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第4章 唐代的史学与政治

　　自古以来，史学与政治就是密切相关的。传说时代的史学如何，现在很难确知，但殷商时期确有史官，并且负责记录和保管典册的工作，是不容惑疑的。史官是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斯维至先生认为：“古代巫史不分”，“巫史在古代是一种执行宗教任务的人物，而且有特殊的技能（如巫术），最有知识，最有文化修养的官僚集团。他们经常在国王的左右服务，观察天象（占星术），进行占卜，参预国家大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并记录和保存政府的诰誓训令典策以及系谱等等。”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既然史官是官僚集团的成员，也“参预国家大事”，还“记录和保存政府的诰誓训令典策以及系谱等等”，足证有文字以来的史官和史籍都是和当时的政治不可分割的。

　　历代的史官和史籍，都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即使是像按照事实写“齐崔杼弑其君”的太史等“秉笔直书”者，也不例外。太史因“直书”被崔杼所杀以后，其弟又照样写，崔杼又杀其弟，其三弟又照样写，主要是坚持一个“弑”字。由此可见，他们的倾向性是维护君的地位。至于明确宣扬“春秋笔法”的史官与史书，就更勿须赘述了。历代的史官与史籍，均和政治密切相关，无疑，史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变革也必然互相影响。这里拟通过唐代的史学与政治说明这个问题。

　　统治者重视发展史学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统治者，为了夺取政权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研究以往统治者兴衰存亡的原因。唐朝统治者不仅如此，而且还明确地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随时运用历史的经验，检查政治上的得失。由于重视历史的经验，从而也就促进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唐朝刚刚建立，李渊就总结秦、隋灭亡的教训和汉、唐兴盛的经验。他说：“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又说：“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李渊拨乱反正，正是为了不再重蹈秦、隋灭亡的覆辙。

　　唐太宗完全继承并发扬了唐高祖的这种思想，更为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就于“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他这样勤苦地与人研讨古今，当然是为了“欲知前世得失”。当他一旦认识到得失的原因时，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黄门侍郎王道：“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唐太宗深感王所谈有理，从而使“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不仅如此，他还大力发展儒学，于当年就“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他同意王认为的“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是“重武轻儒”，于是他就大力发展儒学，致使“儒学之兴，古昔未有”。可见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再如，唐太宗认为，古代帝王之兴衰与能否重视纳谏直接相关。贞观六年（632），他谓侍臣日：“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针对古帝王衰亡的原因，他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另外，唐太宗还认为，古来帝王之骄矜与失败是不可分割的。贞观十九年（645），他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已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已，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弛紊。”由于这种历史的教训，他在平定突厥、破高丽以后，深恐也走前人的老路，于是他“每思臣下有谠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以上事例无不说明，唐太宗把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和自己地位的能否巩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以将来规诫。”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需要，他还“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萧）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他“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这里不仅说明唐太宗有知前世得失的要求，同时也说明他已收到了“稽古临事不惑”的效果。这正是他能够认识到“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关键所在。他所说的“古”，当然是指历史。把历史当作镜子，可见唐太宗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重视是超过前人的。

　　唐高宗初年，也“留心政道”，他曾向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令狐德询问过：“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还问过：“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令狐德根据事实作了回答，高宗“甚悦”。

　　玄宗时，吴兢认为：“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所以他撰《贞观政要》，用作统治集团施政的借鉴。后来，唐文宗又欲修《开元政要》，也是同样的目的。

　　唐朝后期，较有作为的宪宗，也很注意历史的经验。他曾和宰相李藩讨论过：“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何也？”也曾阅读当代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说：“朕近日畋游悉废，唯喜读书。昨于《代宗实录》中，见其时纲纪未振，朝廷多事，亦有所鉴诫。”

　　以上事例，无不说明，凡是有所作为，要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历史知识，是总结前人经验、吸取教训的基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必须发展史学。这是唐朝统治者，特别是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发展史学的主要原因。

　　武德年间，令狐德建议：“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李渊接受这个建议，下诏曰：“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因此，他命萧＆、王敬业、殷闻礼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庾俭修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齐史，窦、欧阳询、姚思廉修陈史。这次修史，虽然“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但却有力地说明李渊是重视发展史学的。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继承了唐高祖未完成的事业，再次下诏修史，命令狐德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史》、《陈史》，魏徵修《隋史》。贞观十年（636）修成，称《五代史》（前五代史）。唐太宗高兴地说：“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同时对每人“进级颁赐各有差”。后来，又改称《周书》、《齐书》、《陈书》、《梁书》、《隋书》。贞观十八年（644），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又受诏重撰《晋书》。本来，《晋书》早有人所撰，而且多至26家，著名的也有18家，但在唐太宗看来，都不足以传世。于是，他于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下诏曰：“十有八家，虽存记注，才非良史，书亏实录，荣绪（臧荣绪）烦而寡要，行思（谢沈）劳而少功。叔宁（虞预）味同画饼，子云（萧子云）学堙涸流，处叔（不隐）不预于中兴，法盛（何法盛）莫通乎创业，洎乎干（干宝）陆（陆机）曹（曹嘉之）邓（邓粲），略记帝王，鸾（檀道鸾）盛（孙盛）广（徐广）松（斐松之）才编载记，其文既野，其事罕有。”所以要“更撰《晋书》，铨次旧闻，裁成义类，其所须，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学士，量事追取”。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20余人奉诏重新编撰了《晋书》，唐太宗还亲自参加了编撰工作。据说，其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等篇末尾的《论》为其所撰，故而“总题曰御撰”。亲自参与修史，更能说明唐太宗重视发展史学。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又认为所修五代史无志，于是又下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人共同撰《五代史志》30卷。此书虽然在太宗死后的高宗显庆元年（656）才完成，但既为唐太宗所组织安排，编撰又主要在贞观年间，唐太宗的功绩还是应该肯定的。况且该书史料价值很高，内容所述超出五代范围，如北魏、南朝的宋、齐都涉及了，甚至是继《汉书》十志写起的。这样一来，后人借此志就可以对南北朝的典章制度有所系统的了解。正因为如此，郑樵说：“隋志》极有伦理，而本末兼明，可以无憾，迁、固以来，皆不及也。正因为班、马只事虚言，不求典故实迹，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于绝绪，虽其文彩洒然可喜，求其实用则无有也。观《隋志》所以该五代南北两朝，纷然淆乱，岂易贯穿？而读其书，则了然如在目。良由当时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会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志宁、淳风辈，所以灿然具举。”在郑樵看来，《隋志》水准超过了《史记》、《汉书》。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隋书》的纪、传和志的作者都是因才而用的。于志宁、李淳风等都是文化制度方面的专门人才，所以，他们所修的十志是成功的。由此可见，唐太宗不仅是一般的重视修史，而且还善于在修史方面组织力量，使用人才。

　　李延寿的《南史》与《北史》，虽系私人所撰，但也“颇行于代”。他撰的《太宗政典》，曾为唐高宗“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不难看出，李延寿的私人著作，也符合统治集团的需要。至于《通典》，更是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杜佑所撰，其政治色彩也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唐朝统治者和一般封建统治者一样，都喜欢光宗耀祖，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社会地位，在地主阶级内部也高人一等，门第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占着重要地位。唐朝初年，这种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在唐代史籍的分类中，谱牒类是其中之一。统治者修撰这类史书，是达到其光宗耀祖，抬高其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唐太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修《氏族志》的。

　　贞观年间，“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太宗恶之”，遂诏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于是普责天下谱谍，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唐太宗明确向臣下表示：“我今特定氏族者，欲崇重今朝冠冕……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唐太宗既然从读史中知道刘邦从一“匹夫”以至“主尊臣贵”，所以他也想让后人从读史中知道李氏家族显赫一时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唐太宗要修《氏族志》的原因。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对“升降去取，时称允当”的《氏族志》表示不满。“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李义府也耻其家无名。他们遂奏请高宗，命孔志约等人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许敬宗为了对武后投其所好，李义府为了光宗耀祖，他们要求重修《姓氏录》，虽然这是以权谋私，但对这类史籍的发展是有积极影响的。由于统治集团的重视，唐代的姓谱学颇为发达，唐初的路敬淳，是姓谱学名家，他著有“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虽然他们“皆本之路氏”，但也说明姓谱学的发展。这正是统治集团光宗耀祖思想的产物。

　　以上情况说明，史学的产生与发展，与政治的需要密切相关。一个政治集团为了夺取政权或巩固其统治地位，需要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们还要通过修史光宗耀祖，抬高其社会地位。于是，他们不得不注意发展史学。反之，史学的发展又反映了政治的变革。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封建社会的盛况。这种安定的社会环境，给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史学的发展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内容。

　　政府控制修史

　　封建政权直接控制修史，是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的重要标志。设立史馆与实行宰相监修制度，是政府控制修史的具体表现。

　　东汉以后，虽然已经有了建立修史机构的事实，但把设馆修史正式成为制度，是从唐太宗开始的。中国古代虽然早有史官，但史官制度也屡有变迁，开始设置专职史官掌修国史，是三国时魏明帝太和年间，官名著作郎，隶中书省。到晋惠帝时，把著作郎改隶秘书省，北魏时，又把著作郎改隶于秘书省下新增的著作局。从北齐、北周到隋，虽然也有“监修”之名，但并无监修之实。所以，唐以前的官修史书，仅只是奉君主之命修撰而已，实际上与私人撰史并无多大区别。真正的官修史书是从唐代设馆修史开始的。

　　“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开元十五年（727）三月一日，“宰臣李林甫监史馆，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官谏议大夫尹，遂奏移于中书省北。”禁中，是皇帝活动的中心，史馆设在这里，既是为了便于把以皇帝为中心的政治活动记入史册，也是为了皇帝便于控制史馆。所以，开元时的宰相李元；说：“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也。”史馆地址的迁移，也与政治中心的变动有关。唐初，宰相的议事机构政事堂设在门下省，所以史馆设在门下省附近。高宗永淳二年（683），中书令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到开元十五年（727），又迁史馆于中书省北。迁移的理由，是“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由此可见，在当时统治集团看来，史馆离政治中心愈近愈好。同时也可以说明，自唐太宗开始控制史馆的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实行宰相监修国史，也是从唐太宗开始的。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监修国史，自此成为制度。当时，唐太宗对房玄龄道：“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宰相根据这个原则监修《国史》，无疑是代表皇帝控制修史。唐太宗命修梁、陈、齐、周、隋诸史，以“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相当于宰相）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徵多预焉”。委派相当于宰相的魏徵掌握“赞论”，实际上是要政治观点都符合唐太宗的愿望。不难看出，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是为了皇帝对修史的控制而建立的。

　　唐太宗通过政权机构左右修史，为修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史料的来源就非常广泛。除了《起居注》以外，其他有关单位还要按期向史馆报送所负责的有关资料。

　　祥瑞——礼部每季具录送。

　　天文祥异——太史每季并所占候祥验同报。

　　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

　　蕃夷入冠及来降——表状，中书录状报；露布，兵部录报，军还日，军将具录陷破城堡，伤杀吏人，掠掳畜产，并报。

　　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太常寺具所由及乐词报。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户部有即报。

　　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户部及州，每有即勘其年月日及赈贷存恤同报。

　　诸色封建——司府勘报，袭封者不在报限。

　　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并录制词，文官吏部送，武官兵部送。

　　刺史县令善政异迹——有灼燃者，本州录附考使送。

　　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州县有此色，不限官品，勘知的实，每年录附考使送。

　　京诸司长官薨卒——本司责由历状迹送。公主百官定谥——考绩录行状谥议同送。

　　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以下薨——本州本军责由历状，附便使送。

　　诸王来朝——宗正寺勘报。

　　既然有这样广泛、详细的征集史料的办法，无疑可以保证史书内容充实，有所依据。这是唐太宗通过政权机构控制修史的优越性所在。

　　有利的修史制度，在贞观年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到高宗以后的中宗时代，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不安，从而使有利的制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弊病。刘知几就从几个方面指出过当时存在的问题。例如，史馆中人员众多，组织不够严密，各人自以为是，“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为了不受外界的影响，修史者“曾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其实，事与愿违，因为“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舌。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绅咸诵。夫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关于修史的是非标准，修史者不能自作主张，而是多取禀监修，“扬令公则云‘必须直辞’，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再者，监修者和修史者之间，互不协调，“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如此等等，无不说明，在政治黑暗的时刻，官方控制修史，弊病较多。刘知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中宗“求罢史任”的。

　　不管是有利的方面，还是不利的方面，都说明当时的政治对史学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说明史学的发展是政治的反映。从有利的方面说，由于政权的作用，保证修史者可以得到各方面的资料，以利于史书的完成。此事本身，就反映着唐朝政权重视文化，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千方百计地要通过发展生产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要求。这也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标志。从不利的方面说，也反映了地主阶级政权阴暗腐败的一面。史馆在监修宰相的控制下，人员众多，矛盾重重，各人都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致修史效率很差。正因为如此，刘知几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不难看出，唐中宗时期的政治已经相当腐败，和武德、贞观时期已经不能相提并论，所以，颇有创见的史学名著《史通》，不是产生于史馆，而是退出史馆以后的私人著作。这就是说，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有利的制度也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史学和政治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密切。

　　统治者关心史书的内容

　　就当时各种史籍的内容说，史学与政治也是不可分割的。唐代，特别是唐初的皇帝，由于重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懂得史书的作用，所以，都十分关心史书的内容。

　　李世民做了皇帝，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深感自己读书太少，极为不便。因此，他一面笼络文人、学士，与他们谈古论今，使其成为自己的参谋顾问，一面自己也努力学习，掌握古书的内容。他说：自己“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旧唐书》卷七十三《邓世隆传》：“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暨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数年之后，道致隆平，遂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这就是说，唐太宗“留情文史，手不释卷”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学习文史，唐太宗还很重视古籍的整理。贞观四年（630），“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其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本，隋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太宗称善者久之，赐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另外，唐太宗还命颜师古，孔颖达等共撰《五经正义》，虽然由于后来为马嘉运“驳正其失，至相讥诋”，未能公诸于世，但到永徽二年（651），经过于志宁、张行成等人的“增损”，终于使“书始布下”。整理古籍，“令学者习焉”，自然是为了培养当时所需要的人才。由此看来，唐太宗是把整理、学习古代文史和当时政治的需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正因为学习古代文史是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所以，唐太宗主张读书是求官之道。他对中书令岑文本道：“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本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仲舒）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岑文本对曰：“夫人性相近，情则迁移，必须以学饬情以成其性。……所以古人勤于学问，谓之懿德。”岑文本的回答，肯定会使唐太宗满意。因为，岑文本对唐太宗来说，“非勋非旧”，而是“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也“无汗马之劳”，而只是“以文墨致位中书令”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唐太宗重视文史知识的作用，同时也重视掌握文史知识的人。

　　为了促使其臣僚读史，唐太宗还曾对李大亮“赐荀悦《汉纪》一部”，并下书曰：“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间，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这里清楚地说明，唐太宗不仅是重视文史古籍，而且更重视其内容，他以《汉纪》赐于李大亮，正是他对古代史籍经过评论，有所选择的结果。

　　唐太宗固然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而重视古史的内容，同时，也为了光宗耀祖，使自己名垂青史而重视当代书的内容。

　　贞观十一年（637），著作郎邓隆建议：“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唐太宗不赞成道：“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唐太宗总结陈后主、隋炀帝的教训，认为编文集流传后世不如在政治上“有益于人”，因为后者可以“史则书之，足为不朽”。也就是说，唐太宗认为，史书的社会影响要比文集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他非常重视世代史书的内容，特别是有关他自己的内容。

　　唐太宗曾经先后几次要求看《起居注》与《国史》。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另篇论述，不再详谈。当唐太宗看到《实录》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对自己不利时，他强迫房玄龄按照自己的要求，把杀建成、元吉比做周公诛管叔、蔡叔去修改史书。这种歪曲历史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连后来为唐太宗进行辩护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这就充分说明，唐太宗重视当代史书的内容，是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这也是唐太宗加强控制修史的重要原因。

　　魏徵死后，唐太宗发现他“自录前后谏诤言词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于是，唐太宗对魏徵大为不满，原打算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这时也因此而罢了。道理非常简单，魏徵的“谏诤言词”，多是针对唐太宗的缺点和错误的。把这些内容都载入史册，无疑是抬举魏徵，贬低唐太宗。看到这些对自己不利的内容，唐太宗当然反感。因为封建皇帝至高无上，“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这就决定唐太宗必然要关心当代史书的内容。

　　和唐太宗一样，坚持要看《起居注》的还有唐文宗。文宗时的起居郎郑朗，在文宗和宰臣议论政事时，“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盛大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丑言。朗遂进之。“唐文宗坚持要看起居注，主要是为了恐其”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这些内容，虽然和玄武门之变不同，但怕自己的丑恶言行载入史册，垂诸将来，太宗和文宗倒是殊途同归的。正因为如此，文宗又第二次要求看起居注。这一次，魏＞坚持不允。文宗表示：我尝取观之”魏＞并不以为有了先例而让步，他说：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后，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文宗如此关心史书，不容惑疑，是他不赞成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载入史册。如果有已载入史册者，他们也是要修改的。《顺宗实录》就是如此。

　　唐朝后期，“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韩愈是当时的文学家，为什么他所撰的《顺宗实录》会“为当代所非”呢？其实并非“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而真正的原因是：“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所以，“累朝有诏改修”。最后，文宗下诏：“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显而易见，对于史书的内容的不同看法，也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方面。《顺宗实录》为当代所非的真正原因，是内官不愿其丑恶言行被外人所知。

　　与不愿遗臭万年者相反，有人却想名列史册，流芳百代。唐朝皇帝也常命史官把他认为的忠义臣僚载入史册，以资鼓励。武德初年，刘感、常达都在对薛仁杲作战中宁死不屈，忠于唐朝，所以，在薛仁杲失败以后，李渊谓常达曰：“卿之忠节，便可求之古人。”遂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曰：“刘感、常达，须载之史策也。”

　　武则天时，“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穷鞫其状，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唯（安）金藏确然无辞，大呼谓俊臣曰：‘公不信金藏之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因气绝而仆。”经过治疗，“金藏始？”。玄宗即位后，追思金藏忠节，“下制褒美，擢拜右骁卫将军，乃令史官编次其事。”“令史官编次其事”，当然是对安金藏的表彰。

　　安史之乱中，“张巡死节睢阳，人娼其功，以为降贼，肃宗未及知”，李翰上疏说明情况，最后表示：“谨撰传一篇，昧死上，傥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节白于世，义士多之。”非常明显，用名列史册以鼓励臣下忠义，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时的甄济，“独好学，以文雅称”，安禄山曾软硬兼施，要他参加反唐活动，他宁肯引颈待戮，也不为富贵而背唐。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儿子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国史，欲诣京师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济节行与权皋同科，宜载国史”。元稹也“移书于史馆修撰韩愈曰：‘济弃去禄山，及其反，有名号，又逼致之，执不起，卒不）其名。……至天下大乱，死忠者不必显，从乱者不必诛，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难矣哉！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禄食不进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乱，则延颈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显而废忠，不以不必诛而从乱。在古与今，盖百一焉。’”韩愈答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标目其先人事，载之天下耳目，彻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惊人，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笑。”甄逢为其父名不在国史而“欲诣京师自言”，袁滋、元稹也对其大加赞扬，主张名列国史，韩愈更主张“逢与其父俱当得书”，于是，甄济“父子俱显名”。不难看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名列国史是很高的荣誉。

　　唐宪宗对李吉甫说：他于《代宗实录》中发现吉甫的父亲的“事迹，深可嘉叹”。李吉甫感激涕零地说：“陛下耽悦文史，听览日新，见臣先父忠于前朝，著在实录，今日特赐褒扬，先父虽在九泉，如睹白日。”李吉甫因其先父名在实录而“俯伏流涕”，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僚们希望能名列史册的要求是多么迫切。

　　既然名列国史是很高的荣誉，无疑，在国史中的地位如何，也必然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关于武则天在国史中的地位，就曾引起过争论。沈既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他说：“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天命，降居藩邸，而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矣，（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徵诸礼经，是谓乱名。”非常清楚，关于武则天在国史中的地位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她在政治上的地位的不同看法的反映。从唐高宗立武氏为皇后起，到武氏让位止，始终存在着拥武派和反武派的斗争。这种政治斗争的内容，反映在国史里，就成了武则天的地位问题。这更进一步说明，史书的内容不能摆脱政治的制约。

　　史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变革密切相关

　　不仅史书的修撰与内容和政治密切相关，而且史学的发展也是随着政治的动荡而兴衰的。

　　唐朝在政治上的动荡，直接影响到政权稳定的有两次。一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爆发了安史之乱；一次是阶级矛盾的激化，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两次大的政治动荡，也直接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从武德到天宝，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曾多次发生宫庭政变，也曾有过政治相当腐败的阶段，但总的说来，社会影响不是很大，后果不太严重，所以，政权基本稳定，生产继续发展，史学的发展也颇显著。

　　武德以后，逐步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除了修撰唐以前各代的正史外，对于本朝的历史也着手修撰。对于本朝的历史的修撰，大体上分作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起居注》。“起居注者，录纪人君言行动止之事。”负责《起居注》的，最初是起居郎，后来又增加了起居舍人。“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其实，皇帝的言行不仅在临朝时有人记录，就是在退朝以后，也是有人负责记录的。史籍所载：“贞观中，每日退朝后，太宗与幸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由此可见，贞观年间的《起居注》，其内容是非常详细而周到的。现在，除了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以外，其他的《起居注》均已无法见到了。

　　第二类，是《实录》。《起居注》内容多，分量重，不宜作为史书阅读，于是，另有史官编撰《实录》。《实录》之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中，有记武帝事的《梁皇帝实录》3卷与记元帝事的《梁皇帝实录》5卷。但一个朝代有系统的《实录》，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的《实录》，颇为完备，从高祖到武宗，均有《实录》。这些《实录》，为后来修撰《旧唐书》、《新唐书》与《通鉴》打下了基础。但至今仅存者，也只有韩愈的《顺宗实录》了。

　　第三类，是《国史》。《国史》，除了柳芳所撰《唐历》（四十卷）为编年体外，其余全部为纪传体。最早的《国史》，是关于武德、贞观两朝的内容。《旧唐书》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八十卷”；同书卷七十三《顾胤传》：顾胤“撰武德、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令狐德与顾胤，同在永徽年间撰修国史，很可能二人都是修撰同一书的参与者。

　　开元年间，吴兢又撰成《国史》65卷，后又继续修撰。天宝八年（749），吴兢死，其子进兢所撰《唐史》80余卷。开元、天宝时的另一史官韦述，“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

　　另外，还有《时政记》。所谓《时政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为什么要修《时政记》呢？永徽以后，“左、右史虽得对仗承旨，仗下后谋议，皆不预闻。（姚））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暂无记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

　　刘知几的史学名著《史通》，是颇有创见的史学评论专著。它虽系私人著述，但也与史馆制度密切相关。刘知几久任史官，能够博览群书，是他评论以往史书的前提条件。这只有在政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史馆工作正常进行，才能为他提供这种条件。

　　根据以上情况看来，唐朝前期的修史制度是颇为完备的。史籍所载：“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幸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宰相的记录，也要定期报送史馆。正是由于这些制度，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唐朝前期的《实录》、《国史》，才很完整。不言而喻，政治上的安定，是与完备的修史制度以及大量史籍的出现，有着因果关系的。

　　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几乎颠覆唐朝政权，从而改变了安定的政治局面，致使这一历史事件成为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史学的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唐军收复长安，肃宗还京以后，“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于）休烈奏曰：‘《国史》一百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京城陷贼后，曾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从这里清楚的看出，安史之乱不仅中断了史学的发展，而且使已修成的史籍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重加购赏”，数月之内，才得一两卷，可见损失之严重。

　　肃宗回到长安，就开始搜集散失的史籍，正说明中断一时的史学又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了。对史学极为热爱而又忠于史官职守的韦述，既对修史成绩卓著，而且在保存史籍，对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也是有很大贡献的。他“家聚书二万卷，曾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已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尺题，无不毕备。及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韦述不仅收藏多种古代文献，而且还有“知名人画”、“草隶真迹”等等，但这些珍贵的文献、书画、古物，韦述都抛弃了，唯“抱《国史》藏于南山”。可见韦述既对修史费尽了心机，而且也为保存史书付出很大代价。安史之乱以后，他献出了所藏《国史》113卷，不能不说是对唐代史学的一大贡献。

　　由于政治形势的逐步稳定，统治集团又重视修史，肃宗以后的修史工作又继续开展起来。

　　肃宗朝史官柳芳，“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柳芳是勤奋的史学家，他随时注意，千方百计地弥补所著《国史》的不足。例如，他于“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柳芳不满足于所撰《国史》的成就，另撰《唐历》，补起了《国史》的不足。

　　与柳芳一样，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修史的还有令狐*。令狐*是著名史学家令狐德的玄孙，他“博学，贯通群书”。肃宗时，杨绾监修国史，引*入史馆修史，他“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对史学发展的严重破坏，同时，也可以说明，只要条件允可，唐代史学家在极困难的环境中，还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修史。

　　在唐朝后期的史学发展中，特别值得称道的史学家是杜佑。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终于编撰了前所未有的典章制度方面的通史《通典》。

　　《通典》，不仅以其独特的内容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而且，该书修撰的过程，也反映着史学的一大进步。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杜佑以该书为基础，广泛收集各种有关资料，并“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从“大为时贤称赏”的《政典》，到至今尚称史学名著的《通典》，当然是前进了一步。

　　另外，肃宗以后诸帝的《实录》，也都陆续修撰起来。现在仅存的《顺宗实录》，就是这一时期韩愈修撰的。

　　不难看出，安史之乱以后，史学的发展还是相当可观的。

　　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加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发展，朋党之争、方镇割据、宦官专政等等，也在促使唐朝政权日益衰落。僖宗时爆发的黄巢大起义，基本上摧毁了唐朝政权，致使唐朝名存实亡。在这种形势下，史学的发展，又一次受到挫折。

　　赵翼说：“僖宗）广明乱后，书籍散亡，五代修唐书时，因（武宗）会昌以后，事迹无存，屡诏购访。”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梁末帝龙德元年（921）二月，史馆建议：“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这个建议，既要官僚子弟撰写回忆录，又要从当代各种文件中注意有关的各种资料。这些措施，正说明后梁时保存的唐代历史资料已经极为贫乏了。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九月，“以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便于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而已。”由于史料这样缺乏，后晋撰《旧唐书》时，致使撰者感到“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吮墨挥翰，有所慊然。”宋朝人撰《新唐书》，也因“图典焚逸，大中以后，史录不存”。而颇感困难。

　　本来，唐朝有完备的修史制度，有系统的《实录》、《国史》，但到五代时已所存无几，致使后来修撰唐史困难重重，足证统治阶级腐朽以至其政权衰落以后，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史馆是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摇摇欲坠，史馆当然也难发挥作用。已经修成的史籍，又在战乱中大量散失。在此情况下，史学的发展，不能不走向低潮。

　　综上所述，史学的发展随着政治的兴衰而起落，确是历史发展的一项内容。

　　史学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当时的史学受封建政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政治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