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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护皇应变诏书”
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广播里传出了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停战《诏书》。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在日本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以后，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的早上8点，中国、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就在各自的国家播放了各国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宣布日本已经投降。而日本天皇的诏书只能在这一时间之后来广播。但是，在裕仁的所谓《诏书》播出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愤怒的人们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日本天皇只好在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当天，再一次向世界人们发布了他的第二个《诏书》，而这个诏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投降意味。就让我们细细地品味一下这里的奥妙吧。
我们平时常看到、听到最多的所谓《诏书》，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诏书》，也就是被盟国拒绝对外有效力的《诏书》。他的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肤已饬令 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主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洲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细阅读这个《诏书》，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谬误。“8·14《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弄清楚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有叫做“停战诏书”的，有称为“终战诏书”的，还有的直接称作“投降诏书”。
但是，几种叫法都一样地把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8·14《诏书》”内容的实质，即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警觉。
让我们简述一下《诏书》的背景，并仔细审读一下它的内容吧。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甚至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的集体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条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圣断”刚刚结束，有关《诏书》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开始动笔了，用了3个夜晚才正式脱稿，并曾经秘密交由著名汉学家对文字进行校订，再按日皇及内阁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作出第二次“圣断”——在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投降照会后，紧接着办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
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对它绝不可以粗心大意对待，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在《诏书》的开始，便自称“朕”，你称“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
在《诏书》中，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面对已经战败的局势，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愿接受，在《诏书》中没有任何承认战败的文字。本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的执拗主张作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
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们共同讨伐、欲毁灭之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公告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中写道：“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显而易见，就是在战败投降之时，以《诏书》形式公布出来的日本对我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日本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说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并不是觉得应该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经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四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
对于如此《诏书》，有学者指出，其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8·14《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9·2《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
“联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
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而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
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
战后已经60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故意装做不明白究竟谁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者？是中、美、英、苏四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不仅如此，它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点，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作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法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
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二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平时常看到、听到最多的所谓《诏书》，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诏书》，也就是被盟国拒绝对外有效力的《诏书》。他的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肤已饬令 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死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主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洲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细阅读这个《诏书》，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谬误。“8·14《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弄清楚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有叫做“停战诏书”的，有称为“终战诏书”的，还有的直接称作“投降诏书”。
但是，几种叫法都一样地把诏书的内容性质概括为“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8·14《诏书》”内容的实质，即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警觉。
让我们简述一下《诏书》的背景，并仔细审读一下它的内容吧。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甚至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的集体作品。1945年8月10日黎明，即裕仁就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有条件接受投降的第一次“圣断”刚刚结束，有关《诏书》的起草工作就已经开始动笔了，用了3个夜晚才正式脱稿，并曾经秘密交由著名汉学家对文字进行校订，再按日皇及内阁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才定此稿。
14日正午，裕仁作出第二次“圣断”——在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及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投降照会后，紧接着办了3件事，首先由大本营向军队拍发“遵从圣断”的命令；22时，裕仁在议会宣读《诏书》，同时由政府向盟国发出无条件投降的照会。这一过程告诉我们，《诏书》的基调是第一次“圣断”的精神，因为《诏书》并不属外交文件，所以在第二次“圣断”后并无改动，也就是说，向盟国明确表示无条件投降的态度，是交由政府的外交照会来办的，《诏书》的用意更多更深。
在研究中我们会发现，《诏书》是那般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对它绝不可以粗心大意对待，而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在《诏书》的开始，便自称“朕”，你称“尔等忠臣良民”，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分明贯通一个用词原则：讳言“降”字。对投降之事，以只可意会，不可明言的态度处理，极精简而淡化地讲了一句：“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这种态度至少反映出两层意图：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两副面孔的态度，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
在《诏书》中，通篇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面对已经战败的局势，日本人的心中是何等地不愿接受，在《诏书》中没有任何承认战败的文字。本来草稿中先写的一句“战势日非”，定稿时还根据陆相阿南的执拗主张作了修改，改成“战局未能好转”。
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们共同讨伐、欲毁灭之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公告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中写道：“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日本早就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自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成为“地方政府”，尤其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而离间分化地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这等于说，抗日的中国已经灭亡了，只有与日本亲善的汪伪“中国政府”存在，日军只是在与抗日的地方军队作战。显而易见，就是在战败投降之时，以《诏书》形式公布出来的日本对我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日本这种欲亡我中国而不能，便闭目呓语以自欺的心态，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一丝一毫的罪己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说白了，就是不得不如此，而并不是觉得应该如此。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经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是何物？分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四国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皇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
对于如此《诏书》，有学者指出，其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8·14《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9·2《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
“联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
日本天皇裕仁终于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而这一天是1945年9月2日。
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
战后已经60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8·15《四国公告》”，不提“9·2《诏书》”，却竭力提高“8·14《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故意装做不明白究竟谁是真正主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战争的终结者？是中、美、英、苏四国公告，主宰了战争的终结。不仅如此，它也主宰了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有效宣布。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布是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它是在1945年8月15日早上的7点，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的。
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它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4个小时。战争已停止4个小时，再由日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诏书》的广播只能是在投降之后，盟军占领来不及到位的时候，作最后一次皇权的示威罢了。因为日皇裕仁有能耐和神通下诏发动侵略战争，但是，战争怎样进展，怎样终结，可就由不得他了。他连“发表”和“宣布”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8·14《诏书》”，其实就是日本天皇美化侵略，逃避罪责，妄图“东山再起”的历史罪证，可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以此为法码来抬高日本天皇当年的作用。
其实这些骗人的伎俩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二战时的日本早已被正义的人们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