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早晨,是救灾大会募捐员出发的日期。天气虽是很阴沉,我们女校同学里签名列队出发的却有七十多人。出发之先,有一个聚会,由诚冠怡教授主领,她说:“你们手里抱的扑满,是人平素所最不尊重的瓦器,然而它今日有它巨大的工作。”我们都深深的受了感动。
同学黄玉蓉女士,李淑香女士和我,是分在本京各女校去募捐的。我们先到的是华语学校。那几天恰巧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寥寥只几位在校的学员,居然捐了不少的钱。又有一位中国教员,可惜忘记了姓名,还要我们留下一个扑满,和几十个纪念章,要在下午他们校中集会的时候劝募。我们谢谢他,交付了扑满和纪念章,便和他们告别。
这时街上布满了学生,都挥着旗子,抱着罐子;走过北河沿一带,街上有许多的行人,都胸前挂着纪念章,随风飘展着,穿过天安门,看见有不少的学生,四下了望着,又追着车儿奔走。我心中不禁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可喜的现象呵!几十年或十几年前的中国,有几个丰衣足食的人,肯在朔风怒号的街上,替灾民奔走呢?
经过新华门,陆续的看见了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又看见陈哲甫教授,刘次轩教授他们也站在学生中间。
又到了女子高师,我们进去见了学监,他便带我们到大礼堂门口。一会儿学员们唱完了歌,三三两两的出来,一面和我们谈着话,一面往扑满里投钱。那时真是手不暇给,差不多都捐过了,便又到女高师的幼稚园和附属小学,这些可爱的小孩子,蜂蚁似的,把我们都围住了,一片“给你们钱”的声音,颤动我们的耳鼓,这真是天使的歌声,天国的音乐。我的感想,泉水似的奔涌出来,间不容发之顷,竟没有沉思默味的工夫,只得任它又奔泻了去。因为他们人数太多,纪念章分得不匀,我好几次从大群里抽身出来,要给那离我较远的孩子们,不过一二秒钟,我仍旧困在圈儿里。直到我们都妙手空空,他们都笑着跳着的走开了,才抱起那沉重的罐子来,谢谢他们,又出去了。
我们只得商议着请黄女士到女青年会去取纪念章并一个扑满。李淑香女士和我又到了培华女校,承他们学员的盛意捐了铜子几十枚,他们的校长却絮絮的问我们这款的用途,又说了许多别的话,我们略应了几句,便回身出来。
到了笃志女校,我们却没有向他们募捐,只在那里等着黄女士。那时已近午,狂风渐起,黄沙蔽日。一会儿黄女士来了,我们匆匆的包起纪念章,便又到女高师附中,可惜到得太晚,学生们都回家去了。我们在应接室等了半天,校役一定回说教员们都不在校,不便久坐,只得出来。
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正遇见他们学生,也拿着旗子出来,相逢一笑。他们便请我们到校内去坐,学监招待我们极其殷勤。谈了一会话,便又告辞。
那时候风越大了,街上又遇着好几面燕京大学的旗子,同学们风尘满面,站在街上,还是精神百倍。可敬呵!中国的将来,都在这些青年人身上。
走到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我低低的说着,其实那时即或高声疾呼,除了我自己,也没有人能听见。
天色渐渐的昏了。我们又到了孔德学校,我们是第四五次的募捐员到他们那里的,那天又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只为第二天他们开展览会,还有少数的学员,在校里预备陈设,十几个孩子捐的却实在不少。当我们站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校役,提着茶壶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她和她说什么劝捐的话,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个铜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说着叹了一口气,自己走了。我们连忙追上她恭恭敬敬的送她一个纪念章,我注目看着她半天。――
又回到华语学校,将留在那里的扑满,取了来,又重新谢了他们一番。
回到学校,天色更昏暗了,风仍是刮着,同学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都吹得不成样子,大家杂乱着相问答。以后便到科长的办公室,将每一组的扑满都砸开了。我们的四个扑满盛有三十几元零些铜子,数目记不清了,因我计数金钱时又起了感想。金钱的确是可爱的,这样得来的金钱,是有它的真价值。咳!孔德学校的一个铜子,女高附小的几百个铜子,这价值是自有金钱历史以来,未有的价值!
事实有一半是模糊记不清了,感想却又写不完。今天追记起来,无端又起了许多的感触,这工作有可记的价值么?人类不是应当互助相爱的么?这样,你们一天冒着风捐了几十块钱,便是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么?这其中岂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名誉心,自利心么?果然要做功德事呵,就应该一个字都不写。我写到这里,呆了,放下笔,抬起头来,看见了大礼堂里对面壁匾额上的“见义勇为”四个大字。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1年出版的《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署名:谢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