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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艺术家眼中的周恩来
概述
“周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这是冰心老人说过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60年来，我接触并访问过成百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一不是同样的感受。
老孩子们的怀念
1996年7月，我到北京去参加抗战时期著名的孩子剧团成立60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满头白发的老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怀念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
1937年抗战爆发，21位8岁到16岁的孩子，在上海组成孩子剧团，一路上冒着敌机轰炸，忍受饥寒，演戏唱歌宣传抗日到了武汉。这时，一个个举目无亲，许多人疾病缠身，怎么办？剧团团长吴新稼对我说：“是周恩来同志派邓大姐找到了我们驻地，带来了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送给我们的几十元钱，接济了我们。后来，又把我们归属于政治部第三厅，交给郭沫若，从此我们走在革命大路上。”蔡去非老人是一位离休的局级干部，她幼年参加红军，10岁跟随长征，因为年纪小送回四川。1939年因受特务迫害转移到重庆。周恩来看到蔡去非说：“小鬼，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呀！去非留是，天天洗脸擦灰尘。”这样，她到了孩子剧团去演戏。“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作“千古奇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上，蔡去非到处散发报纸。她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封，装上这天的报纸，送给蒋委员长收。这件事惹得蒋介石大为恼怒，下令严查。党组织决定把蔡去非藏起来，等待机会，把她送往延安。
摆到这里，蔡去非高兴起来，她神秘地把嘴伸到我耳朵旁说：“我因祸得福。1941年8月，周伯伯亲自到郭沫若家中，把我接到红岩村。之后，送我到了延安。”
为孩子剧团找道具
1939年初，孩子剧团到了重庆，他们不留恋大城市，到县城和集镇上去演出。公演剧目中有一个他们创作的儿童剧《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剧中要用日本兵的服装和钢盔，各处都找不到。管服装、道具的小鬼只好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想办法。
周恩来听到这件事后，想起前线的八路军，曾经把缴获日本军队的战利品送到办事处来过，他带着孩子剧团的小鬼，到堆放物品的房间去找。日本兵的服装和钢盔都找到了，剧团的小鬼准备写张借条，周恩来对剧团的孩子说：“你们以后要到四川各地去演出，把这两样八路军的战利品送给你们吧。让四川人民看看日本兵是什么样子，发动人民起来抗日。”剧团的小鬼回到团里，一进门就嚷嚷道：“我今天又见到周副主席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把经过告诉了大家，还把日本鬼子的钢盔歪戴在头上做怪相，乐坏了。
果然，孩子剧团以后到川东、川北去演出，演日本兵的演员，穿上日本鬼子的服装，戴上钢盔，揭露日寇杀人放火的罪行，唤起了民众对日寇极大的仇恨，许多人参加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
杯酒留深情
1941年，蒋介石在抗日大后方的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重庆影剧界的进步青年石羽、周峰、白杨等思考着：中国往何处去？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林杨的青年穿针引线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密秘读书会，读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的书籍，交流学习心得，谈论时事，都为一个伟大理想所鼓舞。
8月30日，石羽和林杨相遇，石羽悄声说：张颖约我俩9月1日晚去红岩村。林杨心知肚明，两人约好了出发的路线。那个年代去红岩村，要想方设法躲过特务的眼睛。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大门，看到穿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张颖站在台阶上，他们才放下心来，自己对自己说：到家了！到家了！
坐在简朴的会客室里，张颕告诉他们，约他们来没有特殊的事，聊聊读书会情况。大家在读什么书呀？德苏战争爆发后，大家有什么想法？
一会儿，张颖说：“你们坐坐，我去一会儿就来。”张颖回来了，轻轻地向他们说：“周恩来同志要下来看你们。”“啊！周副主席要来看我们。”两个年轻人感到太意外了。
当他们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门上的蓝色布帘已掀开。周恩来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他先把手伸过来和两位年轻人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然后，往旁边移动一下，一位女同志端着茶盘中几杯酒送了上来。周恩来说：“请。”两位年轻人端起盘中小高脚杯盛的葡萄酒。周恩来把酒杯举高起来说：“今天是国际青年节，祝朋友们快乐！”两位年轻人和周恩来一起，将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周恩来接着表示歉意说：“我有事马上要出去，你们在这里多玩玩。再见。”他再次和两位年轻人握手，握得那么紧，那么诚挚。
周恩来每天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今天已经很晚了，还要出门办事，却抢时间会见了这两位小青年，热情地和他们共饮葡萄酒。从这中间，两位年轻人感受到周恩来对青年的希望，感受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这杯酒的深情，永远留在了两位年轻人的心中！
宿舍床前探望舒绣文
在舒绣文影集里有张放大8寸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双手握着她的右手，邓颖超双手握着她的左手。这是1957年，周总理到首都剧场看话剧《骆驼祥子》，舒绣文在这出剧中演虎妞。看完全剧，周总理夫妇走上舞台祝贺她演出成功，他们俩紧握着她的双手时拍的。能有这种殊荣，舒绣文是中国演员中第一人。
1938年4月，汉口五家电影院，全都上映舒绣文主演的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就在首映之日，舒绣文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说：
“舒绣文同志，你演的农妇很好，感情真实，我们都很喜欢。向你祝贺。愿你再拍出一些更好的抗战电影。”听到周恩来以同志称呼她，舒绣文心中像燃起一团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以后，她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玩，认识了邓颖超。
从此，被周恩来称之为同志的舒绣文，参加拍摄了《塞上风云》、《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演出了《天国春秋》、《蜕变》等话剧，为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统治作出重要贡献。艰苦的生活，也使她身体日衰。
1957年，经周总理安排，舒绣文从电影界调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生活比较稳定。舒绣文参加了《风雪夜归人》、《北京人》、《骆驼祥子》的演出，给本来已是光华四射的北京人艺，再添辉煌。
1959年春节，那是经过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折腾过后，粮、肉、蛋都要有票才能买到的春节。这一天，周总理突然出现在史家胡同人艺宿舍二楼舒绣文住的门前，他轻轻地叩敲主人的房门。舒绣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是总理看望她来了？
总理问舒绣文生活怎么样？
舒绣文说：“我的生活很好啊！”总理是个聪明、细心的人。他去看厨房，打开碗柜，里面只有几个饺子，别无其他菜肴。总理喊来了副院长欧阳山尊说：“你可得多关心绣文，她的心脏有病。”这一年冬天，舒绣文演完《伊索》不久，她的心脏病复发了，周总理听说后，连夜赶到人艺宿舍，去看舒绣文。睡在床上的舒绣文要起来，总理止住了她。总理没有直接问她的病，而是和吕恩、杨薇、刘华一起拉家常，问她们是哪一年开始演戏的？转而说舒绣文演戏最早，是她们前辈。这时，周总理才探问舒绣文病情，针对她的性子急，要她耐心对待这样的慢性病。他又嘱咐大家，照顾好舒绣文身体，安排好她的生活，并且说：“明天我给她送些药品和营养物来。”第二天下午，邓大姐带来外国友人送给周总理的药物和奶粉等营养品。她紧紧地握着舒绣文的手说：“我多么的想念你啊！几次起心来看你，因为忙，未能如愿。”舒绣文沉浸在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怀她的幸福之中。
1966年，周总理指示：送舒绣文到上海华东医院作大手术。手术之后，她的健康大有好转。医生说，她再上台演戏也有可能。
这时已是1966年5月，接着便是坏人猖狂、好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9年5月15日，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舒绣文追悼会。主持人在会上为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舒绣文同志是我国人民中，早就享有盛名的老一辈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她具有高尚的演员道德。从1932年开始，她没有离开过舞台和银幕，没有离开过观众，在我国戏剧电影史上作出卓越的贡献。”这一天，舒绣文最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告别人间，主持她的追悼会的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白杨终生难忘的幸福一天
1961年7月18日上午，两辆轿车行驶在法国梧桐树掩映下的上海华山路，在一座两层白色楼房的花园门前停下来，大门打开，一代影星白杨、秦怡、王丹凤、黄宗英和著名导演金焰、郑君里、蒋君超等簇拥过来，朗声地喊道：“总理好，陈毅副总理好。”周总理、陈老总这次来上海，送走金日成后，决定和上海的影剧工作者见面，周总理特别选在白杨家里。
在二楼白杨的书房兼会客室里，陈老总看着摆满世界名著以及哲学、史学著作的书柜，问白杨道：“这么多的好书，你都看过了吗？”“这……”白杨难以回答。
周总理赶紧给白杨解围说：“老总，你家的书，你全部看完过？”这样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周总理接着说：“多读书是电影剧演员基本功之一，还要懂得音乐、雕塑、绘画，要能歌善舞、游泳、骑马、驾车，还要到更宽阔的生活中去。你们都是老演员，要摸出一些规律来。”周总理这样关心影剧演员的进步和提高，大家不约而同的向他投以感激又敬仰的目光。尤其是白杨，她从1938年在重庆，就在总理的教导和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这一天，大家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过得很快活。午饭在白杨家吃的，保姆做的清蒸鱼、糖醋排骨、素烧豆腐……在那所谓的灾荒年间，能办出这样的菜来，很不错了。
饭后，总理提议大家在一起照张相，把白杨的儿子蒋晓松、女儿蒋晓真都叫了过来，站在两位总理跟前。
临别时，周总理有意识地问白杨：“你家有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吗？”白杨说：“没有。”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往后你有什么事给我写信，写给许明，我能收到。”这是对白杨不寻常的提醒，他有一种隐忧。
这时，已有一支箭向白杨射来。一个军统大特务，作为战犯大赦出来了。他写了一篇关于戴笠的文章，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文中写了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往来的知名人士当中，编造有白杨。周总理问白杨有没有这本书后，白杨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直到1965年，国务院一位干部给白杨寄去这本书，白杨才发现曾为军统特务的沈醉，对她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白杨立即向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反映，经组织上调查，终于弄清真相。戴笠是不看话剧的，白杨根本不认识戴笠。编辑部正拟更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你和大特务戴笠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戴笠。我们进步话剧工作者和戴笠素不往来。”“你是进步的怎么不到延安去？你们在重庆演进步戏，怎么没有被蒋介石杀死？”没有到延安去的，怎么能算进步？
演进步戏，竟然没有被蒋介石杀死，一定是叛徒。
这就是当年的造反派，既无视历史又蛮横扣大帽子，以表示其“革命”的行径。
然而，诬陷白杨，上海“四人帮”分子的目的，不仅是如此。他们借此贬低周总理当年领导抗日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业绩，罗织罪名，达到他们批周公的目的。
白杨是坚强的。从1966年8月下旬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们从白杨身上了无所获。
白杨重见天日以后，她才领悟到，周总理那天特别选在她家中做客，是尽自己力所能及，保护一切善良的人们。
这确是白杨终生难忘的幸福的一天！
润物细无声
这是周总理关心《日出》演出中，陈白露头上一朵小花的故事。
1956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日出》。一天，演员谢幕时，忽然发现周总理也在台下鼓掌。这时，连司幕的也高兴地跑到台上看周总理去了，大幕至少晚了一分钟才落下。
当听说周总理要会见演职员时，大家反倒紧张起来，一个个脚步轻轻地走入休息室，椅子、沙发又不够坐，更使大家拘谨。
周总理先伸出手来，和演陈白露的白玲握手，然后对大家说：“坐不下就坐在沙发扶手上，这样一个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一下子，大家各得其所了。有的人还转移到周总理近处坐下。
“陈白露头上插一朵粉红色的花儿，不适合这个人物吧。是不是该戴一朵白色的？你们说呢。”大家并未深思，都不约而同的点头称是。
“为什么呢？”没有人答话了。
于是，周总理从陈白露的出身、性格和她的遭遇，落寞的心情等作了分析，说明戴白花更能反映她的性格。大家听来精辟入理。《日出》演了那么多场，自己怎么就没有细想过？周总理又说：“《日出》是中国的名剧，曹禺就在北京，应当请他来看看。这出名剧要越演越好。”一位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关心到一出话剧的演出，连陈白露头上的一朵花儿都注意到了，谈出来的意见使专业文艺工作者也心服。
他既是总理，又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他知道怎样帮助你创作出好作品，不仅是大处着眼，而且具体入微地从小处着手，在相互交谈中提出他的想法。
真是润物细无声啊！
为国统区电影抱不平
1949年，上海。电影《乌鸦与麻雀》的拍摄尚未停机，拍出来的底片就被国民党的“特刑庭”调去审查而被禁止拍摄。电影剧本藏在摄影棚棚顶稻草堆里，逃脱特务的搜索而保存下来。上海解放后，这部片子由昆仑电影公司继续拍摄完成。影片反映了蒋家王朝崩溃前夕的种种丑态，由于它卓越的艺术技巧和辛辣的讽刺内容，公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3年，全国优秀影片在北京评奖。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白毛女》、《钢铁战士》获一等奖。《乌鸦与麻雀》的主要创作人员，赵丹、魏鹤龄、吴茵、上官云珠、黄宗英、孙道临等，都获得一枚二等奖的银质奖章。
这群来自国统区的影剧工作者，在工作资历、艺术才华方面，和拍摄《乌鸦与麻雀》时经历的艰险，都超过那些得一等奖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获得的奖章，也就很欣慰了。
电影评奖大会闭幕时，请周总理到会讲话。周总理肯定了解放后几年间电影工作者的成绩，接着他说：任何事物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乌鸦与麻雀》的影剧工作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拍出这部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影片。周总理提出：“我认为对《乌鸦与麻雀》应该授予一等奖。”这个意见提出来，出乎与会者意料之外。但，一瞬间，全场立即响起赞赏这一意见的热烈掌声。《乌鸦与麻雀》获奖者的银质奖章立即换成金质奖章。
事后，毛主席接见了这几位国统区影剧工作者，他说：“听说，本来不肯给你们评一等奖的啊！”这几位演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周总理接过来说：“我打了个抱不平。”毛主席笑着说：“这个抱不平打得好。”
拒坐首长席
抗战时期在重庆，张颖是《新华日报》记者，又是周恩来与文化界交往的联络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戏剧界工作，和周总理仍然常相往来。
周总理爱看戏，常常是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时候也被招待看戏，但他看戏时，反感剧场设首长席。他说：“有人爱搞首长席，我们党没有这个作风。”1962年，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摘掉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就是陈毅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会议中举办晚会，请到会作家看粤剧。会场前面摆了五六排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备有烟和茶，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后面百十张椅子，排得又挤又窄，是给作家们看戏的。
那天，周总理来得早，一进到场内，看到这种摆法，他的一双浓眉立即紧锁起来，生气地对会议的组织者、中国剧协党组书记张颖说：“这是怎么搞的，你在管这件事吗？今天晚上招待谁看戏，一大堆沙发是给谁坐的呀？告诉你，我是不坐的。”张颖赶紧行动起来，她请宾馆工作人员赶紧把前排沙发搬掉，把后排座椅往前移。宾馆的人也有他们的习惯，坚持还是要留两排沙发作首长席。
这时，周总理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去，许多到会的作家自然地围拢来，和总理谈笑风生。
快开演了，广东省的负责人过来请周总理到前排首长席就座。周总理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是请谁看戏啊，我又不是作家。”于是，周总理站起来，走到那些年纪大的作家面前，把他们一个个请到前排坐下看戏。
“周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这是冰心老人说过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60年来，我接触并访问过成百的艺术家们，他们无一不是同样的感受。
老孩子们的怀念
1996年7月，我到北京去参加抗战时期著名的孩子剧团成立60周年纪念会，到会的满头白发的老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怀念一个人，他就是周恩来。
1937年抗战爆发，21位8岁到16岁的孩子，在上海组成孩子剧团，一路上冒着敌机轰炸，忍受饥寒，演戏唱歌宣传抗日到了武汉。这时，一个个举目无亲，许多人疾病缠身，怎么办？剧团团长吴新稼对我说：“是周恩来同志派邓大姐找到了我们驻地，带来了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送给我们的几十元钱，接济了我们。后来，又把我们归属于政治部第三厅，交给郭沫若，从此我们走在革命大路上。”蔡去非老人是一位离休的局级干部，她幼年参加红军，10岁跟随长征，因为年纪小送回四川。1939年因受特务迫害转移到重庆。周恩来看到蔡去非说：“小鬼，你这个名字取得好呀！去非留是，天天洗脸擦灰尘。”这样，她到了孩子剧团去演戏。“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作“千古奇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上，蔡去非到处散发报纸。她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封，装上这天的报纸，送给蒋委员长收。这件事惹得蒋介石大为恼怒，下令严查。党组织决定把蔡去非藏起来，等待机会，把她送往延安。
摆到这里，蔡去非高兴起来，她神秘地把嘴伸到我耳朵旁说：“我因祸得福。1941年8月，周伯伯亲自到郭沫若家中，把我接到红岩村。之后，送我到了延安。”
为孩子剧团找道具
1939年初，孩子剧团到了重庆，他们不留恋大城市，到县城和集镇上去演出。公演剧目中有一个他们创作的儿童剧《帮助我们的游击队》，剧中要用日本兵的服装和钢盔，各处都找不到。管服装、道具的小鬼只好跑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想办法。
周恩来听到这件事后，想起前线的八路军，曾经把缴获日本军队的战利品送到办事处来过，他带着孩子剧团的小鬼，到堆放物品的房间去找。日本兵的服装和钢盔都找到了，剧团的小鬼准备写张借条，周恩来对剧团的孩子说：“你们以后要到四川各地去演出，把这两样八路军的战利品送给你们吧。让四川人民看看日本兵是什么样子，发动人民起来抗日。”剧团的小鬼回到团里，一进门就嚷嚷道：“我今天又见到周副主席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把经过告诉了大家，还把日本鬼子的钢盔歪戴在头上做怪相，乐坏了。
果然，孩子剧团以后到川东、川北去演出，演日本兵的演员，穿上日本鬼子的服装，戴上钢盔，揭露日寇杀人放火的罪行，唤起了民众对日寇极大的仇恨，许多人参加到抗日救亡工作中来。
杯酒留深情
1941年，蒋介石在抗日大后方的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重庆影剧界的进步青年石羽、周峰、白杨等思考着：中国往何处去？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一位叫林杨的青年穿针引线下，他们成立了一个密秘读书会，读生活、新知、读书出版社的书籍，交流学习心得，谈论时事，都为一个伟大理想所鼓舞。
8月30日，石羽和林杨相遇，石羽悄声说：张颖约我俩9月1日晚去红岩村。林杨心知肚明，两人约好了出发的路线。那个年代去红岩村，要想方设法躲过特务的眼睛。进了八路军办事处大门，看到穿阴丹士林蓝布旗袍的张颖站在台阶上，他们才放下心来，自己对自己说：到家了！到家了！
坐在简朴的会客室里，张颕告诉他们，约他们来没有特殊的事，聊聊读书会情况。大家在读什么书呀？德苏战争爆发后，大家有什么想法？
一会儿，张颖说：“你们坐坐，我去一会儿就来。”张颖回来了，轻轻地向他们说：“周恩来同志要下来看你们。”“啊！周副主席要来看我们。”两个年轻人感到太意外了。
当他们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门上的蓝色布帘已掀开。周恩来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他先把手伸过来和两位年轻人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然后，往旁边移动一下，一位女同志端着茶盘中几杯酒送了上来。周恩来说：“请。”两位年轻人端起盘中小高脚杯盛的葡萄酒。周恩来把酒杯举高起来说：“今天是国际青年节，祝朋友们快乐！”两位年轻人和周恩来一起，将杯中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周恩来接着表示歉意说：“我有事马上要出去，你们在这里多玩玩。再见。”他再次和两位年轻人握手，握得那么紧，那么诚挚。
周恩来每天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今天已经很晚了，还要出门办事，却抢时间会见了这两位小青年，热情地和他们共饮葡萄酒。从这中间，两位年轻人感受到周恩来对青年的希望，感受到周恩来的人格魅力。
这杯酒的深情，永远留在了两位年轻人的心中！
宿舍床前探望舒绣文
在舒绣文影集里有张放大8寸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双手握着她的右手，邓颖超双手握着她的左手。这是1957年，周总理到首都剧场看话剧《骆驼祥子》，舒绣文在这出剧中演虎妞。看完全剧，周总理夫妇走上舞台祝贺她演出成功，他们俩紧握着她的双手时拍的。能有这种殊荣，舒绣文是中国演员中第一人。
1938年4月，汉口五家电影院，全都上映舒绣文主演的抗战电影《保卫我们的土地》。就在首映之日，舒绣文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说：
“舒绣文同志，你演的农妇很好，感情真实，我们都很喜欢。向你祝贺。愿你再拍出一些更好的抗战电影。”听到周恩来以同志称呼她，舒绣文心中像燃起一团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以后，她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玩，认识了邓颖超。
从此，被周恩来称之为同志的舒绣文，参加拍摄了《塞上风云》、《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演出了《天国春秋》、《蜕变》等话剧，为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统治作出重要贡献。艰苦的生活，也使她身体日衰。
1957年，经周总理安排，舒绣文从电影界调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生活比较稳定。舒绣文参加了《风雪夜归人》、《北京人》、《骆驼祥子》的演出，给本来已是光华四射的北京人艺，再添辉煌。
1959年春节，那是经过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折腾过后，粮、肉、蛋都要有票才能买到的春节。这一天，周总理突然出现在史家胡同人艺宿舍二楼舒绣文住的门前，他轻轻地叩敲主人的房门。舒绣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是总理看望她来了？
总理问舒绣文生活怎么样？
舒绣文说：“我的生活很好啊！”总理是个聪明、细心的人。他去看厨房，打开碗柜，里面只有几个饺子，别无其他菜肴。总理喊来了副院长欧阳山尊说：“你可得多关心绣文，她的心脏有病。”这一年冬天，舒绣文演完《伊索》不久，她的心脏病复发了，周总理听说后，连夜赶到人艺宿舍，去看舒绣文。睡在床上的舒绣文要起来，总理止住了她。总理没有直接问她的病，而是和吕恩、杨薇、刘华一起拉家常，问她们是哪一年开始演戏的？转而说舒绣文演戏最早，是她们前辈。这时，周总理才探问舒绣文病情，针对她的性子急，要她耐心对待这样的慢性病。他又嘱咐大家，照顾好舒绣文身体，安排好她的生活，并且说：“明天我给她送些药品和营养物来。”第二天下午，邓大姐带来外国友人送给周总理的药物和奶粉等营养品。她紧紧地握着舒绣文的手说：“我多么的想念你啊！几次起心来看你，因为忙，未能如愿。”舒绣文沉浸在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怀她的幸福之中。
1966年，周总理指示：送舒绣文到上海华东医院作大手术。手术之后，她的健康大有好转。医生说，她再上台演戏也有可能。
这时已是1966年5月，接着便是坏人猖狂、好人遭殃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79年5月15日，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舒绣文追悼会。主持人在会上为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舒绣文同志是我国人民中，早就享有盛名的老一辈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她具有高尚的演员道德。从1932年开始，她没有离开过舞台和银幕，没有离开过观众，在我国戏剧电影史上作出卓越的贡献。”这一天，舒绣文最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告别人间，主持她的追悼会的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白杨终生难忘的幸福一天
1961年7月18日上午，两辆轿车行驶在法国梧桐树掩映下的上海华山路，在一座两层白色楼房的花园门前停下来，大门打开，一代影星白杨、秦怡、王丹凤、黄宗英和著名导演金焰、郑君里、蒋君超等簇拥过来，朗声地喊道：“总理好，陈毅副总理好。”周总理、陈老总这次来上海，送走金日成后，决定和上海的影剧工作者见面，周总理特别选在白杨家里。
在二楼白杨的书房兼会客室里，陈老总看着摆满世界名著以及哲学、史学著作的书柜，问白杨道：“这么多的好书，你都看过了吗？”“这……”白杨难以回答。
周总理赶紧给白杨解围说：“老总，你家的书，你全部看完过？”这样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周总理接着说：“多读书是电影剧演员基本功之一，还要懂得音乐、雕塑、绘画，要能歌善舞、游泳、骑马、驾车，还要到更宽阔的生活中去。你们都是老演员，要摸出一些规律来。”周总理这样关心影剧演员的进步和提高，大家不约而同的向他投以感激又敬仰的目光。尤其是白杨，她从1938年在重庆，就在总理的教导和关心下，成长起来的。
这一天，大家和周总理、陈老总在一起过得很快活。午饭在白杨家吃的，保姆做的清蒸鱼、糖醋排骨、素烧豆腐……在那所谓的灾荒年间，能办出这样的菜来，很不错了。
饭后，总理提议大家在一起照张相，把白杨的儿子蒋晓松、女儿蒋晓真都叫了过来，站在两位总理跟前。
临别时，周总理有意识地问白杨：“你家有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吗？”白杨说：“没有。”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往后你有什么事给我写信，写给许明，我能收到。”这是对白杨不寻常的提醒，他有一种隐忧。
这时，已有一支箭向白杨射来。一个军统大特务，作为战犯大赦出来了。他写了一篇关于戴笠的文章，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文中写了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有往来的知名人士当中，编造有白杨。周总理问白杨有没有这本书后，白杨没有想到是这么一回事。直到1965年，国务院一位干部给白杨寄去这本书，白杨才发现曾为军统特务的沈醉，对她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白杨立即向上海电影制片厂党委反映，经组织上调查，终于弄清真相。戴笠是不看话剧的，白杨根本不认识戴笠。编辑部正拟更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你和大特务戴笠是什么关系？”“我不认识戴笠。我们进步话剧工作者和戴笠素不往来。”“你是进步的怎么不到延安去？你们在重庆演进步戏，怎么没有被蒋介石杀死？”没有到延安去的，怎么能算进步？
演进步戏，竟然没有被蒋介石杀死，一定是叛徒。
这就是当年的造反派，既无视历史又蛮横扣大帽子，以表示其“革命”的行径。
然而，诬陷白杨，上海“四人帮”分子的目的，不仅是如此。他们借此贬低周总理当年领导抗日大后方戏剧运动的业绩，罗织罪名，达到他们批周公的目的。
白杨是坚强的。从1966年8月下旬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他们从白杨身上了无所获。
白杨重见天日以后，她才领悟到，周总理那天特别选在她家中做客，是尽自己力所能及，保护一切善良的人们。
这确是白杨终生难忘的幸福的一天！
润物细无声
这是周总理关心《日出》演出中，陈白露头上一朵小花的故事。
1956年，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公演《日出》。一天，演员谢幕时，忽然发现周总理也在台下鼓掌。这时，连司幕的也高兴地跑到台上看周总理去了，大幕至少晚了一分钟才落下。
当听说周总理要会见演职员时，大家反倒紧张起来，一个个脚步轻轻地走入休息室，椅子、沙发又不够坐，更使大家拘谨。
周总理先伸出手来，和演陈白露的白玲握手，然后对大家说：“坐不下就坐在沙发扶手上，这样一个沙发可以坐三个人。”一下子，大家各得其所了。有的人还转移到周总理近处坐下。
“陈白露头上插一朵粉红色的花儿，不适合这个人物吧。是不是该戴一朵白色的？你们说呢。”大家并未深思，都不约而同的点头称是。
“为什么呢？”没有人答话了。
于是，周总理从陈白露的出身、性格和她的遭遇，落寞的心情等作了分析，说明戴白花更能反映她的性格。大家听来精辟入理。《日出》演了那么多场，自己怎么就没有细想过？周总理又说：“《日出》是中国的名剧，曹禺就在北京，应当请他来看看。这出名剧要越演越好。”一位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关心到一出话剧的演出，连陈白露头上的一朵花儿都注意到了，谈出来的意见使专业文艺工作者也心服。
他既是总理，又是文艺工作者的朋友。他知道怎样帮助你创作出好作品，不仅是大处着眼，而且具体入微地从小处着手，在相互交谈中提出他的想法。
真是润物细无声啊！
为国统区电影抱不平
1949年，上海。电影《乌鸦与麻雀》的拍摄尚未停机，拍出来的底片就被国民党的“特刑庭”调去审查而被禁止拍摄。电影剧本藏在摄影棚棚顶稻草堆里，逃脱特务的搜索而保存下来。上海解放后，这部片子由昆仑电影公司继续拍摄完成。影片反映了蒋家王朝崩溃前夕的种种丑态，由于它卓越的艺术技巧和辛辣的讽刺内容，公映后，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3年，全国优秀影片在北京评奖。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白毛女》、《钢铁战士》获一等奖。《乌鸦与麻雀》的主要创作人员，赵丹、魏鹤龄、吴茵、上官云珠、黄宗英、孙道临等，都获得一枚二等奖的银质奖章。
这群来自国统区的影剧工作者，在工作资历、艺术才华方面，和拍摄《乌鸦与麻雀》时经历的艰险，都超过那些得一等奖的电影工作者，他们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获得的奖章，也就很欣慰了。
电影评奖大会闭幕时，请周总理到会讲话。周总理肯定了解放后几年间电影工作者的成绩，接着他说：任何事物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乌鸦与麻雀》的影剧工作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拍出这部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影片。周总理提出：“我认为对《乌鸦与麻雀》应该授予一等奖。”这个意见提出来，出乎与会者意料之外。但，一瞬间，全场立即响起赞赏这一意见的热烈掌声。《乌鸦与麻雀》获奖者的银质奖章立即换成金质奖章。
事后，毛主席接见了这几位国统区影剧工作者，他说：“听说，本来不肯给你们评一等奖的啊！”这几位演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周总理接过来说：“我打了个抱不平。”毛主席笑着说：“这个抱不平打得好。”
拒坐首长席
抗战时期在重庆，张颖是《新华日报》记者，又是周恩来与文化界交往的联络员。新中国成立后，她在戏剧界工作，和周总理仍然常相往来。
周总理爱看戏，常常是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时候也被招待看戏，但他看戏时，反感剧场设首长席。他说：“有人爱搞首长席，我们党没有这个作风。”1962年，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摘掉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就是陈毅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会议中举办晚会，请到会作家看粤剧。会场前面摆了五六排沙发，沙发中间的茶几上备有烟和茶，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后面百十张椅子，排得又挤又窄，是给作家们看戏的。
那天，周总理来得早，一进到场内，看到这种摆法，他的一双浓眉立即紧锁起来，生气地对会议的组织者、中国剧协党组书记张颖说：“这是怎么搞的，你在管这件事吗？今天晚上招待谁看戏，一大堆沙发是给谁坐的呀？告诉你，我是不坐的。”张颖赶紧行动起来，她请宾馆工作人员赶紧把前排沙发搬掉，把后排座椅往前移。宾馆的人也有他们的习惯，坚持还是要留两排沙发作首长席。
这时，周总理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去，许多到会的作家自然地围拢来，和总理谈笑风生。
快开演了，广东省的负责人过来请周总理到前排首长席就座。周总理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们说：“你们今天是请谁看戏啊，我又不是作家。”于是，周总理站起来，走到那些年纪大的作家面前，把他们一个个请到前排坐下看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