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西周

第二章 由邰迁之原委

　　当周人到不一代时，已和夏桀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周人的稷官也被夏桀罢黜，这种矛盾发展到公刘时已趋于急化，公刘为了避免夏桀的迫害，不得不奔入戎狄少数民族之间，离开了故乡邰地，逐步在戎狄的掩护下北上迁居到今陕西的旬邑、长武、县一带，史书上称这片地方为豳。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看，当周人到不一代时就是不到夏王朝的重用了，“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风化其政。”《诗地理考》说，古城在县西三十里，公刘始都之处，《诗经》称“于斯。”从许多许资料看，周人的兴起是在公刘一代，他是周人兴起的奠基人。《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交，百姓怀之，多徙而积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公刘所处时代正是相当于夏代末年，他在重振周族方面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他特别注重发展加强农业生产和商业经济，过着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史记》“务耕种，行地宜”，就是指发展农业生产，因地制宜进行耕种。‘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说明了发展生产后所取得的成果和富足情景。正因为如此，公刘成了周族兴亡史上力挽乾坤的重要人物之一，赢得了周人的崇敬和爱戴，尤其是他那不畏夏王朝的强暴，敢于和腐朽的夏王朝分庭抗礼的精神更为人们所敬重的鼓舞。加上他那种不畏曲折和困苦，毅然北上的决策，在周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他率领部族大众定居下来后，又经历了一番艰苦创业过程，《诗·大雅·锦》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说明从公刘到古公父时，一直过着“陶复陶穴”的生活，这里的“陶”即是“窑”，“穴”即是“洞”，“复”是指半地穴式的窑洞。可见当时还很少有房屋建筑。条件十分艰苦。当然这种窑洞是因地制宜的产物，这里高原黄土的粘性较好，这种窑洞至今在陕西关中北部和陕北仍然是人们理想传统的住宅，“冬暖夏凉”是其一大特点。

　　近年来就出土的考古资料也证实了这点，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泾渭考古队在长武县碾子坡先周居址的灰坑里曾发现零星的夯土块，估计是建筑基址，“但在居址中普遍发现的房子，是前述深土窑式和半竖穴式两种基址，这说明此时期的广大先周居民是处于穴居和半穴居的生活状态，此现象与《诗·大雅·锦》记载周人迁岐以前存在着“陶复陶穴”的居住习俗是吻合的。”（胡谦盈：《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集77页）。

　　周人从公刘始居住在今陕西的长武、县旬邑一带后，中间经历了庆节、皇仆、差弗、毁、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直至古公父，共九代，约三百余年，长期在地进行开发建设，建立都邑，正如《史记》所载“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这表明到庆节时周人在地已经建立了诸侯小国，占据着渭北高原一大片土地，至今在长武、县、旬邑等县，经文物工作者多次普查和勘测，不仅发现有大量的西周墓群，而且也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的居住遗址和遗物。有的遗址面积相当大，先周时期的文物也不少，这些文物的问世，充分证明周人在陕西第二个活动中心就在陕西关中北部泾渭之间的长武、县、旬邑等地。1980年以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长武县碾子坡发掘揭露遗址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并发掘了先周时期的墓葬200多座。“遗址中的先周文化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包含有墓葬和居住遗存，其年代略约早于周太王时期，晚期遗存只发掘100多座墓葬。是迁岐前夕或稍晚的先周墓葬。”（同上《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二集65页）。

　　所有这些都说明迁居到的周人已不像游牧民族那样随水草流徙了，已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了。

　　由于周人在地开发了不少农田水利，给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后人为了纪念周人的功绩，还在今县南门外保存有姜原的“履迹坪”这片草地，又称之为“履坪春草”，相传是姜原出祀郊野，踏巨人脚印的地方。同时还在县之城东51公里的地方保存有姜原墓，在墓前树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源出塞的墓碑，碑上刻“姜原圣母墓”五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