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5章 《资治通鉴》与隋唐史研究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方面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名著。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类同的著作与有关的著作。研究《通鉴》的人也不断增多，以致形成了“通鉴学”。由此可见，它的史学价值很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本篇仅从隋唐史研究与《通鉴》的关系方面谈谈它的史学价值。

　　就中国断代史的研究来说，不管从事哪个阶段的历史研究，都必须有一种或几种主要的参考书。研究秦汉史，决不能抛开《史记》、《汉书》、《后汉书》；研究魏晋史，决离不开《三国志》、《晋书》。隋唐史的研究也是一样，《隋书》、两《唐书》、《通鉴》是主要的参考书。其中《通鉴》是最主要的参考书。为什么《通鉴》是最主要的参考书呢？

　　便于掌握隋唐史的概况

　　任何人物、事件、典章制度等等，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因此，对隋唐史的研究，即使是对隋唐史中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隋唐史的基本线索，甚至要追溯魏晋南北朝或者更古的历史渊源。在这方面，《通鉴》是一部最适当的史书。

　　《通鉴》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系统地叙述了上下1362年的历史。在《通鉴》问世以前，要了解隋唐以前的历史，必须遍读有关各代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书多量大，又都是断代史书，互不衔接。既有重复，又有空隙，读起来颇为困难。正因为如此，司马光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所以他要“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编撰《通鉴》。

　　除了史书的量多，互不衔接，读起来困难以外，资料分散，使人不易掌握历史的全面情况也是一大问题。例如，要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至少应从《后汉书》、《三国志》等有关人物的纪、传里去查阅有关资料。这些资料，都是零碎的、片面的，必须经过综合分析，才能对全面情况有所认识。另如，西晋灭亡以后，与东晋同时并存的十六国割据政权，《晋书》虽以《载记》形式叙述其事迹，但《晋书》的缺点较多，很不理想，和《通鉴》相比，差距甚大。所以，清人李慈铭说：“晋书》颇病芜杂，而孝武以后三秦五燕五凉迭起迭衰，纷ij（交）k（错），尤苦杂糅；《通鉴》叙之井井，不漏不烦，实非后人所能及。胡身之注地理，秩然亦为有功。”司马光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叙述得井井有条，再加上胡三省的注释，就更加清楚明白。由此可见，要纵观隋唐以前的历史，以读《通鉴》为优，既节省时间，效果也好。

　　对隋唐史基本轮廓的认识，更以读《通鉴》为好。

　　首先，《通鉴》虽以政治史为其主要内容，但也涉及经济、文化、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这正适合了解隋唐史概况的要求。因为了解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必须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内容。事实证明，历代王朝的兴衰，就是政治动荡的反映。即使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和有关王朝的兴衰结合起来考虑。例如，不了解黄巾起义打击东汉王朝的政治形势，就不易认识曹魏实行屯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不了解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形势，就无法理解两税法为什么会代替租庸调制。这就是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手段，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把要研究的问题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就会使历史研究陷入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

　　编年体的《通鉴》，对隋唐时期政治形势，叙述得系统而周详。诚然，通过《隋书》、两《唐书》的各帝本纪与有关列传，也可以看出这段历史的政治概况。但是，纪传体的史书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个人的纪或传，只记载与他本人有关的人或事。这样一来，要了解一个事件来龙去脉就很困难。例如，玄武门之变，《高祖纪》、《太宗纪》的记载都极简单。要了解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在《高祖纪》、《太宗纪》之外，还要阅读李建成、李元吉、高士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侯君集等人的传。在这些纪、传中，涉及玄武门之变者，都是廖廖数语，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要了解玄武门之变的全面情况，必须把这些分散的资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才能理出头绪。

　　通过《通鉴》了解玄武门之变的全貌是事半功倍的。如果要系统地掌握其全过程，只要阅读从唐朝建立到武德九年的7卷中的有关部分即可。如果只想知其政变本身的过程，则只须翻阅武德九年六月的记载。这些记载，按照时间的顺序，有条不紊，依次翻阅，一目了然。这样，不仅可以省去许多遍翻各纪、传的辛劳，而且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这一事件。因为《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更为详细，内容更加充实。

　　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等，也都大体类同。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没有任何一本史书可以代替《通鉴》。

　　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就研究隋唐史的资料而言，通鉴也是居第一位的。任何一种历史研究，首先需要广搜博引，占有大量的史料。有关隋唐史的史料很多，但没有一种可与《通鉴》相提并论。

　　《通鉴》是战国至五代的通史，为什么对隋唐史的研究特别重要呢？

　　战国秦汉阶段，和北宋相距甚远，在多次的政治动荡中，各种史料大量散失，有些已经湮没无闻，不为人知。因此，《通鉴》史料的来源，不得不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为主。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照抄，甚至连不妥之处也未改动。例如，《通鉴》所载，战国时苏秦游说各国，对韩王、魏王、齐王等人的言论，与《史记·苏秦传》的内容完全相同，显然是整段的照抄。其中苏秦说齐王的话中有：“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当，不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根据胡三省注释，最后一句“胜”下当有一“负”字，这样才文意明通。由此可见，《通鉴》照搬《史记》这段话时，既没有其他参考资料，也推敲不够，所以，明显的失误之处也未能改正。

　　魏晋南北朝阶段，与北宋相距较战国秦汉为近，正史以外的资料相对的多些。但是，由于长期分裂割据，资料分散；隋统一不久，又遭战乱。因此，到北宋时也有很多资料散失，保存下来的也不是很多了。这样一来，《通鉴》的这一部分仍然需以正史为资料的主要来源。

　　有位学者统计，《通鉴》的战国秦汉部分取材正史的资料约占3/4，魏晋南北朝部分取材于正史的资料占2/3.这就是说，《通鉴》的隋唐以前部分，其史料价值并不是十分珍贵的。

　　隋唐五代部分就截然不同了。

　　隋唐五代阶段与北宋的年代衔接，对北宋人来说，隋唐五代是近代史，唐末特别是五代的人，到宋初还大量存在。这些人的所见所闻就是活的资料。这种条件，至少说能使北宋的史学家对唐到五代的历史更加熟悉。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直接保存下来的资料极为丰富。除了《陈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正史以外，参考的其他资料还有260多种，占《通鉴考异》全部引书的5/7以上。在资料的种类上，除了正史以外，还有实录、起居注、文集奏议、编年史、杂史、霸史、传记行状、碑碣墓志、地理小说、政书谱历等多种类型，每类书的数量也往往多达十几至几十种。由于正史以外的资料极其丰富，所以《通鉴》资料的来源中，正史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其他资料的比重有所上升。《考异》的《隋纪》部分采用正史的资料还占3/4，《唐纪》部分则下降到1/3，五代部分还不到1/3.这就是说，《通鉴》从前到后，越来越多地利用了正史以外的资料。其实，《通鉴》的史料来源不仅比有关正史广泛，同时也超过了稍早于《通鉴》的类书《册府元龟》。因为《册府元龟》的史料来源也着重于经、史、诸子及正史，不像司马光那样，“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凡是有关的资料都看到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司马光愈到后来愈轻视正史，而主要是因为其他方面的资料相对的增多，使用各种资料的选择的范围扩大了。这些正史以外的资料，多数已经散失，现在无从查找，只有通过《通鉴》可以知其大概。正是这种原因，《通鉴》的史料价值，隋唐五代部分高于以前各部分。另外，从《考异》中还可以知道，司马光使用任何资料都是经过认真辨别，慎重选择的。由此可见，《通鉴》的隋唐五代部分，其史料价值不仅在范围上大于《隋书》、两《唐书》等正史内容，而且在准确程度上也超过有关正史。

　　《通鉴》所采用的正史以外的各种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例如，唐代的实录、国史、起居注、文集、杂史等等，都是研究唐史的第一手资料。

　　唐代的实录，除了《顺宗实录》以外，其他实录现在都看不到了。但通过《考异》可知，《通鉴》共采用各实录的资料共558条。国史之一的《唐历》，被《通鉴》所采用的资料有72条。其他各种史料被采用者也都有相当分量。

　　《通鉴》所取唐代实录、国史的内容很多，但司马光不像《旧唐书》的撰者那样，全文照抄，而是对所用的资料都认真分析考辨，慎重选择。例如，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李、李道宗等进攻高丽。《实录》载：李奏曰：“向若陛下不自亲行，臣与道宗将数万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寿（高丽将军）等十余万抽戈齐至，城内兵士复应开门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败，必为延寿等缚送向平壤，为莫离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谢陛下性命恩泽。”唐太宗“素狎，笑而颔之”。司马光认为：“后独将兵取高丽，岂必太宗亲行邪！此非史官虚美，乃谀辞耳。”于是，他没有采用这段资料。不采用这段违背事实的“谀词”，当然是正确的。类似这种情况，在《唐历》与其他资料中也都不取。这都充分说明，《通鉴》隋唐五代部分的史料价值，不仅在于其数量多，而且也在于其质量高。换言之，《通鉴》并不只是资料的汇编，而是真正研究历史的成果。

　　《通鉴》的史料价值高于《隋书》、两《唐书》等正史，还在于有《通鉴考异》、《资治通鉴音注》、《通鉴补》等有关的著作，使我们更容易理解《通鉴》的内容，同时也加深加宽了《通鉴》的内容。

　　正史中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有一家或几家注释，读起来颇为方便。后来的正史，都没有注释。所以，《隋书》、两《唐书》等，读起来困难颇多。《通鉴》则大不相同。由于《通鉴》的社会影响较大，研究《通鉴》者，各代都不乏其人。就注释方面说，南宋末到元初的胡三省，明朝的严衍，都是造诣很深的。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不仅是给难念的字注音，并解释其意，起到字典的作用，同时，还对典章制度、地名、人名、服饰等等，都作详细的注释。例如，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命卢祖尚出镇交趾，卢坚决不去，唐太宗怒而斩之。不久，唐太宗悔恨自己过于简单从事，遂“命复其官荫”。对这一句，胡三省注释道：“复其官，则得荫其子若孙。”同时，还对唐朝的荫官制度作了系统的叙述：“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非常清楚，胡三省既注释了《通鉴》内容的本身，还涉及有关制度。这样，既加深了《通鉴》的内容，也扩大了唐代历史知识的范围。

　　胡三省对于地名的注释也很详细，不仅对州、郡、县等地名的演变详加注明，而且连都城的宫殿、城门、桥梁等，也细述其位置。例如，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军进攻洛阳的王世充。《通鉴》载：“世民移军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凭故马坊垣堑，临谷水以拒唐兵……”这里提到的方诸门、青城宫，都注释得极为具体。他说：“东都城西连禁苑，方诸门盖自都城出禁苑之门也。青城宫在禁苑中，谷、洛二水会于禁苑之中。”另外，在注释“世充出右掖门”时，既注明右掖门是洛阳城南部右边的一门，又注明“洛水迳其前，有天津、永济、中桥三桥”。这些注释，对于我们了解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的战争情节，都较《通鉴》更为具体。

　　“严衍的《通鉴补》，不仅对《通鉴》正文进行了许多补充、改正和移置，并择要注明根据和理由，同时还作了许多补注、辩诬、存疑、备考等，是一部有补有正的著作。”这部著作，对“通鉴》记载不够周详，不够准确的”，“便考证史实，加以补充”；对“通鉴》记载疏误，或称谓不一的地方”，“便加以订正；对《通鉴》编次失序的史实，便加以移置，对《通鉴》中的误字”，“也加以改正”。另外，对胡三省的注有遗漏或解释失当者，也进行补充或纠正。例如，《通鉴》载：武德元年十二月，李渊“车驾幸周氏陂，过故墅”。严衍经过考证，认为下应加“丁亥还宫”四字。另如，《通鉴》关于西突厥与周围各国的关系载：“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控弦数十万，据乌孙故地……”严衍认为，在“铁勒”之下应加“西拒波斯，南接l宾”八字。这些补充，无疑都更充实了《通鉴》的内容。

　　严衍对胡注的订正，也很有意义。例如，贞观十七年（643），褚遂良在上疏中读到关于唐与薛延陀的关系时道：“陛下（指唐太宗）君临天下十有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莫不欣然，负之无力……”胡三省注道：“此二语考之《旧书·褚遂良传》亦是如此，然其意义难于强解。或曰：‘力’当作‘益’；言负延陀之约为无益也。”严衍认为：“恩重力轻，故曰负之无力。”这个否定的否定，至少促使我们要进一步思考《通鉴》的原意。至于改正《通鉴》的错字，更是直接有助于对《通鉴》的理解。例如，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李、李靖、柴绍、薛万彻等，率众十余万，分道出击突厥，所有各军皆受李靖节度。但《通鉴》误为“皆受李节度”，严衍把它改正了。类似这种情况颇多。不难看出，《通鉴补》确是我们阅读《通鉴》非常必要的辅助著作。

　　《资治通鉴考异》对读《通鉴》的作用，更是史学工作者尽人皆知。

　　首先，《考异》告诉我们，司马光选用史料是非常慎重的。例如，关于武则天入宫时间问题，必须和她的生卒年代联系起来。究竟武则天活了81，还是82或83岁，司马光看了多种资料。《考异》说：“旧则天本纪》，崩时年八十三，《唐历》、焦璐《唐朝年代记》、《统纪》、马总《唐年小录》、《圣运图》、《会要》皆云八十一。《唐录》、《政要》，贞观十三年入宫。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故置此年（贞观十一年）。”可见《通鉴》记载武则天于贞观十一年入宫为才人，是经过分析大量的资料以后作出的结论，武则天的入宫时间与年龄，无关大局，司马光还是如此认真严肃，可见他是不会主观、武断地乱作结论的。

　　其次，司马光非常重视史料的历史背景。唐代的实录，无疑是研究唐史的第一手资料，但他并不轻信实录，而是把实录的内容和其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视其真伪。例如，当唐太宗东征高丽时，“留侍中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刘洎狂妄地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有人诬奏曰：“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于是，唐太宗赐刘洎自尽。根据实录，诬奏者是褚遂良，《考异》说：“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今不取。”许敬宗是一个史德极其恶劣的史官，他曾经多次根据自己的利害、好恶篡改或歪曲历史。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他与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司马光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许敬宗有意在实录中加罪于褚遂良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可见，司马光对待曾经篡改或歪曲过的历史文献是极为慎重的。

　　和《通鉴》有关的著作，当然不止以上三种。通过各种有关的读物，无疑可以加深加宽《通鉴》的内容。在这方面，《隋书》、两《唐书》等正史是不能与《通鉴》同日而语的。

　　有助于认识唐宋史学思想的发展

　　《通鉴》的史学思想，是唐代史学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深入研读《通鉴》，可以更好地认识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早期的史书《春秋》，是孔子为了维护江河日下的奴隶制度而修的。所以，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关于《春秋》的内容，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不难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复奴隶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隶制灭亡的危机。

　　西汉时，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说，司马迁虽然主张“究天人之际”，以示反对，但董仲舒的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东汉的封建正统史学家班固，为了说明汉代秦的必然性，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他说：“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南朝刘宋人范晔撰的《后汉书》，也宣扬类同的历史观。他认为曹丕迫使汉献帝退位也是天意。他说：“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献帝）其何诛焉！”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这种消极思想，只能说明统治者的君权神授，改朝换代是合理的，但不能促使统治者千万百计地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到了唐代，史学和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史学家们不是消极的在史书中说明统治者的地位合乎天意，而是通过史书为统治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极地为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出谋划策。例如，魏徵在论述北齐的灭亡时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自河清（武成帝年号）之后，逮于武平（后主年号）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所谓火既炽矣，更负薪以足之，数既穷矣，又为恶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过历，不亦难乎！由此言之，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既然北齐的灭亡是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政治腐败，当然与天无关。这无疑是要统治者引以为戒。魏徵的这种思想，全面地贯穿在他“总知其务”的五代史中。

　　在论述隋灭陈的时候，魏徵没有说明陈被隋所灭是天意的表示，反而是大肆批评陈“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后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在用人方面，“昵近群小”，重用“侵渔之吏”，故而“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寤，自投于井……”以致陈朝灭亡。在论及隋朝的灭亡时也同样如此。魏徵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应追溯到隋文帝：“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直接导致隋朝灭亡的是隋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燥，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这种从统治阶级本身寻求封建王朝兴亡原因的历史观，与唐朝统治者的政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唐朝初年，李渊就注意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与汉、唐兴盛的经验。他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朝末年，“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唐太宗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与弘文馆学士讨论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他还“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他“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既然他收到了“稽古临事不惑”的效果，所以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里说的“古”，当然是指历史。把历史当作镜子，可见唐朝统治者重视历史经验是超过前人的。由于政治上的需要，魏徵等史官在修撰史书时就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要求。

　　非常明显，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改变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进而通过史书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直接为统治者寻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这种思想，到宋代更加完整、系统化了。司马光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通鉴》充分反映了司马光的这种思想。

　　最初，宋英宗命司马光撰《历代君臣事迹》。本来，君臣关系早在春秋时孔子就有定论了，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是，在历次改朝换代中，多次是臣取代了君的地位。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以臣的身份夺取了皇帝的地位的。这就不能不使宋统治者感到君臣关系问题并未解决，从而通过《历代君臣事迹》去寻求答案。

　　司马光并未受历代君臣事迹的限制，而是纵观古今，从《史记》、《汉书》以来的大量史书中，“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而成为《通鉴》的。在司马光看来，“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因此，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宋神宗看了《通鉴》，颇为欣赏，并亲自为之作序，序中说：“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正是由于其内容如此丰富完备，所以，“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为封建统治者如此重视的史书，当然是迎合了他们的需要。

　　胡三省也对《通鉴》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有人认为，经与史不能同日而语，是因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司马光自己也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这就是说，司马光的史学思想是寓于叙事之中。根据所叙之事，《通鉴》必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所以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要通过《通鉴》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秩序。封建秩序巩固了，统治者的地位当然也就不会动摇。

　　《通鉴》刻印以后，宋哲宗曾当作珍品赐给臣下；金、元、明三代，都有皇帝要臣下为他进讲《通鉴》。可见在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通鉴》奉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指南。

　　从唐开始的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史学思想，到宋代司马光时已经达到成熟阶段了。这种思想，从唐到宋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通鉴纪事本末》把《贞观君臣论治》作为一个分目，可见“以古为镜”的思想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魏徵“总知其务”的五代史已如前述，吴兢的《贞观政要》更为突出，刘肃的《大唐新语》与《贞观政要》又大体类同，司马光的《通鉴》系统而完整。不言而喻，唐宋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研读《通鉴》可以更好地认识这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其社会意义。

　　修史的方法可资借鉴

　　《通鉴》是我国封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仅从史料方面、史学思想方面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而且司马光的研究方法也使我们受到很多启发。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整个《通鉴》的分量来说，隋唐五代部分所占比重最大。例如，全书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唐朝289年的历史就占81卷，而有426年历史的两汉才占60卷。同时，这一段的史料也最多。因此，修撰起来就不能像战国秦汉那样，主要是整理正史所有的史料，必须对大量的史料逐步进行审查、辨别，去伪存真。《通鉴考异》正是司马光在这项工作中的成果。该书共30卷，隋以前的只有7.5卷，22.5卷是隋唐五代的内容。另外，范祖禹所草成的唐纪长编有600卷，经司马光修订后成为81卷。这都充分说明，司马光对史料所下的功夫，主要精力用在了隋唐五代方面。

　　在《考异》中，有人名、地名、时间等考证，也有对事件的分析。考证、分析的方法是弄清事实的基本途径。

　　关于薛举的儿子薛仁果的名字，各种史料记载不一。“唐高祖实录》先作‘仁果’后作‘仁杲’。新、旧《高祖》、《太宗纪》、《薛举传》、柳芳《唐历》、《柳宗元集》皆作‘仁果’。《太宗实录》、吴兢《太宗勋史》、《革命记》、焦璐《唐朝年代记》、陈m《唐统记》皆作‘仁杲’。”司马光根据这些史料，又对照昭陵六骏之一的铭文：“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最后作出结论说，昭陵六骏之一的铭文最可信，应是薛仁果。这种把文献资料与实物结合起来的考证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

　　关于地名的考证，方法也是对头的。武德二年（619），唐军与宋金刚部将尉迟敬德战于夏县（山西夏县）。据《高祖实录》是“战于下n”，司马光在《考异》中说：“按下n乃在关中，去夏县殊远，《实录》之误也，今从《旧书·孝基传》。”唐军平定宋金刚的战争是在河东诸郡进行，下n既在关中（今陕西渭南北），当然与这次战争无关。反之，当唐军兵临夏县时，据守夏县的吕崇茂曾求援于宋金刚，宋派尉迟敬德前往增援，可见唐军与尉迟敬德战于夏县是合情合理的。这种把地理位置与战争过程结合起来的考证结果，比仅据文献资料更能服人。

　　时间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历史事实是否真实。所以，司马光对时间的考证也极慎重。例如，武德四年（621）四月，窦建德增援王世充。《通鉴》载：“窦建德迫于武牢不得进，留屯累月。”用“留屯累月”四字，司马光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两《唐书》的有关记载不同，“旧书》，停留七十余日；《新书》，六十余日。”司马光分析道：“按二月戊午，沈悦（王世充郑州司兵）始以武牢降唐，至五月己未，建德败，才六十二日。若沈悦今日降唐，明日建德即至，亦不能自固。又吴兢《太宗勋史》：三月己卯，建德率兵十二万次于酸枣（河南原阳北）。去败才四十一日，故但云‘留屯累月’。”看来，司马光对停留70余日、60余日的惑疑，理由是充分的，不轻率地定出其具体的停留日数也是妥当的。

　　司马光对事实的分析也是比较客观的。例如，他对唐太宗曾有过多处赞扬。但他并不因为赞扬过唐太宗而为其隐讳缺点和错误。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率军进攻夏县，曾经屠城。据《高祖实录》，李渊下诏曰：“平薛举之初，不杀奴贼，致生叛乱，若不尽诛，必为后患。”故“诏胜兵者悉斩之”。司马光认为是“作《实录》者归太宗之过于高祖”，故而“不取”。司马光的分析颇有道理。直接指挥唐军平定刘武周、宋金刚的是李世民。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有过许多地方的得失，为什么在攻取夏县的时候李渊想起了与薛举作战的事而下诏屠城，而其他地方没有类同的事件呢？与此相反，李渊听到平定并州的时候是“大悦”而不是下诏屠城。由此可见，屠城者只能是李世民，与李渊无关。

　　根据以上数例，可知司马光运用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鉴别史料的方法是正确的。这些方面，都是史学工作者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因为《考异》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隋唐五代部分，所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在隋唐五代部分表现得最为充分。不言而喻，研究隋唐史最有必要研读《通鉴》。

　　司马光等人集体编书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这方面，翦伯赞教授曾经给以高度的赞扬。他说：“刘o、刘恕、范祖禹都是司马光自己邀请的志同道合的人，他们都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家。”所以，“都具备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都能担负起他们所承担的那一部分的任务，都能写出基本上具有当时学术水平的初稿。”作为主编的司马光，不是简单地汇集大家的初稿，使其成为“百衲被”，而是把大家的劳动成果变成“完整的连针线的痕迹都看不出来的锦绣文章”。事实证明，司马光不仅是个造诣很深的史学家，而且也是个很好的学术工作的组织者。例如，他在与范祖禹《论修书帖》中，把修长编的各种细节都谈得非常具体。这正是他对编书的组织工作考虑得非常周到的表现。

　　司马光与他的合作者，虽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司马光与范祖禹就有不同的见解。清人王鸣盛说：范祖禹的《唐鉴》，“纯是议论，于考证无益，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既然“议论佳者，已俱采入《通鉴》”，当然是未被采入《通鉴》者就是二人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就是一例。范祖禹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立子以长不以功”，李世民杀其兄是“无君父也”，而司马光则千方百计地为李世民进行辩护。这正是范祖禹另撰《唐鉴》，专发议论的原因。不难看出，司马光与范祖禹等人的合作，能够作到求同存异，互相尊重。在《通鉴》中完全贯穿了司马光的观点，前后一致，系统完整。这样，既能各抒己见，也保证了《通鉴》的质量。另外，《通鉴》虽为三人分修，但司马光能够把不同风格的文笔融为一家之言，不仅思想前后一致，而且文字也如出一人之手。这种分工合作，编撰巨著的成功经验，今天也是应该重视的。因为任何一部巨著，用一个人的力量是难以成功的，必须有学有专长的学术带头人组织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当前，随着各种事业的迅速发展，学术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各种学术刊物与著作，也都日益增多，谁也无力遍读尽知。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带头人的组织作用，合作者之间的互相尊重，各人发挥自己的所长，友好合作，都显得更为重要。所以，总结司马光等人合作编撰《通鉴》的经验，颇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