏联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美国人“持平”建议，反而弄得美国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的协议框架是把双方导弹数量限制在2400个，其中包括不到1320个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基辛格控制了整场讨论。“这个新总统是干什么的？”一位苏联外交官问《时代》的记者，“一有问题提出来，他就转向基辛格，要基辛格回答。”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听从基辛格的话。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兰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几乎像学生一样向基辛格求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自己顾问的解释。”
施莱辛格勉强同意了这个协议框架，作为福特的内阁成员，他不能太不给总统面子，但杰克逊参议员可没有这方面顾虑，继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期谈判条约进行猛烈攻击。
然而，随着尼克松倒台，福特当政，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努力维护缓和。
保守主义者认为，缓和，尤其是过分渲染的缓和政策会叫美国人冲昏了头，从而放松对共产主义的警惕。他们指出缓和没有阻止1973年中东战争这场危机，他们还怀疑，1975年在赫尔辛基有关欧洲防务安排的谈判有出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之嫌。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就是这种批评的摇旗呐喊者。
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派共同表达的主题是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方针太冷酷，太精明算计，只从实用政治的角度关心力量对比，忽略人权和一些构成美国国策的基本原则。吉米·卡特就极力从人权的角度攻击缓和。显然，反对缓和使两位未来总统的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同时，因对尼克松、基辛格人品抱有成见，为泄私愤而攻击缓和的也不乏其人。
如果没有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跳出来，这些批评只不过流于无一定之规的牢骚怪话罢了。杰克逊团结了一大批保守派、新保守派、冷战自由派、工会领袖、犹太人和人权活动分子，反对1972年跟苏联签署的有关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他要求如果苏联想要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必须取消对犹太人移民的限制。为此，杰克逊专门搞了一个《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
殊不知，在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中隐藏着一份私心：他想当总统。因此，他接受了一个可以把犹太人和工人召集在自己麾下的事业。犹太人可以为他的竞选活动出钱，工人可给他带来大量选票。
“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杰克逊是不能被安抚的，”基辛格说道。他花了两年工夫想在杰克逊和苏联人之间达成一份谅解，但杰克逊很少有妥协的意思流露出来，因为只有搞臭这届政府，他才有可能向总统宝座擢升。
基辛格清楚地知道把人们从被压迫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价值。暗地里，他一直在努力增加苏联犹太人的移民数量。1968年，只有400名犹太人允许出国定居，到1973年，犹太移民人数达35000.“苏联移民政策取决于美苏关系的总体状态，”基辛格过后写道，“如果杰克逊成功地破坏了这层关系，他肯定只会减少而不是增加移民人数。”
不幸给他言中。杰克逊要求苏联明确地公布每年犹太移民人数，并且要求移民人数增加到100 000，而苏联认为让自己的公民大量移民，并且还要公开声明，觉得是一种侮辱。基辛格也觉得，这纯粹属于人家的内政，不应去干涉。于是，基辛格在苏联和杰克逊之间开始了一场穿梭外交，设法从苏联那儿挤出更多的妥协来平息杰克逊的聒噪。这里，他故伎重演，有意作一些模棱两可的许诺，由着苏联和杰克逊作出符合自己心意的不同解释。然而，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料到勃列日涅夫和杰克逊出于政治目的都不想对自己的解释保持沉默，从杰克逊那儿传来的说法触怒了苏联人，在基辛格去莫斯科安排福特总统的最高级会晤时，葛罗米柯递给他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对他的诚实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加之基辛格忙于应付杰克逊，忽略了进出口银行把给苏联的贷款限制在3亿美元这件事，从而更加触怒了已经很恼火的苏联人。
维持了不到3年的缓和土崩瓦解了。已经达到每年35 000犹太移民骤减到14 000人，苏联拒绝了最惠国待遇，北越共产党军队和柬埔寨共产党军队放手对非共产党地区发起进攻，基辛格两年的努力也付诸东流——《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在众议院通过。
基辛格最不该的是在操作超级外交的同时试图在飞机舱室里管理国务院。《杰克逊—凡尼克修正案》产生和通过时，他均不在国内。并且，他惹恼了这个修正案的有权势的反对者——他想跟杰克逊和他自立为王的委员会私了，而不是到参议院的权威人士那儿寻求帮助。
杰克逊在贸易和犹太移民事务上发动攻势的同时，还倡导反对基辛格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方式。杰克逊在这个问题上的盟友是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基辛格对这位哈佛同学有很高的赞誉：“智力上，他足以跟我匹敌。”
施莱辛格跟基辛格一样自以为是，因而也与同事处不好关系，但他那种傲慢的态度使他不具备基辛格的个人魅力。福特尤其讨厌他，光是提到施莱辛格这个姓名就能使福特热血沸腾。
基辛格的问题在于把国防部和军方排斥在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之外，从而惹恼了他们。五角大楼没有制造新的陆地导弹的计划来与苏联攀比，但他们想要基辛格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靠自己无法取得的成果，也就是要苏联人削减他们的陆地导弹来与美国的数量持平。
福特和基辛格于1974年11月23日应勃列日涅夫之邀，踏上了去海参崴参加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旅途。在驶往海参崴的火车上，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大谈体育运动，海兰注意到，如果在别的场合，他俩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我一紧张就吃东西。”基辛格说。显然，由福特来跟勃列日涅夫谈军备控制的前景不可能叫他内心平静。苏联人在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点心，福特回忆道：“亨利简直是无法抗拒这些东西的诱惑。”他总是朝四周扫视一眼，看有没有人注意他，然后很快从盘子里拿起一块点心。不久，大家都发现了他的动作，他那神经质的胃口成了笑话，在一小时的火车到达终点时，他已吃完了三盘点心。
基辛格很幸运，那天晚上的谈判持续到深夜，晚饭取消了。其他人都只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谈判进行得很成功，苏联人毫不含糊地接受了美国人“持平”建议，反而弄得美国人有点不知所措。最后的协议框架是把双方导弹数量限制在2400个，其中包括不到1320个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基辛格控制了整场讨论。“这个新总统是干什么的？”一位苏联外交官问《时代》的记者，“一有问题提出来，他就转向基辛格，要基辛格回答。”更令人吃惊的是，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也听从基辛格的话。在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上，海兰回忆道：“勃列日涅夫几乎像学生一样向基辛格求教，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自己顾问的解释。”
施莱辛格勉强同意了这个协议框架，作为福特的内阁成员，他不能太不给总统面子，但杰克逊参议员可没有这方面顾虑，继续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期谈判条约进行猛烈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