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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窃取国军高级机密

  在温泉招待所的谍报网布设完毕后,南造云子又回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1937年7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前,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两名助手,混在沪宁列车的难民群中潜入南京,四处活动。她很快利用起旧日的关系,和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的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搭上了关系,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一起间谍案:封锁长江计划泄密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省候官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同班同学。黄浚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与北洋政府中的许多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交往。他写了《花随人圣庵遮忆》,记述了一些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人物史实与掌故,在当时的文学圈中有不少追捧者,颇受读者欢迎,黄浚也因此出了名。北洋政府垮台后,小资作家兼白领黄浚先生又到南京寻求发展。好在国民政府不计前嫌,向旧北洋政府官员敞开就业渠道。黄浚进入国府后,得到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进入行政院担任要职。因他有点才华,又善于溜须拍马,进而又得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东窗事发时,黄浚官至行政院机要秘书,为简任级,其地位相当于国府副秘书长。

  按照古人的评价方式,黄浚此人“虽有文才,却少德行,生活淫糜,挥霍无度”。他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公馆,经常往来二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温泉招待所时,他与南造云子也认识,但未提供什么情报。黄浚的挥霍需要大量金钱,但此时号召“新生活运动”的南京政府官员薪水不甚丰厚。早在南造云子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麽弥吉郎就以金钱为诱惑,开始了逐步拉黄浚“下水”的工程。在南造云子的美色诱惑下,黄浚迅速投降,在重金和美色之下迅速堕落成一名日本间谍。黄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了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了水。

  黄晟又名黄纪良,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外交部担任副科长。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参谋总部的高参、海军部的高级部员和军政处秘书等级别的人物,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小头目的间谍集团。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也在南京布设了军统组成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在重重监视下,黄浚和潜伏在南京的日本特务主要有两种联系方法:一是黄浚装作去玄武湖公园散步,用巧克力糖纸将情报包好,藏在一棵偏僻的大树洞里,再由日本特务取走。二是黄浚定期到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喝咖啡,将情报藏在自己的深灰色呢帽中,挂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时就会有一名日本间谍来咖啡馆,用同样颜色的呢帽,把他的呢帽取走。日本方面有什么指示,也放在这顶呢帽中传给黄浚。日本间谍将情报取走后,先送到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是一处日本人的谍报机关,然后再送到南造云子手中进行分析整理。后来黄浚怕出事,不再亲自送情报,改派他的司机王某用同样的办法去送。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封锁长江江面,一举围歼日本在长江内的舰船和陆战队的计划。此计划如能施行,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中上游,另一方面可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艇和6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机密,犹如看到了大笔的日元又进到自己的腰包,一时两眼放光。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密报南造云子。南造云子闻后惊出一身冷汗,看情势紧急,倘若经原定程序先与上级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就索性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1937年8月6日的这一天,日军驻武汉总领事和在长江驻屯的日军海军将领正在武汉出席宴会,席间领事突然接到这份密报,阅后神色大变。在传阅电文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匆忙退席,宴会主办方惊诧不已。日军军官返回后,随即下令所有军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此后数天内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全部飞速顺水而下,逃跑似地冲过江阴撤往长江口,所有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事后人们发现,因撤退匆忙,许多日本海军军官和侨民把贵重物品都丢弃在家中,甚至有的人已经把饭菜摆好,来不及吃就撤离了。

  与此同时,一份“计划泄密,封锁长江口方案失败”的报告被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引起了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在两周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驻屯上海集团尚未做好开战准备、华北和华东行动尚未统一的机会,抢在日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中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封锁江面,全歼在长江游弋的日军舰队。

  这次秘密会议属高层机密,谁料到竟然会走漏风声,让瓮中之鳖轻易逃脱。在这次大逃亡中,日军共有70艘舰艇(其中包括旗舰八重山号装甲巡洋舰,共计驱逐舰以上的大型舰艇16艘)成功撤退到长江口,甚至日本籍民船也撤退一空。等到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海军在长江扣押日本商船时,仅捕获到两艘因轮机故障未能出航的旧商船。

  虽然长江中的日军舰艇只占日本联合舰队吨位的一个零头,但却集中了日本海军几乎所有适合江河内水作战的浅吃水舰艇,这对后续入侵中国的作战行动非常重要。情报上的泄密,使国军的围歼计划落空。

  同时日本从本土增派军舰,到“8·13”淞沪事变爆发时,日军在长江口已集结包括31艘大型战舰在内的100余艘舰艇,从内地撤出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随后的上海战斗、杭州湾登陆等行动。

  不过有得必有失。南造云子在事件中及时送出了情报,使日军抢占了战役的先机,但她启用紧急情报通道,引起了国军情报组织的注意;而长江计划的泄密,也使当局大为震怒,决心清查此事,一场除奸之战在南京城内悄然打响。但到此时为止,这个狂妄的日本女间谍不但毫不收敛,反而启动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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