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的史学、唐代墓志研究与史学的关系、有关唐代历史的一些论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后来,逐步发展到也做些史学研究。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必然认真阅读有关的古代史籍。同时,我还做过一段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工作。这样,就促使我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古代史学的发展和史学家们历史观的演变与特点。
兴趣爱好和愿望有时是不能实现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除了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外,大量的时间要为无效的辛劳所占用,使精力充沛的人无可奈何。更加经过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从不惑之年的中年人进入知天命者的队伍。正是这种原因,在那个时代即便是有过一些史学著述,也不宜和现在的研究成果同日而语。应当说,我真正做史学研究,特别是做唐代史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常对几个研究生说:我和你们是同时起步的。这是肺腑之言。
由于兴趣和爱好的作用,我首先从唐代史学的研究开始,陆续写了十数篇文章,到1989年,我将这些文章合编为《唐代的史学与通鉴》,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出乎所料,这本书很快销售一空了。16年来,我的兴趣和爱好逐步有所转移。我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原来知之甚少的唐代墓志。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已于1994年退休,但到2002年还能请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后来,我又继续做了一些墓志的研究。在这期间,对我非常熟悉而且又十分关心的王双怀同志多次向我建议,要我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正式出版。我很受感动。三秦出版社社长魏全瑞同志也欣然应允了此事。显而易见,一边是良好的建议和积极的鼓励,一边是具体安排,实施出版。由于这些好友的促进和实实在在的支持,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把16年前出版的《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和有关论文,加上《唐代碑石和文化研究》出版后新写的几篇有关唐代墓志的文章,合编为《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重新出版。
另外,书中还收集了几篇看来似乎与主题无关的文章,其实则否。例如,《李渊的历史地位》一文,看来是研究历史人物,实际上是我研究《大唐创业起居注》及有关历史文献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研究历史文献的继续深入和发展。《武则天称帝的真相》一文,好像也是研究历史人物,但这是研究历史文献和墓志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其他几篇有关武则天的文章,无疑也有助于理解武则天称帝的真相。
随着年龄的增长,患上了眼疾,视力日渐下降。2004年,不得不放弃已有浓厚兴趣的唐代墓志研究计划,开始优哉游哉、悠闲自在的生活。
自从进入知识分子队伍后,专心致志想在读书、写作中发展乐趣,天长日久,不知不觉醉心于此,别无他求。半个世纪的读书、写作习惯,使我的兴趣十分单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吸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旅游,没有什么他人常有的爱好。所以,在停止原有的工作以后,我就真正成为游手好闲之辈了。正当这转折的关键时刻,能将这本书出版,不能不使人感到快慰。
魏全瑞等三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机会,王双怀和贾云同志为这本书的出版又多次建议并尽力促成,贺金娥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凡是文后未注明原载何处者均见《唐代的史学与通鉴》。在此谨向与我有深厚友谊的同志们敬表诚挚的谢意。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