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我与王双怀等同志共同考察过关中唐陵。自此以后,双怀同志就陆陆续续不断地收集有关唐陵的资料,现在终于写成了一本《唐代帝陵研究》的专著。作为志同道合者,我不能不向双怀同志表示祝贺。
研究唐代帝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一,有助于唐史的综合研究。很久以来,研究唐史者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从八十年代开始,不少学者从事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扩大了唐史资料的范围,固然可喜,但对实物资料的利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建国以来,国家对文物古迹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管理文物古迹的机构。特别是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就是说,史学工作者应该把文物古迹也当作资料的来源。
唐代帝陵保存有许多重要的文物。例如,昭陵六骏,它集雕刻、书法、绘画于一体,体现了唐代艺术的综合水平,堪称稀世瑰宝。在已经发掘的一些陪葬墓中,更有大量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内容。其中有文物、壁画、墓志等等。像献陵的陪葬者李凤墓、李寿墓,昭陵的陪葬者唐俭墓、李墓、尉迟敬德墓、张士贵墓、安元寿墓,乾陵的陪葬者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薛元超墓等等,无不发现许多很有研究价值的内容。仅就墓志来说,李寿、唐俭、张士贵、尉迟敬德、李、安元寿等人的墓志,都有两《唐书》所不曾涉及的内容,或者是与两《唐书》本传有相当差异的记载。安元寿在两《唐书》中没有其传,但却是唐初一个有相当作用的人物。了解此人,墓志更为重要。这些内容,都需要在和文献资料对照中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结果,必然丰富唐史的内容。这是史学和考古学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其二,有利于当代经济的发展。当代经济的发展不像古代那样,只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而是多方面的。旅游事业也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旅游事业不是孤立的,它涉及交通、餐饮、宾馆、旅游商品等等。这些行业,又影响到建材、建筑、汽车、食品、工艺品、商业等各个领域。不言而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西安是全国的旅游热点城市之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陕西的文物古迹最多。过去,陕西被视为文物大省。1996年5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全国各省文物进行鉴定,陕西文物数量多,品位高,一些珍贵文物中,有大量的唐代文物,不少与唐陵有关。如果进一步研究唐陵,扩大、深化唐陵的社会作用,必然吸引更多的游人。由此看来,研究唐陵是发挥陕西文物在经济建设中作用的有效手段。
其三,可为发展当代文化艺术提供借鉴。当代的文化艺术远比唐代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文化艺术是古代文化艺术的继续和发展,今人的发明与创造,必然借鉴于古人的已有成就。当代电影、电视、戏剧等历史剧本的创作与演出,像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样被人赞颂的仿古建筑,1998年6月,欢迎美国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时在南城门外举行的仿唐式迎宾礼等等,都不是凭空想像而来,而是今人在借鉴古人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结果。唐陵的建筑风格、壁画的丰富内容、文物的多姿多彩等等,都为今人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不断进取提供了借鉴。毋庸置疑,研究唐陵和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王双怀同志是一个非常勤奋而颇有作为的史学工作者。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克服各种困难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唐代帝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着重论述了唐代帝陵的地理分布、建筑类型、石刻特征,还论述了唐代帝陵的盛衰变化及其原因,并对唐代帝陵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分析。我相信,这样一本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专著,是会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的。
(《唐代帝陵研究》,200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