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西周

第一百二十一章 玉器中的西周礼仪制度和生活情趣

　　西周礼仪制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之中，包括穿戴、行走、饮食等等各个方面，而玉器本来用于装饰美化，健身等，但在西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中，除玉器的一般用途外，更增加了一层区分等级，身份的礼仪制度。

　　据《本草》说“玉味甘，生如白头公，服之延年。”这说明玉石本身是一种药物，可以健身，这是其用途之一。然而玉石经过加工制作后，其用途就多种多样了。《春秋繁露》说：“公侯贽用玉，玉润而不污至清洁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秽必见于外，故君子不隐所短。”从大批出土文物看，从这些玉器在遗址或墓葬中所摆置的位置，结合文献资料记载分析大体可以窥其一斑。《礼记今注今译》、《压藻》说：“古代的君子，身上一定要佩玉，佩玉的目的，为的是使人行走时态度从容，快慢合拍，所以古人左右两边都佩玉，并且使玉声合于徵角宫羽四声。趋则与采齐之乐节拍相应，行则与肆夏之乐节奏相符；回身行走的时候，应该走圆形。转向旁行的时候要走方形，前进的时候，玉佩容易飘举，要用手敛抑住，使玉声不急迫。逆退的时候，玉佩容易倚身不鸣，所以要把它扬起来，使它发声，像这样佩声就会铿锵合于五音了，所以说一个君子人的行止处处都不会失节的。”“天子佩用的是白玉，玄色的组绶，诸侯佩用的是山玄色的玉，朱色的组绶，大夫士佩用的是水苍玉，色的组绶，世子佩用的玉是瑜玉，杂采的组绶，士佩用的是仅次于玉的美石，用赤黄色的组绶。自世子以下、玉佩只论玉质，不明玉色，因为他们所用的玉色并不一定，不像天子能用纯色”。“平时每人都是玉不离身的，因为君子人认为玉是像征着德行，所以要长久的系在身上，无故不轻易的摘下”。

　　常见的琮、圭、璧、璜、环等玉器，一般用作祭祀礼器，也有实用和装饰的用途。

　　圭的用途，在文献记载中说法甚多，《周礼·考工记》注疏说，天子保存的圭叫镇圭。一尺二寸长。供天子朝见诸侯用的玉冒，长四寸，用纯玉质或纯色之玉作成；桓圭是公一级用的圭，长九寸，所用冒色是杂色玉；侯用的叫信圭，长七寸、冒是杂质色玉作成；伯用的圭叫躬圭，长七寸。其冒是杂质或杂色；子和男就不能用圭而是手执皮帛了。这些都表明圭在礼仪制度中的作用，它体现了阶级社贵族等级的差别。

　　此外，在祭天和祭祖中也必须用圭，《周礼》说：“天生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裸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礼庙”。祭天用四圭，祭庙用裸圭。为什么用圭祭天祭庙呢？我从大量出土物和古代神话故事考察，圭在石器时代远古时期就是一种崇拜物的象征，而这种崇拜物即是男性生殖器，最早用土制作陶祖，以后随着玉器工艺的出现和发展，进而由陶祖演化而成玉圭，它像征着男性的威力，古人认为“阳数奇也”，而“数起于一而立于三”（分别见《伏侯古今注》、《艺术类聚》卷引《三五历记》）。圭本身从数来说是1的符合，而从其形状分析，则又是男性生殖器的形象，故代表阳性，用以祭天祭庙。从《易经》卦爻分析，乾为天、坤为地，乾卦六个阳爻，所以祭天须用圭，这种习俗沿续到汉代乃不衰。风翔县先秦雍城遗址曾出土过上万件圭，西汉刘邦长陵所在地也出土了大量的圭。这都是祭祀用圭。以后随着时代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圭演化为碑，先秦时像凤翔大墓中出土的木碑，到秦以后逐渐变成石碑了。

　　有的还用圭来测量地田数，“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度）地”。（同《周礼》还有用作嘉奖征伐的物征，作嘉奖的琬圭，“琬圭九寸，而缫（籍也）以象德。（嘉奖忠义诸侯的象征）《诗经·江汉》“厘尔圭瓒”和“《菘高》篇中的“锡尔介圭”都是以玉圭作赏赐的实证。同时《诗经·民劳》的“玉欲玉女”，即以玉比喻一个人的美德一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作为镇压叛逆者的符信。近来有的同志认为圭，特别是一些干净的圭，有当时还用作针炙，是治病的工具，认为琰圭以除慝，就是除病魔除病痛。（见戴应新《神木石龙山文化玉器》《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璧也是考古发掘中常见的玉器。在文献记载中，说璧以其径的尺十衡量，其璧孔称好，孔外实的部分叫肉。《周礼·考工记》：“璧羡（郑司农注，璧羡为径也）尺度，好（即璧孔）三寸以为度。（《尔雅》日，肉倍好谓之璧）。”有的璧很大，像凤翔县博物馆所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璧，径约30厘米，它的用途一方面和璜一样作为人们的装饰品，随身携挂，另外和圭一类的玉器相配作祭祀礼器用，《周礼》说：“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疏云：“释日此圭璧，谓以璧人祗，旁有一圭，故云圭其祗为璧也。”《诗经·云汉》在描写周宣王执政期间，经常天旱，常常祭祀日月星辰而造成“圭璧既卒”（即玉圭、玉璧都用光）的事实。在这里用圭璧相配，意义在于圭代表阳性以祀日，而璧代表阴性，以祀月和星辰。最近在陕西凤翔先秦雍城宗庙等建筑遗址中经常出土用于祭祀日月星辰的圭。鞭摆放位置很有趣，在每一个璧上放一圭，有的璧上置有六圭，而后者往往多于前者，这种实物摆放法正说明了圭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代表了阳性，而璧是女性的象征，代表了阴性，用六圭当与秦人尚六和《易经》六爻有关。

　　瑗、环、的用途，主要作人们的装饰用。根据《尔雅》记载，中心孔径小于边宽的叫璧，中心孔径大于边宽的叫瑗，中心孔径与边宽相等的叫环，而在周边打了缺口的叫。瑗、环是臂饰，用作耳饰。瑗也是君子面人的信物。

　　玉璋，可分为大璋、中璋、边璋和牙璋四种，前三种是供天子巡守山川祭祀所用，《周礼·考工记》注云：“三璋之勺形为圭瓒，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则用马，于大山川则用大璋，如文饰也；于中山川用中璋，杀文饰也，于小山川用边璋，半文饰也。”同时大璋又可作为诸侯的聘礼。再则牙璋和中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贾公彦疏云：“军多用牙璋，军少用中璋……但牙璋文饰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诗经·槭朴》：“左右奉璋，奉璋峨蛾”。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说：“今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白虎通议》曰：“璋以发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阳极而阴始，起兵亦阴也，故以发兵也，是璋古用以发兵。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奉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日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从这些记载看，玉璋如同虎符一样用于军事，吕大徵认为：“兴戈之制略同。”（见《古玉图考》）有的同志认为“牙璋含有尖锐、攻击、示威的意义。”（《记广汉出土的玉器》，《文物》1979年第2期）还有的同志认为“牙璋取法来的基本器形加以艺术化和理想化，器身加长，作柄以便握持或加雕侧饰。乃是为适应壮严的礼仪和瑞玉的需要使然之。”“牙璋既源于农具来，则其用途正如戈类武器形状的瑞玉兴军旅有关一样，它必然与农事有关。我认为是用作祈年的礼器，而且其齿牙很像破土而出的禾稼的嫩芽，长长的躯干象征着禾苗根植于厚地耕土中，牙璋两侧齿牙状装饰与植物的根须又何其相似”（同见戴文）

　　玉琮，据《考工记》可分为大琮、驵琮两类，而驵琮又可分为五寸和七寸两大类，前者供诸侯作权用，后者供天子作权用。《周礼》说：“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譬琮以敛书尸”，说明琮是祭祀土地的礼器。学术界对玉琮的起源说法甚多，有的认为源于土地经界和定居意义。有的说是日常用具“方”的模仿和扩大。又有的认为是织布机上持琮翻交者，还有的说是房屋宫室中之象征，近来刘斌同志在《良渚文化玉琮初探》一文（《文物》1990年第2期）又有新的说法，认为像美州印第安人崇拜图腾柱那样“玉琮也是图腾柱信仰的产物，在这片土地上，朗渚人的祖先和他们的图腾一起创造了玉琮”。考古界较流行的一咱看法是：琮起源于手镯，本由妇女臂饰手镯转化而来的，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琮和女性自然联系在一起，从八卦易理分析，琮代表了女性、阴性。易理八卦起源很早，《周易·系辞下传》说：“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府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兴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生六子”，这些给我们启示琮的形状正好是先天八卦的形象，它本身内圆外方，或成八边、四边都是地理方位的体现，正如《周礼》“黄琮礼地”郑玄注云“八方象地”说法一样，起到了通天通神的功能，所以远古时期的人们用此祭祀占卜，故成为祭地的礼器。而玉璧则是由环形石斧演变而来的。在石器时代，石斧主要由男子操作，因此它代表了男性、阳性，成了祭天的礼器，即易理上的乾天坤地。

　　玉刀，是由农具收割工具演变而来的，她并不是实用器，而是用作下种和收割前的庆典用器。还有玉斧、玉锛等生产工具都具有这类性质。在古代开采玉石和制作玉器条件差，难度大，技术要求很高，加之玉石产量少，所以不可能把这些精品用于生产。

　　至于玉、玉戈等武器，是用作军事的礼器，往往在战争前或战后进行庆典的礼器，祈求神的保佑；在战争中似“天将天兵”，以鼓舞战士的战斗气势。

　　环、瑗、璜、项饰和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象的玉雕，当是人们生前所用的佩饰。

　　关于动物形象玉雕的艺术性是值得重视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这些动物形象佩饰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古代人们的审美观和艺术欣赏境界，更重要的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重视农牧业生产和琢玉艺人他们有极强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善于把所观察的现实感和四维创作融为一体，这是这些玉雕艺术的一大特点。像宝鸡出土的玉牛，反映了周人很重视养牛业的生产，这在《诗经》和其它典籍中记载颇多。《周礼·春官·牧人》：“牧人掌牧六牲。”郑玄注：“六牲为牛、马、羊、、犬、鸡。”贾公彦疏：“谓五官，各有牛人、羊人、犬人、人等。”而“牛人掌养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特别是周原出土的甲古文，经常记载周人在祭祀时用牛，其数量大至一次五百头，说明养牛业十分发达，然而牛不光用于祭祀，更重要的用于生产，它与人们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这种社会客观存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创作源泉，成了琢玉艺人生动的艺术来源。如玉牛它那弯弯的粗角，胖实的躯体，外表给人以水牛形象，细看又给人以憨厚、勤劳、忠心的印象，体现了雕琢艺术的精到和主旋律，这正是一切艺术的灵魂。又如玉兔，两只大大的耳朵向后仰，双目注视前方，整体表现了小够那种天生的胆小谨慎的收听周围的信息的警觉性。与玉兔的形象刚好相反，玉虎则雕琢成张牙咧嘴，四爪前扑、卷尾，异常凶猛，《逸周书·世俘篇》说周武王伐商以后“武王狩，禽（擒）虎二十有二，猫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牛有二。《诗·不雅》：“匪（彼）匪虎，率彼旷野。”这样刻画本身体现了古人对虎本身所具有的威武，勇猛有力，能去邪辟恶的崇尚。《风俗通说》：“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令人卒得病，烧皮饮之，系其衣服亦辟恶。”正如现在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携虎纹袋一样，作为神威的象征而被崇拜，是像虎一样勇敢去征服一节邪恶之观念的反映，当然也有作为害人之兽以警戒的意思。

　　西周时代的玉蚕雕刻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雕成蚕娥，有的雕成爬蚕，姿态各式各样，这与我国发达的养蚕业有关。我国是世界上发明蚕丝的最早古国，传说从黄帝时代起就能缫丝织帛了，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屡见蚕、丝、桑、帛的记载了，并以“桑”命名地名。舞蹈也有“桑林之乐”。到西周、春秋时代，我国养蚕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关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已普遍种桑养蚕，《诗经·彬风·七月》生动地描绘了这种事实：

　　……

　　爱求柔桑。（去采摘喂蚕的嫩桑）

　　春日迟迟，（春来日子天长长）。

　　采繁祈祈。（许多人们采蒿忙）。

　　女心伤悲，（姑娘们心里正悲伤）。

　　贻及公子同归。（怕和那公子哥儿们同行）。

　　……

　　蚕月条桑，（养蚕的季节去理桑）

　　取彼斧。（拿的斧儿亮光光）。

　　以伐远扬，（杂长的枝条砍个光）

　　猗彼女桑，（就养矮树身旁采摘忙）

　　七月鸣，（七月伯劳在叫唱），

　　八月载绩。（八月人儿绩麻忙）。

　　载玄载黄，（丝麻染的颜色有黑也有黄）。

　　我朱孔扬，（我们朱红色的更鲜明）。

　　为公子裳。（替那公子哥儿做依裳）。

　　（据金启华：《诗经全译》）

　　此外在《彬风》、《小雅·南山有台》、《小雅·小弁》、《小雅·百华》、《秦风·车邻·黄鸟》、《大雅·桑柔》等诗篇中描绘了种桑摘桑养蚕的事迹。像这用这么多诗篇，在二千年前的时光，大颂特赞养蚕业，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所以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丝国，这是名副其实的。

　　周代的玉雕鱼，也是多种多样的，光在《诗经》中出现的鱼类就有鲨鱼、鱼、鲤鱼、鲂鱼、嘉鱼（武昌鱼）、鱼（鲜子鱼）、鳟鱼（红眼鱼）、鱼、鱼、鱼、海鲨鱼等十五种之多。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虫类等，诸此丰富的艺术源泉，为我国古代玉琢艺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总之，古代的玉雕艺术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而且形象感人，艺术造诣很高，每件作品均给人以很深的艺术享受。古人往往把玉比成德。由于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玉色分成五色，认为玉是天地之精和阳精玉纯之品，吞食了可以延年益寿，甚至作为死后保护尸体不腐的保护剂。这种玉雕制品神秘化的做法，当然是糟粕不可取，但从这些玉器所反映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高超的琢玉艺术去观察分析，她与青铜文化一样，是我国古文明古文化的又一枝鲜艳灿烂的艺术之花，不仅是现代玉雕工艺推出新创造新工艺的源泉和基础，也是发展现代美术工艺和现代美术的重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