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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打开神秘大门
1971年春，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运动员科恩主动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打招呼，还同中国乒乓球队坐一辆车玩了一趟。科恩送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对方回赠了一条围巾。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一个政策信号。在随后的一周内，美国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中国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你们已在中美人民交往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为运动员举行招待会时说。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一次重申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的愿望。
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
可派谁去呢？尼克松对自己的助理基辛格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某种嫉妒。他想自己去，但基辛格竭力奉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总统仓促出访中国是危险的。”基辛格坚持说。
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一连串的人名。基辛格最初提出戴维·布鲁斯，他是驻维也纳的美国与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布鲁斯是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换。
尼克松提出洛克菲勒，这令基辛格坐卧不安了好一阵，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引人注目，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过后说：“罗杰斯的名字没有提出来过。”尼克松的回忆则相反，尼克松考虑到如果国务卿去，“中国人肯定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在一旁直翻白眼。
最后，尼克松把基辛格折磨够了，才慢慢地说道：“亨利，我想你不得不走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太想亲手把这件事办成。尼克松选了他，也因为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总统助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举行过有现场记录的记者招待会，其级别也够不上能抢尼克松风头的地步。
本来基辛格打算在巴基斯坦或中国南方会见中国领导人，因为庆贺此事时同尼克松干了一杯白兰地，或许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大胆地叫温斯顿·洛德起草一份“直接从伊斯兰堡飞往北京”的答复。这样，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人听完基辛格对北京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
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共产党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共产党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一个政策信号。在随后的一周内，美国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中国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你们已在中美人民交往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为运动员举行招待会时说。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一次重申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的愿望。
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
可派谁去呢？尼克松对自己的助理基辛格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某种嫉妒。他想自己去，但基辛格竭力奉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总统仓促出访中国是危险的。”基辛格坚持说。
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一连串的人名。基辛格最初提出戴维·布鲁斯，他是驻维也纳的美国与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布鲁斯是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换。
尼克松提出洛克菲勒，这令基辛格坐卧不安了好一阵，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引人注目，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过后说：“罗杰斯的名字没有提出来过。”尼克松的回忆则相反，尼克松考虑到如果国务卿去，“中国人肯定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基辛格在一旁直翻白眼。
最后，尼克松把基辛格折磨够了，才慢慢地说道：“亨利，我想你不得不走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太想亲手把这件事办成。尼克松选了他，也因为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总统助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举行过有现场记录的记者招待会，其级别也够不上能抢尼克松风头的地步。
本来基辛格打算在巴基斯坦或中国南方会见中国领导人，因为庆贺此事时同尼克松干了一杯白兰地，或许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大胆地叫温斯顿·洛德起草一份“直接从伊斯兰堡飞往北京”的答复。这样，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人听完基辛格对北京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
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共产党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共产党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