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29章 评两本研究唐代长安的专著

　　在中国的六大古都中，长安（西安）的历史最为悠久，历经西周、西汉、新莽、西晋末、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一个朝代，如果把秦都咸阳也算在长安地区之内，先后建都的时间将近1200年之久。五代以后，长安不再建都，可见唐朝是长安建都的最后阶段。如果说长安建都时期代表着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阶段，那么，唐代就是这个历史阶段的转折点。这就是说，研究唐代长安的历史，是研究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对唐代长安的研究，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从50年代到70年代，史学工作者、考古工作者，都曾有过不少论著问世，对唐代长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在西安成立，至今已出版了四辑《中国古都研究》，其中有不少研究古代长安的论文。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论文也日益增多，这些都为唐代长安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

　　更值得称道的，是80年代出版了两本研究唐代长安的专著。一本是1983年台北大立出版社出版的《唐代长安之研究》（宋肃懿著），另一本是198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都长安》（张永禄著）。这两本专著的问世，标志着对唐代长安的研究进入了更高的层次。著名史学家张岂之教授说：“过去中外学者对唐都长安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是属于长安城的某个侧面，至今似乎还缺少对唐都长安的全面性的综合研究。”这两本专著，正是在大家的期望下最早的对唐代长安的综合研究。应该肯定，两位作者在研究唐代长安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

　　一

　　都城的形成是有多种因素的，自然环境、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不可缺少。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增加新的内容，经济、政治、军事等内容也必然有相应的发展。正是由于这些与建都有关的各种因素不断变化，历代建都的地点也常有变迁。统一王朝的建都，由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到北京，反映了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能力的提高，反映了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又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所以，近几年来有人在研究古都学与文化史的时候，也往往注意到历代的建都与文化发展的关系。黄新亚同志认为：“长安文化，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汴梁-临安文化，是一种内聚型、思辨型、收敛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种封闭型、保守型而不情愿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李炳均、刘敬坤两同志认为：“到元朝建都大都为止，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以首都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三个文化类型，即以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类型，以南京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类型，以北京为代表的渤海文化类型，至此完全形成。”把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建城的变迁联系起来，分做三个阶段以及三个阶段的特点如何，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研究古都的历史，应注意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确是毋庸置疑的。

　　宋著《唐代长安之研究》，在这方面颇有见解。宋女士纵观整个历史的进程说：“从长安千年来的发展演变，其盛衰荣枯反映了中国历史演变的情形：由汉唐长安的繁盛，代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创新、宏伟、博大的进展。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长安的残破、混乱也象征此期中国历史两百多年的纷乱、分裂的局面。五代以后直到清都不再建都长安，则因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中心已向东、南转移了，尤其在经济方面，南方（长江、淮河流域等）取代了北方的地位，国防的重心也渐移向河北一带，南京与北平的位置愈益重要，中原与关中已不再适合建都。”又从文化方面说，定都西安的几个王朝，“西周是我国文化植根时期，秦汉是完成系统确定时期，隋唐是巩固而发扬时期。”既然周、秦、汉、隋、唐这些历史上最富强的朝代都定都长安，唐代以后，都城东移，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唐代长安的历史，有着转折点的特殊意义。作者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从事唐代长安之研究的。尽管作者的研究和这个高标准的要求还有差距，但能够这样高瞻远瞩地提出史学研究的课题，是值得赞扬的。

　　赞扬之余，还想谈一点不同的看法。宋女士认为：“中国古史活动的场面大体上主要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盛，此种形势自新石器时代，经商、周，直到秦并六国都没有改变。”由此而导出另一个结论说：“上古史上的洛阳代表诸夏文化，西安则代表羌戎文化。”又说：“长安是政治首都，洛阳是文化、经济的首都。”这种观点，不仅别人难以接受，即使《唐代长安之研究》本身，也有许多否定这种观点之处。该书多处提到，关中经济繁荣是历代建都长安的重要原因。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一支，它反映了六千年前关中人们的原始生活，从其遗址的全貌及其生产、生活用具看来，并不能说明当时人们尚武而不重视经济的特点。宋女士说：西周建都镐京三百多年，并取得“北伐”、“东征”的胜利，“全仗恃关中的富庶与形势的险要……平王东迁，以岐丰之地赐秦襄公，周室失关中形势地利，而秦得天府之富，遂注定后来周弱秦强无法改变的形势。”既然周的衰弱，秦的强大都与关中的富庶有关，当然就不能简单地说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经济较盛了。

　　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镐京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必然是文化中心。奴隶制度下的文化都掌握在贵族手中，所以，文化和政治中心不能截然分开。如果说西周洛邑的文化超过镐京，是难以找到证据的。因为西周首建洛邑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孔子说：“周监于二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的“周”，自然是西周。孔子念念不忘的西周丰富的礼仪制度，无疑是华夏文化的内容。宋女士又说：“洛阳自东周以后即成为中国正统文化的象征。”这也值得商榷。秦朝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方面的措施，都是创始于关中；西汉初年的黄老思想，后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都在长安有集中的反映；唐代的长安，不仅是国内文化的荟萃之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宋女士自己也说：唐长安是全国、甚至是东亚文化的中心。“为文学、经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人文荟萃之集中地。”尽管唐代文化中有许多外来因素，但这只能说明华夏文化的发展，不能因此说它不是华夏文化。这样一来，认为古代的西安不代表华夏文化的看法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二

　　关于唐代建都长安的历史原因与自然条件，两本专著都十分重视。都分别从自然环境与经济、军事、交通等各方面，说明了长安建都的有利因素。

　　宋女士在论述西安建都的自然条件时，又根据军事、经济方面的原因，说明了西安与洛阳的关系，从而得出了长安、洛阳相辅相成，互为犄角，在大一统时期共同起到都城作用的结论。她说：“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常有鞭长莫及之感，虽然长安在地理上有许多优越条件，但中原一带究竟也是文化进展较早的广大地区，不能不在这里设立一个据点，作为长安的辅助。”洛阳正是一个对长安有辅助作用的最适当的据点。西周定都镐京，为了“加强对殷代后裔的统治，使之与长安在控制全国上，形成犄角”，又建洛邑。西汉定都长安，洛阳在经济上又起到配合作用，隋、唐建都长安，也“以洛阳作辅助”定为东都。最后还明确地作结论说，从西周到唐末，有2018年，这段历史，可以称之为“长安洛阳时代”。这种见解，颇有新意。以往的学者，虽然也曾在漕运、建都的条件上，对长安与洛阳的关系有过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论述，但这样有理有据地把它概括为一个问题，应该说是对古都研究的一个前进。

　　后来，有人更进一步明确地说：两京制是我国建都的一个特点，“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在古代罗马帝国时，康士坦丁大帝实行过首都罗马与陪都拜占庭的两京制，但是帝国分裂后，陪都拜占庭便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而我国自西周开始就实行两京制，在以后全国统一时，很少有一朝不设置陪都的。西周都镐，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还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元以燕京为大都，开平为上都，明以北京为首都，以南京为留都，还“设南京六部，科举分南闱、北闱举行。”清建都北京，以奉天（沈阳）为陪都。这比宋著的论述更有所前进，看来，把两京制做为中国建都史上的一个特点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些论述还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令人信服的论证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努力。

　　三

　　关于唐代长安的营建与布局，在两本专著中都是重点部分，也是两位作者用力较多的地方。在这方面，《唐都长安》显示了明显的优势。该书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叙事极为详尽。作者追根溯源，从隋大兴城的创建说起，对唐长安城的发展、破坏与改建，都有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城内的布局、市政建设，还有外郭城、皇城、宫城内部的坊里、政府衙署、宫殿的分布等，都写得清楚明白，而且和人的活动密切联系起来。读后使人对唐代长安以及唐代历史都有相当了解。这些优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叙事详细具体，没有含糊其辞的语言，像“大概”、“可能”、“也许”之类的词语，在该书中极为罕见。例如，关于外郭城的规模，作者把《长安志》所载的数字（里、步），折合成当前通用的公尺，然后再和考古工作者实测的数字（米）进行对比。由于实测数字略大于《长安志》记载的数字，所以最后得出结论说“文献记载之数有误”。为了说明外郭城墙的具体位置，作者根据考古工作者的实测结果，用今天的地名说明其起止和经过地点。例如，对南城墙的叙述：“南城墙基西起今西安南郊木塔寨村以西280米处，向东经北山门口村以南，沙]村之北，杨家村之南，穿过陕西师范大学，再经瓦胡同村北，庙坡头村南，至明代王尚书坟园以直角形北折510米，再以直角形东折1360米，至今新开门村西北120米处。东偏北零度7分32秒。”另如，对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元门这样叙述：“隋称开元门，唐改名安远门。位于郭城西面偏北……东与皇城安福门、延喜门及郭城东面偏北的通化门相对，与宫城前横街处一直线。故址在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其他，如对皇城、宫城、大明宫、兴庆宫等，都是这样详细叙述的。唐代长安的破坏与改建，虽非该书重点，但也使人们清楚地知道了今日西安城的由来。读了这些内容，每到西安一个地方，都会使人视今忆古。某些外国旅游者，如果读读该书，再看看西安的实际情况，肯定会感到他们的封建时代是无法和唐代长安的文明相比的。增强对外来游客的吸引力，必然有利于旅游事业的发展。至于对西安市政建设的借鉴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其二，注意到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孤立地认识某一问题。唐朝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长安的建设与布局是有变化的。张永禄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优于他人。例如，关于长安城中的坊里数，宋女士认为是108坊，还有人认为是110坊或109坊。这些说法都有根据，但不确切。《唐都长安》有理有据地说明这些只是唐代一个时期的数字。108坊是隋至唐初的坊里数，110坊是高宗龙朔二年（662）至开元初的坊里数，109坊是开元二年（714）以后的坊里数。这些数字变化的原因，该书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出版的多种介绍古代长安的书中，都没有阐明其来龙去脉，各自采用一个数字，而使读者莫衷一是。另如，关于掖庭宫的认识。掖庭宫本来是宫女居住和犯罪官吏家属妇女配没入宫劳动之处，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掖庭宫西南部的内侍省，到唐后期竟成为最高政权机构。内侍省是宦官的组织机构。随着宦官专政局面的形成，德宗以后的11个皇帝中，有3个死于宦官之手，7个为宦官所立。这样一来，内侍省的地位就需刮目相看了。张著说明这些变化，人们就不能用固定不变的眼光去看待掖庭宫了。

　　其三，注意了人的活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古代长安都不能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的活动，单纯地叙述长安城的营建过程、规模、布局等等，都缺乏活的因素，人们也难以深刻理解以上内容。张著在这方面也应受到称赞。例如，关于宫城的叙述，宋著仅具体叙述了太极宫、东宫、掖庭宫的位置、规模以及门、殿等内容，很少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特别是掖庭宫，关于人的活动一字未提。张著则截然不同，除了与宋著有相同的内容而且较详细以外，还尽量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在谈到东宫时，作者说：“隋文帝时，原太子杨勇，后太子杨广；唐初高祖时，原太子李建成，后太子李世民及太宗时太子李治等就居住在这里。”玄宗以后，太子就不住东宫，而是随其“父皇居住在皇宫内别院”。显然，这比宋著简单地说东宫“为皇太子所居”，更符合历史事实。

　　在谈到太极宫时，不仅说明其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还列出在太极宫居住听政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僖宗、昭宗等皇帝。在谈到太极宫中的海池时，还生动地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高祖正泛舟于海池。又如对延英殿的叙述：“延英殿是皇帝在内廷引对朝臣，议论政事的主要殿所。从代宗时起，皇帝每有咨度，或宰臣有所奏启，即在此殿召对，称为‘延英召对’。开始仅限于宰相，以后扩大到群臣。而且，初无定时，以后或双日开延英，或皇帝不御正殿，就在延英殿视政。由于殿内旁无侍卫，礼仪从简，君臣之间比较随便，臣下也可以得以尽言。”这样把宫殿的位置、规模、作用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不仅使该书有了活的内容，而且也有利于人们对唐代历史的深入理解。

　　这一部分，内容复杂，许多时间、地点、数字的准确程度要求较高，所以难度较大，难免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关于史馆的地点问题，张著说太极宫的太极殿东侧设有门下内省、宏文馆、史馆；大明宫的宣政殿东侧有门下省、宏文馆、史馆。宋著也说太极殿东侧左延明门东有史馆，史馆之南有门下省、宏文馆；大明宫的宣政殿东日华门外有门下省、宏文馆、史馆。看来，两本专著都没有注意到史馆位置的变迁。贞观三年（629），史馆始迁入禁中，在门下省北；到大明宫初成，又移史馆于门下省南，开元十五年（727），又迁史馆于中书省北。史馆的迁移，与政事堂的迁移有关。最初，宰相议事的机构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永淳二年（683）中书令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由于“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到开元十五年（727），史馆就迁到中书省北了。如果两位作者都对这个问题详加阐述，就使人们更容易理解建筑物、政权机关与政治活动的关系了。也就是更多地增加了该书活的因素。

　　关于政事堂的位置，张著未曾涉及，宋著在谈到大明宫宣政殿时说：宣政殿西的月华门外有中书省（省有政事堂，为宰臣议事之所），宰相罢朝，由月华门出而入中书省。这里未曾涉及政事堂曾在门下省的情况，显然也没有完全说明事实真相。

　　关于唐代长安的人口，由于文献无直接记载，所以至今难知其确切数字。研究者多根据有关资料，进行推测，所以，有一百多万、百万左右等不同的结论。这两本专著，也各有看法。张著列举三类资料，推算出长安人口约百万左右。宋著有两处不同的数字，一处认为，唐长安的人口在开元、天宝最盛时达到一百多万，至二百万人；另一处则又说：“盛唐的长安，市区人口超过百万。”一百多万的看法与其他学者相同或接近，但二百万人的根据何在，宋著未加说明。如果是另有资料发现，从而有了新的研究成果，无疑应当受到称赞。关于唐代长安的居民生活，两本专著都有很好的阐述。张著深入、细致、全面地阐述了当时长安居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在经济生活方面，从食品的供应，如粮食加工、肉食、蔬菜、果品的来源，到食品的种类，都叙述甚详。仅食品的种类一项，就举出了菜肴八仙盘、五生盘等30多种，饭食长寿面、馄饨、蒸饼等20多种，粥食米粥、粟粥、粽子等10多种，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在文化生活方面，对唐代长安的音乐、舞蹈、戏剧、杂剧、体育等，也都写得文字生动，内容丰富。这些内容，对了解唐代社会生活颇有辅助，同时，对今天西安市的繁荣与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有一点值得商榷者，就是张著认为：“关中地区盛产小麦，都城居民生活习惯以面食为主。”这种看法，是现代关中的情况，唐代不一定如此。关中是在汉武帝时才开始种麦的。周秦时期以黍、稷、菽、粟为粮食的主要品种，汉代以后，粟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从北魏到唐前期，基于均田制的赋税制，其中的租，仍以纳粟为主，史籍虽有贞观年间，“王公以下垦地亩纳二升，其粟、麦、稻之属，各依土地。”的记载，但粟还名列麦前。这正是粟的生产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反映。到了元代，小麦才在北方的粮食生产中占到首要地位。另据《唐国史补》卷中记载：“窦氏子言家方盛时，有奴厚敛群从数宅之资，供白麦面，医云：‘白麦性平’；由是恣食不疑，凡数岁，未尝生疾。”这说明唐代长安的居民生活已多面食，但是否已成为习惯，尚待有更为充分的证据。

　　宋著从资料之丰富，内容的充实方面与张著比较，似显相形见绌，但从另一方面，宋著的优点也未为张著所具备，这就是宋著从唐长安市民生活的现象中概括出了当时长安市民生活的特色。这种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婚丧之铺张方面的竞奢现象普遍；二、在政治上热衷于功名权势的重功利之风气盛行；三、女性在社会上受约束减少，受教育机会较多，生活方式也相对的自由等妇女生活的开放风气出现。这种颇有特色的概括，对认识唐代社会生活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很有启发。这是宋著对问题有见解的标志。

　　当然，这方面的不足之处也还存在。例如，出现市民生活三方面特色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如果作者能够把唐代与前一时期在比较中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就有可能使读者知道唐代社会生活与整个古代社会生活的关系。历史上的各种现象都反映着社会内在的原因。把各种现象与内在的原因联系起来，是史学研究者的责任。作者虽然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对每一特色的原因也有所涉及，但毕竟是过于简单，没有真正说明问题。

　　五

　　7到9世纪，东方的唐帝国，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帝国，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发达地区，政治上强大的国家。长安、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其中以长安的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由于唐帝国经济发达，长安集中了大量的中外商人，致使长安成为国际性的都市。在文化方面，由于中国是素负盛名的文明古国，在世界上早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唐统治者实行开放政策，更有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所以，长安更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当时的日本，视中国为“东方文化大本营”，“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希望“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其实，唐代的文化，已不是原来单纯的华夏文化，而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又融合进了来自各方面不同国家的外国文化而成的。所以日本学者认为，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因此，留唐的日本学生和学问僧当然直接间接地受到这些影响，特别是在奈良朝时代，印度、波斯、西域等人经过唐朝前来日本直接传播文化，这是其他时代少有例子。”日本接受印度、波斯、西域的文化，长安起了桥梁作用；中国与日本、朝鲜和印度、波斯、西域的交往，又以长安为中心。这些情况说明，当时的长安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本专著，对这方面都有所注意。张著有《国内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专章，对国内国际的交通线、民族事务与外事机构，还有唐帝国对日本、朝鲜、中亚、西亚及非洲各国的友好交往，都有相当充分的叙述。同时还说，唐长安城规划宏伟，规模空前，全城面积达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相比，较公元447年修建面积为11.99平方公里的拜占庭大7倍，较公元800年所建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的巴格达大6.2倍。读了这些内容，自然会使人意识到唐长安在世界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著也说：盛唐的长安，市区人口超过百万，城墙周围38公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同时，作者还考察过日本的平城京（奈良）与平安城（京都），根据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说明唐代长安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都城不仅仿照长安、洛阳制度，许多文物习俗也受中国影响，如奈良时代，在三月三日上巳时，贵族们亦在庭园中设‘曲水之宴’，即仿中国之曲觞流水，祓禊之故。其他唐服饰、饮茶风尚等均是受唐文化影响。”其实，当时的朝鲜等直接受唐长安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作者仅谈到日本，似乎对唐长安文化的影响还估计不足。

　　以上情况说明，张著的特点是注意了唐与世界各国互相交往的情况，宋著的特点是注意了唐对日本等国影响的效果。如果互相取长补短，当然很好。

　　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都没有充分说明唐代长安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地位。如果都简要地说明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几个主要国家的历史情况，从法兰克、拜占庭、阿拉伯、印度、朝鲜、日本等几个国家的概况中，很自然地显出唐帝国的先进地位。先进国家的首都，无疑是先进的城市。这正是唐代长安成为各国文化交流中心的关键所在。如果把这些内容占到适当的篇幅，不仅可以更好地说明作者研究唐代长安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向往古都，对促进西安的进一步繁荣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

　　两本专著述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对于文献资料、考古成果、实地考察的各种资料，也非常注意其相互间的关系，致使其内容有理有据，结论可信。这是两本专著成功的前提条件。

　　张著所涉及的资料很多，除了实地考察以外，有关唐代的史书、史志、笔记小说、诗文、碑刻与敦煌文书等近二百种资料，都与该书有程度不同的关系。至于唐陵壁画与敦煌壁画中有关唐代建筑，唐人风俗和宫廷生活等画面，作者也都有所研究。同时，还注意到与唐代长安前后有关的资料，运用对比的方法说明了唐代长安的历史地位。例如，为了说明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城市，仅写明其面积有84平方公里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作者把唐长安与历代大城市进行对比说：“它的面积较35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大2.4倍；较73平方公里的北魏洛阳城大1.2倍；较45平方公里的隋唐洛阳城大1.8倍；较50平方公里的元大都大1.7倍；较43平方公里的明南京城大1.9倍；较60平方公里的明清北京城大1.4倍；较8.7平方公里的明西安城大9.7倍。”不可否认，这些数字资料是最有说服力的。

　　还有几句与此有关的题外话，就是作者运用这些数字资料的时候，文字表述稍欠确切：例如，唐长安城面积84平方公里，汉长安城面积35平方公里，前者是后者的2.4倍，但作者却说前者较后者大2.4倍，显然是不妥当的。

　　宋著所涉及的资料，相对的是较少一些。但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相当重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长期以来，中国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学者认为，古代的中国是东方文化的渊源。唐代的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更大，“日本中古的制度中，一向被认为是日本固有的，一翻开唐史，却发现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非常重视唐史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多，成绩也很显著。所以，重视日本资料正是宋著的一个重要优点。不过，宋著在使用资料方面也有欠准确之处，如认为唐长安城的周围是36公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整数，和别人使用的数字比较，显得不够具体。考古学家马得志先生认为是36.7公里，张著认为是36744米。宋著舍去744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看来有点粗疏。

　　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关于芙蓉园、曲江池的位置。两本专著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与考古学家的看法却不一致。张著认为，“曲江池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隅，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城内约占两坊之地”，芙蓉园在曲江池南岸。宋著虽未明确肯定其详细位置，但却有大致的叙述：“曲江池在城东南升道坊龙华寺之南……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外来”。既然此处因“地高不便”，“不为居人坊巷”，言外之意，必然是说，若是平地即为居人坊巷。同时还说“黄渠水自城外来”，可见曲江池是在城内。至于芙蓉园，宋著认为是在曲江池以东。两本书上的唐长安城图，都和作者的叙述完全一致。

　　考古学家的看法则截然不同，马得志先生说：“芙蓉园在外郭城的东南隅，经勘察得知，四周筑有围墙，周围约7公里。曲江池在园的西部，周围约4公里。这里风景秀丽，烟水明媚，是长安城中著名的游览胜地。关于芙蓉园、曲江池的位置，从前许多文献误置于外郭城东南隅之内。经过勘察后确定其芙蓉园这一坊之地是隔在城外的。”既是“经勘察得知”，无疑是最可靠的资料。两位作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最新资料，把曲江池的位置定在城内，或者是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都是不准确的；至于说曲江池在芙蓉园的西部，宋著倒是也持此说的。

　　综上所述，两本专著都是80年代研究唐代长安的最新成果。在此以前，尽管有不少学者就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发表过论文，但作为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专著，这两本书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虽然各自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瑕不掩瑜，其成功之处还是主要的，两位学者都为唐长安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异曲同工，共颂唐都，在弘扬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方面，两位学者是不谋而合的。

　　研究唐代的长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建筑等等，都需要博大精深。我在这些方面是一知半解或一窍不通，所以，自己的一些认识难免有主观臆断或误解作者原意之处。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望两位专家驳斥，其他读者指正。

　　（原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