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1章 有功于唐代史学的韦述

　　韦述是唐代京兆万年（西安市）人，大约生于武则天末年，死于唐肃宗至德年间，享年50多岁。他是对唐代史学颇有贡献的史学家。

　　生平简述

　　韦述的先人，至少从隋代起，就历代做官。他的曾祖父韦弘机，在贞观年间，历任左千牛胄曹参军、殿中监、檀州刺史、司农少卿等职。唐太宗派他出使西突厥，他把所经各国的物产、风俗习惯等都记录下来，编成《西征记》，回到长安，上奏所撰书，唐太宗非常高兴，把他由左千牛胄曹参军升为朝散大夫，又迁殿中监。唐高宗显庆年间，弘机为檀州（北京密云）刺史，因为檀州是偏僻之地，文化落后，于是，弘机就“修学官，画孔子、七十二子、汉晋名儒像，自为赞，敦劝生徒，由是大化”。不难看出，韦弘机是个重视文化，喜爱编撰的官吏。

　　韦述的祖父韦馀庆，虽然也曾官至右骁卫兵曹，但由于死得较早，留下的事迹不多。

　　韦述的父亲韦景骏，因中明经而在中宗时官至肥乡（河北肥乡）县令。景骏非常重视发展生产。肥乡北临漳水，不断发生水灾。由于旧堤迫近水漕，虽不断修筑，水患仍未能解除。景骏详细察看地形，将堤南移数里至地势较高之处，堤北面积扩大，涨水时淤田，水去堤北就是肥沃的土地。这样，既解除了水患，又不损失土地。当肥乡发生饥荒时，他也能够认真救济，致使贫弱者减少了流离之苦，从而受到当地人们的称赞。这时候，韦述是随父住在肥乡的。

　　韦述的先人，由于历代做官，重视文化，所以，家中有书2000卷。韦述自幼聪敏，喜爱读书，儿童时代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才。

　　韦景骏姑母的儿子元行冲，是当时的大儒。不管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好几车书。韦述进入他的书斋，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读书。元行冲喜爱这个小侄子，就常与他谈论经史，韦述对于经史的内容了如指掌，而且也能深入地讲其道理。元行冲要他作文章，他作得既快又好。元行冲非常高兴地说：“此吾外家之宝也”。

　　后来，韦述赴京举进士，因他身体瘦小，貌不惊人，考功员外郎宋之问向他问道：“韦学士童年有何事业？”韦述对曰：“性好著书。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终篇。至如词策，仰待明试。”宋之问道：“本求异才，果得迁、固。”可见韦述确有从事史学撰著的专长，才能也相当出众。

　　整理古籍，参与编史

　　开元初年，韦述为栎阳（陕西临潼县北）县尉。从这时候起，他参加了整理古籍的工作。

　　开元三年（715），唐玄宗与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谈论经籍，玄宗认为：“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于是，他要褚无量、马怀素等人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开元七年（719），“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开元九年（721），又修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共收录书2655部，48169卷。每一种书都有解题，每一类书还有小序。这是自南齐王俭的《七志》与梁阮孝绪的《七录》以来又一部图书目录。这两项整理与编撰工作，韦述都参加了。

　　魏晋以来，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谱学也发展起来，而且成为史学的组成部分。《旧唐书》的《经籍志》与《新唐书》的《艺文志》，都把史部著作分为13类，谱牒类是其中之一。韦述在谱牒方面也是有所贡献的。所以有人认为：“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这就是说，韦述虽不及路敬淳，但也是唐代的谱牒学家。他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发现柳冲所撰的《姓族系录》200卷。他每天乘工作之余，手自抄录，带回家中。于是，他对“百氏源流，转益详悉”。另撰《开元谱》20卷。韦述这样席不暇暖，勤奋好学，重视撰著的人，显然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

　　开元五年（717），唐玄宗为了“大收群书，以广儒术”，特设置乾元院，聚集一些人才，专门整理古籍。开元六年（718），把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修书官称丽正殿直学士。开元十一年（723），又置丽正院修书学士。开元十三年（725），把丽正修书院改名集贤殿书院，修书官五品以上称学士，六品以下称直学士。韦述在集贤殿书院，初是直学士，后是学士，同时兼史官职。

　　韦述的一生，主要从事整理古籍和史学的著述。宋祁说：“述典掌图书，余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荣利，为人纯厚长者，当世宗之。接士无贵贱与均。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这就是说，韦述不仅在整理古籍、史学著述方面颇有贡献，而且为人谦虚谨慎，是位“纯厚长者”。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他是很有威望的。

　　战乱之中，保存国史

　　韦述最重要的贡献是编撰《国史》，保存《国史》。

　　唐代最早的《国史》，是关于武德、贞观两朝的内容。显庆元年（656），“长孙）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开元年间，吴兢又撰《国史》65卷，后又继续修撰。天宝八年（749），吴兢死，其子进兢所撰《唐史》80余卷。这些《国史》，都是不成功的。《旧唐书·韦述传》：“国史自令狐德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新唐书·韦述传》说：“初，令狐德、吴兢等撰武德以来国史，皆不能成。”不难看出，在韦述之前，虽已有《国史》，但都质量不高，不能令人满意。于是，韦述又另撰《国史》。

　　韦述参照令狐德、吴兢等人所撰《国史》，又补遗续阙，增加了新的内容，分别纪、传各部，撰成《国史》113卷，并《史例》1卷。这部《国史》，“事简而记详”，韦述被称赞“雅有良史之才”。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有名于时”，“称之于朝”的萧颖士，把韦述与谯周（三国时蜀国很有学问的人）、陈寿（《三国志》的作者）相提并论。由此可见，韦述所修《国史》是远远超过了前人的。

　　肃宗时，韦述还曾与柳芳共同续撰吴兢的《国史》，虽然他中途去世，未能完成，但由柳芳完成的130卷《国史》中，也是有他的功劳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洛阳、长安相继沦入叛军之手，玄宗逃往成都，韦述抛开自己的一切家产，甚至他心爱的“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等也都置之度外，独抱所修《国史》藏于南山。不幸他又被叛军所俘，并且被迫做了叛军的官吏。尽管他身陷逆境，违心地做官，但所修《国史》却保存下来了。

　　叛军失败东去，肃宗还京以后，“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于休烈说：“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于是，他建议肃宗“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虽然以这样高的代价搜集史书，但也是“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在唐代的《国史》、《实录》遭到这样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这正是雪中送炭，久旱逢雨。韦述把当时仅存的一部《国史》供献出来，无疑对唐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后晋史官所撰的《旧唐书》，前半部分较好，主要原因就是史料比较充实。例如，有后唐时传美从蜀中搜集到的九朝实录及一些残缺杂书，另外就是韦述的《国史》。赵翼说：“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其中照抄韦述的《国史》之处也为数不少。像《刘仁轨传》，最后就是引用韦述的话对刘仁轨进行评论的。其他，像在对一些人的称呼方面，也都是韦述的口气。例如，《旧唐书》称刘仁轨为刘乐城（因刘仁轨被高宗封为乐城县男），称郝处俊为甑山（因郝处俊袭其父爵甑山县公），称裴行俭为裴闻喜（因裴行俭被高宗封为闻喜县公）。在评论人物时，称爵邑而不称名，并非修史者的惯例，而是玄宗时的韦述对高宗时的前辈们的尊称。这些事实说明，韦述的《国史》对后晋人修《旧唐书》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功大于过

　　韦述一生的著作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载，还有：《唐春秋》30卷，《高宗实录》30卷，《御史台记》10卷，《东封记》1卷，《集贤书目》1卷，《两京新记》5卷，还参加了《初学记》30卷的编写。另外，还有《唐职议》30卷。共有200多卷。由此可见，韦述作为唐代的著名史学家是毫不逊色的。

　　肃宗至德二年（757），安史叛军败退，唐又收复长安、洛阳。韦述因曾任叛军官吏而被治罪。他被流放到渝州（四川重庆市），因遭渝州刺史薛舒的困辱，绝食而死。代宗广德二年（764），其甥萧直“上疏理述于苍黄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朝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Z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安史之乱，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爆发，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者无须根据封建正统思想去指责韦述对皇帝的不忠。当然，安禄山发动不义之战，战火所及，范围甚广，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与文化的发展，韦述即使是被迫做官，也算是站在了历史的逆流方面。但是，在战乱之中，韦述不惜牺牲自己的财产而保存了重要史籍，后来又献给史馆。说明他的实际行动是与破坏者截然相反的。他撰写多种史籍，对史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保存了自撰的《国史》，为后来修撰《旧唐书》等唐代史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的《两京新记》，为后来宋敏求撰《长安》、《河南》两志奠定了基础。清代学者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也借助于《两京新记》。现在，《两京新记》虽然已残缺不全，但仍不失为研究唐代长安与洛阳的学术工作者不可缺少的文献。就这方面说，韦述是有功于唐代史学，应该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