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20章 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

　　——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的宦官，两《唐书》均有其传，另有《高力士外传》等文献，对其历史本已有略述。但近读《高力士神道碑》（简称《神道碑》）和《高力士墓志铭》（简称《墓志铭》）后，发现原有文献的记载中，有些内容需要补充，有些内容各种记载不一，应该认真辨别正误。因此，笔者撰写此文，力求运用碑石文对文献资料发挥补遗证史的作用。

　　高力士本名冯元一

　　《旧唐书·高力士传》载，高力士“本姓冯”。《新唐书·高力士传》记：“高力士，冯盎曾孙也。”这里都肯定他姓冯，但没有说明其名字。他的《神道碑》和《墓志铭》都一致说他“本姓冯，初讳元一”。其《墓志铭》说：“冯之先，北燕人也。”这正说明他是冯盎之后。

　　冯盎是什么人呢？他“本燕冯弘裔孙”。北燕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跋建立的政权，都城昌黎（今辽宁朝阳）。冯跋死后，其弟冯弘继立。宋元嘉十三年（436），北魏进攻北燕，冯弘投奔高丽，立国28年的北燕灭亡。冯弘子冯业浮海南投东晋，留在番禺（今广东广州）。冯业孙冯融，为梁罗州（今广东化州）刺史。其子冯宝娶少数民族女洗氏为妻，遂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这就是冯盎的祖父。所以，两《唐书》、《冯盎传》都说冯盎是高州良德（今广东高州东北）人。但《旧唐书·高力士传》却说高力士是潘州（今广东茂名北）人。这主要是因为高力士的父亲冯智曾为潘州刺史之故。

　　圣历元年（698），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高力士进献宫中。这时他还不满十岁。初入宫，颇受武则天喜爱。武则天令一宫女抚育，又使其受教于翰林院。由于高力士勤于学习，“学业日就，文武不坠，必也射乎。五善即闲，百发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称”。既有“力士”之称，又奉命为宦官高延福养子，于是他就被称为高力士了。由于这是奉武则天之命所为，故被认为是“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从此，冯元一就被改称为高力士了。

　　高力士与唐玄宗

　　高力士之所以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和唐玄宗的政治生命相伴始终。玄宗在位44年，是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再加上玄宗又是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上的皇帝，所以这一时期的历史内容特别丰富，也特别引人注意。始终紧随玄宗的高力士，也必然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重要人物。因此，如果说玄宗是唐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值得研究的话，高力士其人的研究就成了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离开高力士去研究唐玄宗是不科学的。

　　由于武则天给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所以高力士逐步成了文武兼备的有用之才。他不仅可以下传诏令、上呈四方奏请，使玄宗感到“力士当上，我寝乃安”，而且也显示出他的武艺超人。例如，有一次随玄宗外出，碰见“有二雕食鹿，上命取之，射声之徒，相顾不进。公（高力士）以一箭受命，双禽已飞，控弦而满月忽开，饮羽而片云徐下。壮六军而增气，呼万岁以动天”。“呼万岁以动天”，实际上是众人为高力士的武功喝彩。

　　正因为高力士文武兼备，所以玄宗始终把他视为须臾不可离开的人物。玄宗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是得到了高力士的支持。

　　《高力士神道碑》载：“及孝和弃群臣，韦氏窥大宝，不利王室，已祸梯。玄宗赫然提剑而起，公实勇进，□龙上天。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之后，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孝和皇帝就是中宗。中宗被其皇后韦氏毒杀以后，韦氏想走武则天的老路，自称皇帝。睿宗子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武则天女）杀韦后，使睿宗再次为帝。睿宗让位于隆基，隆基即位，就是玄宗。所谓“玄宗赫然提剑而起，公实勇进”，就是说高力士在这一政治事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睿宗让位于玄宗，太平公主极力反对。高力士又帮助玄宗消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杀了太平公主的心腹宰相萧至忠、岑羲，迫使太平公主自尽于家中。于是，玄宗在奖励功臣时，也“以高力士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本来，玄宗在为藩王时，“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由此看来，在玄宗取得帝位的过程中，高力士确是有重要贡献的。

　　宦官本来是皇帝的家奴，地位不高。所以，“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下级官员的服色）廪食、守门传命而已”。中宗时，情况有所改变，“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五品以上）尚寡”。玄宗时，宦官增加到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三品以上者）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高力士就是品级最高的宦官。

　　高力士虽然显赫一时，令人瞩目，“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自李林甫、安禄山辈皆因之以取将相”。但是，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这就是说，他还保持着一个传统宦官的本色，不像李辅国以后的宦官那样，架空皇帝，争权跋扈，甚至随意废立皇帝。李辅国竟敢狂妄地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显然，宦官与皇帝的位置颠倒过来了。

　　高力士仍然极力维护玄宗的权力和地位。玄宗初即帝位，宰相姚崇“奏请序进郎吏”，玄宗不做回答，只是仰视殿屋。姚崇不得要领，无所适从。退朝后，高力士问玄宗道：“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回答道：“朕任元之（姚崇）以庶政，大事当面奏事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稍后，高力士借机向姚崇透露了玄宗的心意，“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君人之体”。高力士这样承上启下地沟通关系，必然加强君礼臣忠的相互情意，无形之中也就起了巩固玄宗地位的作用。“开元之治”的形成，和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密切相关。

　　唐的都城长安，由于交通不便，常常发生粮食危机。为了解决粮荒，皇帝多次移住洛阳。玄宗颇感东西迁移之苦，故而征求群臣意见道：“朕亲主六合二十余年，两都往来，甚觉劳弊，欲久住关内，其可致焉？”在群臣均无良策的情况下，宰相李林甫主张用变造、牛仙客建议用和籴的办法缓解困难。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数年之中，甚觉宽贷”。玄宗遂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

　　所谓变造，就是将备荒之用的义仓之粮变换输送京师。所谓和籴，就是官府出钱与民议价购粮。初虽议价购粮，但后来发展为压价或强买。高力士认为，这种办法虽然暂时有效，但不可长期实行。他对玄宗说：“且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于是，他建议：“但顺动以时，不逾古制；征税有典，自合恒规。”高力士的意见是为巩固玄宗政权考虑的。变造与和籴，只能在距长安不远的地方实行；否则，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江淮漕运转输极难”，才使玄宗“两都往来，甚觉劳弊”的。如果长期实行这种办法，长安附近的正仓（官仓）、义仓存粮将被用完，民间余粮也被购尽。这样一来，民无存粮，国无蓄积，自然使玄宗政权发生危机。所以，他主张仍然按常规征收赋税。高力士虽然没有谈出解决京师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但他是为巩固玄宗政权的长远利益着想的。

　　更能说明高力士为玄宗政权的长远利益考虑的，是他反对玄宗要把“军国之谋，委以林甫”。他说：“军国之柄，未可假人。”玄宗欲把军国大事委以李林甫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林甫面柔而有狡计，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而猜忌阴中人，不见于词色，朝廷受主恩顾，不由其门，则构成其罪；与之善者，虽厮养下士，尽至荣宠”。这就是说，李林甫是一个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人。把军国大事委之于他，当然是危险的。看来，高力士反对玄宗大权旁落，正是为了巩固玄宗政权。

　　天宝十三年（754），由于前一年“水旱相继，关中大饥”。玄宗担心“雨伤稼”，宰相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并且掩盖其真相说：“雨虽多，不害稼也。”凡是如实反映灾情者，都受到了杨国忠的打击。从此，无人敢说真话，玄宗被蒙在鼓里。玄宗放心不下，遂问高力士道：“淫雨不已，卿可尽言。”高力士道：“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这就是说，皇权旁落于宰相，形成杨国忠专权，无人敢反映真实情况了。由于玄宗此时已由积极进取的皇帝转变为骄奢淫逸的皇帝，情况难以改变，但高力士极力维护皇权的思想是依然如故的。

　　正因为高力士极力维护玄宗的权力和地位，所以李辅国等人千方百计欲除之而后快。安史之乱即将结束，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李辅国是因拥立肃宗即位而取得权势的，所以他时刻考虑玄宗回到长安是否威胁肃宗的地位。为了削弱玄宗的势力，他迫使玄宗迁居太极宫，把玄宗和外界隔绝起来。把高力士这个铁杆保皇派驱逐出京，并强加罪名曰：“力士潜通逆党，曲附凶徒，既怀枭獍之心，合就鲸鲵之戮。以其久持帷幄，颇效勤劳，且舍殊死，可除名，长流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高力士最后一次维护玄宗的地位，反对李辅国迫使玄宗离开兴庆宫，就成为高力士与玄宗永别的事件了。《高力士墓志铭》载：“上元初，遭谤迁谪，安置巫州。”即指此而言。

　　总而言之，高力士帮助玄宗取得了政权，又支持玄宗巩固了政权，也伴随玄宗失去了政权。玄宗由一个大有作为、积极进取的皇帝转变为怠于政事、骄奢淫逸的皇帝，而高力士对玄宗的态度则始终是忠心耿耿的。因此，《高力士神道碑》对他有如下的评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之后，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王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君子曰：此所谓事君之美也。”

　　高力士首为内侍监

　　玄宗时，宫中的宦官数量增加，权力也超越过去，然地位之重要，都不及高力士。他们都为高力士所左右。例如，“黎敬仁、林昭隐、尹凤翔、韩庄、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修功德，市鸟兽，净为之使，使还，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宠与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至于朝廷的将相大臣，如宁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以才进，然厚结力士，故能踵至将相”。甚至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甚有恩怨，矛盾颇深，玄宗也命高力士设宴邀请双方，为其和解。虽然未达目的，但由于高力士的暗示，哥舒翰对安禄山的怒骂未做回击，才使矛盾没有进一步激化。由此看来，高力士不仅在宦官之中权大位尊，而且还可代表玄宗驾临将相之中。不言而喻，高力士确是令人瞩目的宦官。

　　由于玄宗的信任，高力士的头上屡加官衔，玄宗即位后，“特加朝散大夫、内给事、充内弓箭库使。寻迁内常侍、兼三宫使，又加云麾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又“累迁冠军、镇军、辅国、骠骑等大将军，特拜内侍监。内侍有监自公始也”。《高力士神道碑》也说：“内侍置监，公首为监。”这就是说，高力士又被加上了空前未有的内侍监头衔。

　　内侍监被视为职官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代官制词典》中，也只解释内侍监是“唐内侍省的改名”。这当然有所根据。《唐六典》的《内侍省》和《旧唐书·职官志三》，都明确说龙朔二年（662）把内侍省改称内侍监，但都没有说明内侍监也曾是一种职官。《中国历代职官辞典》则明确说内侍监是“官署名”。但高力士的《神道碑》和《墓志铭》都肯定加给高力士的内侍监头衔是一种官名，而且前所未有。

　　其实，《新唐书·高力士传》已有这种意思：“有袁思艺者，帝亦爱幸，然骄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阴巧得人誉。帝初置内侍省监二员，秩三品，以力士、思艺为之。帝幸蜀，思艺遂臣贼，而力士从帝，进齐国公。”这就是说，袁思艺和高力士都受宠于玄宗，都被任命为内侍监，秩三品。这是宦官中最高级别的职务。按照唐制，内侍省最高的官职是内侍，官阶是从四品上。其次是内给事、内谒者等。现在，新设置了内侍监，官阶是三品，当然是至高无上的了。

　　既然初置内侍监是袁思艺和高力士二人，为什么《高力士墓志铭》载“内侍有监自公始也”，而未提到袁思艺呢？这不难理解。高力士、袁思艺虽然都受宠于玄宗，“然力士巧密，人悦之；思艺骄倨，人士疏惧之”。显而易见，高力士人缘甚好，受人称赞；袁思艺为人傲慢，人士惧怕而疏远他。这样一来，褒高贬袁的思想倾向必然存在于有关人士之中。

　　更有说服力的，是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玄宗逃到成都，高力士紧跟而去；而袁思艺则投降安禄山叛军。这就是所谓“帝幸蜀，思艺遂臣贼，而力士从帝，进齐国公”。唐军收复长安、洛阳后，肃宗对投降安禄山的官员都进行了严厉的处分，按照投敌的情节分六等定罪，严重的斩首或赐其自尽，其次是重杖或流贬者。叛变的袁思艺当然不能与忠心耿耿的高力士相提并论。总而言之，高、袁二人的人际关系大有差别，在关键时刻的政治态度又截然不同，最高级别三品宦官内侍监也就只有高力士当之无愧了。由此看来，高力士的《神道碑》和《墓志铭》只提高力士是首为内侍监者而根本不涉及袁思艺，是事出有因的，身败名裂的罪人当然不能享有过去的荣誉了。

　　高力士与柳芳撰史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其生卒年代不详，根据其事迹推测，应该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时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述很多。与高力士密切相关的是他对重要史著《唐历》40卷的撰写。

　　玄宗时的另一史官韦述，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也很值得称道。他“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这部《国史》虽在当时受到重视，但书未完成韦述就去世了。继续完成这部《国史》的就是柳芳。

　　柳芳与韦述在肃宗时同为史官，而且还是好友，他们共同“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系统《国史》，比韦述所修《国史》增加了17卷。但是，这部史书的缺点很多，由于“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以致形成“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在这种情况下，柳芳既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饰自己的缺点，继续努力，千方百计地想补其不足之处。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大有收获。肃宗上元年间（760-761），柳芳“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这就是说，柳芳为弥补其所修《国史》的不足，利用被贬黔中、碰到高力士的机会，请高力士面谈了开元、天宝即玄宗时的政事，并笔录了高力士所谈内容。他认为高力士所谈是他难以掌握的事实，必须载入史册。但由于《国史》已上报朝廷，“不可追刊，乃推衍义类，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卷，颇有异闻，然不立褒贬义例”，故而“为诸儒讥讪”。所谓“颇有异闻”，就是新的内容很多。采用编年史的体例，“不立褒贬义例”，故而“为诸儒讥讪”。

　　为什么“不立褒贬义例”就会遭到“诸儒讥讪”呢？自孔子修《春秋》以来，各种史书无不寓褒贬于其中。纪传体的正史，每一卷后都有作者评语。由此可见，“不立褒贬义例”是不符合史学传统的。不过，只要如实地写人叙事，对后人认识历史是更有帮助的，比起那些为了褒贬的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歪曲历史更有实际意义。所以，《唐历》的史学价值是不能因此而低估的。

　　这部编年体的《唐历》，对后人修撰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唐历》的全部内容，以便拿它和两《唐书》及《资治通鉴》进行对比，分析它对修撰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却为后人保留了很多《唐历》的内容，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对《唐历》有大概的了解。

　　根据自己不一定十分准确的统计，在《通鉴考异》中，提到《唐历》的地方将近150处（同一问题提到两次者只算一处）。仅此一点，就可以肯定，《唐历》是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唐纪》部分的重要参考书。

　　根据《通鉴考异》所提到的《唐历》内容，政治方面的最多，如政治事件、皇帝的活动、各种制度、战争的过程、官吏的任免、宫廷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内容，多是高力士所熟悉的。因此，如果说高力士为柳芳修撰《唐历》提供了重要内容，肯定是无可惑疑的。换言之，柳芳在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包含着高力士提供珍贵资料的功绩。

　　高力士的年龄

　　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还京。七月，高力士“发巫山（应为巫州）至朗州（今湖南常德），八月病渐亟。谓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同，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言毕，以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终于朗州开元寺之西院”。《新唐书·高力士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宝应元年赦还，见二帝遗诏，北向哭呕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宫，死有余恨。’恸而卒，年七十九。”显而易见，高力士终年是79岁。

　　《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卷》载，高力士的生卒年代是684-762年。实际上，这也是按高力士终年79岁推算来的。总而言之，古今史书都认为高力士79岁而终。

　　另有一种记载必须注意。《高力士墓志铭》载：“宝应元年，有制追赴上都。中路闻天崩地坼，二圣下席。长号泣血，勺饮不入口。惜攀髯而无及，俄易箦而长辞。其八月八日，终于朗州龙兴寺，享年七十三。”这与以上记载有三处不同。其一，高力士死的时间虽同为宝应元年八月，但有十八日与八日之别；其二，高力士死的地点虽同是朗州，但有开元寺和龙兴寺之别；其三，高力士终年是79岁还是73岁。前二者无关紧要，笔者暂不论述，仅就高力士终年岁数分析如下：

　　高力士终年如果是79岁，应该生于嗣圣元年（684）；终年如果是73岁，应该生于天授元年（690）。高力士入宫的时间，《旧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元年（698）；《新唐书·高力士传》认为是圣历初。圣历的年号只用了二年，所以圣历元年和圣历初是一致的。这时高力士多大年龄呢？

　　《高力士神道碑》载：“年在童龀，入侍玉阶。”《高力士墓志铭》载：“年未十岁，入于宫闱。”“童龀”应该是童年换牙的时候，一般是七八岁；“年未十岁”，当是接近十岁。看来，两种记载基本一致。这样一来，按照他入宫的时间和年龄，他终年必然是73岁。因为他生于天授元年（690），到圣历元年（698）正好8岁。说他“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都是符合实际的。

　　如果他终年是79岁，生年是嗣圣元年（684），圣历元年（698）他入宫时，当是15岁，显然和“年在童龀”或“年未十岁”差距甚大，是不可能的。再者，高力士是宝应二年（763）四月安葬的，距他死时仅差八个月。《墓志铭》是安葬时放入墓中的，放入墓中之前肯定有知情者过目。既有当时的知情者撰写或过目，像墓主的年龄这样具体的数字是不会有错的。因为这些地方发生错误是会立即被人发现的。

　　综上所述，高力士的生年应该是天授元年（690），卒年为宝应元年（762），享年73岁。

　　（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