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是位音乐家,也是一位倔强的斗士。他不仅曾荷枪实弹出入于战斗的烽火,而且驰骋于歌剧的改革中,与陈腐的传统、保守的世俗展开了英勇的搏击。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年5月22日出生于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莱比锡。父亲是一名警察局的书记官,双亲都非常喜欢歌剧。瓦格纳出生不久,父亲便去世了。继父是一位歌剧演员,他常带瓦格纳去剧院。舞台生活的影响和周围环境的熏陶,使幼小的瓦格纳对戏剧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瓦格纳天性聪慧,少年早熟,对文学、诗歌、戏剧和历史无不十分爱好。他曾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和席勒的诗歌上大下一番功夫,翻译过很多歌剧。14岁那年,他模仿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自己还创作了一部悲剧。1827年春,他读到一篇介绍贝多芬的文章,大为感动,于是,开始研究贝多芬的作品,常常去聆听贝多芬作品的音乐会,这些音乐都给予他十分强烈的影响。他决心学好作曲,当一名歌剧作曲家。
1830年,瓦格纳入莱比锡大学主修哲学和美学,学业虽未能专心,作曲倒有了长足的长进。瓦格纳26岁时来到巴黎,靠改编流行的歌剧选曲和替出版商校对乐谱为生。此时他已写完歌剧《黎恩济》和《漂泊的荷兰人》。
1842年,因《黎恩济》在国内上演,瓦格纳启程回国定居德累斯顿。在回德国的路上,又见莱茵河,瓦络纳止不住泪流满面,他说:“我虽是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我发誓永远效忠祖国。”前述两部歌剧因其创新精神,未能得到广泛认可,所以他的处境也没有太多的变化。后来,他又继续创作了歌剧《汤豪塞》和《罗恩格林》。
同行的妒嫉,舆论的攻击,权贵的犯难,在难以忍受的压力下,他一度产生了强烈的厌世感。
这时,迎来了1848年的欧洲革命。瓦格纳所在的德累斯顿也掀起了“五月暴动”,起义军和政府军在街道上展开了激战。痛苦中走投无路的瓦格纳索性参加义军,投入战斗。他不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张贴标语鼓动军情,而且还只身孤胆深入敌后,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
政府对瓦格纳恨之入骨,下令通缉:“本地宫廷乐长瓦格纳,因参加暴动,应受法庭审判,但至今尚未捕获。特提请所有警察机关注意上述情节,如在贵辖区找到瓦格纳本人,请立即逮捕。”
起义失败后,瓦格纳逃离德累斯顿来到魏玛,藏在匈牙利杰出作曲家李斯特家里。在李斯特的帮助下,他悄悄越过国境,躲开追捕,来到了瑞士的苏黎士。
在苏黎士,瓦格纳重振旗鼓,潜心著述,完成了一系列歌剧理论著作。
瓦格纳把他的歌剧称为“乐剧”,他认为歌剧的中心问题是处理音乐与戏剧的关系。乐剧和我们说的传统歌剧不全一样。乐剧打破了传统歌剧中一段一段的分曲结构形式,也取消了咏叹调、宣叙调之间的界限,它用的是不断贯穿发展的“无终旋律”;人声演唱也不像在传统中那样独立了,它与乐队合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整体。瓦格纳在乐剧中为各个人物、事件甚至道具都写有各不相同的“主导动机”,这些动机成了它们所代表的各种事物的标志,并随着事物在剧情中的发展而变化。瓦格纳曾提出一种“综合艺术”的主张,要求从舞台中所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服从于戏剧本身的发展,不要求它们有独立性。乐剧正是这一主张的产物。
瓦格纳为了实现自己所倡导的歌剧改革,事无巨细,身体力行,他自己动手编写剧本,自己作曲,自己指挥,甚至还于中客串演员。瓦格纳精力充沛,个性坚强。他不顾世人的反对,英勇往直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在歌剧改革事业上,取得了划时代的重要成就。
瓦格纳的盛名之下,不免招来一些冒充风雅的假斯文。瓦格纳在伦敦访问时,曾结识自称是他的崇拜者皮克廷勋爵。这位勋爵听说瓦格纳正要开音乐会,马上表示一定到场领教。音乐会后举行了招待会,大家纷纷祝贺作曲家的成功。皮克廷当然也在座。他在会上赞扬瓦格纳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笑过,您瞧,演了半个多钟头,我才认出您戴着蓬松的假发,把整个脸都涂黑了。”真是语惊四座。原来这位热心的贵族进错了剧院,听了一晚上黑人表演的滑稽喜剧。
1872年,在他的崇拜者、年轻的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的帮助下,瓦格纳梦寐以求的歌剧院落成了。它坐落在拜鲁特小城。它的造型、结构采用了罗马剧场式的半圆形,观众席呈阶梯式,乐队、指挥都被安置在乐池里。瓦格纳在感恩戴德之中,一反年轻时的革命初衷,为王室歌功颂德。为五斗米摧眉折腰者,桀傲如瓦格纳,竟也未能免俗,令人扼腕。
1876年8月,瓦格纳在这里上演了他的巨作――《尼伯龙根指环》。它由《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神界的黄昏》四部歌剧合一而成。每演一套需要4天,首演进行了12天,反复上演了全戏共3次,其喜庆气氛可想而知。
1882年,他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上演了。他在安排演员时,和年轻的妻子科西玛(李斯特的女儿)发生了争执。
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1883年2月13日客死在前往就医的威尼斯。
他在遗嘱中说,在他死后30年内不许任何地方上演《帕西法尔》,只有拜鲁特剧院是例外,因为它是唯一配演这部“神圣作品”的剧院。他认为,如果在别处上演,该剧的艺术风格就荡然无存了。直到1903年,经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设法将它搬上了纽约舞台之后,这部歌剧才有机会在拜鲁特之外的剧院与观众见面。
瓦格纳的毕生奋斗没有付诸东流。他改变了歌剧发展历史的进程,从他之后,歌剧便再也不能是昔日旧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