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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一个美国飞行员的证词
1995年5月11日，美国退役空军少将，唯一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本质及其暴行：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参加过对日战争的美军将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领并被奴役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当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那些对轰炸持异议的人或是出生在战后，或是没有受过日本的奴役。因此，他们的所谓看法和意见是非常片面的，不合情理的。
查尔斯在他的演说中说道，像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和平和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他说美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但作为这样一种心情，日本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能认为吉尔斯是在说“风凉话”。
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列举了日本在亚洲搞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认为那是所有法西斯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号，其实质是用此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查尔斯说，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军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
查尔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置历史于不顾，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们一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边又否定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人士的义愤。
此后，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和有力的观点阐述了当时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理由和必要，同时，查尔斯对现今社会上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查尔斯在他的讲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由于“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并且所用手段极其卑鄙。
查尔斯回忆说：“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查尔斯还谈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他说：“日军对待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暴行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7000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部是事实。”
是的，当时由于受到“皇国精神”宣传的毒害，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族、对国家、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的时候，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骛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失败的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并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据美国的统计，在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最初几个小时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一役：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
冲绳的战斗中，日军近乎疯狂，“神风特攻队”驾驶装载炸药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他们把这种行为认为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使美军5000人阵亡。
在谈到美国动用原子弹的原因时，查尔斯表现了异常的气愤，他说：“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将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居然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并对此不屑一顾。从美国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以争取可接受的有条件的经谈判的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轰炸。日本城市一个个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绝不投降。查尔斯说到这里，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8月6日，美国动用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武器，广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罪体。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日本本来有3天的时间用来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人却不愿放弃他们已经虚幻的美梦。在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查尔斯对在场的人用不可辩解的口气说：“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一位所谓的杰出的历史学家竟然声称，往日本投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苏联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这些人提出的所谓论据是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他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结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后果是布尔兹战役的失败。数万盟军将士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生命。同盟国就是出为此役差一点丧失大好局势，给了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机会。
查尔斯说：“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当年盟军不是动用原子弹，而是用大批的军队进攻日本本士，美军的伤亡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万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万人！你能想像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万人，好像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查尔斯对这样的论调痛心疾首。他接着说道：
“在此时此地，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据对日本作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屿——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万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万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万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美国没有选择，只能是等待，而日本则可以选择，或是继续战斗，或是投降，但是有一点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在等待中，美国的士兵在不断地阵亡。查尔斯说：“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人。”
除了上述的说法外，人们还可以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查尔斯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日本在战败50年后，其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应该懂得，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人们不无担心，也许历史正在被无情的现实进行着歪曲——对我们人类集体记忆的歪曲。
这就是现如今的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道歉的理由，因为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
与德国人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日本的这种态度无法让持正义的人们理解和原谅，也永远不会弥合心灵的创伤。
查尔斯提醒道：“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查尔斯用一个老兵的观点，用一个对生命无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识，提醒那些心灵歪曲的人，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复辟和泛滥。他指出：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和“太平洋的胜利”绝对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胜利”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事件，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的开业典礼，而不是庆祝战争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语言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么文字或话语就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将其篡改，这种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它总是想把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查尔斯用一种嘲笑和轻蔑的语气继续说道：
“解放！多么可笑的解释。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这‘高尚’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尔斯认为，这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才是真正的“蓄意”。为此，他用事实来驳斥了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他说：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迪文森把它从清单目标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在对待战争中无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尔斯说：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杀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尔斯最后讲到原子弹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今后人们应该正确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他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它总会找到途径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在高空拍摄的广岛被炸后的照片。“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互相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证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日本的确是罪不可赦，但查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并不知道，他的政府战后曾与日本政府做了许多龌龊的交易，比如释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战犯，不追究天皇责任等等。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
就像查尔斯所说的那样，大多数参加过对日战争的美军将士，和那些被日本占领并被奴役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这个看法：当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那些对轰炸持异议的人或是出生在战后，或是没有受过日本的奴役。因此，他们的所谓看法和意见是非常片面的，不合情理的。
查尔斯在他的演说中说道，像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喜欢和平和最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他说美国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作为一个民族而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但作为这样一种心情，日本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能认为吉尔斯是在说“风凉话”。
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列举了日本在亚洲搞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认为那是所有法西斯为了对他国进行侵略而打出的漂亮的旗号，其实质是用此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查尔斯说，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占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军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这是事实。
查尔斯之所以提到南京大屠杀，是因为日本的右翼势力置历史于不顾，极力抹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他们一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一边又否定曾经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不能不激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人士的义愤。
此后，查尔斯用大量的事实和有力的观点阐述了当时美国对日本动用原子弹的理由和必要，同时，查尔斯对现今社会上歪曲历史事实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查尔斯在他的讲演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发动的偷袭珍珠港事件，是由于“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这足以表明日本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国家，并且所用手段极其卑鄙。
查尔斯回忆说：“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淹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查尔斯还谈到了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他说：“日军对待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暴行也是令人发指的。巴丹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7000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这部是事实。”
是的，当时由于受到“皇国精神”宣传的毒害，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族、对国家、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毫不手软。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的时候，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骛不驯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失败的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并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据美国的统计，在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最初几个小时就死了1500人；在硫磺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万人；冲绳岛一役：美军阵亡1.2万人，伤3.8万人。
冲绳的战斗中，日军近乎疯狂，“神风特攻队”驾驶装载炸药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他们把这种行为认为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使美军5000人阵亡。
在谈到美国动用原子弹的原因时，查尔斯表现了异常的气愤，他说：“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将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军无条件投降后，日本居然认为这是荒唐可笑的，并对此不屑一顾。从美国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以争取可接受的有条件的经谈判的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的轰炸。日本城市一个个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绝不投降。查尔斯说到这里，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8月6日，美国动用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武器，广岛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罪体。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日本本来有3天的时间用来投降，但利令智昏的日本人却不愿放弃他们已经虚幻的美梦。在长崎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查尔斯对在场的人用不可辩解的口气说：“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在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一位所谓的杰出的历史学家竟然声称，往日本投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苏联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这些人提出的所谓论据是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他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结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后果是布尔兹战役的失败。数万盟军将士毫无必要地牺牲了生命。同盟国就是出为此役差一点丧失大好局势，给了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机会。
查尔斯说：“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些人认为，如果当年盟军不是动用原子弹，而是用大批的军队进攻日本本士，美军的伤亡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万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万人！你能想像这种论调的冷酷吗？仅4.6万人，好像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查尔斯对这样的论调痛心疾首。他接着说道：
“在此时此地，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但根据对日本作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在对硫磺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屿——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万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万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万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美国没有选择，只能是等待，而日本则可以选择，或是继续战斗，或是投降，但是有一点是人们不应该忘记的，在等待中，美国的士兵在不断地阵亡。查尔斯说：“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人。”
除了上述的说法外，人们还可以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认为美国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查尔斯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我从来没听过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日本在战败50年后，其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他们应该懂得，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人们不无担心，也许历史正在被无情的现实进行着歪曲——对我们人类集体记忆的歪曲。
这就是现如今的日本人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们道歉的理由，因为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
与德国人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日本的这种态度无法让持正义的人们理解和原谅，也永远不会弥合心灵的创伤。
查尔斯提醒道：“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查尔斯用一个老兵的观点，用一个对生命无比珍惜的幸存者的意识，提醒那些心灵歪曲的人，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复辟和泛滥。他指出：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和“太平洋的胜利”绝对不是一回事。“太平洋的胜利”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事件，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的开业典礼，而不是庆祝战争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语言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如果文字可以如此更改，那么文字或话语就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意义上讲，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将其篡改，这种攻击要比5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的日本巧妙地打起了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它总是想把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美化为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查尔斯用一种嘲笑和轻蔑的语气继续说道：
“解放！多么可笑的解释。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这‘高尚’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重的文明。”
查尔斯认为，这些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才是真正的“蓄意”。为此，他用事实来驳斥了那些所谓的“正义”人士。他说：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迪文森把它从清单目标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在对待战争中无辜死亡的人的看法上，查尔斯说：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杀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悔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
查尔斯最后讲到原子弹对整个世界的意义和今后人们应该正确理解和使用核武器。他说：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他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它总会找到途径来证明自己的力量。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在高空拍摄的广岛被炸后的照片。“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互相杀戮，而是生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证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日本的确是罪不可赦，但查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也有他的民族局限性。他并不知道，他的政府战后曾与日本政府做了许多龌龊的交易，比如释放罪不可赦的日本战犯，不追究天皇责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