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迁都镐京与分封诸侯
武王克商后,为了更方便的统治东方,便迁都到镐,即今长安县沣水以东。据考古发掘勘测其位置在今沣河中游东岸,北到洛水村,南到斗门镇、东至昆明池故址,西至水故道(胡谦盈:《沣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沣镐位置》《考古》1963年第四期)。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安定人心的措施:首先大造舆论,给全国广大人民宣布克殷灭商是奉天命,行天道,是执行上天的命令,这种天命论在当时确实是起了重大作用的。第二把殷墟一带封给纣王儿子武庚(禄父)叫他管理殷民,以殷治殷。为了监视其行动,又把自己的弟弟管叔鲜封在郡州一带的管地。蔡叔度封于上蔡(在今殷墟以南),霍叔封于霍(即今山西霍县,殷墟以北)这就是“三监”,他们的任务是暗中监视武庚。
第三,为了取得商奴隶主与周人合作,首先给商王朝威望高的大臣平反昭雪,命令召公将不满纣王而装疯的箕子,从监牢放出。命毕公将其他不满纣王而被关的贵族全部放了出来。并命令闳夭到比干墓前凭吊,把他的墓修建了一番。为商容这位贤人新修了住房,表示对他的尊敬。与此同时,命令南宫括把纣王的财富散发给平民,把巨桥的粮食分给没吃的穷人,达到了争取民心的目的,也缓和周人与商人之间的矛盾。
第四,为了取得愿与商族矛盾的古老部族的支持,封神农之后于焦(今河南陕)黄帝之后于视,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一带),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他们也成了监视和率制商人的重要力量。
尽管这些措施都很有效,但是周人原来统治的地盘不为商人范围大,现以如何加强对被征服的商人和基其属国诸侯加强和巩固周人的统治,仍是一个大问题,武王为了此事,克殷回京后“夜不能寐”,不久操劳过度,于灭商二年后就病死了。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暂时由周公代为摄政,这就是“周公摄政”。此事引起了管叔、蔡叔等人的不满,说于成王不利。武庚借此机会利用矛盾,与管叔、蔡叔、霍句接一起,并纠合了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殷朝的属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和太公望、召公领兵东征,杀掉了武庚和管叔、蔡叔被流放。接着又灭掉了薄姑、熊、盈、徐、奄等各国。这次东征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是周王朝生死存亡的又一举动。
此后周公又在武王分卦诸侯的基础上,再度分封各地诸侯造七十一周之多。其中堆姓五十三人之多,这些都是文王、武王、周公等人的家人,文王的儿子被封于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郇。文王之弟封在东虢、西虢;武王之子封在、晋、、韩;周公之子封在凡、蒋、邢、茅、胙、祭。这些封国掌握和统治着全国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同时周公封微子于宋,让他统治殷遗民,因为微子对周人是比较制服的,并在殷人中是有影响的人物。
康叔是武王和周公的弟弟,分封于卫,管理的地区是殷人居地,其“殷民七族”的大批奴隶都分给了他,这七族是有技术的手工业者,主要有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卫康叔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保存了殷人旧有的制度和法律。另外在经济上把卫国的土地按周人的办法分封给自己的子弟,令商朝的种族奴隶去耕种,这一政策在古文献中称为“启以商政,缰以戌索”(《左传》定公四年)。
唐叔是成王的弟弟被封在山西原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除统治这些原有的夏人外,还有“怀姓九宗”也由唐叔统治。同样唐叔在经济上实行“缰以戌索”的政策,叫这些“怀姓九宗”的人得到土地后给唐叔交纳税贡,在政治上基本保持夏人原有政治制度,这叫“启以夏政”。这里的“怀姓九宗”是指居住在山西的戎各部落。唐叔死后,其子燮继位后,迁居到晋水旁,改国号为晋。
太公望,初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在平定“三监”叛乱后,他又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国都设在营丘(今山东临淄)。以后他又对东夷征伐,扩大了地盘。太公望在齐国对原来的奴隶制关系不变,实行“简其君臣礼”。从其俗继续以对他们“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太公望实施的定整套“平易近民”的政策,促进了齐国工商业的发展,在齐诸侯国中成了最富庶的国度。
周公的儿子伯禽,在平叛“三监”叛乱后,从河南鲁山封到奄国故地(山东曲阜),建立了鲁国,成了鲁公。冯其父周公之功勋,不仅得到了丰厚的赏赐,还得到“殷民七族”的赏赐,把这殷民的条氐、徐氏、簿氐、素氏、长勺氏、尾勺氏等七族的奴隶,都赏给了鲁公。
召公初封河南召陵,武王灭商后,改封于燕(即今北京),其大儿子为第一代燕侯。召公在镐京为“三公”之一,管理西方政务,周公管理东方政务。这种分封政策对安定殷民和东方诸小国的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殷民和原殷商的诸侯国都逐渐顺从周人的统治了。
③“何尊”铭文与营建东都洛邑
关于成王近都洛阳的事,古文献记载不详细,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对此提供十分有价值的资料,此器底内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据学术界研究,该器的主人是何,他是虢公的后人。铭文记载了成王五年,他随同成王迁都成周,他听完诰命后得了赏赐,所以他为了纪念此事作了此尊。铭文揭示了武王灭商后,欲迁都至洛阳的事实,证实召公“相宅”于洛滨,周公“营筑”洛邑的文献记载是可信的。另外,铭文中的“唯王五年”,说明周公还政于成王以后的第五年,说明周公摄政前后七年不包括成王亲政的年数。同时也确证迁都之年是成王五年。而在铭文中第一次记载了“中国”之名,这应是我国国名的最早记载。
三、墙盘铭文评周王与西周的灭亡
在1976年冬天,扶风县庄白大队的农民,男女老少忙着平整土地,我们刚吃午饭之前,刘连山同志急急忙忙到我住处兴奋地告诉我说:有重大发现,庄白农民挖到一窖青铜器。我听后,哪还有心思吃饭,顺手在灶房掰一个馍头,边吃边走,和刘连山同志很快到了现场,一看到满满的一窖青铜器,高兴极了,当即召集在现场的考古队员商量发掘清理,并劝阻农民在此平地拉土,组织民兵值班保护现场安全,当时罗西京同志已在现场工作,他是发掘老手,很有经验。另外安排西北大学考古系刘士茂教授参与发掘。说也奇怪,人的机遇是十分重要的,就这一天北京大学考古系师生才离开周原到西安,那时通讯设施很差,又没有手机,打电话也找不到他们,所以只好自己动手了。
经过几天枪救性清理发掘,很快清理完毕,把所有的铜器放在周原考古队扶风(沟东分队)工作站院子里,共103件。经清洗有75件铸有铭文,尤其是墙盘的铭文最长最重要,计字284字,当时属1949年以来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铭文内容分为两大段,第一段叙述和评价了西周前期的文、武、成、康、昭、穆、共等七个王的业绩。后段记载了微氏家族七代世系的家谱及其与周的关系。
这批青铜器有觥、簋、壶、尊、盘、等加上另一批五件,共108件青铜器,都是该村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他们发现后立即报告给我们,当时农民觉悟很高,不要任何代价。我们为了表彰此事,给该队奖了一辆农科拖拉机,当时拖拉机在农村并不普遍,所以他们也十分满意,进一步调动了他们保护出土文物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后类似此举,层出不穷,我们亲身在周原八年多岁月中都为此受教益颇深。
墙盘铭文前半部分的原文是:
曰古文王,初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
武王,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虚,伐尸童。
害至成王,厂右刚,用肇周邦。
康王,尹疆。
鲁邵王,广能楚荆。佳(狩)南巡。
穆王,井帅宇海,宁天子。
天子文武长剌(烈),天子
无自。祁上下,亟慕、吴亡复,上帝司、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蛮亡不。
第一节是对文王的评价,意思是文王初年周和于政,政治上得到臣民普遍拥护,上天给他降下美德,光有天下呈民、合受到万邦的朝贺。
第二节是说奠定周国边疆的武王,征伐四方,打败了强大的殷商,又征伐了戎狄和东夷。
第三节是说,公布了宪令聪明智的成王,左右有各级刚强直爽的大臣,用他们治理周邦。
第四节叙述说恭敬明智的康王、堇政天下亿亩土地。
第五节说,年壮的昭王,广施仁德于楚荆,对其采取柔政策,难狩南巡。
第六节是说神明显的穆王,接受了大的教诲,(指祭公谋文的教诲)继承了天子安定天下的措施。
第七节,于子(指慕王)继承文王、武王的大业,使天子眉寿无害。采取的行政措施是提拔了各级大臣,使近者喜、远者慕,好似是天光辉照在远近臣民的身上。
关于文王、武王的功业,与我们前面叙述的内容是一致的,不赘。现在就第三,第四等节对成王、康王的评价,结合文献记载谈几点意见成康之治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助摄政七年光景,周公东征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巩固周八内部团结,保障边疆安定,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要求大臣们,各级官吏、所有诸侯贵族、少数民族和全国的臣民,都要按照礼制规定行事,这套礼乐制度充分体现了奴隶社会中君臣,父子、亲疏、尊卑等森严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大雅,北》)这正是当时天子是最高统治者的极好描写。阶级等级区别十分严格,不同身份的人实行的礼也是不同的,加上宽猛结合的弄罚制度,对稳定周初王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直被后人所尊崇、到处为了建庙纪念收山县的周公庙规模最大周公远政成王后,成王尽管一度怀疑周公篡权、但始终按照周公的教诲、小心谨慎 地处理政事,都能按照周公的礼乐制度行政,并常以周公的《无逸》《多士》的要求从严要求自己。同时当时周王朝经周公多年经营后,敌对势力全被消灭,分封的各地诸侯也成了周王朝支柱,这样到成王执政时天下安宁,生产发展了,各种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加上"牛田制"的实行,促进了经济发展,《诗经·周颂·丰年》说:丰年多(稻子),亦有高(高大的粮库)。
万亿及廪秭(数亿至亿曰秭),
为酒为醴。
当时边疆各地少数民族也来周王室纳贡,四鄱友好关系出现了新气象,据传东方的倭人贡了草。东北的肃慎,西方的羌族,南方的裳等都与周室建立的友好关系,扩大了周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
成王执政三十多年,成王死后,康王(剑)继位,并由大臣召公、毕公辅助,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康王生活节俭、处理政事稳健,当时生产稳步发展,国家安宁,据说四十多年内不用刑罚。《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这说明所法的人少了。当时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周王朝的国力比以前强大了,为此历史学家把这一段时期称为“成康之治”,这与墙盘铭文的评价是一致的。以往出土的大小孟和史篮都是康王时器,其铭文记载了征伐戎狄的战争,说明了当时国力的增强。
昭王南巡丙不复返
康王死后,昭王(瑕)立,《史记·周本纪》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率不赴告,之也,”这一记载与墙盘铭文内容附近。
楚荆即楚国,本是淮夷的一支,商未被灭,与商的联系十分密切,周灭商后,曾与纣王之子武庚等串通一起叛乱,被周公征服,准夷的一支只好沿长江向西发展,定居于长江中游,汉水流域,到周成王时,楚国贵族熊绎被封为“子”爵。几次来岐周参加祭祀和照会。与周的关系较密切,这在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二片记载了此种关系。其中一片明确讲“楚子来告”。当时楚国经常向周纳贡财物,到昭王时楚国纳贡不那么积极了,所以刚继位不久的年壮的昭王,对此也大为不荡,这就是引发昭王南征的重要原因。
关于昭王南征的时间有二说、一是昭王十六年,一是昭王十九年。《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竹书纪年》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漠,迂大靡长臂多力,游振得得王,周人译之。”
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以下几点意思:首先肯定了昭王末年因南征荆楚跌落 水中而被淹死,尸体被部下叫辛余靡的拉上岸。其次,昭王和祭公淹死时间当是南征返回凌江中淹死的。说明楚人用计谋,佯败后胜。第三,如何落水的呢?一说是梁败”,即吊桥断了而落水。二是昭王坐了楚人造的船,而此船是楚人估意用胶水胶的,见水稍长就化开,致使船波人淹。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昭王是上了楚人的当导致身亡,这是楚人战略上的胜利。这件事对周王朝来说是极不体面的事,大失声威,为了欲盖弥障,故周王室只装不知道,说昭王到南方巡视去了。以后楚国日益强大,春秋吞成了七雄之一。
(3)穆王西行
昭王死后,他的儿子荡继位,历史上称穆王,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最著名的旅行家。前章说到昭王战死于汉水,西周兵力损失惨重,到穆王时西周已经历了百余年,此时“王道衰弱”,边远少数民族也不来朝贡了,西周由盛转弱,穆王一上台想改变这种局面,不顾祭公谋父的反对,用兵征伐此方的大戎(亦称戎狄部落)虽然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白狼和白鹿,宝刀等战利品,并俘获了大戎部落 的五个首领,但导致了以后“荒服者不至”,即边远少数民族也不来了。
穆王为改变这种局面,加上刚打通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于是决定长途西行,用请客送礼上门的办法,联络与西方各地民族的感情,由造交驾驭马车,大队人马“周游天下”。传说向东步走了二亿二千五百里,向西走了一亿九万里,向南走了一亿七百多里,向北走了二亿多里。尤以西行最为神奇。
《穆天子传》说穆王西行过程十分详情,记载了从成周出发,沿大行山西侧,渡黄河,经山西的雁门关一带,到达内蒙的河宗部落居住地,受到河宗部落的迎接,并献给穆王宝马,皮等礼品,在此游玩了几天,在河宗氏人的向导下,继续沿黄河西行至甘肃兰州附近,直到酒泉昆仑之颠,察看名胜古迹,游黄帝之宫,并举行隆重的祭山典礼。关于昆命山的有关史料很多,杨宽先生说:“汉代敦煌郡有昆仑塞,或称昆仑障,在今甘肃酒泉南。”(《西周史》618页),崔鸿《十六国春秋》记前凉酒泉太守马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谓此山也。”所谓酒泉南山即是祁连山,海拔5547米,是我国著名的高山,颜师古云:“匈奴谓天为祁连,”故祁连之名来源于匈奴人之口,此为祁连山可上通到天,又以为祁连山顶作穹隆形,被称为“昆合之体”。“从《穆天子传》看来,昆命之丘是这座山的总名,舂山是这座山北面的最高峰”“天子北升胡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难天下之高山也。”认为穆王的这些活动都在昆命之丘的范围之内。(杨宽:《西周史618—619》)
周穆王参观了舂山风景后,再往西走到了赤鸟氏部落。据说该部落的人“多青眼赤发”,这个部落早在太王父时曾把大女儿嫁给了赤鸟氏首领。所以说“赤鸟氏先出自周宗”,赤鸟氏亦即是住在敦煌、祁连山间的鸟孙氏。周穆王到此后受到了隆重热情的热待,相互赠送了厚礼。经后又以过曹奴部落,然后到了黑水,又沿黑水前进,在群玉之山休息了几天,又经过剞闾氏,韩氏等部落接待后,到达了西王奴之邦。为了表示友好,双方馈赠了重礼。周穆王在西王母接见他时,约请西王母到他住的瑶池来参加宴会,席向双方交谈十分融洽,西王母唱了歌,周穆王写了诗,以表双方的友谊。据说西王母之邦离开新疆还有三千多里,穆王最后又从这里到达了二千多里的“飞鸟解羽”之处,据研究这是中亚地区。
以上故事均出于《穆天子传》,而杨宽先生研究认为该书是河宗氏人口传的历史经历,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为此说明周穆王时期的周人已具丰富的地理知识,也说明了周朝与西域各国,乃至中亚细亚已有友好交往,这是十分珍贵的最早的中西外交史迹,周穆王这一壮举《墙盘》铭文虽然没有详说,但第一句的评价“神明显赫”似乎概而言之了。
至于后句安定四方天下,也是历史事实,穆王时曾东征安徽一带的淮夷,载方鼎载方簋等铭文都有此记载。南边征伐了杨越至九江。
(4)满历王离京与宣王中兴
穆王死后,共王立,穆王执政达五十五年之多。共王继位后,曾灭密国。共王死后,其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懿王崩,共王第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是为夷王。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这说明穆王以后西周各诸侯的势力越加强大了,可以左右天子了。西周王朝发展此时,已进入了中、晚期,到幽王就灭亡了。这个时期周王朝曾一度与少数民族发生战事,有时失败,有时胜利,最著名的一次是夷王时期曾派虢季子白领兵出征居住在大原的戎狄,取得了胜利,斩首500,俘虏50人,虢季子白为此得到了周夷王的厚礼。
周厉王继位后,重用荣夷公这个大臣,此人颇有横征暴敛的阴谋,周厉王特别赏识他,采纳了他的“专利”之见,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制,向平民、贵族征收税收,并禁止山林川泽私营化,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秩序阻挡历史车轮前进。并不许老百姓提意见,为此当时的大臣看到这样作,对周王朝统治是不利的,有叫满良夫的大臣曾劝说厉王,叫他不要听荣夷公的话,但他固持己见,不仅不听,反而提升了荣夷公的官位,命其为卿士,权力更大,搞得全国上下怨声载道,到起了“国人”即平民、手工业者、商人和一些贵族的不满,到处可以听到谤周厉王的言语,也就是批评周厉王的意见。厉王不仅不听,反而大为恼火,竟然不令说,谁给他提意见,议论朝政,就把他杀掉。这样搞得全国上下的人都不敢说话,有意见只是互相使使眼色表示不满,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道路以目”。三年过去了,厉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高兴的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听了后,毫不客气地语重心长的说:“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乐,史献书师箴,嗖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一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他还用生动的比喻说,大地山川能不断地生出财物来,而人的嘴能表达出心里想法,评论政事的好坏,老百姓说好,你就去作老百姓说不好,你就改正。召应该让人把心里话说出来,怎么能堵住呢,堵他们的嘴。使其敢怒不敢言,是十分危险的。但厉王对公的婆心苦口的话置于脑后,根本不听,照样搞贪财的“专利,”三年后,火山爆发了,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赶走了厉王。即“厉王奔彘”。
厉王不听大臣们劝阻,一意孤行,专行”变利“政策,又不许老百姓讲话,完全失去了民心,由于税收加重,一些贵族负担加重了,土地兼并侵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还有那些政治斗争中失败者也沦为平民,破产的贵族怨天尤人,加上天旱,虫灾《诗·大雅·桑柔》说:
天降丧乱,老天降下这灾荒。
灭我立王,伎我庄稼难生长。
降此蟊贼,蟊虫贼虫往下降。
稼穑卒痒,庄稼一起都受伤。
哀恫中国,可怜中国竟这样。
具赘卒荒,处处危险,处处灾荒。
靡有旅力,没人贡献出力量。
以念穹苍,时常来想到那上苍。
……
大风有隧,大风吹呀真迅速,
贪人败类。贪人败坏那善类。
听言则对,恭维他呀就答对,
诵言如醉,批评他呀装酒醉。
匪用其良,不用那些善良人,
覆俾我悖。反而使我们犯了罪。
(上引金启华:《诗经全译》736—738页)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时遇到了特大旱灾,加上蝗虫的虫灾,使老百姓颗粒无收,加之厉王实行“专利”后已成“私田”的也被国有化了,迫使人们走投无路,忍受不了周厉王的残暴统治,怒气冲冲的“国人”和一些贵族一起在宗周暴动了,他们手持棍棒,斧子打到周王宫来了,厉王被逼得偷偷逃走,渡过黄河,逃到彘(今山西霍县一带)
这件历史事件说明在恭王时代就孕育着到封建主义的土地私有制,此时更为发展了,意味着就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成长,旧有的奴隶主占有一切的国有土地制度,逐步走下坡路。也标志着我国奴录制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
⑤王室衰微与天灾人祸
厉王被国人赶走后,其子静藏匿在召公家,在召公的保护下,保住了性命。自这次国人暴动后大大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每况愈下。厉王一走,所以京畿范围之内的统治只好由周公、召公二相代理天子执政,这就是历史上的“共和”时期,共14年。以后厉王死于山西,召公、周公二相辅助,立厉王之子静为王,这就是宣王。
宣王时期是比较好的时期,历史上你“宣王中兴。”由于宣王受到周公、召公帮助,威信较高,像鲁武公等诸侯开始来朝了。出击战争的成果也有了,如长安县出土的多友鼎铭文就记载狁侵犯京师,武公“析讯廿又三人,俘戍车百乘一十又七次乘’等几了击狁的战这一评价是十分正确的。这种连年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宣王伤南国之师惨重,兵源缺乏,他要“料民”,重新统计人口,以便征兵,激起了大臣们的反对。
同时,从厉王以来,天灾不断,不是旱灾就是虫灾,老百姓无法活命。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勾心斗角,不务正业,贪污腐败,暴虐百姓。《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史记》说:“共和十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秋又大旱。”天灾人祸交迫,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又不敢说话,只好用诗来抒发心里的不满,《诗经·大雅·云汉》和《瞻印》都属这类诗篇,《瞻印》说:“人有土田,女(汝)仅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无罪,女(汝)仅收之;彼有罪,女(汝)覆说(脱)之,这就是说执政的贪宣污吏倒行逆施,颠倒是非,贪赃枉法,恣意掠夺“土田”和“民人”给有罪人开脱,拘捕无罪的好人。司法腐败到极点。接着又说幽王时期:“妇有长舌,维厉之际。乱匪(非)降自天,生自妇人。”指斥周幽王宠爱褒姒,褒姒搬弄是非。
正因为如此,迫使居住在陕西的周人纷纷东迁。原住在陕西华县的郑国迁到今河南新郑去避难了。把财产运到那里寄存在东虢,邻国保存,作好逃难准备。
原住在周原、宗周的周人也纷纷东迁,而秦人趁周王朝衰落之机,逐步强大,《史记·秦本纪》说:“秦独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成反王室,灭犬丘太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戍。西戍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舌戍。弟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第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戍。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地骆大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这样甘肃天水西南之地都给秦人了。这里的秦庄公就是虢季子白盘和不期簋铭文中的不(丕)其’,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的庄公之名为“其”。
(6)从骊山烽火台谈千金买笑失江山周宣王死后,其子宫继位。这就是历史臭上名昭著的周幽王。他继位后老天爷仍不帮忙,天早的使川泽干枯,赤地千里,人们连树皮草根都吃不到,老百姓四处逃亡,哀鸿遍野。
不仅旱灾不断,地震也来了。“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此处西周指镐京,三川指泾、谓、洛三条河流。“三川竭,岐山崩”说明这次震中位于岐山的大地震破坏力极大,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天灾不息,而人祸又不止,周幽王继位后,在用人上也犯了极大的错误,启用虢父为卿士而虢石父“为人巧,善好利”“国人皆怨”。
更为甚者,周幽王本人是个好色之徒,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挥霍浪费、不务朝政的享乐之中,为使其妃褒姒一笑,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导致国亡身死。这是怎么会事呢?我们先从陕西临潼骊山现存的烽火台遗址说起,该台位于骊山半山腰骆山位于西安市临潼区南门外,海拔1256米。
烽火台是古用于战争的信息传递,因古代交通和通讯都十分落后,靠马送信速度很慢,故发明了在高台上点燃烽火传递和报告军情,而这种烽火都是用狼粪燃烧的,在高台上燃烧的狼烟直上云霄,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一旦见到狼烟就知军情告急,即刻派兵前难救助,古代用于军事的这种烽火台是很多的,隔一段路设一个,所以敌人来攻时“狼烟四起”,处处告急。
褒姒此人长得特别漂亮,但平时从不发笑,尽管终日山珍海味、绫绸缎,花天酒地,她似乎无动于衷。周幽王为了叫她笑口开开。千方百计,使出不知多少花招,仍然不笑,于是周幽王在没有军情的情况下,故意点燃烽火,他自己在一边打鼓。和褒姒边喝酒,边看下边发生的情况,他一点烽火,四处诸侯见到“狼烟皿起”,于是纷纷率兵前来救助,诸侯们领着大队人马,全副装备。前来一看,周幽王和褒如安然自在,还在唱酒作乐呢,这些前来助战的诗和将士们,只好掉转马头灰心丧气地走了,场面十分狼狈,褒姒见到了这种混乱而上当受骗的局面后,高兴的笑了,周幽王看到褒如笑了,他十分高兴,以后就用同样的方法来逗诱褒姒发笑,可是诗来的人越来越少,一次比一次减少,最后没有人来了,都知道是虚报军情,“至而无寇”。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曾国和犬戎一起兴师进攻居住在镐京的周幽王,此时周幽王手忙脚乱地叫点燃烽火,可是诸侯们一个也没有来,於是镐京被攻破,周幽王和褒姒匆匆忙忙逃出王宫,逃到临潼的骊山脚下,被戎狄的联军追上,杀死了周幽王,俘掠了褒姒。镐京被戍人烧杀抢掠一空,残破不堪,国库中的珍宝财物全被洗劫殆尽,从武王到幽王灭亡共十一代十二王,历经沧桑二百五十七年的西周王朝灭亡了。此后各国诸侯得知此情后,卫、晋、郑、秦都派兵前来救周,戍人仓惶逃走了。各国诸侯便与申侯,曾侯商量,立原太子宜为天子,这在历史上称周平王,由平王开始的周因旧都镐京废于战火,破烂不堪,加之戍狄都还分散在镐京附近,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因此在公元前770年,平王在各国诸的帮助下,东迁到洛邑,自此后周王朝称为“东周。进入东周以后的周天子,形同虚设,权力被控制在诸侯手中,而各诸侯国互相争斗,强并弱、齐、楚、秦、晋逐渐强大逐渐形成七禁止七雄。进入了大动荡大分裂的历史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
平王到东都洛邑时,秦襄公护送他“东徙洛邑!立了大功,所以平王先封他为“大夫”,后又提升为“诸侯;并把岐周以西的大片土地都赏赐给秦襄公,《史记·秦本纪》说秦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诸侯叛之。西犬戍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戍难杀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同时平王还和公襄秦签订盟约,同意把被犬戍占领的岐、丰、一带土地夺回来后也归秦襄公新有,从此秦人正式成为西方强大的诸侯国。
秦襄公护送周平王凯旋归来后,感到十分荣耀,志骄气满,故在凤翔西时刻石纪念,即流传1至今的《石鼓文》,也就是在鼓形的石头上刻字,以此纪念这次护送有功的事件。虽历经千年风化,此石至今仍保存着三百二十一字,是研究周秦历史的重要姿料,原件保存在北京故博物院。宝鸡市青铜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均有复制品。历代文人对此十分重视,评说颇多。唐韩愈作《石鼓歌》说:“张生手持石鼓文。对我试作石鼓歌。少凌无人谪仙死,才薄将秦石鼓何?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干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佩鸣相磨。篡于岐阳骋雄骏,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泐成告万世,凿石作鼓嵯峨。宋苏轼《石鼓诗》说:“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起。细观初以指画肚,嗟如钳在口”朝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有百年后……”近代经郭沫若研究认为石鼓文是有韵律的诗作。石鼓文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因是秦人的篆文,新以亦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居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石刻文字,真是价值;连城!。
西周王朝灭亡了,但是西周一代的劳动人民为华夏文化和制度本体的形成,作出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成就,创造和奠定了华夏文体系的基石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包容性及开放性,是举世无双的。这正是中华民族华夏文化立于世界永远不败的根本原因。我们从下边各章内容可有力证实此点。
四、惊世宏伟的西周建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