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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统一后的德国：欧洲大国、强国
统一后的德国不仅是欧洲的大国，而且是欧洲的强国。新德国领土面积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两德合并大大增加了新德国综合实力。在德国统一之前，原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分别是西欧、东欧集团（前苏联除外）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原联邦德国是欧洲最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人均39832马克），国民收入为18958亿马克。民主德国在统一前的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为8269.8亿民德马克（人均50321马克），生产性国民收入为2736.7亿民德马克。因此，两德统一之初，新德国在经济上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成为欧洲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两德统一，又为德国的继续发展和进一步崛起提供了机遇，扩大了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
德国统一后，面对新的形势，科尔政府对内不断调整政策，努力整合和振兴东部地区经济，保持社会的稳定，使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出现了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
1991年3月，科尔政府制订了“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为东部地区经济转轨和重建投入大量的资金，1991—1995年财政援助达8480亿马克。“振兴东部”计划实施以来，新建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5个州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领域，对原民主德国政治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进行彻底改造，按照西部模式建立与经济重建工作同步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在经济领域，按照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从产权关系、经营机制到组织管理制度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改造，将原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1994年12月基本上完成了对东部国营企业的结构改革，有14000家国营企业实现了私有化，有3600家企业被关闭。与此同时，加速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1991年至1996年底，联邦政府为新联邦州的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投资约1000多亿马克。公路、铁路的扩建或新建、邮政和电讯的改造和扩建在东部快速发展。至1997年，扩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万公里、铁路有5000公里。1996年电话从原来的190万门增加到780万门，1997年东部地区电讯网已全部实现数据化。对东部地区的改造和大量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使东部地区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的经济在德国统一后几年内明显地有所增长。从1991年至1995年，东部新建州的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8%，大大超过西部，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当然，德国为东部地区经济的体制转轨和重建，完全是依靠“输血”进行的。向东部地区大量投入的结果，使联邦政府财政负担加重，暂时影响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最初几年经济增长缓慢，1994年走出低谷，增长率达到2.9%，1995年为1.9%，1996年为1.4%。为此，科尔政府在增加国内资本对东部经济投入的同时，不断致力于扩大德国出口，开辟国际市场，刺激本国经济进一步回升。1997年，因马克汇率下跌使德国出口增长，仅头10个月出口赢利就达1047亿马克，比前一年增长了12.6%。在出口增加的带动下，199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又上升为2.5%。科学技术在德国经济增长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97年，尖端技术占德国工业生产的11.7%；技术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市场的17.1%，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在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占世界市场的19.5%，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德国通货膨胀率也较低。虽然这一年马克对美元贬值不少，从而使以美元结算的进口物资价格上涨，但通货膨胀率仍只处于1.8%的低水平，这是连续3年来低于2%。由于出售了部分国有资产，1997年的财政收入也好于往年，财政赤字比上一年少了70亿马克，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了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标准。1998年德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仍超过2%。
在对东部地区进行重建，充分挖掘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原联邦德国的强大工业基础，仅仅几年，新德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1992年超过3万亿马克。新德国的经济规模也更加扩大了，1988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然而到1994年，新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除经济实力增强外，新德国在欧洲和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为德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德国统一后，科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努力扩大德国在政治上的影响，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的政治大国。为此，德国在对外关系上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扩大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外交活动空间，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继续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促进欧洲在政治上的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并在欧洲联合中确立德国的主导地位，这是科尔政府在德国统一后外交上的首要任务。为此，德国在继续保持“法德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12个成员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开始运作，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欧元的问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政治目标已开始实现。
在促进欧洲政治联合的同时，德国不断扩大外交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在欧洲和世界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德国已在欧洲联盟中处于支配地位。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从实力来讲，德国在欧洲联盟内占有明显的优势，不仅经济实力居第一位，欧洲中央银行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必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而且德国是欧洲议会中拥有席位最多的国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科尔的一位高级顾问不无得意地说：“今后欧洲国家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将成为平等国家中的老大。”这些话一点也不假，这是德国本身的强国地位决定的。
在国际上，德国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欧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分化和重组的趋势，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的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德国与美国之间由“仆主”关系演变为“领导伙伴”关系，也充分说明德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德国统一后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了访问，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标志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宣告结束。在欧洲问题上，德国甚至不愿美国充当领导角色。科尔在1997年2月9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美国已成为欧洲的伙伴，因此它不应当是指挥欧洲的“上级领导”。他说，“北约组织应当成为欧洲安全防务的轴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惟命是从”。可见，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有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
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在外交上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德国利用一切场合大造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进行改革的舆论，宣称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并成为联合国第三大捐款国的德国，完全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多么迫切。
德国推行全方位的自主性外交还表现在一改以前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又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均发展友好关系。德国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苏联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的统一曾给予大力支持，西方舆论称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之父”，德国对此十分感激。苏联解体之前，德国刚实现统一，就与苏联签订了《建立睦邻、伙伴和合作关系条约》。苏联解体之后，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至1997年底，德国对前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约有1300亿马克。从地缘关系上讲，俄罗斯也十分重视与德国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把德国看成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联系的桥梁。此外，德国积极主张“东进”，与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大力支持东欧国家的改革，充当连接东、西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扩大德国在东欧的影响。如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相助一样，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各项援助。至1997年底，德国对东欧国家的援助在600亿马克左右。除经援之外，德国还积极扩大对东欧的直接投资。1989年至1995年，德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达127.5亿马克，相当于该地区外来投资总额的23%。德国是欧盟国家中“东方贸易”最多的国家，1997年对东欧贸易约占其外贸的10%，顺差超过了90亿美元。德国还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通过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以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如1991年6月17日，德国和波兰签署了《德波睦邻和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两国边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97年1月21日，科尔总理和捷克总理克劳斯签署了《德捷和解协定》，两国笑泯历史仇怨，实现了和解。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这一新的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同时，德国也积极主张北约和欧盟东扩，因为德国不想再做西方的东部边界。北约东扩后，军事上将使德国从原来的前线国家变为后方国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国防开支，经济上德国还唾手可得一个巨大的市场。
德国还极力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认为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科尔在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5国进行了访问，随后制订了“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以来，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的印度、中国、蒙古、印尼、菲律宾和日本。德国这些行动，加强了与日本在亚洲的竞争，进一步缓解国内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各种矛盾。
在亚洲国家中，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开始了正式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频繁访问德国。1994年1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德国，与科尔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1994年7月，中国总理李鹏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科尔总理共同决定组建一个领导委员会，促进双方在交通和通讯基本建设领域的合作。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应扩大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了4个政府协定。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为表明德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以及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德国政府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德国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德国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赔偿责任。在德国统一之前，联邦德国政府根据1953年的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每年要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费，在德国统一前已支付了800亿马克。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又多次向纳粹受害者及其后代，以及有关国家提供经济补偿，到20世纪末，德国赔偿总金额达到1020亿马克。
不仅如此，德国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责任，以此扩大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德国对海湾战争进行了有限的介入，向美国及有关国家提供了140亿马克的资金援助。只是由于受《基本法》的限制，德国军队不能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发挥作用，所以没有直接向海湾派兵。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紧接着的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为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做出裁决：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1995年7月17日德国派兵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尤其是在1999年3月24日开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北约部队成员向科索沃派遣8500人的部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表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加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积极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德国统一后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影响提高了。然而，这些成绩是科尔政府在面对一系列困境的环境中取得的。由于科尔急于实现德国统一，并没有对统一后德国经济和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作充分的考虑，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由于统一没有一个缓冲过渡时期和采取一定的缓冲措施的适应过程，因而给东德社会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物价上涨、失业人数剧增、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等。不少德国人尤其是东德公民对科尔政府失去信心。在1994年10月16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第二次选举中，联盟党以微弱的多数获胜，科尔艰难地再度蝉联德国总理。科尔虽然再度执政，但他面临的是360万人失业的高失业率，以及东部地区加在德国经济上的债务负担、企业税制改革、国家财政紧张情况下的社会保障、对付极右的民族主义势力、德国是否派军队到国外参加维持和平任务等难以处理的问题困扰德国政府。同时，在野党力量大增，在联邦议院的席位只略小于执政联盟，而在各州政府派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却占优势，因而科尔政府在制订政策上面临着困难的局面。
在科尔政府此一任期内，德国经济还是缓慢增长。然而，困扰科尔政府的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据联邦统计局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失业人数高达452.2万人，失业率为11.8%，而东部地区高达19.4%。1998年初，就业市场的形势更加恶化，全国失业率接近12.6%，失业人数近500万，创“二战”以来的最高记录。高失业率和沉重的社会保障支出、高额债务，是科尔政府一直没有摆脱的困境。由于繁重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使科尔这位“统一总理”的荣誉逐渐暗淡，人们给他戴上“失业总理”、“负债总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届科尔政府任期届满，将举行联邦大选。科尔是德国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从1982年10月担任总理以来，已连任四届，任期16年，超过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任期。如果能第五次竞选成功，就有可能超过闻名历史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首任“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任期，并成为跨越世纪的德国总理。科尔在其任期内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更使他的名字永载德国史册。科尔还为欧洲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些历史功绩都是科尔再度竞选总理的有利条件，是联盟党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基于自身地位和国内外政策考虑，科尔决定再次参加竞选，社会民主党推举格哈德·施罗德为联邦总理候选人。9月27日，德国举行全国大选，社会民主党获胜，施罗德战胜了科尔。虽然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组织有效政府。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红）和联盟90/绿党正式签署了《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的组阁协议，从而使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两党组阁协议的通过，从而宣告了德国红、绿新纪元的开始。
1998年10月27日，联邦议院举行大会，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在新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担任了16年联邦总理的科尔颁发了“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任联邦总理期间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施罗德的当选，宣告科尔时代的结束。
科尔的失败主要是没有解决好在对东部地区政治经济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德国东部地区经济转轨需要一些时间，政治与经济的整合、并实现与西部地区的同步协调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短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只要克服和解决了德国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加之发达的教育事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雄厚科学技术力量，统一后德国经济的实力将会逐渐更加强大，国际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德国统一后，面对新的形势，科尔政府对内不断调整政策，努力整合和振兴东部地区经济，保持社会的稳定，使统一后的德国经济出现了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
1991年3月，科尔政府制订了“振兴东部”战略——《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为东部地区经济转轨和重建投入大量的资金，1991—1995年财政援助达8480亿马克。“振兴东部”计划实施以来，新建的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5个州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在政治领域，对原民主德国政治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进行彻底改造，按照西部模式建立与经济重建工作同步发展的政治行政体制，以及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在经济领域，按照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进行改造，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从产权关系、经营机制到组织管理制度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改造，将原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1994年12月基本上完成了对东部国营企业的结构改革，有14000家国营企业实现了私有化，有3600家企业被关闭。与此同时，加速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1991年至1996年底，联邦政府为新联邦州的交通和通讯等方面投资约1000多亿马克。公路、铁路的扩建或新建、邮政和电讯的改造和扩建在东部快速发展。至1997年，扩建、新建和重建的公路有1.1万公里、铁路有5000公里。1996年电话从原来的190万门增加到780万门，1997年东部地区电讯网已全部实现数据化。对东部地区的改造和大量资金投入，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使东部地区初步具备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东部地区的经济在德国统一后几年内明显地有所增长。从1991年至1995年，东部新建州的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约8%，大大超过西部，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当然，德国为东部地区经济的体制转轨和重建，完全是依靠“输血”进行的。向东部地区大量投入的结果，使联邦政府财政负担加重，暂时影响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发展，最初几年经济增长缓慢，1994年走出低谷，增长率达到2.9%，1995年为1.9%，1996年为1.4%。为此，科尔政府在增加国内资本对东部经济投入的同时，不断致力于扩大德国出口，开辟国际市场，刺激本国经济进一步回升。1997年，因马克汇率下跌使德国出口增长，仅头10个月出口赢利就达1047亿马克，比前一年增长了12.6%。在出口增加的带动下，1997年德国经济增长率又上升为2.5%。科学技术在德国经济增长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97年，尖端技术占德国工业生产的11.7%；技术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市场的17.1%，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在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占世界市场的19.5%，居世界第一位。1997年的德国通货膨胀率也较低。虽然这一年马克对美元贬值不少，从而使以美元结算的进口物资价格上涨，但通货膨胀率仍只处于1.8%的低水平，这是连续3年来低于2%。由于出售了部分国有资产，1997年的财政收入也好于往年，财政赤字比上一年少了70亿马克，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了加入欧洲统一货币的标准。1998年德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仍超过2%。
在对东部地区进行重建，充分挖掘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结合原联邦德国的强大工业基础，仅仅几年，新德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4477亿马克，1992年超过3万亿马克。新德国的经济规模也更加扩大了，1988年德国的经济规模只有日本的42.4%、美国的23.03%，然而到1994年，新德国的经济规模已相当于日本的80%、美国的60.4%。德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规模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除经济实力增强外，新德国在欧洲和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不断得到提高，为德国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德国统一后，科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努力扩大德国在政治上的影响，使德国成为一个世界上的政治大国。为此，德国在对外关系上开展全方位外交，不断扩大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外交活动空间，并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继续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事业，促进欧洲在政治上的联合，将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在欧洲实现统一的货币，并在欧洲联合中确立德国的主导地位，这是科尔政府在德国统一后外交上的首要任务。为此，德国在继续保持“法德轴心”的同时，更多地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问题上的“主动性”和“主导地位”，不愿充当法国的“配角”。为使欧共体成员国在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或减少分歧，科尔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磋商工作。在德国的主动努力下，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12个成员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12月2日，德国联邦议院正式批准了《马约》。当《马约》被丹麦公民投票否决后，科尔表示德国决不能使欧洲联合的火车停驶或减速，而要继续沿着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前进。在科尔的努力下，《马约》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欧洲政治和经济货币联盟”（简称“欧洲联盟”或“欧盟”）正式诞生。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统一欧洲货币，1994年1月1日建立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欧洲货币局开始运作，欧洲统一货币的计划得以启动。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诞生。欧元的问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至此，科尔所追求的欧洲统一的经济政治目标已开始实现。
在促进欧洲政治联合的同时，德国不断扩大外交自主性和活动空间，在欧洲和世界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德国是欧洲联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为联盟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德国已在欧洲联盟中处于支配地位。科尔“自主性”外交也处处显示德国在处理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如德国不与欧洲盟国协商，曾几次单独提高利率，迫使其盟友不得不跟着提高利率或者不敢降低利率；德国促成欧洲政治联合的实现，以及为扩大其在中、东欧的影响，力主欧洲联盟向中、东欧敞开大门。凡此种种，充分显示德国已成为欧洲联盟中的主角。从实力来讲，德国在欧洲联盟内占有明显的优势，不仅经济实力居第一位，欧洲中央银行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必将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而且德国是欧洲议会中拥有席位最多的国家，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发言权。科尔的一位高级顾问不无得意地说：“今后欧洲国家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德国将成为平等国家中的老大。”这些话一点也不假，这是德国本身的强国地位决定的。
在国际上，德国逐渐改变以往在外交上惟美国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形象。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欧洲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欧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分化和重组的趋势，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善于捕捉机遇的科尔，及时抓住这一变化的世界局势，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不断拓展新德国的外交空间，推行全方位“自主性”的大国外交，努力争取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从1991年底开始，德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开展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外交活动。如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乘机要求独立，美国及欧共体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均不赞成。然而，德国为了重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不顾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的劝阻、不顾美国和欧共体国家反对，于1991年12月23日单独宣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自治共和国的独立。这表明，德国已经开始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推行自主性的外交政策，向国际社会显示统一后的德国的地位和力量。
德国与美国之间由“仆主”关系演变为“领导伙伴”关系，也充分说明德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升。德国统一后在外交上的自主性倾向，使美国也认识到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德国进行了访问，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是美国欧洲政策的基石，德、美关系是战略领导伙伴关系。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总统克林顿这次对德国的访问标志美、德之间的“主仆”关系宣告结束。在欧洲问题上，德国甚至不愿美国充当领导角色。科尔在1997年2月9日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美国已成为欧洲的伙伴，因此它不应当是指挥欧洲的“上级领导”。他说，“北约组织应当成为欧洲安全防务的轴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美国人惟命是从”。可见，德国反对美国在欧洲事务问题上指手画脚。在涉及德国内政外交问题上，德国更不愿美国颐指气使，也经常对美国说“不”。1997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要求德国政府不要不顾波黑难民的意愿，把他们一律遣返。德国立即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金克尔外长表示，美国无权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不需要别人的指教。当然，德国在有些问题上对美国说“不”，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趋向反美，而是表示德国不再一味盲目追随美国。
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德国在外交上的又一个重大行动。德国要成为政治上的大国就要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为此，德国在1993年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6月底，科尔总理亲自签署了德国向联合国总部递交的要求成为常任理事国的申请书；7月，科尔和金克尔访问日本。金克尔声称，德国和日本将协调行动，努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德国利用一切场合大造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进行改革的舆论，宣称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并成为联合国第三大捐款国的德国，完全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尽管德国这一外交努力还没有成功，但表明德国欲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愿望多么迫切。
德国推行全方位的自主性外交还表现在一改以前向美国一边倒的倾向，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保持传统的友好关系的同时，又与俄国及东欧国家均发展友好关系。德国积极谋求与俄罗斯建立友好伙伴关系。苏联戈尔巴乔夫对德国的统一曾给予大力支持，西方舆论称戈尔巴乔夫为“德国统一之父”，德国对此十分感激。苏联解体之前，德国刚实现统一，就与苏联签订了《建立睦邻、伙伴和合作关系条约》。苏联解体之后，德国不顾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伙伴关系，率先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至1997年底，德国对前苏联地区提供的援助共约有1300亿马克。从地缘关系上讲，俄罗斯也十分重视与德国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并把德国看成是俄罗斯与西方世界联系的桥梁。此外，德国积极主张“东进”，与东欧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大力支持东欧国家的改革，充当连接东、西欧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不断扩大德国在东欧的影响。如同对俄罗斯慷慨解囊相助一样，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各项援助。至1997年底，德国对东欧国家的援助在600亿马克左右。除经援之外，德国还积极扩大对东欧的直接投资。1989年至1995年，德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达127.5亿马克，相当于该地区外来投资总额的23%。德国是欧盟国家中“东方贸易”最多的国家，1997年对东欧贸易约占其外贸的10%，顺差超过了90亿美元。德国还通过与东欧国家签订双边条约，通过条约解决诸如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以消除这些国家对德国统一之后的疑惧心理。如1991年6月17日，德国和波兰签署了《德波睦邻和友好、合作条约》，确定了两国边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97年1月21日，科尔总理和捷克总理克劳斯签署了《德捷和解协定》，两国笑泯历史仇怨，实现了和解。德国这些外交努力，使其这一新的东方政策赢得了东欧各国对德国的友好和信任。同时，德国也积极主张北约和欧盟东扩，因为德国不想再做西方的东部边界。北约东扩后，军事上将使德国从原来的前线国家变为后方国家，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国防开支，经济上德国还唾手可得一个巨大的市场。
德国还极力扩大在亚洲、非洲的影响。认为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亚洲经济却呈现出少有的活力，成为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尤其是亚洲潜在的大市场，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科尔在1993年2月18日至3月3日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5国进行了访问，随后制订了“新亚洲政策”，将亚洲作为德国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点。1996年，德国对亚洲又开展了新一轮外交攻势。从这一年的10月中旬以来，德国政要纷纷打点行装，奔赴亚洲的印度、中国、蒙古、印尼、菲律宾和日本。德国这些行动，加强了与日本在亚洲的竞争，进一步缓解国内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各种矛盾。
在亚洲国家中，德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1993年11月，科尔第二次亚洲之行时访问了中国，开始了正式实施德国的“新亚洲政策”。这是科尔作为统一后的德国总理第一次、也是他第三次对中国的访问，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频繁访问德国。1994年1月，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访问德国，与科尔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1994年7月，中国总理李鹏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与科尔总理共同决定组建一个领导委员会，促进双方在交通和通讯基本建设领域的合作。1995年7月，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德国政要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德、中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德增设总领事馆协议》和《中德财政合作协定》。1995年11月，科尔总理率领高级代表团第四次访问中国，科尔在这次访问中表示，除了加强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还应扩大在科技文化领域的接触，双方共签署了4个政府协定。这些访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推动了两国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
为表明德国的政治大国地位以及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诚意，德国政府正视自己的历史，勇于承担德国在“二战”中的战争罪行。德国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勇于承认历史罪责，而且还承担了不少赔偿责任。在德国统一之前，联邦德国政府根据1953年的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法，每年要支付数十亿马克的赔偿费，在德国统一前已支付了800亿马克。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又多次向纳粹受害者及其后代，以及有关国家提供经济补偿，到20世纪末，德国赔偿总金额达到1020亿马克。
不仅如此，德国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维护和平的国际责任，以此扩大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1991年1月7日海湾战争正式爆发后，德国对海湾战争进行了有限的介入，向美国及有关国家提供了140亿马克的资金援助。只是由于受《基本法》的限制，德国军队不能派往北约以外的地区发挥作用，所以没有直接向海湾派兵。1993年4月8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同意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在波黑的禁飞行动。紧接着的4月21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的辩论，通过了科尔提出的出兵索马里的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德国于7月21日派出了1640人的部队飞往索马里，以援助联合国为重建索马里的行动。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向境外派出的第一支维和部队。1994年7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再次做出裁决：经过议会批准，德国军队可以在北约和西欧联盟的范围内参加旨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的行动，同样可以参加联合国组建的维持和平部队。1995年7月17日德国派兵参加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尤其是在1999年3月24日开始的北约对南联盟的战争，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一战争，并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北约部队成员向科索沃派遣8500人的部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表明，德国已开始将过去只是一般性参加国际维和的行动，发展到从军事上参加北约的作战行动和积极介入联合国的维和军事行动，通过在国际上扩大其军事力量的影响达到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彻底改变其“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
德国统一后经济实力增强了，国际影响提高了。然而，这些成绩是科尔政府在面对一系列困境的环境中取得的。由于科尔急于实现德国统一，并没有对统一后德国经济和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作充分的考虑，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由于统一没有一个缓冲过渡时期和采取一定的缓冲措施的适应过程，因而给东德社会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物价上涨、失业人数剧增、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等。不少德国人尤其是东德公民对科尔政府失去信心。在1994年10月16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第二次选举中，联盟党以微弱的多数获胜，科尔艰难地再度蝉联德国总理。科尔虽然再度执政，但他面临的是360万人失业的高失业率，以及东部地区加在德国经济上的债务负担、企业税制改革、国家财政紧张情况下的社会保障、对付极右的民族主义势力、德国是否派军队到国外参加维持和平任务等难以处理的问题困扰德国政府。同时，在野党力量大增，在联邦议院的席位只略小于执政联盟，而在各州政府派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却占优势，因而科尔政府在制订政策上面临着困难的局面。
在科尔政府此一任期内，德国经济还是缓慢增长。然而，困扰科尔政府的最迫切的问题仍是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据联邦统计局统计，至1997年底，全国失业人数高达452.2万人，失业率为11.8%，而东部地区高达19.4%。1998年初，就业市场的形势更加恶化，全国失业率接近12.6%，失业人数近500万，创“二战”以来的最高记录。高失业率和沉重的社会保障支出、高额债务，是科尔政府一直没有摆脱的困境。由于繁重的社会问题无法解决，使科尔这位“统一总理”的荣誉逐渐暗淡，人们给他戴上“失业总理”、“负债总理”的帽子。
1998年9月，统一后的德国第二届科尔政府任期届满，将举行联邦大选。科尔是德国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从1982年10月担任总理以来，已连任四届，任期16年，超过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的任期。如果能第五次竞选成功，就有可能超过闻名历史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首任“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任期，并成为跨越世纪的德国总理。科尔在其任期内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更使他的名字永载德国史册。科尔还为欧洲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不可没。这些历史功绩都是科尔再度竞选总理的有利条件，是联盟党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基于自身地位和国内外政策考虑，科尔决定再次参加竞选，社会民主党推举格哈德·施罗德为联邦总理候选人。9月27日，德国举行全国大选，社会民主党获胜，施罗德战胜了科尔。虽然社民党成为联邦议院的第一大党，但没有取得单独执政所需的绝对多数，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才能组织有效政府。10月20日，德国社民党（红）和联盟90/绿党正式签署了《觉醒与革新——德国迈向21世纪之路》的组阁协议，从而使绿党首次成为德国的执政党。两党组阁协议的通过，从而宣告了德国红、绿新纪元的开始。
1998年10月27日，联邦议院举行大会，选举施罗德为联邦德国总理。在新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担任了16年联邦总理的科尔颁发了“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任联邦总理期间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施罗德的当选，宣告科尔时代的结束。
科尔的失败主要是没有解决好在对东部地区政治经济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德国东部地区经济转轨需要一些时间，政治与经济的整合、并实现与西部地区的同步协调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科尔在德国统一后短期内所能解决得了的。只要克服和解决了德国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加之发达的教育事业、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雄厚科学技术力量，统一后德国经济的实力将会逐渐更加强大，国际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