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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走马上任定国策
理查德·尼克松在一片乱哄哄的气氛中登上国会大厦的台阶，开始就职典礼。那是1969年1月20日。
秘书们应基辛格的要求，在每个高级官员的桌上放上三个决议备忘录——NSDM1（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备忘录），NS-DM2，NSDM3——这标志着权力已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
下午，当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白宫前面注视参加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经过时，基辛格已经起草了将发往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使用国务院的通讯设施，他越过草坪来到观礼台，性格温和的罗杰斯微笑地为这位工作勤奋的总统助理签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为尼克松起草发往从勃列日涅夫到戴高乐的各国首脑的私人信件。尼克松知道国务院要花四个星期才写得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还会弄成一锅粥，因而他压根儿就不打算让国务院知道这些信的存在。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背着罗杰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动。此后，基辛格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后渠道。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继承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
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国军人死在那块远离华盛顿的地方。美国发起这场战争是因为它认为北越的行为是中国—苏联扩张主义的体现。但到了1969年，显而易见，这实际上只是对北越共产党独立民族主义的误解，也是对中苏关系的误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
美国受到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堡垒的威胁。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从1960年开始，中国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边境争端出现，美国面临着操纵均衡势力的挑战和机会，而尼克松的前任并未意识到这点。
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
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减退而苏联的影响力随之增加。埃及和叙利亚成为苏联的伙伴。
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有时他们做得很出色，有时却弄得一团糟。不管他们干得如何，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处理美国事务的方法，即：愈来愈依赖于诡计、保密和幕后途径，以此来避免遭到来自国会、公众甚至内阁的反对。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美国在越南驻扎了536 000名军人。美国每星期的死亡人数高达200人，对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战争负担达到每年30亿美元，这相当于1990年的100亿美元。
战争前景一片暗淡。
河内共产党认为，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是一个国家，把它分为两个国家纯粹是外来势力强加给它的，先是法国，后是美国。华盛顿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北方共产党邻国对南越主权国家的入侵，美国要制止北越占领南越，用五角大楼的文件措词就是：“不让中国人染指南越。”
尽管尼克松后来的行为与所说的相互抵触，但他知道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他对他的一位演说撰稿人说，“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讲。事实上我们应该正为说相反的话以取得某种谈判优势。”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这本书中阐明了他对越南的观点。这本书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后得到广泛的好评。
这本书一开头就对美国策略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我们没有看到游击战争的基本准则，游击队没输就等于赢了，常规军队没赢就等于输了。”但基辛格又认为，美国不能断然撤军，原因是美国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这一观点是基辛格越南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战略思想体系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誉论”是建立在一个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国撤军的话，就会失去世界的尊敬。
为了保住美国的信誉，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一书中建议：美国可以直接与河内就军事问题谈判，如果从南越撤军，释放战俘，西贡可以直接与民族解放阵线就政治问题谈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联合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是共产党不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不会停止军事斗争的。此后，基辛格也承认：“他们不是为了妥协而战斗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还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个政府军事研究智囊团，专门就越南问题为政府提供可供选择的建议。
经过认真研究，共产生了七项提案。提案Ⅰ，走了极端。准备通过军事升级以求得谈判胜利，这里面包括了对柬埔寨展开地面、空中攻势，轰炸北越及首都河内，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撤军。这项提案被认为太鸽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决。
这两项提案之间，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方案，但没有一项提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军事升级的同时，逐步撤军，这看上去似乎太自相矛盾了，靠无限制轰炸和入侵柬埔寨来迫使河内就范；另一方面进行稳步的单方面撤军。
这项美国政策的形成，主要起因于尼克松的“疯人理论”，尼克松想使北越意识到他会不择手段停止这场战争。
基辛格很快把这种“疯人理论”为我所用。他急于要苏联明白，总统随时都会采取强硬手段。对尼克松来说，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之处。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通情达理，他有意让人知道他很难控制总统的战争冲动。
基辛格对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很有信心。“给我们六个月时间”，他对一群抗议者说，“到那时如果我们不能结束战争，你们可以回来拆掉白宫的栏杆。”
尼克松认为，苏联是解决越南争端的关键。基辛格很快以自己的形式接受了这种想法，并由此而产生他称之为“连环套原则”的方案：利用贸易和武器控制协议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来迫使苏联减少对越南的援助，如果苏美在越南这种局部战争中关系紧张化，想同时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是不现实的。
“连环套原则”是一项与基辛格智力相匹配的政策，他是一个善于把表面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的人，又是一个喜欢玩弄诡计的人，这一原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基辛格在就职典礼日把这项提案交给尼克松，总统立刻就同意了。苏联想尽快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尼克松明确指出，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给美国帮助的话，美国就不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连环套原则”。美国的官僚机构倾向于分工明确，而且就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衡量其成效而不是把这个具体问题放到整体框架里去衡量。
“连环套原则”很快被认为妨碍了武器控制谈判及美苏关系的改善。国务院是主要反对者。尼克松、基辛格不想改变初衷。基辛格又在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身上打主意，他把体现“连环套原则”的计划交给多勃雷宁，并煞有介事地向他出示了尼克松亲笔写的谈话要点，可多勃雷宁一直杳无音信。
尽管对方连答复的面子都不给，到1969年6月，美国只得宣布开始恢复武器控制谈判。
对尼克松来说，旅行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最愉快的事。就职典礼后一个月，尼克松就出访西欧。他的公开理由是在与苏联谈判之前，广泛征求盟国的意见。对基辛格来说，回到少年时代的大陆，回到已看不到昔日辉煌的出生地，难免给他现在的新地位增添了几许酸楚。
这次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戴高乐的访问。戴高乐曾因独立于北约而惹恼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本书中，基辛格还曾为他辩护过。
戴高乐竭力鼓动对中国开放，“我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孤立在自己的愤怒之中”，他说。尼克松闪烁其词。
“10年后，如果中国取得重大核武器成果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同他们打交道。”尼克松说。
戴高乐回答道：“最好在你们不得不承认它之前这样做。”
一颗种子就在此刻播下了。
最叫戴高乐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他认为由于苏联对中国越来越神经质，它不可能同时分出力量来对付西方。接着，他用了一个后来成为尼克松—基辛格政策里程碑的词：“朝缓和方向努力是有意义的，你不准备制造战争的话就制造和平。”
对于基辛格来说，欧洲之行的重要性在于确立自己的地位。工作一个月以来，他还没有与总统建立私交，他们仍以备忘录和会议的形式交换意见。为了把权力从官僚机构手里夺过来，在旅行中，基辛格把大量时间花在建立自己的威望上。
在一次走下飞机时，基辛格恐惧地发现由于礼节问题，他不能随侍在尼克松身边，更糟的是，他虽然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一个级别，按字母顺序，他却排在霍尔德曼的后面下飞机。霍尔德曼后来回忆道：“他告诉我，这会对他与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产生可怕的影响。”霍尔德曼微笑着让他先行。
在比利时停留时，比利时人摆好了四张椅子，准备首相和外交大臣与地位相等的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会晤，但基辛格丝毫没有退到另一个房间的意思，比利时人只得再加上一把椅子给基辛格，又拉上另一位本国官员来凑数，以求双方人数均衡。
秘书们应基辛格的要求，在每个高级官员的桌上放上三个决议备忘录——NSDM1（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备忘录），NS-DM2，NSDM3——这标志着权力已集中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
下午，当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白宫前面注视参加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经过时，基辛格已经起草了将发往美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他需要使用国务院的通讯设施，他越过草坪来到观礼台，性格温和的罗杰斯微笑地为这位工作勤奋的总统助理签了字。
基辛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又为尼克松起草发往从勃列日涅夫到戴高乐的各国首脑的私人信件。尼克松知道国务院要花四个星期才写得出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还会弄成一锅粥，因而他压根儿就不打算让国务院知道这些信的存在。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背着罗杰斯搞的官方性的秘密行动。此后，基辛格开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幕后渠道。
尼克松就任伊始，就继承了美国外交的四大错误路线。
第一，进退两难的越南战争。
此刻，已有31 000名美国军人死在那块远离华盛顿的地方。美国发起这场战争是因为它认为北越的行为是中国—苏联扩张主义的体现。但到了1969年，显而易见，这实际上只是对北越共产党独立民族主义的误解，也是对中苏关系的误解。
第二，排斥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
美国受到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堡垒的威胁。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从1960年开始，中国开展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运动，苏联从中国撤走专家，停止提供援助，老的边境争端出现，美国面临着操纵均衡势力的挑战和机会，而尼克松的前任并未意识到这点。
第三，美苏之间对双方利益都没有好处的军备竞赛的升级。
第四，因为美国的无能而使美国与中东的关系陷入僵局。1967年，“六五战争”之后，华盛顿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减退而苏联的影响力随之增加。埃及和叙利亚成为苏联的伙伴。
尼克松和基辛格开始着手处理这四个方面的问题，有时他们做得很出色，有时却弄得一团糟。不管他们干得如何，他们采取了一种新的处理美国事务的方法，即：愈来愈依赖于诡计、保密和幕后途径，以此来避免遭到来自国会、公众甚至内阁的反对。
尼克松和基辛格上任时，美国在越南驻扎了536 000名军人。美国每星期的死亡人数高达200人，对美国纳税人造成的战争负担达到每年30亿美元，这相当于1990年的100亿美元。
战争前景一片暗淡。
河内共产党认为，根据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越南是一个国家，把它分为两个国家纯粹是外来势力强加给它的，先是法国，后是美国。华盛顿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北方共产党邻国对南越主权国家的入侵，美国要制止北越占领南越，用五角大楼的文件措词就是：“不让中国人染指南越。”
尽管尼克松后来的行为与所说的相互抵触，但他知道美国无法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场战争是打不赢的”，他对他的一位演说撰稿人说，“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讲。事实上我们应该正为说相反的话以取得某种谈判优势。”
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这本书中阐明了他对越南的观点。这本书在他被任命正式宣布后得到广泛的好评。
这本书一开头就对美国策略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我们没有看到游击战争的基本准则，游击队没输就等于赢了，常规军队没赢就等于输了。”但基辛格又认为，美国不能断然撤军，原因是美国必须维护自己的信誉。这一观点是基辛格越南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全球战略思想体系的中心部分。
基辛格的“信誉论”是建立在一个靠不住的前提上——美国撤军的话，就会失去世界的尊敬。
为了保住美国的信誉，基辛格在他的《外交事务》一书中建议：美国可以直接与河内就军事问题谈判，如果从南越撤军，释放战俘，西贡可以直接与民族解放阵线就政治问题谈判，譬如南越的政府模式和联合的可能性等等。
问题是共产党不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不会停止军事斗争的。此后，基辛格也承认：“他们不是为了妥协而战斗40年的。”
基辛格上任后不久还做了一件事，他召集了一个政府军事研究智囊团，专门就越南问题为政府提供可供选择的建议。
经过认真研究，共产生了七项提案。提案Ⅰ，走了极端。准备通过军事升级以求得谈判胜利，这里面包括了对柬埔寨展开地面、空中攻势，轰炸北越及首都河内，在海防港布雷。提案Ⅵ，走了另一个极端。美国单方面撤军。这项提案被认为太鸽派化了，很快被基辛格否决。
这两项提案之间，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方案，但没有一项提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军事升级的同时，逐步撤军，这看上去似乎太自相矛盾了，靠无限制轰炸和入侵柬埔寨来迫使河内就范；另一方面进行稳步的单方面撤军。
这项美国政策的形成，主要起因于尼克松的“疯人理论”，尼克松想使北越意识到他会不择手段停止这场战争。
基辛格很快把这种“疯人理论”为我所用。他急于要苏联明白，总统随时都会采取强硬手段。对尼克松来说，这既有好处，也有不利之处。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通情达理，他有意让人知道他很难控制总统的战争冲动。
基辛格对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很有信心。“给我们六个月时间”，他对一群抗议者说，“到那时如果我们不能结束战争，你们可以回来拆掉白宫的栏杆。”
尼克松认为，苏联是解决越南争端的关键。基辛格很快以自己的形式接受了这种想法，并由此而产生他称之为“连环套原则”的方案：利用贸易和武器控制协议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来迫使苏联减少对越南的援助，如果苏美在越南这种局部战争中关系紧张化，想同时在武器控制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是不现实的。
“连环套原则”是一项与基辛格智力相匹配的政策，他是一个善于把表面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的人，又是一个喜欢玩弄诡计的人，这一原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基辛格在就职典礼日把这项提案交给尼克松，总统立刻就同意了。苏联想尽快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尼克松明确指出，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给美国帮助的话，美国就不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大部分美国人不喜欢“连环套原则”。美国的官僚机构倾向于分工明确，而且就某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情况来衡量其成效而不是把这个具体问题放到整体框架里去衡量。
“连环套原则”很快被认为妨碍了武器控制谈判及美苏关系的改善。国务院是主要反对者。尼克松、基辛格不想改变初衷。基辛格又在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身上打主意，他把体现“连环套原则”的计划交给多勃雷宁，并煞有介事地向他出示了尼克松亲笔写的谈话要点，可多勃雷宁一直杳无音信。
尽管对方连答复的面子都不给，到1969年6月，美国只得宣布开始恢复武器控制谈判。
对尼克松来说，旅行是他担任总统期间最愉快的事。就职典礼后一个月，尼克松就出访西欧。他的公开理由是在与苏联谈判之前，广泛征求盟国的意见。对基辛格来说，回到少年时代的大陆，回到已看不到昔日辉煌的出生地，难免给他现在的新地位增添了几许酸楚。
这次旅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戴高乐的访问。戴高乐曾因独立于北约而惹恼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麻烦的伙伴关系》这本书中，基辛格还曾为他辩护过。
戴高乐竭力鼓动对中国开放，“我认为不应该把他们孤立在自己的愤怒之中”，他说。尼克松闪烁其词。
“10年后，如果中国取得重大核武器成果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只能同他们打交道。”尼克松说。
戴高乐回答道：“最好在你们不得不承认它之前这样做。”
一颗种子就在此刻播下了。
最叫戴高乐感兴趣的话题是苏联。他认为由于苏联对中国越来越神经质，它不可能同时分出力量来对付西方。接着，他用了一个后来成为尼克松—基辛格政策里程碑的词：“朝缓和方向努力是有意义的，你不准备制造战争的话就制造和平。”
对于基辛格来说，欧洲之行的重要性在于确立自己的地位。工作一个月以来，他还没有与总统建立私交，他们仍以备忘录和会议的形式交换意见。为了把权力从官僚机构手里夺过来，在旅行中，基辛格把大量时间花在建立自己的威望上。
在一次走下飞机时，基辛格恐惧地发现由于礼节问题，他不能随侍在尼克松身边，更糟的是，他虽然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一个级别，按字母顺序，他却排在霍尔德曼的后面下飞机。霍尔德曼后来回忆道：“他告诉我，这会对他与外交官打交道的能力产生可怕的影响。”霍尔德曼微笑着让他先行。
在比利时停留时，比利时人摆好了四张椅子，准备首相和外交大臣与地位相等的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会晤，但基辛格丝毫没有退到另一个房间的意思，比利时人只得再加上一把椅子给基辛格，又拉上另一位本国官员来凑数，以求双方人数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