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4章 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看《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

　　北宋时的司马光（1019-1086），用了19年的时间，编撰了一部《资治通鉴》（通常简称《通鉴》）。这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编年体史书。这部史书，对我们当代的史学研究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鉴》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后周显德六年），全书294卷，共300万字，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这样一部史学巨著，是在北宋皇帝英宗、神宗的支持下编写而成的。宋英宗和宋神宗为什么支持司马光编写这部史书呢？简单说，是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与宋英宗、宋神宗欲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愿望完全吻合。

　　司马光编撰《通鉴》的目的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也就是北宋真宗到哲宗这一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而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日益尖锐。面临这些矛盾，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在统治集团内部，大臣们各执己见，皇帝则无所适从。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失败，很不得意，于是，他就利用不预朝政的机会，发挥他在史学方面的特长，编撰了《通鉴》。在政治舞台上碰了钉子，愤愤不平而退居在野，从而专心治史，不言而喻，必然要在其史学著作中表露其政治思想。

　　司马光很崇拜《春秋》，所以当他对刘恕谈到编撰《通鉴》的事时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当刘恕问他为什么不从上古或尧、舜开始时，他回答说：“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刘恕又问他为什么不紧接《春秋》而要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开始，他又回答说：“经》不可续也。”司马光把《春秋》视为儒家经典，既不能增删，也不可续编。既然如此崇拜《春秋》，无疑要把《春秋》作为史书的样板。孔子修《春秋》，运用褒、贬、讳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维护奴隶制度。所以刘恕说：“夫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赞《易》而不作《春秋》，则后世以史书为记事琐杂之语，《春秋》列于六艺，愚者莫敢异说而终不能晓也。”参加编撰《通鉴》的刘恕认为，史书不能成为“记事琐杂之语”，必须是“因善恶以明褒贬，察政治以见兴衰”，以便于“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毋庸置疑，史书必须符合政治的需要。也就是说，《春秋》为维护奴隶制度服务，《通鉴》必须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

　　当然，北宋和春秋时的情况不同，春秋时，奴隶制度江河日下，正在崩溃，北宋时封建制度尚在相当巩固的阶段。但是，北宋统治者的地位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显得极不稳定。北宋皇帝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很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寻找能继续存在的借鉴。《通鉴》正是迎合了北宋最高统治者的这种需要。它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运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制度的手法，为最高统治者提供了借鉴。

　　司马光熟悉历史，颇知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所以他说：“闻治乱之原，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但由于史书繁多，读起来很不容易，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既要经常处理政务，又无勤奋好学的精神，遍读史书，更感困难。因此，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这里清楚地说明，司马光为了皇帝在不多的时间里，能够读到有“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重要内容，所以“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地编撰了《通鉴》。也就是说，司马光为了英宗、神宗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夜以继日地编撰了《通鉴》。正因为司马光编撰《通鉴》的目的这样明确，所以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由此可见，司马光虽然用尽了毕生精力，以致其“骸骨癯痒，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但终于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赞扬和奖励。宋神宗在《奖谕诏书》中说：“卿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省阅以还，良深嘉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具如别录，至可领也。”这种精神上的赞扬和物质上的奖励，更足以说明封建统治者对《通鉴》的迫切需要，胡三省更把《通鉴》说成是统治集团必不可少的东西。他非常肯定地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为地主阶级的史学家如此所赞颂的史书，其中心思想必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下面仅就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

　　纵观《通鉴》，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思想是贯穿全书始终的。这一点，胡三省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问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非常明显，胡三省不同意史只是记事的说法，叙述事实本身，就包含着“得失成败”、“万世亡弊”的道理。所以，“道无不在”，也就是他要宣扬的思想是贯穿在历史事实本身的。不言而喻，要研究《通鉴》的中心思想，应从全书的内容着手。不过，也必须承认，以“臣光曰”出现的对具体问题的评论，是更集中、更突出地体现了司马光的史学思想的。因此，我们就以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为例，讨论《通鉴》的中心思想。

　　关于“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为争夺太子地位的斗争达刭了白热化的程度。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矛盾，终于演变成了以刀兵相见的武力冲突。由于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宫城北门），袭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最后取得了胜利，所以史称“玄武门之变”。

　　关于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斗争，司马光对与事有关者都进行了评论。他说：“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己，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拟以为口实乎！”

　　在这里，司马光首先肯定了“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当时所谓的“礼”，就是封建秩序。司马光说：“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礼”既然可以“辨贵贱，序亲疏”，致使上下之间的界限不可逾越，当然就意味着“礼”的破坏必然导致封建秩序的混乱。李建成做太子，是名正言顺的。李世民杀李建成，当然有违于“礼”。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李世民应该受到谴责。然而，司马光并没有直接批评李世民，而是采取了从表面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分别指出了李渊、李建成、李世民各人应负的责任，但实际上却是为李世民进行了辨护。在他看来，李渊所以能做皇帝，主要是李世民的功劳。李建成能力低、功劳小而居显要地位，当然要和李世民发生矛盾。面临这种矛盾，李渊如果舍建成而立世民；李建成如果有自知之明，自动让位于贤于己的弟弟；李世民如果坚决不做太子，都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有违于“礼”的。因为按照“礼”的要求，必须是“尊卑有分，大小有伦”，上下贵贱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绝对界限，决无灵活的余地。例如，司马光说：“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何谓分？君、臣是也。”微子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但由于其母不是帝乙的后而是妾，因而由其弟纣继承了王位。季札是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幼子。由于季札有才能，寿梦欲立其为王位继承人，季札坚决辞让，终使其长兄诸樊继承了王位。诸樊死时，又打算按其兄弟次序依次下传，希望在最后传给季札，季札又拒不接受而出走。最后，出现了争夺王位的斗争，促使了吴国的灭亡。微子启、季札宁肯使国家衰亡而不继承王位，主要是因为“礼之大节不可乱也”。这里所谓的“礼之大节”，是指“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既然太子的地位不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可动摇，如果说李世民有能力，功劳大就应该和李建成争夺太子地位，李建成也应该让位，李渊也应该舍长立次，那岂不是说“立嫡以长”不是“礼之正”吗？这显然是为李世民进行辩护。

　　司马光这样为李世民进行辩护与其坚决维护“礼”的思想是否矛盾呢？看来是矛盾的，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封建秩序的破坏，必然导致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动摇，所以必须维护“礼”。李世民既然做了皇帝，而且是得到地主阶级赞颂的皇帝，同时也是和宋太宗有类同之处的皇帝，当然司马光不会对他进行批评，反而只能运用各种手法去说明他的活动并不违“法”。这和从正面维护封建秩序的做法是殊途同归的，都是为了维护“礼”。

　　“玄武门之变”的事实，既然不是像司马光最理想的那样，于是他就只得又进一步为李世民进行辩护。他认为，李世民最初是想让李建成首先发难，自己只是做些应变的准备。这样，即使杀了李建成，李世民也没有责任。这当然也是违“礼”的。本来，李建成做太子是合乎封建秩序的。按照儒家的思想：“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悌”，就是“犯上”。李世民“犯上”，即使李建成首先发难，也不能改变其性质。司马光是极其推崇孔子的；既推崇孔子，就应该严格按照儒家思想要求李世民。但司马光则完全相反，他认为李世民如果不首先发难，就可以没有责任。这岂不是和“礼”的含义背道而驰吗？最后，司马光认为，李世民袭杀李建成是“为群下所迫”，以至“贻讥千古”，是令人惋惜的。这种同情的心情，无疑说明司马光是千方百计为李世民进行辩护的。

　　司马光为什么要为李世民辩护呢？

　　《通鉴》是为了宋朝皇帝的需要而编撰的，当然，全书的内容必须自始至终贯穿巩固当代皇帝地位的思想。

　　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不外以下三种情况：其一，农民起义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地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重建新的封建王朝；其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在争权夺利斗争中，甲取乙而代之，改换封建王朝的名称；其三，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推翻旧王朝的过程中，逐步蜕化变质，使农民政权蜕变为另一封建王朝。唐代隋，属于第一种情况；宋代后周，属于第二种情况。两者有一共同特点，就是李渊、赵匡胤都是前代王朝的将官，都是用迫使前代皇帝让位的手段以掩盖其篡夺帝位的实质的。这就是说，李渊、赵匡胤的地位是类同的。由于司马光认为唐朝的建立“皆太宗之功”，因而李世民至少是可以和李渊相提并论甚至是超过李渊的。因此，他称李世民为“创业垂统之君”，另外，宋太宗赵光义也是用封建统治者认为不光彩的手段，从其哥哥手中取得帝位的，与李世民从李建成手中抢夺帝位同工异曲。同时真宗以下的北宋皇帝又都是赵光义的后代，如果面对赵光义的后代大骂李世民袭杀李建成如何违“礼”，当然要刺痛宋英宗和宋神宗的。反之，为李世民进行辩护，无疑也是为宋太宗赵光义辩护。这就充分说明，司马光撰写《通鉴》完全是为了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关于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是《通鉴》相当重要的内容。宋英宗最初命司马光编书时，就是要他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的。这个问题，历代的思想家早有论述。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韩非子认为：“臣之忠诈，在君所行也。君明而严则群臣忠，君懦而暗则群臣诈。”按照孔子的观点，君臣关系的好坏，双方都有责任。这和他的“君君、臣臣”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当然是对君臣各有所要求，可见他并不单独要求某一方面。按照韩非子的思想，君臣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君。司马光推崇孔子，当然要接受孔子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和韩非子的思想却也有某些类同之处。例如，他也认为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在于君，但他只要求“君明”，而不像韩非子那样要求“君明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而严”。他对唐太宗和裴矩关系的评论，正说明这点。

　　裴矩曾做过隋的吏部侍郎、民部待郎、黄门侍郎，还曾“兼掌兵部事”。隋炀帝时，他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从而屡次得到隋炀帝的赞扬和奖励。隋炀帝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这已充分说明，不管隋炀帝怎样纵情声色，穷奢极欲，“矩无所谏诤，但悦媚取容而已。”

　　隋炀帝被杀以后，裴矩又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宇文化及失败，他又做了窦建德的尚书右仆射；窦建德失败，最后投降唐朝。

　　唐太宗为了解决贪官污吏的问题，暗中指使左右的亲信们故意向某些官吏行贿，刑部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就要拿他开刀，问以死罪。裴矩立即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裴矩这样直截了当批评唐太宗“陷人于法”，反而使唐太宗非常高兴。唐太宗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吏们说：“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针对这件事，司马光评论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隋炀帝时，裴矩言听计从，千方百计地去满足隋炀帝的淫乐欲望，根本不考虑隋王朝的存亡。唐太宗时，他一反常态，唐太宗要做的事，他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极力劝阻，得到太宗的赞扬，当然这是极大的变化。司马光认为，这种变化的关键，在于“君明”。由于隋炀帝“恶闻其过”，所以裴矩专门言其所好闻，唐太宗“乐闻直言”，所以他敢于说出心里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表动则景随”。在这里，司马光强调“君明”，却放弃了“君明而严”的“严”的内容。“严”，就是要实行严刑峻法，这是法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司马光崇拜孔子，放弃这些内容，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正因为这样，他不是赞扬唐太宗惩办贪官污吏，而是表彰了唐太宗接受了“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建议。这就清楚地说明，司马光虽然认为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君是主要的一面，和韩非子有类同之处，但他所谈的问题的实质是儒家的思想体系。

　　司马光类似这样的论述还多。例如，文宗时，朋党之争非常激烈，文宗无可奈何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对此，司马光评论说：“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矣。”显然这是说，朋党能否产生和存在，关键在于皇帝的“明”或“昏”。“明主”可以使群臣有德而立功，“昏主”可以使“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当然这也是“表动则景随”的意思。

　　既然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君起决定作用，逻辑的结论必然是为君的应该严以律己，使群臣都能围着自己转；决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使臣下与自己貌合神离。言外之意就是要北宋的皇帝像唐太宗那样，很好地发挥臣下的作用，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要像隋炀帝那样，因执己见，迷信自己，以致最后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

　　在司马光看来，“君明臣直”，只是君臣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君还必须有一定的手段去驾驭群臣。他说：“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什么是“八柄”呢？胡三省借《周礼》的内容注曰：“王以八柄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简单说，就是君必须有可使人生死、富贵、贫贱的权力，也就是所谓赏善罚恶的手段以驾驭群臣。

　　安史之乱中，一向为唐玄宗所宠而又曾经做过宰相的陈希烈投降了安禄山，反而平时并不受重视的颜杲卿、张巡等地方官，却能在临危之际，坚守孤城，以至粮尽力竭，被俘牺牲。司马光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了评论。这种评论，充分说明他对唐玄宗和唐肃宗对待群臣的办法大不以为然。

　　司马光说：“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二。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倘若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沉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何谓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

　　非常明显，司马光痛骂陈希烈等“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他认为这种人罪不容诛，决不能宽容；对颜杲卿、张巡等人他却无限同情，批评唐玄宗“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这样尖锐的批评，说明唐玄宗未能正确地掌握“八柄”。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玄宗狼狈不堪地逃到四川，正是其不能有效地驾驭群臣的结果。

　　司马光批评隋炀帝主观臆断，一意孤行，致使臣下不敢直言以谏，终于众叛亲离，身败名裂；又批评唐玄宗不识忠奸，不能赏善惩恶，以致形成安史之乱，自己狼狈不堪地逃离京师。另外，他赞扬唐太宗能够听取各种意见，致使群臣能够积极发挥作用。显然，这是给北宋皇帝举例说明，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君的作用是主要的，君能否驾驭群臣，使其从各方面发挥作用，是君的地位能否巩固的重要原因。不言而喻，这完全是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和地位着想的。

　　关于方镇割据

　　安史之乱以后，各地方的方镇割据势力有增无减，唐朝皇帝对他们无可奈何，只有听之任之。司马光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例如，太和五年（831），卢龙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节度使李载义，又杀了莫州刺史张庆初。为此，唐文宗召宰相商讨对策。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刘总B献其地，朝廷费钱八十万缗而无丝毫所获。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也；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牛僧孺的话，确系事实。安史之乱以后，范阳（卢龙）实际上是一个小的独立王国，宪宗时，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次子刘总于元和五年（810）杀了刘济与其长子刘绲。长庆元年（821），刘总向穆宗表示愿意“弃官为僧”，但“仍乞赐钱百万C以赏将士”。穆宗不仅“以刘总兼侍中，充天平节度使”，而且又“诏刘总兄弟子侄皆除官……军士赐钱一百万C”。朝廷付出很大代价，没有任何收获。同时，杨志诚驱逐李载义的事已有前例，李载义就是于宝历二年（826）杀了朱延嗣而为卢龙节度使的。正因为这样，牛僧孺主张“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针对此事，司马光的评论非常激烈。

　　他说：“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师长以正之；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天子之于万国，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发号施令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曾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司马光认为，官吏是统治人民的，天子是统治诸侯和官吏的。天子对被统治者如果“能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然后他发号施令就会发生作用。根据这个道理，李载义是朝廷的大臣，杨志诚无故驱逐他，皇帝应该干预，否则，皇帝还有什么作用呢？牛僧孺的办法，“是姑息偷安”，不是皇帝应该采取的措施。显而易见，司马光主张皇帝要用强有力的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对方镇决不能“姑息偷安”。这里所谓的“褒善而黜恶，抑强而扶弱，抚服而惩违，禁暴而诛乱”，实际上和“八柄”的内容是一致的。这又清楚地说明，司马光认为皇帝必须有所作为，运用强有力的手段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决不能是有名无权、任人摆布的傀儡。

　　无疑，这又是为北宋皇帝总结历史经验。

　　关于牛僧孺和李德裕在维州问题上的争论

　　太和五年（831）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向唐朝投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上奏朝廷。唐文宗把此事交付尚书省讨论，大臣们一致同意李德裕的意见，乘机打击吐蕃。惟有兵部尚书同平章事牛僧孺反对说：“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唐文宗按照牛僧孺的意见，下诏要李德裕归还维州给吐蕃，并将悉怛谋及所与偕来者全都送还吐蕃，吐蕃把这些人全都在边境上杀掉了。关于这件事，当时的人多数反对牛僧孺，后来，连文宗也感到后悔。可见，牛僧孺的民族投降主义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司马光对这个问题却是另一种看法。

　　司马光说：“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之，况天子乎！”

　　首先需要明确，司马光称赞牛僧孺只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其他方面他是对牛僧孺进行过尖锐批评的。例如，牛僧孺容忍杨志诚驱逐李载义，他认为是“姑息偷安”；牛僧孺认为文宗时天下太平，他痛斥牛僧孺是“欺君诬世以盗名，罪孰大焉！”称赞和辱骂，是针锋相对的。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司马光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称赞牛僧儒。弄清这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就不言而喻了。

　　司马光赞扬牛僧孺，是因为“僧孺所言者义也”。这里所谓的“义”，是指唐不受悉怛谋的投降，在维州问题上唐对吐蕃守“信”。在司马光看来，守“信”比得维州更为重要，所以他说：“维州小而信大”。他把“信”视为皇帝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大宝”。

　　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这段话，针对商鞅变法时为了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然后宣布凡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赏给十金，以及太子犯法也要治罪的措施而说的。他虽然指责“商君尤称刻薄”，但他称赞这种取信于民的措施。由此可见，他认为国君能不能掌握“信”这个法宝，是与国家的兴亡直接有关的。正是这种原困，凡是在有关能否守“信”的问题上，他的立场、观点都是非常明确的。例如，唐太宗最初打算和薛延陀和亲，已经决定把新兴公从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主嫁给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后来，又改变主意，拒绝和亲。对此，司马光尖锐地批评了唐太宗。

　　他说：“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在《通鉴》中，司马光多次称赞唐太宗，在这个问题上，却明确地批评唐太宗“恃强弃信”，正说明他重视“信”！另如，对待方镇，他以董重质、郭谊为例说：“彼二人始则劝人为乱，终则卖主规利，其死固有余罪。然宪宗用之于前，武宗诛之于后，臣愚以为皆失之。何则？赏奸，非义也；杀降，非信也。失义与信，何以为国！”这就是说，尽管降者是“死固有余罪”，但杀掉他们是错误的，因为“杀降，非信也”。再如，宪宗时，兖、海、沂、密观察使王遂，由于在盛夏时节强迫士卒为其营造府舍，致使“将卒愤怨”，役卒王弁乘机杀了王遂，自称留后。朝廷欲讨伐王弁，又恐怕引起其他各地兵变，于是采用欺骗的办法，诱使王弁入京，腰斩东市。同时，还用欺骗手段，诱杀郓州将士1200人。司马光认为这种做法是“徇近功不敦大信”。这又说明，在司马光看来，“信”对皇帝来说，是决不可少的东西。

　　根据以上事例，可以清楚地说明，司马光在维州问题上赞扬牛僧孺，是因为牛僧孺强调皇帝必须掌握“信”这个法宝，以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在其他方面批评牛僧孺，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的主张不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不难看出，这仍然是围绕着最高统治者的地位而衡量得失的。

　　关于德宗免除赵光奇家赋役事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度已经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唐朝政府为了使其税收的来源有所保证，遂于建中元年（780）实行了两税法。按照两税法的规定：“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配率，以枉法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例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求把本道的税钱每千钱增加二百。德宗不仅批准了这个请求，同时还下诏其他各道都和淮南一样增加。另外，还把盐价每斗提高一百钱。至于各地藩镇、州、县随意增加的项目，更是难以数计。所以，宰相李泌说：“自变两税法以来，藩镇、州、县多违法聚敛。”在统治阶级这种残酷的剥削下，广大农民极为痛苦，即使在丰收之年，也难以温饱。例如，贞元三年（787），是“最为丰稔”的岁月，皇帝下诏和籴。就在这年年底，德宗外出打猎，偶然到了农民赵光奇家里。德宗问赵光奇：“百姓乐乎？”赵光奇答道：“不乐。”德宗又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赵说：“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听了，遂命免除赵光奇家的赋役。针对这件事情，司马光又进行了评论：

　　“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怨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由以上评论可知，司马光认为唐德宗还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赵光奇一家的悲愁，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只免除了他一家的赋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说谁接向皇帝反映了情况，就免除谁家的赋役，那么能够做到人人都向皇帝反映情况而都免除其赋役吗？当然不能。只有对那些残虐人民，横征暴敛，而又隐瞒人间的真实情况的官吏严加惩办，废掉那些不解决问题的空文，认真分清是非好坏，解决些国家的实际问题，才能出现天下太平。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是司马光认为唐德宗对农民的疾苦关心不够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司马光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自古所患者”，是君的恩德不能下达，民间的苦情不能上通，这样，必然形成“离叛危亡”。“离叛危亡”，是有关皇帝地位的大问题。这就是说，能否解决好君民关系问题，是自古以来都认定的有关皇帝地位巩固与否的大问题。说到底，又是一个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问题。这又说明，《通鉴》的中心思想是为北宋皇帝总结历史经验，巩固其统治地位。

　　就上述诸例看司马光的历史唯心主义

　　由于司马光认识到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他专门为北宋皇帝撰写了《通鉴》。从宋英宗命他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已经可以说明他是专为皇帝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寻找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而写书了。通过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更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后来，王夫之撰写的与此书直接有关的《读通鉴论》，对《资治通鉴》这个书名还进行了具体解释。他的解释，对该书的中心思想还做了更为深刻的分析。王夫之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真是一目了然，所谓“资治”，并不只是知道治和乱的情况，而是要努力去求得可资运用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就决不能只是“览往代之治为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也就是不能只停留在读历史书，谈论古代事上面；必须认真考虑怎样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历史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决不能照搬前人的经验。因为“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他举例说：“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无疑这是说明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历史，必须具体灵活地对待前人的经验。

　　根据以上所举事例，王夫之接着说：历史上的各种情况，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然在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这里所谓的”心“实际上是指个人的主观努力。最高统治者只要尽到主观努力，历史上的各种现象对自己的统治都有可取之处。那么，怎样才能尽到主观努力呢？王夫之说：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非常明显，这是要最高统治者置身于历史之中，设身处地去研究历史上的问题，然后就会找到“去危以即安兴利以除害”的借鉴。只要这样，历史上的各种情况，就会“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最后，他又明确其结论说：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使特其鉴也。“这就是说，总结历史上有用的经验，关键在于最高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历史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镜子只能鉴别人们的美丽与丑恶，衣冠是否整齐，不能有功于人。”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县于室、无与D之者也。这就是说，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借鉴的人，必须研究古人得或失的原因是什么，决不能把历史只当做镜子，挂在室内。这又说明，历史的借鉴，只有在最高统治者尽到主观努力的情况下才能有所作用。

　　关于“通”的解释，王夫之不是只从纵的方面说明自战国至五代的时间范围，而是认为包括各方面的内容。他说：“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看来这是从横的方面把“通”解释为政治、军事等无所不包的内容，实际上也包含着自上而下的意思，因为他所说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内容，并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其一事件或人物，而是历代系统的知识。所以，和一般人理解的“通”并不矛盾。

　　最后，王夫之概括的说：“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既然历史的知识非常丰富，“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当然也就是肯定司马光编撰《通鉴》对封建统治者的积极意义了。

　　王夫之对《资治通鉴》从字义上的解释，其核心内容是突出皇帝的作用。他认为，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寻找借鉴，只有通过有所作为的皇帝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司马光撰写《通鉴》的用意和目的。另外，从以皇帝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方面说，王夫之和司马光也是一脉相承的。

　　司马光对唐朝几个问题的评论，都从根本上抛开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只看见统治者的活动，所以，他只能从统治集团的少数几个人来谈论历史上的“治”和“乱”。

　　例如，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评论，他为了突出李世民的作用，所以就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显然只是抓住了现象，抛开了实质。当时的社会实质问题，是广大农民和隋炀帝为代表的地主政权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封建政权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奴役，迫使农民走投无路，只得奋起造反。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摧毁了隋炀帝政权。隋炀帝南逃江都，无力控制局面，从而失去了地主阶级代理人的作用。统治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杨玄感起兵和各地割据势力的出现，充分说明地主阶级已经抛开了隋炀帝，需要另找其代理人了。面临这种形势，李渊乘机而起，避开了关东农民起义的锋芒，进兵关中，实行了改朝换代。显而易见，首先是农民革命摧毁了隋炀帝政权，给唐朝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其次才是李氏父子利用机会，改朝换代。司马光只说李渊建唐是李世民的功劳，无形之中就抹杀了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伟大功绩，同时也掩盖了李氏父子窃取农民革命胜利成果的实质。抹杀人民群众的作用，夸大封建皇帝的能力，正是历史唯心主义的突出特征。

　　另如，在评论君臣关系时，他说“君明臣直”，“表动则景随”；在评论朋党之争时说：“若明主在上”，“则朋党何自而生哉”！若“昏主”在位，则“邪正并进，誉毁交至”。“于是谗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完全否认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会在君臣关系中有所反映。在他看来，只要皇帝有所作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不可否认，不同的封建皇帝，必然在历史上起不同的作用。隋炀帝倒行逆施，破坏生产，严重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而唐太宗实行了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促使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当然，这是两种类型的皇帝。隋炀帝迅速垮台，身首异处，说明他个人的行动不能阻止历史的前进；唐太宗时，社会生产能够恢复和发展，说明唐太宗的活动符合了历史前进的要求。这两种情况，都说明皇帝个人的行动必须受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司马光抛开一切社会条件，避而不谈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由其规定和影响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仅只孤立地谈论皇帝个人的作用。这种皇帝个人决定一切的谬论，当然是历史唯心主义。

　　关于唐德宗对待民间疾苦的评论，虽然司马光认为德宗仅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似乎涉及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但实际上是他认为只要皇帝个人勤于政治，使民情能够上通，同时，严格各种制度，惩办贪官污吏和隐瞒民间真实情况的官吏，“则太平之业可致矣”。这又是皇帝个人决定一切。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封建制度本身，就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即使除掉贪官污吏，各级官吏都按封建制度所允许的范围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也必然造成许多农民的破产和逃亡，出现像赵光奇家那样的悲惨景象。事实上唐德宗本人也在不断地给农民增加两税法以外的额外负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的附加赋役，固然有些是各级官吏增加的，但也有些是皇帝下诏增加的。建中三年（782）税钱每千钱增加二百就是德宗批准的。因为不增加赋税，封建国家就无法维持。不断增加赋税和徭役，必然促使阶级矛盾激化。面对这种矛盾，皇帝显然无能为力。司马光看不到这些矛盾，埋怨唐德宗没有按照他的设想行事，显然也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心主义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所以，司马光虽然千方百计地为北宋皇帝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寻找借鉴，终于没有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后来历代的封建皇帝，也无不重视《通鉴》的作用，但都没有使《通鉴》成为他们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灵丹妙方，一个一个的封建王朝，还是不断地被推翻，不断地进行改朝换代。这就是说，司马光为巩固封建统治而编撰的《通鉴》所发挥的作用，没有超出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