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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附录
访石曼谈国泰大戏院
新华社记者朱薇周轶君张琴
穿过重庆市繁华的解放碑地段，驻足青年路口，国泰电影院仅是一座四层高小楼，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相比，实在有些“寒酸”。
篆刻在国泰电影院门厅右墙的石壁上，是郭沫若、夏衍、阳翰笙、曹禺、白杨、吴茵、张瑞芳、石羽、秦怡等艺术家为国泰留下的签名。照片和签名，提醒熙来攘往的人群，这里就是“抗战期间上演过94出话剧的国泰大戏院”，全国电影、话剧明星聚集的地方。
提前狂欢
“194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的日子，然而在战时首都重庆，8月10日人们就开始庆祝抗战胜利了。”如今已是白发老翁的石曼先生，毕生致力于抗战戏剧研究，当年他是一家民营报纸的记者，专访过白杨、赵丹、田汉、阳翰笙等人。
8月10日晚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日本投降消息。
正在学校排练话剧的石曼第一反应是“愣住了”，虽然心里早有些预感。“不知哪里忽然来那么多鞭炮，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人兴奋地在地上翻跟斗。”
影剧明星张瑞芳、金山夫妇跑出家门，随激动的人群拥向市中心。远远地，金山看见个子不高的赵丹在人群中“像篮球一样蹦跳”，两人抱在一起，连跳舞带转圈，来到国泰大戏院门口。继续跳，继续转，直到赵丹撞倒戏院门口一个玻璃柜台，P股上划了一个三角口，流血不止被送医院，这场疯狂才停止。
虽然，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代表签字投降，掀起了新的庆祝高潮，但石曼记忆中，人们最疯狂、最激动的一刻还是在8月10日，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近乎颤抖”。
危险演出
“当时国泰大戏院的院厅就在这里，楼上楼下有1500个铁背靠椅座位，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原国泰电影院经理万健成指着放映厅说，“剧院那时算得上先进，放映房原先叫摇片房，手摇放片，银幕上的人都蹦蹦跳跳的。”
“他们既是在战火中演出，更是像打仗一样参加抗日救亡演出，”石曼说，战时重庆频频遭到日军轰炸，警报一响，国泰大戏院的演出立即闭幕。空袭一过，演员和观众又回到剧场，战时国泰的演出从未长时间中断。
谈到剧院内是否有专门为“大明星”安排的防空洞，或者一旦遇到危急情况，是否首先照顾明星们撤离，万健成连连摇头。
当时，能买得起话剧票的只是中上流人士，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看上话剧，深入宣传抗日救亡，一些民间剧团把舞台从国泰大戏院搬到街上。
“上海电影明星在重庆街头演戏”成为山城头号新闻。由赵丹、白杨等人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其中一部。有时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刚刚解除，他们就在街上找个宽敞地方，敲锣打鼓吸引市民观看。
辉煌演出
1937年10月15日晨，包括白杨在内的上海影人剧团36位明星，乘船抵达重庆，成为第一个抵渝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上海影人剧团。随后，大批影艺人士相继来到大后方重庆。
话剧的热闹场面更加壮观。白杨所在影人剧团到达重庆第12天，首演《卢沟桥之战》。大戏院门口车水马龙，黄包车云集。戏院还未开门，排队买票的人就堵住了门。退场时，观众不得不从两边走，以免拥塞，4名警察在场内维持秩序。
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屈原》，其中一段1700字的独白《雷电颂》，传诵一时。重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其中的台词，如“爆炸啊，你从云头滚下来吧！”每场开演前，买票队伍排出数百米。
1938年10月，大后方民众掀起支援前方的募捐高潮。重庆影剧界上演《为自由和平而战》，预计募集5万元，制作寒衣5万件送去前线。演出普通券为1元、2元、5元、10元，10元票价是当时重庆前所未有的高价，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才3元。最昂贵的是“荣誉券”，高达50元、100元、500元，500元当时价值10两黄金。普通券一抢而空，荣誉券也有许多人购买。重庆市银行同业会主席康心如一次就拿出2万元购买荣誉券。
明星与观众的关系，也比今天更加亲密。白杨、赵丹这些“大牌”明星一般走路去剧场演出，乘公共汽车算是“奢侈”。坐车或上街，从来不避观众，没有明星架子。“那时，大家住在一座城市，感觉很近。”石曼说。
《屈原》演出时间较长，结束后已是半夜一时之后。一些观众想到步行回家需两三个小时，干脆睡在剧场。而刚刚谢幕的明星们，就同他们“联欢”，交流观后感。
贫苦明星
辉煌背后，大牌明星的生活贫苦得令人难以置信。
演出虽然叫座，绝大部分收入捐给前线。每场演出几乎都有“名目”：“捐滑翔机”、“为前方将士”，等等。
国泰大戏院对面，原来是一家小茶馆，简单改造后成了中华剧艺社宿舍，演员们在这里睡的是通铺。夫妻演员用一块布景片子与他人隔开住下。
赵丹所在剧团不愿归在国民党军方名下，只好完全靠演出过活，生计艰难。有的明星几乎当得上“衣衫褴褛”四个字，连衣裤都是影迷所赠。
著名女影星秦怡16岁到重庆，一年四季只有一件夹旗袍，冬天塞棉花进去，春夏取出。工资微薄，还要抚养一个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个烧饼”。
个别演员得了肺病，无钱治疗，在舞台上吐血而死。
抗战期间，直到1943年6月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国泰大戏院演话剧之前，这里已经上演话剧94出。抗战八年，重庆一共公演240多出话剧。
国泰首演的话剧中，留下许多传世之作：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老舍的《面子问题》。
（新华社专稿2005年08月09日10：03：04）
新华社记者朱薇周轶君张琴
穿过重庆市繁华的解放碑地段，驻足青年路口，国泰电影院仅是一座四层高小楼，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相比，实在有些“寒酸”。
篆刻在国泰电影院门厅右墙的石壁上，是郭沫若、夏衍、阳翰笙、曹禺、白杨、吴茵、张瑞芳、石羽、秦怡等艺术家为国泰留下的签名。照片和签名，提醒熙来攘往的人群，这里就是“抗战期间上演过94出话剧的国泰大戏院”，全国电影、话剧明星聚集的地方。
提前狂欢
“1945年8月15日是抗战胜利的日子，然而在战时首都重庆，8月10日人们就开始庆祝抗战胜利了。”如今已是白发老翁的石曼先生，毕生致力于抗战戏剧研究，当年他是一家民营报纸的记者，专访过白杨、赵丹、田汉、阳翰笙等人。
8月10日晚8时，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日本投降消息。
正在学校排练话剧的石曼第一反应是“愣住了”，虽然心里早有些预感。“不知哪里忽然来那么多鞭炮，到处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还有人兴奋地在地上翻跟斗。”
影剧明星张瑞芳、金山夫妇跑出家门，随激动的人群拥向市中心。远远地，金山看见个子不高的赵丹在人群中“像篮球一样蹦跳”，两人抱在一起，连跳舞带转圈，来到国泰大戏院门口。继续跳，继续转，直到赵丹撞倒戏院门口一个玻璃柜台，P股上划了一个三角口，流血不止被送医院，这场疯狂才停止。
虽然，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代表签字投降，掀起了新的庆祝高潮，但石曼记忆中，人们最疯狂、最激动的一刻还是在8月10日，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近乎颤抖”。
危险演出
“当时国泰大戏院的院厅就在这里，楼上楼下有1500个铁背靠椅座位，白天放电影，晚上演话剧。”原国泰电影院经理万健成指着放映厅说，“剧院那时算得上先进，放映房原先叫摇片房，手摇放片，银幕上的人都蹦蹦跳跳的。”
“他们既是在战火中演出，更是像打仗一样参加抗日救亡演出，”石曼说，战时重庆频频遭到日军轰炸，警报一响，国泰大戏院的演出立即闭幕。空袭一过，演员和观众又回到剧场，战时国泰的演出从未长时间中断。
谈到剧院内是否有专门为“大明星”安排的防空洞，或者一旦遇到危急情况，是否首先照顾明星们撤离，万健成连连摇头。
当时，能买得起话剧票的只是中上流人士，为了让普通民众也能看上话剧，深入宣传抗日救亡，一些民间剧团把舞台从国泰大戏院搬到街上。
“上海电影明星在重庆街头演戏”成为山城头号新闻。由赵丹、白杨等人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其中一部。有时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刚刚解除，他们就在街上找个宽敞地方，敲锣打鼓吸引市民观看。
辉煌演出
1937年10月15日晨，包括白杨在内的上海影人剧团36位明星，乘船抵达重庆，成为第一个抵渝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剧团体——上海影人剧团。随后，大批影艺人士相继来到大后方重庆。
话剧的热闹场面更加壮观。白杨所在影人剧团到达重庆第12天，首演《卢沟桥之战》。大戏院门口车水马龙，黄包车云集。戏院还未开门，排队买票的人就堵住了门。退场时，观众不得不从两边走，以免拥塞，4名警察在场内维持秩序。
皖南事变之后，1942年4月郭沫若创作《屈原》，其中一段1700字的独白《雷电颂》，传诵一时。重庆大街小巷，到处可以听到其中的台词，如“爆炸啊，你从云头滚下来吧！”每场开演前，买票队伍排出数百米。
1938年10月，大后方民众掀起支援前方的募捐高潮。重庆影剧界上演《为自由和平而战》，预计募集5万元，制作寒衣5万件送去前线。演出普通券为1元、2元、5元、10元，10元票价是当时重庆前所未有的高价，一般公务员每月伙食费才3元。最昂贵的是“荣誉券”，高达50元、100元、500元，500元当时价值10两黄金。普通券一抢而空，荣誉券也有许多人购买。重庆市银行同业会主席康心如一次就拿出2万元购买荣誉券。
明星与观众的关系，也比今天更加亲密。白杨、赵丹这些“大牌”明星一般走路去剧场演出，乘公共汽车算是“奢侈”。坐车或上街，从来不避观众，没有明星架子。“那时，大家住在一座城市，感觉很近。”石曼说。
《屈原》演出时间较长，结束后已是半夜一时之后。一些观众想到步行回家需两三个小时，干脆睡在剧场。而刚刚谢幕的明星们，就同他们“联欢”，交流观后感。
贫苦明星
辉煌背后，大牌明星的生活贫苦得令人难以置信。
演出虽然叫座，绝大部分收入捐给前线。每场演出几乎都有“名目”：“捐滑翔机”、“为前方将士”，等等。
国泰大戏院对面，原来是一家小茶馆，简单改造后成了中华剧艺社宿舍，演员们在这里睡的是通铺。夫妻演员用一块布景片子与他人隔开住下。
赵丹所在剧团不愿归在国民党军方名下，只好完全靠演出过活，生计艰难。有的明星几乎当得上“衣衫褴褛”四个字，连衣裤都是影迷所赠。
著名女影星秦怡16岁到重庆，一年四季只有一件夹旗袍，冬天塞棉花进去，春夏取出。工资微薄，还要抚养一个孩子，“每天只能吃一个烧饼”。
个别演员得了肺病，无钱治疗，在舞台上吐血而死。
抗战期间，直到1943年6月国民党政府明令禁止国泰大戏院演话剧之前，这里已经上演话剧94出。抗战八年，重庆一共公演240多出话剧。
国泰首演的话剧中，留下许多传世之作：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蜕变》、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老舍的《面子问题》。
（新华社专稿2005年08月09日10：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