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的研究,当前在国内外成了一门热门课题,有不少著作相继问世,这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逐步揭开我国古代风水的合理内函,摈弃其迷信的糟粕。其实,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它方面的称为“阳宅”。风水施加于居住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是对基址的选择,即追求一种能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满足的地形条件;第二,是对居住的布置形态的处理,包括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人口、道路、供水、排水等因素的安排,第三,是在上述基础上添加某种符号,以满足人们避凶就吉的心理需求。(见潘谷西:《风水探源·序》)。这是迄今对我国古代风水文化的较完整、较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下边我们遵循潘先生所说的思路,对照周原建筑基址的选择、自然环境和建筑功能的实际来探索当时风水文化的一般面貌。
首先是选址所表现的风水学。大量的文献记载表明周人早在公刘时期就十分重视对山川地理的考察和审势,《诗·大雅·公刘》:
笃公刘
于胥斯原
逝彼百泉
瞻彼溥原
乃陟南冈
乃觐于京
京师之野
于时处处
……
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
……
度其原
彻田为粮
度其夕阳
豳居允荒
……
于豳斯馆
涉渭为乱
取厉取锻
止基乃理
这首诗告诉我们,公刘由邰地(即今武功县)迁居豳地时,非常重视居地的用水,对当地的自然地形、地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视,一丝不苟,可以看出公刘在当时条件下对山、水、树木进行过全面巡视,在考察的基础上丈量土地,确定建筑基址范围,并测量日影,来确定建筑的朝向。
到古公宜公迁居周原时,这种风水文化又有了新的进展。《诗·大雅·绵》篇说:
爰始爰谋
爰契我龟
曰止曰时
……
乃左乃右
乃疆乃理
乃宣乃亩
自西徂东
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
乃召司徒
俾立家室
其绳则直
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
从诗意看,古公直公来到岐山之阳的周原同样不是盲目行动,是由周原的地埋环境所决定的。同诗说“周原朊厩,堇如饴”,表明周原土地肥沃,其它地方不可比。《史记,周本纪》说“止于岐下”,即指岐山之阳。岐山山脉形势险扼,蜿蜒曲折,犹如一条神龙,箭括岭海拔900多米,两峙相对,气势雄伟,“地脉之行止起状日龙。”而起状有晕,生气勃勃,十分吉利,阴阳分明。从岐山本身说,有阳有阴,而在其山南选址建都盖房,形成房子与岐山为阳与阴的大环境关系,正像《易经·系辞》说:“负阴抱阳。”这就使建筑获得了很好的朝向和通风条件,给人们提供了较理想的磁场和气场,无疑对人体健康是十分有益的。
岐山之南面临滔滔的渭水和沛河,据史念海先生研究考察,古伟河是现在的洎沟河,横水河组成的,并说位于今吱山的小横水河当是周人“自土徂漆”的漆水,这与金启华先生译注的《诗经全译》“从杜水迁到漆水侧”的说法是一致的。从河水势看正处在当时岐邑都城之南。这正与风水术所要求的建筑村落要定在以水环抱的一边相似。
同时从周原几处建筑基址均在夯土的高台基上,比原地面高出近1米左右,歧山凤雏村基偏西北10度,并都选在离山水不甚太远和太近的地方。这与后世风水选择阳基的要求也基本一致,即与“喜地势宽平,局面阔大,前不破碎,坐得方正,枕山襟水”“喜东南压西北”一样。
卜宅与相宅是商周时期普遍盛行的活动,这一活动源渊很早,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有《轩辕本纪》说“黄帝始划野分州,有青鸟子善相地理,帝问之以制经。”《左传》说“青鸟氏”是“少吴之国”以“百鸟名为官”的天文历法官。这说明黄帝时代随着农业生产的需要已经有了“仰观天文”牙口“俯察地理”的风水文化了。并使建筑地与天候、地理紧密相连,此与现今的“环境学”、“地质景观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关于卜宅的刻辞屡见不鲜,如:
子卜、宾贞、我乍(作)邑。(《乙》587)
乙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乙》570)
在周原出上的西周卜辞中也有反映。如:
“乍(作)三立(位)”(H11:24)
“大乍(作)其……(H11:118)
“六年,吏乎宅商西”(H11:8)
反映在《周易》中的也有十几条,如:
“利用大作,元吉,无咎”(益卦初九)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邦”(益卦六四)
从以上内容分析,当时人们的卜宅目的主要为了选址和选择兴工动土的良辰佳日。
所有这些反映了周原岐邑都城和其城市建筑的确定,在当时已与风水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而有许多地方已经萌发了衡量风水的标准。如居于高处,南朝河、湖;面南而居,建筑群的外部环境应前低后高,前有谷水或湖,后有丘陵,大山或高地,以及便于排水,树木种植等等,有这样的地埋环境,亦即后来堪舆学中的舆,就能兴旺发达,有生气,有吉祥。反之,则一切无利,大祸降临。事实上揭开了人体科学与自然相互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奥秘。
综上诸方面的叙述,我国传统的古建筑到了周初,亦即古公宜父迁居岐阳以后,由原来比较简单的土木结构,经周人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在规划设计、建筑用材、营造技术、装饰色彩、排水设施和反映天文、地理知识的风水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并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建筑也被纳入等级制度,有了专门管理建筑工程的官吏和部门,自此以后,中国建筑就在此基础上逐步登上了宏伟、壮观的大堂,成为世界独秀,以其久长的生命力和鲜明的特色巍然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成为东方文明跻身于世界文明宝库的佼佼者。
综上所述,周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的发现确实是考古界的盛事,正如1979年国家文物局在周原召开的《周原建筑遗址现场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考古、古建方面的学者、教授评估的那样:“周原西周宫室建筑遗址的发现,在我国西周考古史上还是首次,而且遗址规模宏大,保存相当完整,这在国内也实属罕见,这些建筑遗址的发现对我国考古建筑的研究,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和科学价值,它不仅对于探讨西周时期的宫室制度和礼制制度等提供了史书记载上所没有的珍贵资料,特别可贵的是,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23)同年周原考古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重要发现之一。不久,周原遗址又被公布为全国国家级的第三批保护单位,目前陕西省政府正着手把周原遗址规划为以周文化为中心的文物旅游点,以更好地有计划保护和建设新周原。
至于对周原遗址的研究,目前也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对有些问题正深入之中。对遗址的性质,虽有争论,但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能发现周王陵之时就是结论之日,王器在周原已有出土,如厉王胡簋就是一例,但为数甚少,还不足以证明周王经常在周原居住活动的依据,为此,所有的疑问都在呼喊着周原考古的继续深入开展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最近关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与研究,因为该建筑基址至目前为止还未发表简报,只是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消息,从消息透露的材料看,该建筑基址的规模布局与凤雏、召陈相比较,各有千秋,无疑为深入探讨凤雏、召陈西周建筑基址的性质又增添了新材料。
中国青铜文化,以其独有的精湛工艺和娴熟的铸造技术,以及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也是其世界人美文化宝库中的精华之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精彩、最生动、最古老的瑰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