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28章 武则天与洛阳

　　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唐高祖未曾到过洛阳，唐太宗虽然三次东幸洛阳，但都停留时间不长，基本上是住在长安的。唐高宗在位的33年里，7次离开长安，东幸洛阳，最后死在那里，也没有改变长安是政治中心的地位。武则天亲自执政以后，情况大有改变，洛阳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周朝的都城。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死，七日，中宗即位。光宅元年（684）二月六日，武则天即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九月，武则天即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武则天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的2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20年时间，她一直住在洛阳。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重新上台。二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显而易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与神都共始终，洛阳是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武周王朝为什么建都洛阳，我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

　　武则天为什么常住洛阳

　　关于武则天久住洛阳的问题，司马光认为，武则天残酷地害死了王皇后、萧淑妃，萧淑妃临死时大骂武氏，扬言她来世要转生为猫，武氏要转生为鼠，猫一定要活活咬死鼠。于是，武则天经常于梦中“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大明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偶然事件，在历史的前进中经常会产生显著的作用。那么，王、萧的惨死，武则天的恶梦，是否就是武周王朝建都洛阳的原因呢？看来，不能做肯定的回答。

　　首先，这段记载不符合事实。王、萧是在永徽六年（655）十一月被害死的。从这时起，到高宗死的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共28年之久，在这期间，高宗经常往返于长安洛阳之间，不仅未定居洛阳，而且主要还是住在长安。作为皇后的武则天当然是随高宗行动的。其次，武则天常住洛阳，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在高宗死了以后，上距王、萧之死已有20多年，这时再把二者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实在牵强附会。同时，武则天也并非“终身不归长安”，除了随高宗多次往返于长安洛阳之外，她做皇帝以后，还到长安住过2年之久。由此可见，司马光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武则天常住洛阳，是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主要是为了改朝换代，以周代唐。

　　高宗死后，武则天要亲自掌权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中宗擅自作主，欲以其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使武则天怒不可遏，以致被废为庐陵王。这就是说，皇帝只能是她手中的傀儡，违背她的意志是不行的。接着她又写信给西京留守刘仁轨：“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托公亦犹是矣。”刘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武则天明确表示：“今以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愿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既然，她把刘仁轨比做萧何，无疑她是自比刘邦了。显然，她是要刘仁轨像萧何支持刘邦打败项羽那样，支持她在洛阳的“亲政”。同时，也说明委重任于刘仁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要刘仁轨与她密切配合。她对刘仁轨如此放心，委以重任，当然说明她无意回长安了。

　　永隆元年（680），被武则天废为庶人的太子李贤，也在中宗被废以后不久，就被逼自杀（684年3月）。

　　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嗣圣”，是中宗即位以后新用的年号。这时，不仅改掉中宗的年号，而且，“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改东都为神都，自然有拔高洛阳地位的意思，宫名太初，以示其从头开始。在改革官职名称与政府机构并改元的同时，改东都为神都，再和废中宗、逼死李贤，要刘仁轨在关中密切配合等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明显地看出她是在积极进行改朝换代的准备。巩固关中，抬高洛阳的地位，是她改朝换代的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立七庙，是古代帝王的特殊权利。为了进行宗法统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后来，“七庙”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称。非常明显，武则天于洛阳立“武氏七庙”，就是要以洛阳代替长安、武氏代替李氏。

　　另外，武则天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赏等各种大典的场所。垂拱四年（688）二月，武则天毁洛阳乾元殿，于其地建明堂。明堂之建筑，极其豪华，“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8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都“不决而止”，武则天建筑如此豪华的明堂，显然是有其用意的。同时，她建明堂的用途也有别于古代。当明堂遭火灾以后，左拾遗刘承庆建议：“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灾，陛下宜辍朝停辅，以答天谴。”纳言姚＆反对道：“今明堂乃布政之所，非宗庙之地。”武则天同意姚＆的看法。这就是说，武则天时的明堂，主要是用于政治活动而不是祭祀。这又说明，武则天是要把洛阳做为政治中心的。

　　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做皇帝还不到1年，就“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是历代帝王为巩固其都城常用的伎俩，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隋炀帝建东都，也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以人力充实都城，当然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更暴露了她欲以洛阳代替长安的用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制造与洛阳有关的改朝换代的舆论。自古以来，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常常有人对新的统治者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说明后者代替前者是顺天理、合人意的。秦朝末年，有人为了吹捧刘邦，就穿凿附会地说刘邦是赤帝子，秦帝是白帝子，并编造了刘邦剑斩白蛇的故事，以示刘邦取代秦朝皇帝的地位是名正言顺的。隋朝末年，李渊从太原起兵，“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同时，“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于是内外毕贺。”武则天想取唐而代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使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把此石献给武则天的人“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命其石曰“宝图”，下诏“亲拜洛，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不久，又“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既然“天授圣图”得之于洛水，当然在洛水之阳建都是顺乎天意了。这又说明，武则天都洛阳决不是偶然的。

　　洛阳与政治斗争

　　武则天要以洛阳代替长安，另建统治中心，引起了敌对势力的强烈反对。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以洛阳为中心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宗法统治是封建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周建立完整的宗法统治以后，尽管各代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以皇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西汉初年，是“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执政，又以诸吕为王。后来，各代都有不同形式的分封制。唐太宗时修《氏族志》，唐高宗时修《姓氏录》等等，都是实行宗法统治的不同形式。武则天决不能脱离封建制度的制约，她也沿用吕后执政的故伎，大肆抬高武氏的地位。一方面废中宗，变睿宗为傀儡，一方面又立武氏七庙，重用其侄武承嗣、武三思等外戚。至于高宗时修《姓氏录》，也是由于《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才有人“奏请改之”而成“后族为第一等”的。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唐宗室与武氏之间矛盾的激化。所谓“时武后既废中宗，又立睿宗，实亦囚之。诸武擅命，唐子孙诛戮，天下愤之。”正是宋祁等人对这种矛盾的如实表述。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矛盾时起时伏的。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就是“以匡复庐陵（中宗）为辞”的。徐敬业自称“皇室旧臣”，他号召“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很富有煽动性的檄文最后指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显而易见，徐敬业正是乘李武矛盾激化之机，打起恢复中宗地位的旗号，要推翻武则天的。

　　徐敬业起兵后，其谋主魏思温建议：既然“以匡复为辞”，就应该“直指洛阳”，使天下知是“勤王”之师，以便“四面响应”。同时，“山东豪杰以武氏专制，愤惋不平，闻公举事，皆自蒸麦饭为粮，伸锄为兵，以俟南军之至。”结果，徐敬业未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先取常州（今江苏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结果兵败被杀。后来，有人评论此事：“敬业苟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专以匡复为事，纵军败身戮，亦忠义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气（指先取常、润），是真为叛逆，不败何待！”这就是说，是否直指洛阳是关系到徐敬业成功或身败名裂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洛阳和武则天是密切相关的。

　　面临徐敬业的武力反对，宰相裴炎认为：“皇帝年长，未俾亲政，乃致滑竖有词。若太后返正，则此贼不讨而解矣”。要武则天退位，当然是与虎谋皮。曾支持武则天废中宗的裴炎为此而被杀于洛阳都亭。武则天毫无让步之意，立即派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与将军李知十、马敬臣等率军30万，镇压徐敬业。结果，打败徐敬业，取得胜利。

　　垂拱四年（688）八月，又发生了一起唐宗室诸王武力反对武则天的斗争。

　　武则天执政以后，对唐宗室诸王“外示尊宠，而内将图之。”特别是几个影响较大的，如绎州（山西新绛）刺史韩王元嘉（高祖第11子），青州（山东益都）刺史霍王元轨（高祖第14子）、邢州（河北邢台）刺史鲁王灵夔（高祖第19子）、豫州（河南汝南）刺史越王贞（太宗第8子）、博州（山东聊城）刺史琅邪王冲（越王贞子）、通州（四川达县）刺史黄公O（韩王元嘉子）、申州（河南信阳）刺史融（高祖15子虢王子）等，武则天特别注意。于是，这些唐宗室诸王，“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意”。他们秘密串联，准备结成一伙，起兵反武。黄公O写信给越王贞：“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内人病浸重”当然是指唐宗室危机；“当速疗之”，无疑是指应当迅速推翻武则天。他们以武则天“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为号召，琅邪王冲联络韩、霍、鲁、越诸王以及贝州（河北清河）刺史纪王慎（太宗第10子）等，打算分别起兵，共趋洛阳。把进攻的目标指向洛阳又说明武则天与洛阳的关系密切。

　　由于琅邪王冲起兵后，仅有越王贞在豫州响应，其他诸王未曾发动，故而很快失败。冲失败被杀，贞也自杀，韩王、鲁王、黄公O、常乐公主（高祖女）等均被逼自杀。其他受牵连而死者还有多人，连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也因受到牵连被杖一百，饿死于狱中。这又是对唐朝宗室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两次反对武则天的斗争，都与武则天建都洛阳有关。

　　首先，有人建议徐敬业“直指洛阳”，徐敬业虽然先进兵江南，但最终目的还是“北向以图中原”，进兵洛阳，推翻武则天的。越王贞等诸王的进兵目标也是洛阳。不难看出，进兵洛阳和反对武则天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其次，从武则天来说，她派大军进攻徐敬业、越王贞，说明她是要保卫洛阳的。武则天坚决保卫洛阳是理所当然的。既然她称洛阳为神都，要以洛阳代替长安，就不能轻易放弃洛阳。放弃洛阳就等于让步。这是与武则天积极准备改朝换代的政治要求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进攻洛阳与保卫洛阳的斗争，是李武两种势力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一个方面。

　　建都洛阳与男尊女卑

　　根据以上情况，武则天定洛阳为神都，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建明堂，又坚决镇压政敌，保卫洛阳，是为了改朝换代，取唐而代之。武则天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不像唐代隋那样，仍然定都长安，而要建都洛阳呢？

　　在我国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夫为妻纲”，是天经地义的。武则天虽然能爬上皇帝的宝座，但她不能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是李氏之妇，其子是李氏之后。尽管她可以赐中宗、睿宗姓武，但谁也不视中宗、睿宗为武氏之后。武承嗣、武三思想为太子，多次使人说武则天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这时，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二武认为睿宗是“异姓”，当然不承认他是武氏之后。甚至突厥的默啜可汗也不承认中宗、睿宗姓武。圣历元年（698），武则天为了对突厥和亲，特派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去纳突厥女为妃。默啜可汗大为不满，公开对同去的周朝使臣阎知微拒绝说：“我女拟嫁与李家天子儿，你今将武家儿来，此是天子儿否？我突厥积代已来，降附李家，今闻李家天子种末总尽，惟有两儿（指中宗、睿宗）在，我今将兵助立。”非常明确，突厥认为，中宗、睿宗都是李氏后代。至于唐宗室成员，更不会视中宗、睿宗为武氏之后，他们反对武则天决不包括中宋、睿宗在内，否则，中宗、睿宗不可能复辟。

　　武则天既不能把亲生儿子做为武氏之后，当然不能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武则天自己的姓，也是其父姓，同样是根据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而来。在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她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所以，当有人建议立武承嗣为太子，甚至武承嗣、武三思也要求为太子的时候，她都没有轻易地作出决定。反之，她却十分重视反对者的意见。凤阁侍郎李昭德说：“天皇（高宗），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宰相狄仁杰也曾以类似的道理劝说武则天。结果，不可一世的武则天终于没有冲断夫权思想的绳索，还是把帝位交还儿子。表面看这是李武斗争中武氏的失败，实际上这是武则天对夫权统治无能为力的具体表现。

　　在夫权思想的支配下，武则天不能像刘邦代秦，李渊代隋那样，彻底与前代决裂，甚至把前代皇帝做为反面人物，千方百计说明自己改朝换代的合理性。她曾是唐太宗的才人，唐高宗的皇后，既不能贬低太宗，也不能否定高宗；贬低或否定他们就等于贬低或否定自己。因此，她只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级地爬上皇帝的宝座，而且与李氏皇族藕断丝连，无法彻底决裂。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若在长安另立武氏七庙、建明堂、置社稷，既显出她有以武氏排斥李氏的篡权之意，也不能说明武氏比李氏更高一筹。因此，她在洛阳另起炉灶，新建政治中心，既不触动李氏在长安原来的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正是武则天在不能摆脱历史局限的情况下有政治家才能的具体表现。

　　以立武氏七庙为例，就可以充分说明武则天的改朝换代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光宅元年（684）九月，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武承嗣就请立武氏七庙，武则天虽然答应了，但一直到天授元年（690）九月，她改唐为周，正式称帝后，才建立起来。在这期间，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垂拱四年（688）正月，她“于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西庙（长安宗庙）之仪。又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她又命“有司议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周9请为七室，又减唐太庙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武则天接受了贾大隐的意见，未把武则天的地位提高到李氏之上。非常明显，她这个武氏之女、李氏之妇，不管是抬高武氏，还是贬低李氏，都与她密切相关。她不得像男皇帝那样，视夫族为外戚，所以，她不得不再三考虑如何协调李武之间的关系。直到她做了皇帝，改置社稷于神都，还允许高祖、太宗、高宗与武氏祖宗一样受到祭祀。正说明她不能与李唐彻底决裂。这就是说，武则天于洛阳做了皇帝，还念念不忘她是李氏之妇，照样祭祀李氏祖宗。如果她在长安建周称帝，把武氏的地位摆在李氏之上，那就是外戚压倒皇室，喧宾夺主。这样莫说李氏会激烈反对，即使武则天本人也会有不光彩之感。封建社会的妇女，哪一个会希望自己的丈夫低人一等呢！武则天只能希望太宗、高宗出人头地。换言之，武则天建都洛阳，就是通过协调李武关系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这是她这个妇女皇帝的身份地位决定的。如果说武则天是封建政治家，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建都洛阳的经济原因

　　武则天要在长安之外另建政治中心，为什么选择洛阳而不是其他地方呢？主要原因在经济方面。

　　自周秦以后，统一王朝的建都，大体上经过长安（包括丰镐、咸阳）—洛阳—开封—北京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武则天建都洛阳，是这个全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由于题目的限制，本文不详细论述历代建都的发展过程，仅从经济方面说明武则天建都洛阳是符合这个由西而东的发展趋势的。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关中平原土地肥沃，农业生产发展很早，司马迁说：“关中自X、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农耕），重为邪（不为邪恶）。”可见在西周时关中的农业相当发达。随着历史的前进，关中的经济也在发展，刘邦打败项羽是依靠关中做为根据地的，所以，张良在劝刘邦建都长安时说：“夫关中，左Y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一直到隋朝末年，李密还认为“关中四塞，天府之国”。唐朝定都长安以后，关中还是“号称沃野”。这就是说，从周到唐，长安屡为建都之地，是由关中做为经济基础的。但是，关中平原的范围是有限的，随着都城人口的增多，关中就难以供应长安所需要的粮食，漕运事业就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发展起来的。

　　漕运开始于秦朝，结束于唐末。中间虽有间断，但建都长安的统一王朝西汉和隋、唐，都是漕运事业较为发达的。漕运虽然可以解决长安对粮食的需要，但由于路程遥远，特别是三门峡一段黄河，由于河道狭窄，又多暗礁，水面到处出现漩涡，行船极为困难。这样一来，不仅严重影响粮食西运的数量，同时也要付出很大代价。根据史念海先生的研究：“隋朝和唐初关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供给地是在北方黄河流域，但却也常转漕东南之粟，以备水旱。”洛阳正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在此情况下，政治中心东移，由长安到洛阳，不能不说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仅从这方面说，隋炀帝建东都、开运河，又常住洛阳，使洛阳成为政治中心、交通中心，是顺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

　　李渊建唐称帝，是首先取得关中，然后又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了全国。同时，关东地区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使广大农民脱离生产，造成“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百姓困穷，财力俱竭”的局面，从而引起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又遭到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因此，关东地区人口减少，经济萧条。面临这种形势，李渊建都长安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政治形势的稳定，关东地区的经济又逐步恢复起来，中原地区的粮食又通过漕运供应长安。在此情况下，武则天建都洛阳比长安更为适宜。

　　光宅元年（684），当高宗灵驾西还的时候，陈子昂诣阙上书，“盛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他说：当时已不像“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那时，“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逾沙绝漠，致山西之储。”“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仅剩关中之地，也“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而洛阳则完全不同，“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同时，“太原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因此他明确劝武则天要考虑“Z、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武则天虽未接受这种建议，还是把高宗葬于关中的乾陵，但她却因此认为陈子昂很有才华。可见洛阳的地位优于长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长安四年（704）正月，武则天打算西幸，洛阳尉杨齐哲上书劝阻道：“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值，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官库酬给，公私靡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伏惟念之。”这次武则天未能成行，大概与杨齐哲等人的劝阻有关。

　　武则天死后，中宗时的唐政府，究竟是留在洛阳还是西归长安，也有不同主张。反对西归长安的人认为：“永淳（682）已后，关辅流散，近适旋定，人犹未足，今山陵起筑，役徒总萃，弥春涉夏，为费宏多。若陛下北行，群司毕从，于人取给，臣实难之，水旱小愆，农虑非浅，东都则水漕淮海，易资盐谷之蓄，陆走幽、并，近压戎夷之便，朝命新复，人望安在？宜应静镇，未可移动。”中宗虽然回到长安，但并没有改变长安与洛阳的不同地位。例如，景龙三年（709），“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中宗怒气冲冲地说：“岂有逐粮天子耶？”中宗不当“逐粮天子”，只有依靠漕运关东粮食，可见洛阳的经济地位还是优于长安的。根据以上情况，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的经济条件比长安优越是不成问题的，高宗经常东幸洛阳，这也是原因之一。永淳元年（682）四月，高宗就是“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的。由于“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由此可见，长安是没有存粮的。这与陈子昂、杨齐哲等人所述的长安情况是完全一致的。陈寅恪先生说：“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盖关中之地农产物虽号丰饶，其实不能充分供给帝王宫卫百官俸食之需，而其地水陆交通不甚便利，运转米谷亦颇困难，故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复还长安。”陈先生说，武则天建都洛阳有其“政治及娱乐原因”。应该说，这是直接原因。从经济上说明洛阳代替长安的必然趋势，正是武则天不以其他地方代替长安的间接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武则天退位，洛阳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再次为帝。二月，中宗就采取了一系列复辟的措施：“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显而易见，降低洛阳的地位也是复辟的内容。与此同时，中宗还大力恢复唐宗室的地位。太宗孙李千里，由于“褊躁无才”，在李武斗争中幸免于难。中宗即位，立他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由于“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于是，中宗又下诏：“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唐宗室子孙相继而至，逐步恢复了自己的地位。

　　三月，中宗又“追复故司空、英国公李官爵，令所司为起坟改葬。”（徐敬业失败后，武则天追削其祖考官爵，发冢断棺，复姓徐氏）同时，又下诏：“文明（684）已来破家臣僚所有子孙，并还资荫。其扬州构逆徒党，唯徐敬业一房不在免限，余并原宥。”这就是说，除了恢复唐宗室的地位以外，还在逐步为反对武氏受牵连的人平反昭雪。五月，中宗又“迁武氏七庙神主于西京崇尊庙。东都创置太庙社稷”。迁武氏七庙于长安，就是取消武氏在洛阳的地位，在东都置太庙社稷，就是以李氏代替武氏的政治地位。

　　十一月，武则天死。神龙二年（706）七月，中宗就任命李怀远（宰相）为东都留守，准备西还长安。十月，回到长安。从此一直到景云元年（710）六月中宗死，他再未东去洛阳。睿宗以后的皇帝，主要活动也都在长安。由此可见，从武则天死，中宗西迁以后，洛阳就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作出如下结论：武则天执政，洛阳成为政治中心；武则天退位，李唐复辟，洛阳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可以说，武则天的政治生命是与神都共存亡的。如果说武周是建都洛阳，确是名副其实的。

　　李唐复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武则天不可能摆脱历史条件的局限。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她根本无法改变以男子为中心的继承制度。但是，中宗抛开洛阳，西迁长安，把这也作为一个复辟的项目，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要求的。中宗在长安的不到4年里，就因为有运粮的困难造成了“牛死什八九”的严重后果。

　　高祖、太宗时，政府开支还不算很大，“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高宗以后，漕运的数量逐年增加，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就日益沉重了。

　　最初，江淮租米漕运至洛阳含嘉仓，然后再陆运至陕（河南三门峡）。仅这一段陆运的运费就相当惊人，两斛粮即需运费一千钱。高宗显庆以后，又在三门峡河边凿山成栈，强迫船民“以[漕舟。[夫系二\于胸，而绳多绝，[夫辄坠死”。官吏们把死者以逃亡上报，连累其父母妻子，人民不胜其苦。

　　开元年间，玄宗根据裴耀卿建议，于三门峡东置集津仓，三门峡西置盐仓。东来漕舟为了避免三门峡的危险，将漕粮输于东仓，再开山路18里，陆运至西仓，最后漕运至关中。连续3年，“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三年即省30万缗，运费之高，可想而知。“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决非无稽之谈。

　　长安所需的粮食是不断增加的。由贞观到开元，所运粮食增加了好几倍，还是感到不足。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对漕粮的需求，仍然十分迫切。德宗贞元初年，“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永丰仓之米，当然是由东溯河漕运而来。三门峡给漕运带来的困难仍然很大。“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这就是说，漕运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长安的粮食供应是极为困难的。

　　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沉重，必然加剧阶级矛盾；京师粮食供应困难，必然影响统治集团地位的巩固。从这方面说，中宗为了李唐王朝的复辟，重返长安，抛开洛阳这个政治、经济地位都较适当的都城，是很大的失策，这与历代古都逐步东移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认为，武则天建都洛阳，从政治上说，是要与李唐分庭抗礼，进而改朝换代；从经济上说，是顺应了经济重心由西而东再向南移的趋势，是符合古都由西而东的历史进程的。如果说武则天对历史的发展有过积极作用，首先应该肯定她建都洛阳。至少说，建都洛阳期间，大大减少了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裴耀卿改进了运粮方式，3年即省30万缗，她住洛阳20年不运粮又该节省多少呢？免于死亡的劳动人民又该有多少呢？反之，使运输线上的许多劳动者直接参加生产，又该增加多少社会财富呢？当然，相应地缓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另一方面的结果。但是，不管如何，从这方面肯定武则天的历史作用，比从任何方面赞扬武则天都更有实际内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减少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是有利于历史的前进的。

　　（原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