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磨练出来的。要想胆识过人,气吞山河,就要在生命的细胞中有一股争天下的激情。
尽管我们知道胆识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之一,但做起来的确有一定难度,那么,那些成大事者难道真的就天生具备过人的胆识吗?令人吃惊的是,成功人士往往这样说:“不,实际上,我们都觉得我们的胆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培养并有意识地发展起来的。”
胡雪岩的胆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他之所以胆识过人,气吞山河,是因为他生命的细胞中有一股争天下的激情。
当胡雪岩还是一个钱庄小徒时,曾经遇到过政府军队向他的钱庄借钱的问题。老板如果当时在场,肯定打死也不借,其结果也必然是人财两亡。而胡雪岩却出来挑头,将钱借给了左宗棠的军队。这个无奈之举,却为胡雪岩在日后为太平军偷运粮食被左宗棠军队发现后及时化险为夷打下了基础,并使他成了左宗棠所信任的商人。在当时这样的国难之际,政府或军队向大商人和钱庄、粮行借钱、借粮是很常见的,也是摆在商人和钱庄粮行主面前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军队的信誉和商人钱庄粮行主的眼光见识就起了作用。像左宗棠带领的军队,军纪严明,在当时和曾国藩的军队一样,是深得乡绅商人的信任的。但是在江浙,太平军与清政府的军队形成对峙之势,谁胜谁负难以预料。把钱粮借给政府军的确可能难以收回。胡雪岩随机应变,适时适度地选择了与政府合作,这种勇气与那些苟全性命与财钱的商人钱庄粮行主形成了对比,因而也正是他得以脱颖而出的原因。
纵观那些百万富翁,超百万富翁,亿万富翁都是为自己打工的业主,创业者或自由职业者。当然,为自己打工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你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你明天就可能丢了生意。但是,这些都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你必须有意识地去减少恐惧和担心以增强自己的胆量。比如通过竞技体育,培养顽强的意志以抵消恐惧和某种心理障碍。这样才能使自己具备运动员的素质,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长短线投资结合,风物长宜放远量
做生意要将胆识放远,生意做得越大,目光就要放得越远。不要怕投资过大。
事实上,做生意既是资金、实力的较量,还是一种勇气的较量。做生意赚了一点钱,你把它存在那儿当然是比较保险的,但这些钱永远也不可能再生钱。欲想把事业做大、做强,就要懂得投资,投资适当、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利润的多寡。
成大事者就应该有这股子大气。用现代经济胆识来看,就是要学会并且敢于投资,在不断赚钱的同时,也要不断地以投资的方式去扩展经营范围,去获取更大的利润。没有能力准确发现投资方向,或者不敢大胆投资的人,换句话说,有了钱不想着用出去或不敢用出去的人,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大实业家。
纵观胡雪岩的发达过程,他能由白手起家,几年间,便成为富可敌国的超级富豪,以致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红顶商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总是不限于一门一行,总在不断地为自己开拓着新的投资方向,并且看准了就大胆投资,没有丝毫的犹豫。比如在钱庄刚刚起步之时,便开始以有限的财力筹划投资生丝业务,而正在“销洋庄”的节骨眼儿上,又根据上海向国际贸易金融大都市发展的趋势,毫不犹豫地买地建房,投资房地产,此后又根据世情和时局变化,相继投资药店、典当业……在胡雪岩的鼎盛时期,他的生意范围几乎涉及到他所能涉足到的所有行当。长线投资如钱庄即金融、丝茶生意即贸易、药店即实业,以及典当业和房地产等,短线投资如军火、粮食贩运等,所有这些生意在当时条件下都是能赚大钱,但又具有风险的生意。很显然,胡雪岩如果没追求风险投资的大气,如果死守着自己熟悉的钱庄生意而不思开拓进取,他的事业绝不可能做得如此轰轰烈烈。胡雪岩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顶要紧的是胆识”,这话可谓道理很深。胡雪岩所说的胆识,从常理上看,不外乎一是要看得“准”;二是要能够做,不能光说不练,光想不干。
胡雪岩过人的气魄和胆识,给人们的启发是:一个没有在商场上开疆拓土气魄的商人,绝不可能在本业之外看到自己还有可以一为的天地,因为他的气魄本身就会限制了他的见识,他也就既不会有极具胆识的远见,更不可能有极具胆识的行为。生意人与生意人的不同,从胆识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大生意人的胆识,往往能够看到十年二十年后的机会;而小生意人,则只会留意眼前的机会,这个情形,就好像看水中冰山一样。胆识短浅的人,只看见露出水面上的小小山尖儿,而胆识过人的人,却可以看到尖端及其水下的整座冰山。
由此可见,要想成为一个大手笔的生意人,胆识是“顶要紧”的。所以,胡雪岩才这样说:“做生意要将胆识放远,生意做得越大,目光就要放得越远。不要怕投资过大。只要能用在刀刃儿上,投资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做大生意,一定要看大局。”
冒险但不冒无畏的风险
冒险就是勇敢与智识相结合。敢于冒险要跟干蠢事划清界限,更不是异想天开碰运气。
一般而言,欲成大事就必须冒险。冒险就是勇敢与智识相结合。聪明的冒险,必须是了解可能性和自己有承受损失的能力。在这里,敢于冒险是要跟干蠢事划清界限,更不是异想天开碰运气。
胡雪岩认为,商人求利,刀头上的血也要敢舔。但这并非要你去盲目地冒险,无论你如何冒险去刀头舔血,都必须想妥了再去做。这是因为,有的血可以去舔,有的血舔不得。
因此,大凡聪明的生意人,在一桩生意投入运作之前,就已经开始想着为自己留下一条切实可行的全身而退的退路。在胡雪岩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他所从事运作的每桩生意,就都既敢于冒险,但却不去冒无畏的风险。
比如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兑进兑出以获取商业利润。一面自然是吸收客户的存款以作资本,另一面发放贷款。要钱庄向客户付出利息,自然是越低越好。表面看来钱庄这种生意只要把握时机,随市面行情变化,根据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兑进兑出的利率,钱庄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翁之利。这种将本求利,平平淡淡比较稳妥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但终归不是做钱庄生意的“大手笔”,很难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要赚大钱,做大事业,不论进出都会有风险。
如果钱庄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做的大生意能有大利润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向这样的主顾放款,自然收回的利也就高。但钱庄的老板也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借贷者的生意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万一对方生意失手,血本无归,自己放出去的款也就可能不仅收不回高额的利息,连本钱也无法收回,一笔放款也就等于放“倒”了。比如在朝廷与太平军交战的兵荒马乱年月,米商借款贩运粮食,获利就极大。获利极大,风险也极大,朝廷与太平军交战,土匪出没,运粮途中险恶,米商随时都可能血本无归,放款给他们就不能不考虑考虑。
而且,对钱庄而言,当然最好是有大客户,且大客户的存款不要利息。这种情况不是没有,有些风险很小,比如胡雪岩受王有龄的关照代理官库。有些则会担很大风险。既然钱庄银两的兑进兑出都要冒险,也就都要事先想好退路。比如向在兵荒马乱年月贩运粮食的米商放款,他确定了一个将风险降到最小的原则,那就是要先弄清楚,米商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途中较为安全,生意风险小,可以放款给他。但要是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途中险恶,风险极大,就不能放款给他。这就是为自己的钱庄发展着想,不冒无畏的风险。
“两利相权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做一件事情,如果需要承担的风险实在太大,甚至有可能“翻船”落水,把自己的老本给搭进去,即使手段再高明的人也得好好思量思量,不要贸然出手。当然,如果有过硬的靠山,能够提供有力的担保,在关键的时候为你遮风挡雨,起码不至于赔上身家性命,那就可以冒大险。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是不敢冒险,而是你没有可以为自己担保的靠山,根本就冒不起这个险。
因此,做事之前必须考虑好,这件事值不值得冒险。这个好判断,按胡雪岩的观点,要么有利可图,比如胡雪岩从太平军逃亡兵将那里融资的举措;要么有名可得,比如他在杭州城被围困时冒死出城筹粮至杭州城下。这里自然还隐含着最后一险“冒”过之后名利双收的意思。但是,从具体行事来看,常常难以名利双全,所以,或名或利,也常常需要明确地判断和正确地选择,起码不能做那种将险“冒”过,却名利尽失的傻事。
另外,更重要的是,冒险一定要有“担保”,也就是可不可以冒险的问题。冒险绝不是毫无保证地铤而走险,所谓刀头上舔血,应该是最终能舔到血而保证不伤及自己的舌头,假如舔血之举会让自己也流了血,甚至被割掉舌头,这种血,无论它有多大诱惑,也不该去舔。因此,一个成大事的人,在决定承担风险之前要事先做好尽可能周密的谋划,找到必要的风险“担保”,把所要承担的风险值圈定在最低限度之内。
关于具体的风险“担保”,往往是因事、因时、因势而定。总的来说,风险承担者考虑寻求“担保”时,有两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注意的:
首先,所担风险是那种即使失败也不会伤及根本,不会使自己的核心力量受冲击的风险。譬如贩卖毒品,获利自然丰硕,但一旦事发,性命不保,而且取财之途是害人,于情于法于人所不容,此等风险,不值得去承担。
其次,要预先为自己准备好一旦失败之后的退路。凡事都要留有退路,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退路谋划好了,一是可以壮胆,不会在风险面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二是一旦计划落空败局已成时,不必惊慌失措,而导致处置不当,把事情越搞越糟。
敢于冒险,并且能够懂得如何冒险,是成大事者的必备素质,个中玄机,说来很深,实则大原则是易于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