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6章 魏徵的史学地位

　　魏徵（580-643）作为政治家，早已受到史家的重视。从这方面研究魏徵的论文与专著也为数颇多。但是，对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却问津者不多，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固然，魏徵的政治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但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的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因此，以下着重于从魏徵在史学方面的活动，说明他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以便全面估价他的历史作用。

　　学术著述

　　魏徵，字玄成，巨鹿（河北巨鹿北）人。义宁元年（617）九月，隋末农民起义遍地爆发的时候，他随武阳（河北大名北）郡丞元宝藏加入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随李密投降唐朝。在唐朝，他做过太子李建成的洗马。玄武门之变以后，又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参预朝政、侍中、特进仍知门下事，进爵郑国公。

　　魏徵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还有许多著作问世。除了有名的《十渐不克终疏》等政治文献外，学术著作也相当可观。据《旧唐书》的《经籍志》与《新唐书》的《艺文志》载，他的著作或他参与修撰的著作有下列数种。

　　《次礼记》（即《类礼》）二十卷

　　监修梁、陈、齐、周、隋史《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

　　《祥瑞录》十卷《列女传略》七卷《谏事》五卷《群书治要》五十卷《魏徵集》二十卷《大唐仪礼》一百卷 魏徵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 魏徵与高士廉等撰《目》十二卷 魏徵与高士廉等撰《时务策》五卷在以上著作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广为流传的是他“总知其务”的五代史。五代史包括令狐德、岑文本所撰《周书》，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所撰《隋书》，姚思廉所撰《梁书》、《陈书》，李百药所撰《北齐书》，这些史书，后来都被列入正史。因为五代史是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所以，其中必然要贯穿魏徵的指导思想，特别是《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更是魏徵史学思想的直接反映，魏徵的史学思想，反映着历史前进的要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史学思想

　　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在春秋末年，奴隶制度江河日下的时候，孔子作《春秋》，一面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手法，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面又用许多褒贬的字眼，如写战争有伐（声罪致讨）、侵（潜帅掠境）、战（两兵相接）、围（环其城邑）、灭（毁其宗庙社稷）……写杀人有杀（杀无罪者）、诛（杀有罪者）、弑（下杀上）……以此来说明奴隶制度不容破坏。因此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不难看出，孔子修《春秋》的用意是以恢复奴隶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以求挽救奴隶制灭亡的危机。

　　西汉时，由于汉武帝实行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鼓吹天有意志并有绝对权威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尽管司马迁曾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与天人感应说有截然不同的内容，但并没有改变董仲舒思想的统治地位。《汉书》、《三国志》都充满着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班固的《汉书》，明确的宣扬了天人感应说，例如，《汉书》的《高帝纪》与《史记》的《高祖本纪》内容大体相同，但班固却编造了一套自尧、舜以至夏、商、周、秦的刘氏世系，从而得出结论是：“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这就是说，秦朝的灭亡，汉朝的建立，是天的安排。

　　西晋初年，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也同样宣扬这种观点。因为曹操是谯（安徽亳县）人，所以，关于曹丕即将代汉时的情况，陈寿写道：“初，汉熹平五年（176），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单：‘此何祥也？’J曰：‘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天事恒象，此其应也。’内黄殷登默而记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220）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单J之言，其验兹乎！’”根据五行相生说，赤是火德，黄是土德，“黄龙见”于谯，当然就意味着火德（汉）当灭，土德（魏）当兴于谯。言外之意，在汉亡前45年，天就预告人们，曹氏要取汉而代之了。因此，当年十月，曹氏代汉是顺乎天意。至于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如汉魏故事”，也是由于“天禄永终，历数在晋”。西晋初年的史学家，用这种天命论说明西晋统治者的地位的合理性，无疑是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

　　南朝刘宋人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也有类同的观点。为了说明刘秀应该做皇帝，范晔写道，当刘秀降生时，“有赤光照室中”，刘秀父刘钦“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刘秀五世祖舂陵侯刘买的封地，治所在今湖北枣阳），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在论及东汉灭亡的时候又说：“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献帝）其何诛焉！”既然东汉的建立与灭亡都是天意，人的作用就全部被否定了。

　　南朝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其所撰《宋书》中，更是充满着皇权天授的神秘主义历史观。例如，刘邦母吞了玉鸡所衔赤珠，又“梦与神遇”而生刘邦，刘邦“隐于芒砀山泽之间，吕后常知其处”。因为其居处“上常有云气”；西汉的灭亡，也是天意，早在元帝、成帝时，就有道士预言，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故而王莽篡汉也不是偶然的。

　　南朝齐、梁时代的萧子显，在其所著《南齐书》中，更是赤裸裸地宣扬天人感应说，例如，在《天文志》中，他把宋亡齐兴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他写道：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太史令将作匠陈文建陈天文。奏曰：“自孝建（宋武帝年号）元年（454），至升明三年（宋亡的一年），日蚀有十，亏上有七。占曰：‘有亡国失君之象’。一曰‘国命绝，主危亡’。”同时又根据“太白经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生，异姓兴。”这样一来，齐取代宋也就名正言顺了。

　　北齐魏收所撰的《魏书》，也写了不少天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他在《天象志》上说：“太祖皇始元年（396）夏六月，有星慧于髦头。慧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在道武帝拓跋（死的天赐六年（409）六月，又写道：“金、火再入太微，犯帝座、蓬、孛、客星及他不可胜纪。太史上言，且有骨肉之祸，更政立君……冬十月，太祖崩。”

　　综上所述，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都接受了天人感应说，按照皇权天授的理论，说明改朝换代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理论，虽然可以说明统治者取得地位是合乎天意的，但同时又说明失去地位也不是人为的。显而易见，这种抛开人的作用，空谈天命的理论，只能消极地说明广大人民应当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并不能起到积极巩固统治者地位的作用。

　　魏徵负责修撰的五代史，抛开了这种消极的史学思想，否定了天人感应说，极其重视人的因素，千方百计地要发挥人的作用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魏徵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在论述北齐的灭亡时，明确地论证了这种观点。他说：齐后主前后，齐国的各种条件没有变化，“太行、长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晋之险不移也，帑藏输税之赋未亏也，士庶甲兵之众不缺也”；但为什么“前王用之而有余，后主守之而不足”呢？因为“前王之御时也，沐雨栉风，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赏必罚，安而利之，既与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后主则不然，以人从欲，损物益己。雕墙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于宫园，禽色荒于外内，俾昼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视人如草芥，从恶如顺流。佞阉处当轴之权，婢媪擅回天之力，卖官鬻狱，乱政淫刑，刳K被于忠良，禄位加于犬马，谗邪并进，法令多闻……于是土崩瓦解，众叛亲离，顾瞻周道，咸有西归之志。”总之，由于齐后主“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因此，魏徵认为，“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同样的客观条件，国家却有兴衰的截然不同，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不同的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在论及陈朝的灭亡时，魏徵也同样从统治者本身去找原因。他说：“遐观列辟，篡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但后来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呢？因为有的君主是“中庸之才”，这种人“口存于仁义，心怵于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有些投机取巧者，专门对这种君主投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顺流而决壅”，促使其堕落腐化，以至于丧身亡国。陈朝就是这样。

　　陈“高祖拔起垄亩，有雄桀之姿。……援旗北迈，义在勤王，扫侯景于既成，拯梁室于已坠。天纲绝而复续，国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旧物”。陈“世祖天姿睿哲，清明在躬，早预经纶，知民疾苦，思择令典，庶几至治”。到了陈后主时，就大不相同了。“后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在用人方面，他“昵近群小……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因而造成“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这样一来，陈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论及隋朝的灭亡时，魏徵也丝毫未曾涉及天人关系，而是从隋文帝、隋炀帝身上去找原因。他虽然赞扬过隋文帝时“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但也又指出，由于隋文帝“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再加上违背嫡长子继承制度，因此，隋朝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为什么隋朝乱亡之兆成于炀帝呢？因为隋炀帝“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更加“严刑峻法”，于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北齐、陈、隋三个王朝的灭亡，情状不尽相同，但魏徵认为共同之处是统治者本身造成的，不是天的作用。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既然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关键在于统治者本身，那就只有从历代统治者的活动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才能巩固统治的地位。魏徵的史学思想，正是从这方面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

　　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魏徵在其史书中，从哪些方面为唐太宗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呢？其一，从统治阶段内部的矛盾中，其二，从阶级矛盾中。在唐朝以前，历代王朝的更替，不外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胜利者取代失败者；另一种是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者，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新的封建皇帝，或者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另建封建政权。由此可见，魏徵从上述两方面为唐太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从历史的实际出发的。

　　在统治阶级内部，魏徵认为最重要的是维护封建秩序。在他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就是人“知父子之道，认君臣之义”。他按照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要求，主张“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魏徵认为，违背“父子之道”是要亡国的，隋朝的灭亡就是如此。他说：隋文帝“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所。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翦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L才列，天下已非隋有”。这就是说，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背离了父子之道，从而引起了兄弟之间的矛盾。他引用慎子的话说：为什么“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呢？因为“分定故也”。杨勇为太子，“分定久矣，高祖一朝易之，开逆乱之源，长觊觎之望……自古废嫡立庶，覆族倾宗者多矣，考其乱亡之祸，未若有隋之酷。”魏徵的观点非常明确，隋朝虽亡于炀帝，但追根溯源，“乱亡之兆”却开始于隋文帝。因为他背离了父子之道。

　　什么是“君臣之义”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魏徵正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论述君臣关系的。

　　君的标准是什么呢？魏征说：“古先帝王之兴也，非夫至德深仁格于天地，有丰功博利，弘济艰难，不然，则其道无由矣。”简言之，好的君主，既要有德，又要有功。按照这一标准，他用对比的方法说明隋文帝截然不同。隋文帝是“内绥外御，日不暇给，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文武争驰，群策毕举。服猾夏之虏，扫黄旗之冠，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厚泽被于域中，余威震于殊俗”。而隋炀帝则是“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在用人方面，“外疏猛士，内忌忠良”，“赏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无罪免。”由于两人的所作所为不同，前者使国家强盛，后者则使国家衰亡。既然皇帝的所作所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那么，皇帝必须有德和功就是不言而喻了。

　　德、功的含义很广，其中就包括怎样对待臣的问题。魏徵认为，君应该把臣当作“廊庙之榱桷”，“北辰之众星”，要他们都发挥作用。他说：“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MN栋梁，莫可弃也”。这样，君臣关系就会和谐。隋文帝“委心膂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是对臣下的信任与重用，必然取得臣下的拥护与支持。隋炀帝拒谏饰非，疏远猛将，猜忌忠良，赏罚不当，必然导致众叛亲离。不过，魏徵对臣的要求并不以君的德、功必备为前提。也就是说，即使君对臣的态度像隋炀帝那样，臣也应该忠于他。他对杨玄感的评论就是这样。他说：“玄感宰相之子，荷国重恩，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兄弟就O醢之诛，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对于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取代越王侗的王世充，他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这种人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因此，他要求“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非常明显，魏徵要求臣要绝对忠于君。即使违背“君臣之义”、像隋炀帝那样的君，臣也不能对其不忠。因为“君犹天也，天可仇乎”！于是，他把宇文化及、王世充的传排列在《隋书》最后，并于传前撰序道：“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知惧，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盖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于篇首，庶后之君子见作者之意焉。”由此可见“君臣之义”的核心是维护君的地位。

　　据上所述，父子之道，君臣之义，是维护皇帝地位的手段，破坏这种秩序，必然导致封建政权的衰亡。因此，魏徵要求“后之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在阶级矛盾中，魏徵认为最主要的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不能竭泽而渔，必须使劳动者从事生产，能够生活下去。他认为，隋朝末年之所以爆发农民起义，就是因为隋炀帝滥用民力，致使劳动者脱离生产，因此，“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参加农民起义者，“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陈，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覆没，莫之能御。”在魏徵看来，隋末农民起义虽不像陈胜起义要推翻秦朝，黄巾起义要推翻东汉那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由于起义者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因而人数众多，作战勇敢。尽管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缺乏作战知识，统治者的“勇敢之士”，“明智之将”，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显而易见，众怒难犯，农民起义是最可怕的。

　　魏徵为了说明劳动者必须有安全的生产环境，就用对比的方法论证统治者是否重视这个问题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他以隋文帝、隋炀帝为例说：“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廪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2之方嵩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未拟于长江，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所以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高祖虽也兴师动众，“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隋炀帝则截然不同，他“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这就是“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

　　魏徵的对比是有力的。开皇与大业之间，就国家的富庶与强盛来说，大业年间远远超过开皇年间，但隋文帝能统一版图大又有长江天堑的陈朝，而隋炀帝却败于版图小且只有辽水可防的高丽，其主要原因，就是隋文帝兴师动众，进行战争，是为了统一全国，以利于社会安定，使农民有正常的生产环境。也就是说，劳是为了逸。而隋炀帝则相反，他破坏安定的生产环境，视劳动人民如草芥，致使广大农民怨声载道，群起造反。由此可见，怎样对待劳动者的问题，是统治者的地位能否巩固的主要问题。

　　魏徵还用秦、隋对比的方法更加充实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既然秦、隋均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那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了。这种对比的方法，显然使魏徵的观点更能令人信服。

　　魏徵从史学方面为统治者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唐太宗的政治需要。

　　唐朝政权，是李渊窃取了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胜利成果而建立的。隋朝灭亡的事实，李渊还记忆犹新。于是，他不能不从历史上去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原因，特别是隋朝的兴衰。李渊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隋炀帝时，“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令狐德建议唐高祖修撰五代史的理由就是“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唐高祖命令修史的诏书中，也说修撰前代史书是为了“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刚刚做了皇帝，就与弘文馆学士讨论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他还“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他“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既然他收到了“稽古临事不惑”的效果，所以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这里说的“古”，当然是指历史。把历史当作镜子，可见唐朝统治者重视历史经验是超过前人的。由于政治上的需要，魏徵在修撰史书时就充分反映了统治者的要求。

　　李渊、魏徵都重视从秦、隋灭亡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可见唐朝统治者极其害怕重蹈秦、隋灭亡的覆辙。唐太宗以史为镜，总结了历代王朝兴替的经验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为此，魏徵称道唐太宗可与古代“圣哲之主”相比。另外，魏徵还引用古人的话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思想，与魏徵在《隋书》中批评隋炀帝“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滥用民力，更加“严刑峻法”，迫使民“饥寒交切”，走投无路，不得不起而造反是完全一致的。不难看出，魏徵把史学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更加密切地结合了起来。有人把魏徵的史学称为鉴戒史学是名副其实的。鉴戒史学从魏徵开始，到北宋的司马光更加成熟了。《通鉴》是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

　　史学思想与政治

　　综前所述，魏徵主编的五代史，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转折点。转变的标志就是抛开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可见，统治者的地位是否巩固与天无关。

　　既然天对统治者的地位是否巩固没有作用，那就不能消极地等待天的恩赐，只有自己有所作为，千方百计设法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由天到人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人都在社会中存在，尽管魏徵所谓的人是指统治者，但统治者也不是孤立的。按照魏徵的思想，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要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改朝换代，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农民起义推翻自己。因此，统治者所采取的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措施，必然涉及各方面的人。例如，唐太宗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就是明显地从统治者的利益出发，反对竭泽而渔，主张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以便使封建国家得到劳动者的支持。尽管唐太宗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他主张轻徭薄赋，缓和阶级矛盾，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说，唐太宗也用纳谏、重用人才等各种手段防止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也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这样重视人的作用，无疑比隋炀帝“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要好得多。正因为隋炀帝认为自己是理所当然的皇帝，所以他骄奢淫逸，肆无忌惮地剥削压迫劳动者，从而招致灭顶之灾。非常清楚，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出发采取措施，去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还是依靠天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其后果截然不同。这正是魏徵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天转向人的进步方面。

　　魏徵摆脱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已经说明他不墨守成规，而是超过了前人，具有历史进化的思想。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突厥问题的看法。魏徵认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威胁中原是个历史问题。“五帝之世，则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则猃狁焉；逮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既然历代各民族的情况不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他说：“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这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因为“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这就是说，突厥对中原政权的态度，取决于其本身的盛衰强弱，对中原政权的政策，取决于其本身的利害。反之，中原政权对突厥的政策，必须考虑其强弱盛衰的具体情况，不能只听文臣言和，武将言战而简单从事。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想，就是把历史视为发展的变化的辩证观点。

　　魏徵还总结了突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在北朝的齐、周并存时，由于齐、周均无力抵抗突厥，于是只好“争请盟好，求结和亲”。隋文帝时，因为突厥内部矛盾激化，达头可汗远遁，启民可汗愿保塞下，隋文帝利用其矛盾，区别对待，故而突厥“不侵不叛”、“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隋末农民起义时，由于北方各地的割据势力与一些农民起义军力量分散，无力抵抗突厥的内侵，只得与其通好，突厥遂乘机向内地勒索财富和人口。突厥对中原的危害达到了高峰。唐朝初年，突厥又大举内侵，直逼渭水，威胁长安。唐太宗大力反击，一举打败突厥，使突厥原来占领的地区都为唐有。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都是由突厥力量的强弱与中原政权的对策所形成的。既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必然有不同的态度与对策，无疑是强调了人的作用。这种观点，既说明魏徵把历史看作是发展的变化的，人们必须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同时，又是他抛开天人感应的神学历史观，重视人的作用的一种表现。

　　魏徵还反对今不如昔的倒退历史观。在这方面，他与封德彝进行过辩论。魏徵认为，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用仁、义、礼等封建秩序的内容对人民进行教化。他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贞观七年（633），唐太宗与魏徵讨论在隋末大乱之后能否对人民进行教化的问题，魏徵做了肯定的回答。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这种认为人愈来愈坏，不可教化的社会倒退观，引起了魏徵的强烈不满。他根据历史事实驳斥道：“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如果人类的发展是每况愈下，唐代的人都已成为鬼魅。事实当然不是如此。面对这种有力的批判，封德彝虽还固执己见，但却无言以对。唐太宗完全接受了魏徵的观点。数年以后，唐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唐太宗还对魏徵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唐太宗把自己比做玉，并赞扬魏徵为“良工”。“良工”可使玉变为宝，正说明唐太宗也极重视人的作用。既然唐太宗受魏徵的影响而在政治上有所反映，正说明魏徵的历史观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封德彝的历史观是与历史的前进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魏征的历史观标志着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它反映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政治要求，从而把史学与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由于政治的需要，又推动了鉴戒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从五代史到《贞观政要》，进而至《资治通鉴》，从史学思想上说是一脉相承的。《通鉴》是鉴戒史学最完整最系统的代表著作。如果说《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话，那么，魏徵在这方面的开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只有充分认识其开创作用，才能明确其史学地位。

　　诚然，鉴戒史学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但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推动史学发展，也确是唐宋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通鉴学》的逐步形成，正与封建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因此，决不能因为鉴戒史学的封建性质而否定其史学地位。

　　不可否认，魏徵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史学家。他的历史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虽然抛开了君权天授说，但他并未彻底否定天命。在论述中原政权不同时期对突厥采取不同对策时，他说：“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这里虽然是强调“人事”，但并未否定“天道”。另如，他虽然指责了统治者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劳动者的罪恶，但他仍然视黄巾起义为“张角乱汉”，隋末农民起义为“群盗并矣”。可见其地主阶级的立场是无法改变的。注意到这一点，才不至于夸大魏徵的历史作用，拔高其历史地位。

　　（原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