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10章 刘知几的修史主张

　　刘知几，字子玄，唐代徐州彭城（江苏徐州）人，生于高宗龙朔元年（661），卒于玄宗开元九年（721），享年61岁。刘知几是封建社会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对唐代以前的史学家与史学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他在评论古代的史学家与史学著作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修史主张。在他看来，要想编撰好的史书，首先要有足够的史料，确定严谨的体例，其次是掌握正确的编撰方法与技巧，再者是要有端正的态度和鲜明的观点。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广泛搜集史料，慎重选择史料

　　史料是修史的前提，不掌握必要的史料谈修史，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刘知几认为，修撰史书必须广泛搜集史料。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他以左丘明修《左传》为例说：“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同时，还以司马迁与班固的修史为例说：“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词。”在刘知几看来，《左传》、《史记》、《汉书》，“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其重要原因是左丘明、司马迁博览群书，广泛搜集史料，以致《左传》、《史记》的内容充实，言不虚发。

　　史料不足，修史是困难的。中宗时，刘知几认为，当时修史有五种困难。其中之一就是两汉以后政府不注意搜集史料。他说：“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由于搜集史料困难，所以他认为：“虽使尼父再出，犹且成于管窥；况仆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既然史料缺乏，修史者就无能为力，可见刘知几是把史料放在修史工作的首位的。

　　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认真辨别史料，则是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刘如几认为，有关古代的记载很多。这些记载，并非都是事实的反映，修史者必须认真辨别、选择、慎重对待，决不能轻信某书的记载。他在《采撰》篇中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路史余论》上记载：“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列子·天瑞》上记载：“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博物志》上记载：“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参考《史通通释》）这些都是荒诞无稽的，不可相信。

　　有些史书，虽然大体上符合事实，但因某些原因还有些夸大或不实之处。例如，“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这就难免有些吹嘘或夸张之处。利用这些文献上的史料，必须“练其得失，明其真伪”。他举例说：郡国类的书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郡国记）”，谱谍类的书如“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汉、晋史者，皆征被虚誉，定为实录”。这样没有认真辨别是非是不对的。

　　至于一些毫无根据的传闻，更应该认真分析。像曾参杀人（《战国策·秦策》：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母织自若。有顷又告，尚织自若。顷之又告，母惧，投杼而走），不疑盗嫂（《汉书·直不疑传》：人或毁不疑曰：“不疑状貌甚美，然毋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之类，更是令人难以相信。这些都是“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如果不认真辨别真伪，分清是非，谁知道皆是误传呢？

　　古代人对当时的传闻尚弄不清楚，今人要弄清古代的问题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古今路阻，视听壤隔，而谈者或以前为后，或以有为无，泾、渭一乱，莫之能辨。”于是，他认为修史者应该“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决不能“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否则就不能成为有价值的著作。最后，他告诫修史者：“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毁誉所加，远诬千载。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这就是说，史书是有关千秋万代的事，修史者对于不同的记载，可疑的问题，必须认真分析，慎重辨别真伪，否则就不能修成有历史意义的史书。

　　总之，在刘知几看来，史料是修史的前提。没有史料，即使修史者很有才干也无济于事。他说：“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他所谓的“学”，就是原料和工具的意思。没有史料就像没有木料一样，是不能修建宫室的。这种观点，是自古以来的史学家所坚信不疑的。

　　确定适当的体例

　　《史通》的第一篇是《六家》。该篇的主要内容，是把唐以前的各种史书按体例不同分为六类。这就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刘知几对这六种史书的起源、演变以及优缺点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最后他得出结论说：随着历史的变迁，《尚书》、《春秋》、《国语》、《史记》等四家的体例都已被淘汰了，只有《左传》与《汉书》的两种体例保留了下来。这种看法，并不十分妥当。例如，《汉书》与《史记》基本上是一种体例。《史记》是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刘知几自己也承认：“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寻兹例草创，始自子长。”可见，刘知几认为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是不容惑疑的。既然如此，刘知几肯定《左传》就是肯定编年体，肯定《汉书》就是肯定纪传体了。

　　刘知几在肯定编年体与纪传体的同时，也指出了二者的缺点。他认为，编年体的优点，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但对各种类型的重要人物，除了与国家大事有关者外，都不能详细记载其不同的事迹。纪传体虽然可以避免这些缺点，发扬自己的长处，因为其“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但其缺点也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如《史记》的《高帝纪》，涉及项羽的事，“则云语在《项传》”；反之，《项羽本纪》中涉及刘邦的事，“则云事具《高纪》”。同时，还把不同时代的人，如屈原、贾谊等同列一传。这都是不如编年体的地方。刘知己实事求是地对这种体例进行比较，明确指出其优缺点，是实事求是的。因而他的结论至今还为史学界所公认。

　　不难看出，刘知几认为，两种体例互有得失，肯定一种，否定另一种是不对的。所以，后来的史学著作都不外这两种体例，这两种体例，一直到清朝，还在史学著作中占着重要地位。既然这两种体例的生命力颇强，可见刘知几对古代史著体例的总结是从实际出发，抓住了主要环节，从而得出了确切的结论的。

　　刘知几对古代史著作体例的总结，尽管他没有在此基础上创立新的体例，但他还是有不少新的见解的。例如，他非常推崇《左传》，就是因为《左传》“不遵古法”，不像《尚书》那样单纯记言，不像《春秋》那样单纯记事，而是“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也就是《左传》有所创见。称赞别人的创见者，至少是一个善于发现新事物的人，善于发现新事物的人，也必然有所创见。

　　刘知几不仅称赞别人在史著体例方面的创新精神，而且自己也有不少创见。例如，他虽然肯定纪传体是较好的体例，但他认为应补充发展。他说：“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这个建议，虽有缺点，未被人们采纳，但他要补充和发展旧的体例的愿望却体现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确定了一定的体例，就要按照体例的要求修史，不能随心所欲地自行其事。例如，在纪传体中，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不能随意改动。但从司马迁开始就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原则。在《史记》中，“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这就不符合体例的要求。如果把周自后稷至西伯，秦自伯翳至庄襄，另作周世家与秦世家，使周武王与殷纣王连接起来，秦始皇与周赧王连接起来，历史的线索也就更加清楚了。至于后来违背体例原则者，更是不乏其人。“如近代述者魏著作（魏彦渊）、李安平（李百药）之徒，其撰《魏》、《齐》二史，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迷而不悟，无乃太甚。”另如，“范晔《汉书》记后妃六宫，其实传也，而谓之为纪；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由此可知，刘知几多处批评不遵守体例原则者，就是违背体例的要求会导致事实混乱，线索不清，不易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

　　确定体例，修史者就有所遵循。刘知几把这当做一个重要环节，是非常正确的。

　　写作方法要有创新

　　在搜集到必要的史料，又确定了适当的体例之后，就是怎样动手写的问题了。刘知几十分注意写作的方法。他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叙事”，当然是写作方法的一个方面。

　　刘知几对古人的修史方法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在总结中，他既肯定优点，也指出缺点。例如，他认为《史记》中的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而《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则“无所取焉”。《汉书》中的帝纪，《陈胜项籍传》等，“是其最也”，而《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传，“又安足道哉”！他还对司马迁的叙事方法做出了概括的总结，他说：“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洎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对其他史著，也有类似的评论。如“荀悦《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寿《魏书》，其美穷于三祖”。这都说明刘知几评史家的叙事方法是较为客观的，既不绝对地肯定，也不绝对地否定。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总结方法。

　　在总结前人修史方法的基础上，刘知几提出了简明扼要的主张。他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所谓“简要”，并不仅是量上的少，而是要“文约而事丰”，也就是文字简练，内容充实。在他看来，两汉以来的史家都没有遵守这个原则，主要是文词繁冗，无用的字句太多。他们所修的史书，“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刘知几坚决反对这样的修史方法。

　　怎样才能达到“简要”的要求呢？他认为，一要省句，二要省字。省句还较容易，省字就极为困难了。他举例说：《春秋》僖公十六年载：“陨石于宋五”。他认为这个记载“简要合理”，是省字的典型。因为“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当然是最恰当不过了。

　　怎样才能省句、省字呢？就是叙事要抓住主要环节，不要面面俱到。他说：“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钧，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7，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词，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总之，一定要“华逝而实存，滓去而沈在”，也就是要举纲张目，抓住要紧的部分，舍弃那些无关紧要的内容。

　　怎样才能抓住主要环节呢？就是要善于处理“显”与“晦”的关系。“显”与“晦”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显也者，繁辞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不难看出，刘知几是反对“显”，提倡“晦”的。怎样实现“晦”呢？他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一言以蔽之，就是言简意赅。这样，就可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在写作方法上，后人效法前人是很自然的。所以刘知几说：“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但在怎样效法前人的问题上，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貌同而心异，一种是貌异而心同。

　　所谓“貌同而心异”，就是从形式上效法古人。例如，三国时谯周所撰的《古史考》，就是机械地从形式上模仿古人。《春秋》所记春秋时列国命官有卿与大夫之别，“卿亦呼为大夫”，到秦时视宰辅为丞相，不再设卿大夫。但谯周为了效法孔子的《春秋》，在写李斯被弃市的时候，竟然写成“秦杀其大夫李斯”。这种“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的方式效法《春秋》，显然毫无实际意义。所以刘知几尖锐地批评说：“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人，撰取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这种“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者，就是守株待兔。

　　所谓“貌异而心同”，就是从实质上效法古人。刘知几认为，在叙事方面，以《左传》最好。所以他说：“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在效法《左传》叙事方面，就有“貌异而心同”者。例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战于8（春秋时属郑，在今河南荥阳北），晋军大败，在争相攀舟渡河时，军队秩序混乱。《左传》记载此事，并不直接说明混乱的情况，而是载“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既然“以刃断指”很多，可见混乱的程度。王劭在《北齐志》中也采取了这种手法。关于“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的事，他记为“夜半方归，槊血满袖”。既然“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当然说明高季式追逐敌人时间很久，杀伤敌人甚多了。这种写法，与《左传》一样，都不是直接写战争的胜负情况而是生动地描写其中的一个侧面，使“闻者亦知其义”。这种效法古人的方式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刘知几说：“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

　　提倡用“貌异而心同”的办法效法古人，就是反对只讲形式，不讲内容，不按历史前进的要求改变效法古人的方式。在刘知几看来，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时代变了，叙事还是旧的内容和方式，就是刻舟求剑。他举例说：“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因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这是“迷而不悟”。

　　据上所述，刘知几的修史方法中充满着历史进化论的思想。历史前进了，叙事的方法也应改变，决不能照搬古人，守株待兔。

　　语言是叙事的工具。修史者能否有效地运用语言是修史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环。刘知几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变化。今人叙事，用古人的语言，特别是叙述人物的言语，用古人的言词叙述今人的言语是极为荒唐的。他举例说：“夫《三传》之说，既不习（袭）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既然《三传》不因袭《尚书》，两汉的史书也不同于《战国策》，可见古代史家就是根据不同的时代而其语言有所区别的。但是，后来有些史家就不同了，他们“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摹）《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词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于是，就出现了裴少期（裴松之）“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为了“示其稽古”，使春秋时人的言词出于魏、晋时人之口，显然是古今不分，缺乏历史的观点。

　　刘知几认为，“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有些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是令人不解的。非常明显，刘知几是要史家有发展的观点。当代人的言语必须用当代人的言词表达，用古人的言词表达今人的言语是违背历史前进的要求的。

　　综上所述，刘知几在写作方法上反对那种静止的、僵化的思想，主张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改进写作方法，也就是修史者不要一成不变地沿用古人的方法，而自己要有创见。

　　所写内容要新颖而有意义

　　关于史书的内容，刘知几总结荀悦与干宝的意见，认为应该包括五志，他自己又增加了三科，共八个方面。五志就是“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五个方面，“盖纪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三科就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八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国家政事或与国家政事关系密切者。这些内容，一般说是为史家所公认的，所以并不显得刘知几有什么创见。

　　值得称赞的是刘知几反对重复前人的意思，提倡写新的内容。他说：“窃以国史所书，宜述当时之事。”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与前代不同的内容。“述当时之事”，就是写与前代不同的内容。他主张删除正史中的《天文志》，就是因为他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不大，每个朝代不一定都有新的内容。他说：“夫两曜百星，丽于玄象，非如九州万国，废置无恒。故海田可变，而景纬无易。古之天犹今之天也，今之天即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国史，施于何代不可也？”因此他认为，既然《史记》有《天官书》，《汉书》就没有必要再有这方面的内容了。但是，“班固因循，复以天文作志，志无汉事而隶入《汉书》，寻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汉代的历史较长，《汉书》不应该有《天文志》，后来的一些短命朝代，其史书就更不应该有这些内容了。

　　他对《艺文志》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认为班固在《汉书》中撰《艺文志》辑录汉代以前的书目是必要的，但汉以后的史书就不能再有《艺文志》了。因为“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这样就清淡如水，饮之无味了。当然，他也注意到历代都有新的书籍增加，于是他认为“必不能去，当变其体”，就是“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者”。换言之，前代史书中的《艺文志》所列过的书目，不必重复，只列新的书目就可以了。

　　刘知几还反对在史书中有不真实的内容。例如《五行志》，把自然现象的变化和社会现象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转移人们从社会本身理解社会问题的视线是错误的。他认为，自然现象的变化“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穿凿附会地把毫不相干的“天道”与“人事”联系起来，就是“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他举例说：“且每有叙一灾，推一怪，董、京之说，前后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双载其文，两存厥理。言无准的，事益烦费，岂所谓撮其机要，收彼菁华者哉！”在刘知几看来，这种内容，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十分荒诞，毫无意义，不能载入史册。这种求实的精神，对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同时，刘知几又主张在正史中增加前所没有的内容。例如，《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

　　为什么要增加《都邑志》呢？因为都城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京邑翼翼，四方是则。”如长安（西安）“千门万户，兆庶仰其威神”；如建邺（南京）“虎踞龙蹯，帝王表其尊极”。在不同的时期，统治者在都城有不同的表现。“兼复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既然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后果，就可以起到“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劝后”的作用。同时，“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所以，尽管各代建都的地方不同，但各种制度都继承下来了。因此，“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

　　为什么要撰《方物志》呢？因各地都有自己的特产，如“金石、草木、缟9、丝：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各地都对皇帝有所贡献。为了掌握各地的物产，撰《方物志》，列于《食货志》之前是必要的。

　　为什么要撰《氏族志》呢？《氏族志》就是帝王贵戚家谱。氏族志“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也就是可以永远显示帝王贵族的显赫地位。

　　刘知几主张增加《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内容。从周到秦，建都之地不出关中的长安、咸阳和中原的洛阳。魏、晋以后就不同了，东晋与南朝在建邺（南京），北方的十六国与北朝分别在长安、洛阳、襄国（河北邢台）、邺（河北临漳）等各地。政治中心增多，各自都有不同的特点，就需要分别对其地位的重要进行叙述。随着南方的开发，经济区域的扩大，北方民族融合的发展，各地物产日益丰富，要求撰写《方物志》也是合理的。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势力的发展，谱谍学相当盛行。到了唐代，士族势力已成强弩之末。要求撰写《氏族志》，正是士族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反映。由此可见，刘知几要求在史书中增加三志的主张，正反映了当时历史的内容。

　　主张增加《都邑志》，符合历史前进的要求。所以，后来的史书中虽没有增加《都邑志》，但都有了专述都邑的篇目。《旧唐书·地理志》有《京师》篇，对长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宋史·地理志》有《京城》篇。《明史·地理志》有《京师》、《南京》篇。这都说明，唐代以后的史书对都邑都是很重视的。由此可见，刘知几提倡在史书中增加《都邑志》是有重要意义的。

　　主张增加《方物志》，虽然对后世修史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其主张是颇有道理的。如果对各地的物产了如指掌，无疑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是有直接关系的。

　　主张增加《氏族志》，虽然反映了士族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呼声，但也说明谱谍学的发展需要在正史中有所反映了。

　　刘知几总结了前人修史的经验，在撰史的内容上，主张不要亦步亦趋地去模仿古人，而要根据时代的特点，不断删除荒诞而毫无意义的内容，增加新而真实的内容。总之，写什么，不写什么，都要考虑社会作用、历史意义。例如，写历史人物，必须坚持写“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的人物。这些人，“或为恶纵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积德，其名盖世。”在社会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至于那些“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者，是不需要载入史册的。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影响，写入史册，毫无意义。

　　端正修史的态度

　　修史者的态度是否端正，是史书能否修好的主要环节，搜集史料，写作方法，内容的取舍等等，无不与修史的态度密切相关。

　　刘知几认为，修史者的正确态度是如实撰写历史，“不掩恶，不虚美。”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修史者应该像镜子照物，空间传声一样，“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不过，真正做到“不掩恶，不虚美”是很困难的，因为统治者害怕暴露自己的阴暗面，需要史家为其隐讳。从孔子开始的“春秋笔法”，坚持“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的原则，正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这种阻力，当然是来自统治者方面。于是刘知几说：“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他还借别人的话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而一些史家“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反之，一些坚持直书的史家，“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照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这就是说，史家不是屈服于政治压力而“曲笔”，就是坚持“直书”而遭难。

　　刘知几认为，史家应该无所畏惧，坚持直书。他说：“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反之，他严厉批评那些贪生怕死的“曲笔”者。他们“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不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就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刘知几认为这是“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还有些史家，“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这些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界豺虎可也”。非常明显，刘知几是反对“曲笔”，主张“直书”的。

　　刘知几认为，史书的作用就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史官只有端正态度，如实撰写历史，才能使史书发挥这种作用。所以他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官方不要过多地干预，以便修史者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设馆修史，宰相监修史书，都是从唐初开始的。实行这些制度，都意味着官方对修史工作的严格控制。政府控制修史，规定政府的有关机构必须提供有关资料，保证修史人员的数量以及提供必要的经费和条件等，无疑都是有利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有消极因素，如因人员多而往往各执己见，延误时日；监修者无能，不能发挥组织作用，致使修史者无能为力等等，都影响修史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刘知几对这些消极方面是深恶痛绝的。

　　刘知几认为，官方控制修史的缺点之一，是修史者众多，又都自以为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由于各执己见，互不让步，所以，“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因此，他认为，这样不能写出像《左传》、《史记》那样“立言不朽，藏诸名山”的著作。

　　缺点之二，是修史人员中有人不遵守保密制度，私自向外透露所写内容，致使在初稿中“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俱知，笔未栖毫而=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这样，就使修史者难以秉笔直书，如实撰写史书。

　　缺点之三，是监修者不止一人，往往意见分歧。“杨令公（杨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宗楚客）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既然修史者无所适从，当然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这样，即使高明的史学家也难写出好的著作。

　　缺点之四，是监修者无能，对修史工作拿不出有效的措施，也不能合理地调配力量，以致形成“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

　　以上所谈，决非刘知几无中生有，而是有其亲身体会的。他曾三为史官，史馆的情况他非常熟悉。所以他说：“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于是，他感到虽任史官，而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故而“怏孤愤，无以寄怀”。如果“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非常明显，《史通》是刘知几在史官任上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私自修撰的著作。

　　由此可见，史官们不能各抒己见，发挥自己的特长，主要是官方对修史工作控制太死，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刘知几愤然离去，私撰《史通》，成为流芳百代的史学名著。可见官方干预过多，确在修史工作中起了消极作用。

　　对官方控制修史持绝对否定态度是片面的。个人的力量有限，政府如果有效地组织力量，安排人才，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不要控制过死，是可以出现个人撰写的巨著的。宋代的《通鉴》是司马光在官方的支持下组织力量编撰的。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都是由政府组织力量完成的。个别人的能力再强也无法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刘知几修史主张的特点

　　综前所述，刘知几的修史主张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刘知几的修史主张中，充分反映了他的进步历史观。刘知几把历史看作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决不能按照古人的标准来要求今人。显然，这是对那种看不见历史发展者的尖锐批评。他在《史通》的不同篇章里，把历史分做“远古”、“中古”、“近古”等不同的时期。例如，《疑古》篇把《尚书》、《春秋》视为“远古”之书，可见“远古”大体上相当于先秦时期。《序传》篇把司马相如的自叙视为“中古”的作品，可见“中古”大体上相当于汉代。在同篇又说：“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可见“近古”指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样把历史分作几个阶段，无疑是认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在刘知几的修史主张中无处不有所流露。他的每一项主张都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样做本身就意味着他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以前人的成果为借鉴不断有所提高的。在其修史主张中，多处批评那些看不见历史发展的人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他提倡学者要“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可见他是一个历史进化论者。

　　其二，在刘知几的修史主张中，也反映了他的创新思想。这种思想与其进步的历史观密切相关。因为看到历史不断发展的人必然要想方设法顺应历史的前进。在这个前提下，必然产生创新思想。刘知几的创新思想是非常突出的。他从少年读书时起，就很善于思考问题，喜欢探索难懂的道理。他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曾得之襟腑，非由染习。”这就是说，他读书的收获是自己的体会，不是人云亦云。于是，他常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见解。例如，他“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一些墨守成规的人讥笑他“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他当时虽然“赧然自失，无辞以对”。但他后来发现“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于是，他认识到“流俗之士，难与之言”。遂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后来，他退出史馆，私撰《史通》，更说明他不愿庸庸碌碌，随声附和，而要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种创新思想，在其修史主张中也很突出。在选用史料的问题上，他主张要慎重选择，不要轻信前人。他说：“远古之书，其妄甚矣。”所以，他引用孟子的话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慎重选择，认真辨别，不轻信书本，就是要有创见。在叙事方法上，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约而事丰”的见解。运用语言，也不要机械地模仿古人，而要根据当代的特点，使用新的语言。对史书的内容，他根据历史的发展，提出了增删的项目。这些无不说明，在他的修史主张中，处处都反映着他的创新思想。

　　其三，在刘知几的写作主张中还包含着可贵的求实精神。刘知几在很多地方反对那种只重形式，不讲内容的华而不实的作风，反对把一些荒诞而无意义的内容写进史书。反之，他赞扬求实精神。他说：“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他认为，史官叙事应该是“拨浮华，采贞（真）实”。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善搞华而不实的“雕虫小伎者，闻义而知徙矣”。刘知几的这种求实精神，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还是应该继承发扬的。

　　在封建社会里，当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时候，刘知几能有这样的修史主张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