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7章 唐初杰出的史学家令狐德

　　令狐德是隋到唐初的宜州华原（陕西耀县）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卒于唐高宗乾封元年（666），享年84岁。他的一生，修撰了大量的史书，并在史学思想方面也有明显的创见，所以他是唐初的杰出史学家。

　　史学著述

　　令狐德是北周令狐整之孙。《周书·令狐整传》载：“令狐整字延保，3煌人也，本名延，世为西土冠冕。”该传史论中也说：“令狐整器干确然，雅望重于河右，处州里则勋著方隅。”令狐整子名令狐熙。《隋书·令狐熙传》载：“令狐熙字长熙，3煌人也，代为西州豪右。”这都充分说明令狐德的先人是3煌（甘肃敦煌）一带的名门望族。至于什么时候迁居宜州华原，还有待发现新的资料。

　　令狐熙“博览群书，尤明《三礼》，善骑射，颇知音律”。生活上庄重严肃，不随便交友，“凡所交结，必一时名士。”可见他是一个有相当造诣的知识分子。令狐德生于这样的家庭，必然受其影响。

　　大业末年，令狐德被命为乐城（安徽亳县东南）县长（隋制：大县长官曰令，小县的长官曰长），他感到隋已面临末日，未去就职。隋末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太原守李渊也乘机起兵。李渊的从父弟李神通在京师被迫出走，到4县（陕西户县）一带举兵响应李渊，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令狐德为其记室参军。李渊入京后，引为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618），转起居舍人，武德五年（622）迁秘书丞，贞观六年（632），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644），为雅州（四川雅安）刺史，永徽元年（650），复为礼部侍郎，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寻迁太常卿，永徽四年（653）迁国子祭酒，又进爵为公，龙朔二年（662），表请致仕，获准，加金紫光禄大夫。不难看出，令狐德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每朝他都在政治上发挥过作用。另外，他还在高宗朝任礼部侍郎与国子祭酒时兼任过弘文馆学士与崇贤馆学士。弘文馆学士的任务，初是根据皇帝的需要出谋划策，起参谋顾问的作用，后又增加了整理图籍、教授生徒的任务。崇贤馆学士的任务，是辅助太子，掌管东宫图籍，教授生徒。可见他除了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之外，还在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令狐德在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在史学领域。他对史学的主要贡献如下：

　　（1）武德五年（622），与陈叔达等人共修类书《艺文类聚》。

　　（2）贞观三年（629），与岑文本、崔仁师共修《周书》。

　　（3）贞观五年（631），与高士廉、韦挺、岑文本等人共修《氏族志》。

　　（4）贞观十一年（637），与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等人共修《新礼》（即《新唐书·艺文志二》所载的《大唐仪礼》）。

　　（5）贞观十八年（644），与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共修《晋书》。

　　（6）永徽元年（650），受诏撰定律令，同时，又监修《五代史志》。

　　（7）参与修撰贞观十五年以后的《实录》（贞观实录分两次修撰，第一次是贞观十七年（643）完成，其内容止于贞观十四年（640），第二次是永徽元年（650），其内容从贞观十五年（641）始，止于贞观末）。

　　（8）修撰《高宗实录》。（以上主要依据《旧唐书·令狐德传》与《新唐书·艺文志》）

　　（9）据《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国史》载：显庆元年（656），与长孙无忌、于志宁、崔敦礼等共修自李渊从太原起兵到贞观末的国史81卷（《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载：长孙无忌、令狐德、顾胤等撰“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二者有一卷之差，主要是《唐会要》所说的国史是“起义宁（617），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新唐书》仅提“武德贞观两朝史八十卷”，未涉及义宁。义宁年间单修一卷完全可能）。

　　另据《新唐书·艺文志》载：令狐德的著述还有：《凌烟阁功臣故事》、《令狐德家传》、《皇帝封禅仪》、《留本司行格》（与长孙无忌、李、于志宁等人共撰）、《令狐德集》等。还有一首题名《冬日宴于庶子宅各赋一字得趣》的五言诗，载于《全唐诗》第33卷。

　　以上各种著作，有些令狐德是一般的参与者，有些是他个人的专著，有的他是主编，起组织编辑作用。特别需要提出的是《五代史》的修撰。唐以前没有“五代”的名称，《旧唐书·职官志二》第一次提出“贞观年修《五代史》”，因贞观三年（629）曾修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可见这五史就是《五代史》。令狐德不仅主修《周书》，而且还对《五代史》“总知类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代史》是根据他的建议修撰的，他对编写《五代史》的重要意义必然有深刻的认识；同时，他还有一定的组织编辑才能，例如，《晋书》的编写就是以令狐德为首，其体例是由敬播提出，经他最后审定的。这正说明令狐德是一位颇有修史才能的史学家。

　　令狐德不仅才能出众，而且“博涉文史，早知名”，有一定的史学基础知识，并有远见卓识，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曾针对隋唐之际的战乱影响，大量古籍散失，而提出“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以致“数年间，群书略备”。更重要的是他孜孜不倦，勤奋异常，不仅早年修撰了大量史书，而且“暮年尤勤于著述，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由此可见，令狐德对史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决不是偶然的。

　　需要说明一点：令狐德对《五代史》的“总知类会”与魏徵对《五代史》的“总知其务”，是什么关系，是否矛盾。魏徵在贞观二年（628）迁秘书监，参预朝政，相当于宰相。他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主要是在政治方面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寻找借鉴，所以，“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显然，这与令狐德的决定体例等具体组织编辑工作只能是互相补充，并行不悖的。

　　史学思想

　　唐代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史学家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提供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借鉴，因而被称为鉴戒史学。

　　唐代史学家多半是政府官员，李百药（565-648）曾任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房玄龄（579-648）是贞观年间著名的宰相，魏徵（580-643）更是与唐太宗“讨论政术，往复应对，凡数十万言”的政治家。颜师古（581-645）曾任秦王府记室参军，秘书监。刘知几（661-721）曾任获嘉县主簿，定王府仓曹。杜佑（735-812）也曾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检校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以至宰相。政治舞台上的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中，必然考虑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更重要的是唐代统治者是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而得的政权，农民起义的声威，使他们还心有余悸，迫切需要从历代王朝的兴亡盛衰中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利于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不得不重视史书的编写与史学的发展。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正是统治者迫切需要通晓历史，重视史学的反映。

　　令狐德的史学思想，也属于鉴戒史学的范畴。武德年间，他首先建议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他说：“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在这个建议中，他首先说明了修《五代史》的紧迫性，如果当时不修，十数年后，就会有更多的困难。其次，又说明了修史的目的是为了“贻鉴今古”，也就是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

　　令狐德的修史主张与建议和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是一致的。李渊在下诏修魏、齐、周、隋、梁、陈六史时说：“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与令狐德修史是为了“贻鉴千古”的主张显然是异口同声，殊途同归的。

　　令狐德的政治主张是实行王道。唐高宗即位之初，很注意政事，曾召集主要大臣与弘文馆学士讨论怎样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问题。令狐德当时是弘文馆学士，当然参加了。高宗问他们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二者孰先孰后？令狐德对曰：“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这样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回答问题，必然使高宗受到启发，想到现实。于是高宗又问：“今之所行，何政为本？”他接着答道：“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虞，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于古道。为政之要，莫过于此。”这就是说，所谓王道，就是统治者要尽量少劳民伤财，以便轻徭薄赋，使政治稳定，生产发展。

　　在令狐德看来，能否实行王道的关键在于统治者自己。他在与高宗讨论“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的时候明确表示：“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既然禹、汤严于要求自己而兴，桀、纣总罪责别人而亡，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统治者自己的言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唐太宗说过：“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读既作，离叛亦兴。”不难看出，令狐德的政治主张与唐太宗等统治者的需要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旧唐书》的作者认为：“令狐德贞度应时，待问平直。徵旧史、修新礼，以畅国风；辨治乱，谈王霸，以资帝业。”

　　令狐德还认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影响社会风气。例如，唐高祖曾问他道：“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他回答道：“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徵。”显然这是告诫唐高祖，皇帝应以社会风气作为自己的镜子，不可掉以轻心。

　　令狐德的这些政治思想反映在史学著作中，必然是鉴戒史学的内容。

　　在《周书》中，令狐德认为统治者应该崇经重儒，这也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所得出的结论。他说：“秦承累世之基，任刑法而殄灭；汉无尺土之业，崇经术而长久。雕虫是贵，魏道所以陵夷；玄风既兴，晋纲於焉大坏。考九流之殿最，校四代之兴衰，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尚於儒。”总结历史的经验是为了现实。所以他更有针对性地说：“夫金之质也至刚，铸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坏山。”显然这是说事在人为，崇经重儒必须依靠统治者提倡读经，重视儒生。他以西汉以后的历史为例说：“是以两汉之朝，重经术而轻律令。其聪明特达者，咸励精於专门。以通贤之质，挟黼藻之美，大则必至公卿，小则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其沉默孤微者，亦笃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饰腐儒之姿，达则不过侍讲训胄，穷则终於弊衣箪食。由斯言之，非两汉栋梁之所育，近代薪5之所产哉，盖好尚之道殊，遭遇之时异也。”他说的“近代”，是指南北朝后期。如前所述，他曾说过：“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可见他说的“近代”就是《五代史》所包括的范围。虽然他也曾说过周文帝“雅好儒术”，但只是个别的例外，不能代表整个五代的情况。他的意思非常清楚，两汉崇经重儒，故而有栋梁之才；近代反之，故而人才缺乏。逻辑的结论，当然是唐代统治者应该崇经重儒了。

　　武德九年（626），唐太宗刚刚登上皇帝的宝座，就“於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於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又“始立孔子庙堂於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唐太宗这样崇经重儒，也是总结历史经验的结果。他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梁）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与令狐德崇经重儒的思想是完全一致。他们都重视历史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寻找借鉴。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一致，正是鉴戒史学的鲜明特征。

　　应该说明一点，《周书》是令狐德与岑文本、崔仁师共同修撰的，而且《旧唐书·岑文本传》中还明确说：“又先与令狐德撰《周史》，其史论多出於文本。”我引用《周书·儒林传》的序与论来说明令狐德的史学思想是否确切呢？回答上只能是肯定的。

　　清人赵翼认为：“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本令狐德所撰也。德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也。”既然《周书》“乃其一手所成”，他又“始终其事”，可以肯定，《周书》全面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观点。即使有些史论并非出自他手，也必然经过他过目而同意，决不会离开他的思想与观点。以《儒林传》为例，该传的《乐逊传》应为令狐德所写，其中记载了乐逊於武成元年（559）针对“霖雨经时”向周明帝的建议，其中有五条“切於政要”，全文载录。这五条是（1）崇治方，就是注意治理国家的策略。他主张：“兴邦致治，事由德教，渐以成之，非在仓卒。”（2）省造作，就是统治者不要大兴土木，营造宫室，应该“广劝农桑，以衣食为务，使国储丰积、大功易举”。（3）明选举，就是选用人才要有明确的标准，并公之於众。（4）重战伐，即统治者不要靠战争维持自己的地位，应该重视德的作用，因为“唯德可以庇民，非持强也。夫力均势敌，则进德者胜”。（5）禁奢侈，就是官僚贵族不应以奢侈腐化炫耀自己。他还认为，统治者听了别人的建议必须？纳，否则建议的人就少了。

　　周明帝极为重视乐逊的建议，所以“频加赏赐”。乐逊的地位也日益显贵，在年老有病退职以后，周静帝不仅赐其安车、衣服及奴婢，“又於本郡赐田十顷。儒者以为荣。”《周书》记载这些内容，明显的看出了令狐德的思想倾向性，就是统治者必须按照乐逊的建议去治理国家。赞扬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当然是希望统治者有所作为，这与《儒林传》的论中流露出的事在人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不管《周书》史论的执笔者是否令狐德，但其内容都体现了他的基本思想与观点。

　　历史观

　　令狐德的历史观中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新内容。历史上有许多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的问题，令狐德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见解，超过了前人，颇有新意。

　　关於封建制与郡县制哪一种优越的问题，自秦朝开始就有争论。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淳於越对秦始皇道：“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显然这是针对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而言的。於是，赞成实行郡县制的李斯立即“谬其说，绌其词”，认为这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秦始皇赞成李斯的意见，下令不准“以古非今”。

　　西汉初年，郡国并行，结果形成七国之乱，汉武帝又实行削弱封国的政策。东汉也实行过分封、但有名无实。据上所述，周朝实行分封制成为一个长命的朝代，秦朝实行郡县制成为一个短命的朝代，汉代从郡国并行到实际上的郡县制又是长命的朝代，西晋的分封，引起了八王之乱，很快灭亡。这样一来，就很难用实行某一种制度去说明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这就是后来为此长期争论不休的关键所在。到了唐代，这种争论还是有增无减。唐太宗认为：“周封子弟，八百余年，秦罢诸侯，二世而灭，吕后欲危刘氏，终赖宗室获安，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李百药认为：“运祚修短，定命自天，尧、舜大圣，守之而不能固；汉、魏微贱，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勋戚子孙皆有氏有社，易世之后，将骄淫自恣，攻战相残，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颜师古则主张“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郡县，杂错而居”。说来说去，还是秦汉以来的那些旧观点。

　　在唐代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中，较有见解的是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在其《封建论》中，认为封建制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周朝实行分封制，周王的地位也不完全都很巩固。按礼，周王不下堂而见诸侯，但也曾有“下堂而迎觐者”。东周时更为严重，王室相当於一个诸侯的地位，“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使周王徒有其名。秦实行郡县制，“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於掌握之内”，是其优点。至於秦之灭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这就是说，不管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各有其利弊，什麽时候实行什麽制度，决定於历史的需要，不是圣人贤君可以随心所欲的。它与一个王朝存在时间的长短没有关系。肯定英雄人物不能左右历史发展是对的，但认为人们只能听任历史的摆布，不能对历史产生作用也是片面的。后者正是柳宗元的历史观的弱点。

　　早於柳宗元100余年的令狐德，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还高於柳宗元。他说：“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县之设，始於秦汉之后。论时则浇淳理隔，易地则用舍或殊。譬犹干戈日用，唯以成垓下之业；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时制宜者，为政之上务也；观民立教者，经国之长策也。”在他看来，分封制与郡县制实行的时间不同是历史的形势决定的，个人不能扭转这种形势。但是，他又认为个人可以在一定形势下发挥作用。他所谓的“因时制宜”，“观民立教”，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取适当措施，按照人民的具体情况？取适当的统治办法。也可以说？用什麽制度的问题，应因时、因人而置。显然这是要发挥人的作用。

　　关於怎样发挥人的作用问题，他也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择贤能，置牧守，循名虽曰异轨，责实抑亦同归。盛则与之共安，衰则与之共患。共安系乎善恶，非礼义无以敦风；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乱。”他认为分封制与郡县制度是名异实同，殊途同归。不管实行哪一种制度，要社会安定必须用以礼义，要平定叛乱必须用以甲兵。礼义、甲兵又集中表现为“兵权势位”。他举例说，春秋时实行分封制，齐桓公、晋文公曾按礼尊王，致使周室复振；东晋时实行郡县制，温峤、陶侃又曾挽救晋室的危机。这主要就是他们有权有势。因为“盖势重者易以立功，权轻者唯以尽节故也。”概括以上内容，他得出结论说：分封制与郡县制，“乃古今之异术，兵权势位，盖安危之所阶乎。”这样，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统治者应该致力於“兵权势位”了。

　　据上所论，令狐德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较柳宗元更为深刻。柳宗元认为，实行什麽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形势决定的，统治者无能为力。也就是没有看到人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令狐德则认为实行什麽制度应因时因人而置，同时还认为统治者应该集中精力於“兵权势位”，以加强巩固其地位。尽管令狐德还只是看到统治者的作用，而不能正确估计人民群众的作用，但他比起班固以来的史学家，在史书中大量散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唐初统治者积极？取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稳定统治秩序，正是他们从统治者本身去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结果。这正说明唐初史学的发展反映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令狐德对分封制与郡县制的认识是高於柳宗元的，但是，在注释法家著作的高潮中，柳宗元的《封建论》被捧得很高，而令狐德则至今未被人注意。我提出这个问题，并无意求取创新之功，只不过想恢复令狐德应有的地位而已。

　　关於怎样解决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威胁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众说纷纭，颇不一致的。

　　自西汉刘邦平城之围以后，关於怎样解除匈奴的威胁问题，“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於庙堂之上”，刘敬主张和亲，樊哙主张武力还击。尽管还有贾谊、晁错、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各持己见，“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班固认为，这都是只“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在他看来，匈奴地处沙漠以北，生产落后，与中原生活习惯、语言皆不相同。应视其为禽兽，“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这就是最好的制御夷狄之策。这些意见，都离开了问题的实质，即匈奴的社会制度决定其必然向中原进攻，以及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决定“和”或“战”的关键。所以，长期以来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令狐德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颇有新意。他首先批评了班固的观点。他认为北狄与中原不能截然分开，互不干扰。双方的情况，彼此都较了解。“若乃不与誓约，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於奔命，疆场苦其交侵。”这样，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令狐德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按照班固的意见，中原始终处於被动挨打的地位，军队长期处於紧张的状态。反之，匈奴则有力量就南进，无力量南进时也无忧虑，始终处於主动地位。令狐德正是抓住了这个要害，否定了班固的主张。

　　令狐德的主张是：“夫时者，得失之所系；几（机）者，吉凶之所由。况乎诸夏之朝，治乱之运代有；戎狄之地，强弱之势无恒。若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则举无遗策，谋多上算，兽心之虏，革面匪难，沙幕之北，云撤何远。安有周、秦、汉、魏优劣在其间哉。”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充分把握时机，区别不同情况？取不同对策。显然是大大超过了前人的。他不是把“战”或“守”当作一成不变的对策，而是要根据中原的治、乱，戎狄的强、弱，分别？取羁縻政策，或者是和亲与征伐政策。这样，就不会再去孤立地强调某一政策的优或劣了。

　　令狐德把具体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进行具体分析，是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的。所以，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真实内容。秦始皇时，修长城，又派蒙恬率大军防守，未曾有过匈奴南下中原。汉高祖平城失败后，一直实行和亲政策，汉武帝以武力解决了匈奴的威胁。从此一直到唐朝，和战政策的变化，无不以中原国家的治乱与北方少教民族势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唐高祖对突厥实行屈辱政策，唐太宗认为是奇耻大辱。到他当了皇帝，国力强盛以后才能反击突厥，解除威胁，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凡论中原政权应对北方少数民族？取什麽对策者，都没有看到这个历史进程的实质所在。所以，总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令狐德的认识，是总结了汉唐间历史进程的结果。因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大大地超过了前人。

　　综上所述，令狐德的历史观中有极其可贵的内容。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巩固其地位，必须根据历史前进的需要？取适当的措施。国家实行什麽制度，要“因时制宜”，“观民立教”；对待少数民族？取什麽对策，应考虑中原的治、乱与少数民族的强、弱，“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机）而立权。”也就是统治者的各种政治措施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条件。尽管他是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但他比起那种抛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去空谈什麽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或对少数民族的和、战政策等等都实际得多，从而也进步得多。当然，他还没有认识到社会矛盾的全部内容，不可能懂得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所以，他也同样提不出根本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由於这种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观虽然超过了前人，但还没有也不可能超出封建史学家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