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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德意志民族的新崛起：联邦德国
联邦德国是德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西方性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的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
《基本法》（宪法）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拥有行政权，由联邦议院议员和相同人数的、由各州州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联邦会议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理拥有最高行政实权。
联邦议院是最高立法机关，根据总统提名在议院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领袖为总理候选人，由议院选举产生联邦总理，并监督联邦政府。因此，议院选举是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联邦德国成立时，全国有大小政党10多个。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逐步建立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为此，《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内部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反宪法、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度的政党的活动。符合宪法的政党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党受宪法的保护，拥有宪法所保障的地位。为限制进入联邦议院政党数额，防止出现魏玛议会中多党混乱局面，1953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1949年，在联邦议院拥有席位的党有10个，1953年减少到5个，1957年只有4个，1961年只有3个，此后长期维持三党的局面。这三个政党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轮流执政。自由民主党或者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或者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三党制格局在80年代以前没有改变。1980年，主张社会改革、和平主义和环境保护的绿党宣告成立。从1983年开始，绿党以获得5.6%的选票进入联邦议院。绿党的出现，打破了联邦议院的三党制格局，成为影响联邦政局的第四个政党。尽管如此，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仍是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
联邦德国议会除联邦议院外，还有联邦参议院。参议院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而是由州政府成员或其代表组成，有立法倡议权。
联盟党从1949年开始执政，基民盟领袖阿登纳首任联邦德国总理。从60年代开始，随着教会影响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停滞以及党内的活力减退，联盟党的影响不断下降。在1961年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大大减少，只得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阁。1962年，自由民主党因反对联盟党人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专横跋扈行为而退出政府，从而使阿登纳政府出现危机。1963年10月，阿登纳辞职，由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执政期间，联邦经济高速增长，为国内稳定和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联邦德国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在国际上，联邦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1961年已在62个国家设立了大使馆。阿登纳借助这些成绩，在长期任职内依靠《基本法》规定的总理拥有广泛的权力，建立了个人显赫地位，被称为“铁腕人物”。联盟党也被称为“总理党”。
社会民主党从1961年起选票开始稳步地增加。1966年，联邦德国爆发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艾哈德无力克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内政困难，同时自由民主党又反对艾哈德以增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联合政府。1966年12月，联盟党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民盟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而结束了保守党垄断联邦德国政坛的局面。
基辛格上任后成功地调整了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形势大为改善，但未能完全满足广大社会阶层对扩大福利的期望。1969年9月，联邦德国举行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提名维利·勃兰特为总理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利用人民群众要求在内政、外交上进行改革的心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成功、稳定、改革”的口号，争取不少选票，同时也得到自由民主党的支持。9月28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共获48.5%的选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占42.7%），在议会中以12票的微弱多数获胜，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为总理、自由民主党人谢尔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小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执政党。
勃兰特政府对内实行改革，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扩大了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险的范围也扩大了，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在对外政策上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与苏联东欧各国的关系。这些作为，证明社会民主党能给国家带来安全、繁荣和进步，逐步消除了联邦德国中产阶级中的“反社会主义心理状态”。在1972年11月19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在议会中获得46席的优势，“小联合政府”再次获胜。这次选举后，反对党基民盟于1973年6月12日选举赫尔穆特·科尔为党的新主席。由于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民主德国的间谍，勃兰特于1974年5月6日辞职，由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自由民主党人根舍任副总理兼外长。
施密特继续推行勃兰特路线。他对内主张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社会市场经济”；对外主张“保持东西方力量稳定的军事均势”，主张欧洲国家一体化，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和根舍一起迅速克服了间谍案和勃兰特辞职引起的危机，一直执政到1982年。在其执政期间，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施密特享有崇高的荣誉。
80年代初，联邦德国经济问题突现，失业率不断增加，劳资关系紧张，税收减少，国家支出迅速增长。由于自由民主党反对通过增加高收入的税收减缓财政危机，使施密特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和公开化，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1982年10月1日，联盟党在联邦议院对施密特提出建设性的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中途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当选为总理，组成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中间派联合政府”，根舍仍出任副总理兼外长。10月13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施政纲领指出，新政府在内政上坚决同失业做斗争，争取扭转当前经济走下坡路的局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忠于西方联盟，加强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继续为实现同苏联、东欧的缓和、对话和合作而努力，继续发展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欧洲政策目标上仍然是实现欧洲政治上的联合，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1983年3月6日联邦议院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失利，联盟党获胜，获48.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保住了第三大党的地位，获7%的选票，绿党获5.6%的选票，也进入了议院。3月29日，科尔再次当选为联邦总理，仍选用自由民主党的根舍任副总理兼外长，继续组织联合政府。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对这次选举感到高兴，苏联也顺应了现实，支持科尔当选。联盟党的胜利主要是利用了经济问题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争取了群众。科尔的当选，主要是中间势力的转向，说明中间势力在联邦德国的政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尔上台后，联邦经济呈回升趋势，但并未摆脱滞胀局面，经济结构改革尚需时间。1987年1月25日，联邦德国举行第十一届大选，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再次获胜，科尔继续留任总理，联邦德国经济形势好转，政治上也趋于稳定。
在经济体制上，联邦德国推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流，国家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一直是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各个党派所接受。不管是哪个政党掌权，都基本上是奉行这一理论，在经济政策上没有“翻烧饼”的情况。联邦经济政策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左右摇摆的情况，这是联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人们称艾哈德为“经济奇迹”之父。
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联邦经济从1951年开始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称为“黄金时代”，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1952年7月22日的伦敦《金融时报》发表温科特写的文章指出：联邦德国“在1945年和1946年间简直是靠捡破烂过日子”，“从1948年的货币改革以来，他们的恢复之快，令人惊异，那种日新月异的前进步伐几乎是可以以小时计的。”在50年代的10年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超过美、英、法，仅次于日本。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是1130.1亿马克，1955年增加到1740.4亿马克，1959年达2630.6亿马克，1960年却有3030亿马克，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60年代中期，尤其是1966年至1967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但国民经济仍保持每年平均增长5.9%的势头。1973年至1975年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又继续下降。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不少困难，只保持低速度增长。科尔任总理执政期间，奉行压缩政府和社会福利开支、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投资等温和的紧缩政策，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回升，扭转了经济衰退局面。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2年增长1.3%，随后继续保持低速度增长。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6年增长1.7%。1985年3月以来，由于马克大幅度升值导致出口下降，政府不得不转入刺激国内需求来发展经济，并随即采取了包括减税、降低贴现率、向地方和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增加国家支出等一系列措施。1986年至1988年联邦德国私人消费保持4%的年平均增长率，对一个通常实行适度消费的国家来说，这一速度是“惊人的”。国内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发展。1988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3.5%，大大超过了过去3年2%的年平均增长率。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占首位，1987年达9083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3%。在工业部门中，机械、电子和电器、汽车、化工、石油加工、钢铁等工业十分发达，实力雄厚。联邦德国交通运输业也很发达。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与内河航运、海运、管道运输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联邦德国农业发展也较快，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不大。联邦德国农业、畜牧业采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
联邦德国十分重视出口，对外贸易尤其发达。阿登纳在1962年10月发表政府声明中指出：“没有传统的出口，我们就不能生存。”1950年，联邦德国对外贸易总额只有197亿马克，1980年增加到6918亿马克，30年增加了34倍。1986年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1%，出口增长率高达36%，超过了日本和美国。1987年出口占全世界总额12%，仍居世界之首（美国10%，日本占9.5%）。由于贸易长期顺差，黄金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早在1970年黄金外汇储备增至124.4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为15.2%，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1972年为211.61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一。联邦德国贸易伙伴主要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占对外贸易的70%，与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只占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的贸易发展迅速。1971年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包括民主德国）的贸易额只有100亿马克，1985年增加到450亿马克。联邦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1986年与日本贸易额达327亿马克，与中国的贸易也在不断增加。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联邦德国吸取了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提出“宁要低通货膨胀下的适度经济增长，也不要高通货膨胀带动起来的高增长和高就业”。建国以来，联邦德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上，70年代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字，联邦德国基本上在5%左右，1986年为0.2%，1987年为0.2%，是西方国家中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联邦德国物价上涨幅度很小，1987年消费物价仅增长0.2%，而法国上升3.3%，英国上升4.1%，意大利上升4.7%，联邦德国是西欧最低的国家。这是由于联邦德国在货币和财政方面采取倾向于“紧缩”的方针，普遍加强了对货币量和国家财政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的限制和企业的负担，注意分配上的合理等。
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信奉“经济政治”，重视发展经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除此之外，联邦德国在生产领域实行高积累、高投资政策。鼓励私人投资、重视科学技术、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利用外国资本及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鼓励对外贸易和增加资本输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造就庞大的科技队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等，都是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也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有关。美国在战后有意识地保存了西德原有的生产能力。德国工业主要集中在西部，战争使西德工业生产能力至多只缩减10%，盟国拆除工业企业，使西德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也未超过8%。因此，联邦德国成立时，工业基础仍较雄厚。另外，美国向联邦德国进行了大量援助和资本输出，根据“马歇尔计划”，至1951年，美国提供援助达36.5亿美元。艾哈德曾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是联邦德国“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
联邦德国人民生活水平是欧美国家中比较高的。这除了是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快，有雄厚经济实力外，也是与联邦德国政府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有关。
从“经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联邦德国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政策，如养老金、失业补助金、疾病保险等。养老金也叫老人救济保险，职工每月向保险机构交纳一定保险金，年老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相当多的养老金。职工每月向保险机构交纳其工资3%的失业保险费，失业后的第一年即可领取在职月工资的60%的失业补助金，第二年仍可领取在职月工资的58%的失业补助金。职工每月向疾病保险机构交纳50至100马克疾病保险费，如生病就可免费到医院治疗，全国有90%的职工都参加了疾病保险。联邦德国还规定，年收入在1.5万马克以下的多子女家庭，可以享受多子女补助。联邦德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保险的开支达到天文数字，从1977年到1978年以来，每年有将近3000亿马克之多，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每人每年保险福利支出相当于4838马克（2015美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联邦德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认为这是“进步的中枢神经”。在科技研究方面，联邦德国进行了大量投资。60年代的科技研究方面的经费年平均增长率达15%，为西方国家之冠。1985年用于科研与发展的经费达522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1988年达60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9%，居各国之首。1975年科研人员达到30万人，平均每1万人中就有49名。联邦政府强调指出，联邦德国第二次经济奇迹成功的钥匙，乃是对高科技的创新与发明。1986年到1988年，联邦德国出口产品创新发明比率从30%上升到38%，出口产品中36%是属于高科技产品。另外，联邦德国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如参加尤里卡计划，此计划合作研究项目有214个，联邦德国参加了其中的64项，是欧洲共同体中参加项目比较多的国家。联邦德国还十分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专利许可证进口国之一。从1950年到1973年，用于进口的专利许可证经费支出增长74倍以上，即从2300万马克上升到16.54亿马克。1951年从国外引进专利9757项，1969年增加到33532项。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促进了联邦德国设备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使工业部门较快实现了生产“合理化”和现代化。
联邦德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从1964年开始已经形成了学校教育系统和全联邦的教育领导体制。联邦德国成立后，根据地方分权原则，联邦教育事业由各州自行管理，即州“文化主权”。全国性的教育问题，由各州文化部长常设会议共同商讨解决。尽管各州在教育上有其自主权，但在教育制度、体系上各州基本上是一致的。
联邦德国教育很发达，已经普及9年制或10年制中学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传统，联邦德国同样十分重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职业教育在联邦德国也被称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主要由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来实施，重点是提高职业技术水平，提高生产能力。由于职业教育的实施，职工劳动素质大为提高。重视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工作，也是德国的优良传统，也是德国教育质量高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联邦德国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都要经过高等学校培养，要取得合格的教师资格，须经两次国家考试，即“专业学科”考试、“基础学科”考试，再经1至2年试用阶段合格后，方能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联邦德国高等教育也很发达，有各类高等院校280所，1984年在校学生有130万人，大学升学率在19%左右，比1950年增加9倍多。高等院校分为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类。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属于学术性类学校，这类学校重视学术、理论性问题研究，有权授予学位，只有文科中学的优秀生经过严格选拔才能到这类学校学习。师范、体育、艺术院校等属于非学术性学校，主要培养各部门高级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联邦德国1973年9月加入联合国。联邦德国成立后对外基本方针是同美国结盟、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推动西欧国家的联合。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基本方针不变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建国之初，联邦德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援助；美国从其欧洲的霸权利益出发，也需要联邦德国为其霸权服务，因而不惜分裂德国，积极扶持建立联邦德国，并加紧重新武装，将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联邦德国追随美国，甘当其“小伙伴”，参与对苏联的“冷战”。联邦德国参与西欧防务一体化后，在外交上为与美国对苏联、东欧实行“遏制”政策和“解放”政策相一致，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尤其是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1955年7月22日，阿登纳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联邦德国虽然于1955年9月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在外交政策上仍坚持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这些原则是在1955年12月波恩召开的联邦德国驻外使节会上以副外长哈尔斯坦的名义确认的，所以称“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主义”使联邦德国在外交上的活动余地变得十分狭窄，与一些国家关系恶化了。1957年，因南斯拉夫承认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1963年因同样原因又与古巴断交。1965年，埃及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联邦德国为了报复，与以色列建交，从而又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与联邦德国断交。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戴高乐对美国霸权提出了挑战，联邦德国也对美国产生了一些疑虑。同时，苏联经济、军事实力地位得到加强，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出现了向外扩张的势头。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从而使美苏争霸出现缓和的趋势。在德国问题上，美国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妥协。柏林墙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民主德国逐步得到巩固，国际上承认民主德国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斯坦主义”显然与这些变化了的现实很不相适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联邦德国也希望谋求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
1966年，在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表示要在谅解、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保持关系，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提出了“新东方政策”的构想。从1967年1月开始，联邦德国先后与承认民主德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开始了建交谈判。勃兰特出任总理后，为“新东方政策”铺平了道路。10月28日，勃兰特发表施政纲领演说，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指出，“我们国家需要同西方合作与协调，也需要同东方达成谅解”，正式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响应，与这些国家关系迅速解冻。1970年，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广泛进行接触，举行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7日，勃兰特又与波兰签订了《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件》。这两个条约统称为《东方条约》，其基本内容是：“毫无保留地尊重欧洲各国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确认包括波兰、民主德国之间的奥得-尼斯线在内的欧洲各国边界是不可侵犯的；签约双方“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扩大双边合作关系。1973年6月，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相互关系条约”，双方认定“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协定无效”。
“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的紧张对峙局势，使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关系得到改善，同时也提高了联邦德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为表彰勃兰特为德国和欧洲和平事业所作种种努力和贡献，勃兰特于1971年底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70年代，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接触和往来，扩大了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加强了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发言权。为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联邦德国要求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就使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矛盾明显化。美国统治集团一些人也公开批评“新东方政策”。但应该看到，两国之间依然是盟国关系。勃兰特指出：“我们的东方政策是建立在我国的西方政策之上的”，“向东方争取谅解和合作，目的是想促进欧洲和平合作”。科尔在1982年10月继任联邦总理后，积极同美国重新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由于联邦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新东方政策”实施以来，联邦德国“发挥一种保持东西方平衡的作用”。
在调整美苏关系同时，联邦德国历届政府注重加强和发展欧洲一体化，推动西欧在经济、政治上的联合。“法德联盟”是西欧联合核心。继“欧洲煤钢联营”组织成立后，在联邦德国和法国推动下，1957年3月六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共同构成“欧洲共同体”。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法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彻底实现了和解与全面合作。1963年6月，德、法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也称《爱丽舍条约》），从而为“法德轴心”奠定了基础。1970年，欧洲共同体六国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内部取消相互间关税和限额，商品、劳务和资本自由流通。同时，联邦德国极力主张加强政治上合作，认为“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1979年6月，欧洲共同体选举产生欧洲议会委员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至1986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已增加到12个。
从勃兰特任外长时起，联邦德国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72年11月，联邦德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从此得到改善。1974年9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访问中国。1975年1月和9月，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两次访问中国；同年10月，总理施密特正式访问中国。进入80年代，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不同形式的合作项目，1979年只有100多个，1986年增加到400多个，1970年两国贸易总额只有9.21亿马克，1986年猛增到89亿马克。两国在文化、教育、体育方面的交流也不断发展。1987年7月，科尔作为总理第二次访问中国，强调要与中国发展稳定、持久的关系。
《基本法》（宪法）规定，联邦德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国家，实行“三权分立”：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联邦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拥有行政权，由联邦议院议员和相同人数的、由各州州议会选出的代表组成联邦会议选举产生。联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机构，总理拥有最高行政实权。
联邦议院是最高立法机关，根据总统提名在议院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领袖为总理候选人，由议院选举产生联邦总理，并监督联邦政府。因此，议院选举是联邦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联邦德国成立时，全国有大小政党10多个。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新型的政党结构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消除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障碍，逐步建立稳定的两党制，在两党制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民主制度。为此，《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内部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反宪法、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度的政党的活动。符合宪法的政党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党受宪法的保护，拥有宪法所保障的地位。为限制进入联邦议院政党数额，防止出现魏玛议会中多党混乱局面，1953年修改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能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1949年，在联邦议院拥有席位的党有10个，1953年减少到5个，1957年只有4个，1961年只有3个，此后长期维持三党的局面。这三个政党是：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两个最大的政党，在较长的时期内一直轮流执政。自由民主党或者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或者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三党制格局在80年代以前没有改变。1980年，主张社会改革、和平主义和环境保护的绿党宣告成立。从1983年开始，绿党以获得5.6%的选票进入联邦议院。绿党的出现，打破了联邦议院的三党制格局，成为影响联邦政局的第四个政党。尽管如此，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仍是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上的两支重要政治力量。
联邦德国议会除联邦议院外，还有联邦参议院。参议院不是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而是由州政府成员或其代表组成，有立法倡议权。
联盟党从1949年开始执政，基民盟领袖阿登纳首任联邦德国总理。从60年代开始，随着教会影响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停滞以及党内的活力减退，联盟党的影响不断下降。在1961年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大大减少，只得与自由民主党合作组阁。1962年，自由民主党因反对联盟党人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专横跋扈行为而退出政府，从而使阿登纳政府出现危机。1963年10月，阿登纳辞职，由路德维希·艾哈德继任总理。阿登纳执政期间，联邦经济高速增长，为国内稳定和建立福利国家创造了条件。联邦德国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提高很快。在国际上，联邦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到1961年已在62个国家设立了大使馆。阿登纳借助这些成绩，在长期任职内依靠《基本法》规定的总理拥有广泛的权力，建立了个人显赫地位，被称为“铁腕人物”。联盟党也被称为“总理党”。
社会民主党从1961年起选票开始稳步地增加。1966年，联邦德国爆发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艾哈德无力克服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等内政困难，同时自由民主党又反对艾哈德以增税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联合政府。1966年12月，联盟党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由基民盟的库特·格奥尔格·基辛格出任总理，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从而结束了保守党垄断联邦德国政坛的局面。
基辛格上任后成功地调整了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使经济形势大为改善，但未能完全满足广大社会阶层对扩大福利的期望。1969年9月，联邦德国举行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提名维利·勃兰特为总理候选人。社会民主党利用人民群众要求在内政、外交上进行改革的心理，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提出了“成功、稳定、改革”的口号，争取不少选票，同时也得到自由民主党的支持。9月28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共获48.5%的选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占42.7%），在议会中以12票的微弱多数获胜，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为总理、自由民主党人谢尔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小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执政党。
勃兰特政府对内实行改革，加强了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扩大了社会福利法，医疗保险的范围也扩大了，增加了失业津贴和失业救济金。在对外政策上推行“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与苏联东欧各国的关系。这些作为，证明社会民主党能给国家带来安全、繁荣和进步，逐步消除了联邦德国中产阶级中的“反社会主义心理状态”。在1972年11月19日的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在议会中获得46席的优势，“小联合政府”再次获胜。这次选举后，反对党基民盟于1973年6月12日选举赫尔穆特·科尔为党的新主席。由于勃兰特的私人秘书纪尧姆被揭露为民主德国的间谍，勃兰特于1974年5月6日辞职，由财政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总理，自由民主党人根舍任副总理兼外长。
施密特继续推行勃兰特路线。他对内主张实行以市场经济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社会市场经济”；对外主张“保持东西方力量稳定的军事均势”，主张欧洲国家一体化，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他和根舍一起迅速克服了间谍案和勃兰特辞职引起的危机，一直执政到1982年。在其执政期间，在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施密特享有崇高的荣誉。
80年代初，联邦德国经济问题突现，失业率不断增加，劳资关系紧张，税收减少，国家支出迅速增长。由于自由民主党反对通过增加高收入的税收减缓财政危机，使施密特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和公开化，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1982年10月1日，联盟党在联邦议院对施密特提出建设性的不信任案，迫使施密特中途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当选为总理，组成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中间派联合政府”，根舍仍出任副总理兼外长。10月13日，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施政纲领指出，新政府在内政上坚决同失业做斗争，争取扭转当前经济走下坡路的局面；在对外政策上继续忠于西方联盟，加强同美国的友好关系，继续为实现同苏联、东欧的缓和、对话和合作而努力，继续发展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在欧洲政策目标上仍然是实现欧洲政治上的联合，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1983年3月6日联邦议院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失利，联盟党获胜，获48.85%的选票，自由民主党保住了第三大党的地位，获7%的选票，绿党获5.6%的选票，也进入了议院。3月29日，科尔再次当选为联邦总理，仍选用自由民主党的根舍任副总理兼外长，继续组织联合政府。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对这次选举感到高兴，苏联也顺应了现实，支持科尔当选。联盟党的胜利主要是利用了经济问题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争取了群众。科尔的当选，主要是中间势力的转向，说明中间势力在联邦德国的政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尔上台后，联邦经济呈回升趋势，但并未摆脱滞胀局面，经济结构改革尚需时间。1987年1月25日，联邦德国举行第十一届大选，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联盟再次获胜，科尔继续留任总理，联邦德国经济形势好转，政治上也趋于稳定。
在经济体制上，联邦德国推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这一理论的主要奠基人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坚持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为主的前提下，强调社会秩序；不能对市场经济完全放任自流，国家要进行适当的调节；同时要保护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核心是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艾哈德将这一理论归结为“自由+秩序”。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一直是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各个党派所接受。不管是哪个政党掌权，都基本上是奉行这一理论，在经济政策上没有“翻烧饼”的情况。联邦经济政策一直比较稳定，没有左右摇摆的情况，这是联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人们称艾哈德为“经济奇迹”之父。
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联邦经济从1951年开始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称为“黄金时代”，在西方被称为“经济奇迹”。1952年7月22日的伦敦《金融时报》发表温科特写的文章指出：联邦德国“在1945年和1946年间简直是靠捡破烂过日子”，“从1948年的货币改革以来，他们的恢复之快，令人惊异，那种日新月异的前进步伐几乎是可以以小时计的。”在50年代的10年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5%，超过美、英、法，仅次于日本。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是1130.1亿马克，1955年增加到1740.4亿马克，1959年达2630.6亿马克，1960年却有3030亿马克，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60年代中期，尤其是1966年至1967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但国民经济仍保持每年平均增长5.9%的势头。1973年至1975年经济危机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又继续下降。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国民经济遇到不少困难，只保持低速度增长。科尔任总理执政期间，奉行压缩政府和社会福利开支、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投资等温和的紧缩政策，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回升，扭转了经济衰退局面。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2年增长1.3%，随后继续保持低速度增长。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6年增长1.7%。1985年3月以来，由于马克大幅度升值导致出口下降，政府不得不转入刺激国内需求来发展经济，并随即采取了包括减税、降低贴现率、向地方和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以及增加国家支出等一系列措施。1986年至1988年联邦德国私人消费保持4%的年平均增长率，对一个通常实行适度消费的国家来说，这一速度是“惊人的”。国内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发展。1988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3.5%，大大超过了过去3年2%的年平均增长率。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产值占首位，1987年达9083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3%。在工业部门中，机械、电子和电器、汽车、化工、石油加工、钢铁等工业十分发达，实力雄厚。联邦德国交通运输业也很发达。铁路、公路纵横交错，与内河航运、海运、管道运输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联邦德国农业发展也较快，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不大。联邦德国农业、畜牧业采用先进技术经营管理，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
联邦德国十分重视出口，对外贸易尤其发达。阿登纳在1962年10月发表政府声明中指出：“没有传统的出口，我们就不能生存。”1950年，联邦德国对外贸易总额只有197亿马克，1980年增加到6918亿马克，30年增加了34倍。1986年贸易量占全世界的11%，出口增长率高达36%，超过了日本和美国。1987年出口占全世界总额12%，仍居世界之首（美国10%，日本占9.5%）。由于贸易长期顺差，黄金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早在1970年黄金外汇储备增至124.4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为15.2%，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1972年为211.61亿美元，仍居世界第一。联邦德国贸易伙伴主要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占对外贸易的70%，与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只占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的贸易发展迅速。1971年与苏联东欧国家（不包括民主德国）的贸易额只有100亿马克，1985年增加到450亿马克。联邦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是日本，1986年与日本贸易额达327亿马克，与中国的贸易也在不断增加。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联邦德国吸取了历史上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的惨痛教训，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提出“宁要低通货膨胀下的适度经济增长，也不要高通货膨胀带动起来的高增长和高就业”。建国以来，联邦德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上，70年代西方国家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字，联邦德国基本上在5%左右，1986年为0.2%，1987年为0.2%，是西方国家中通货膨胀率最低的国家。联邦德国物价上涨幅度很小，1987年消费物价仅增长0.2%，而法国上升3.3%，英国上升4.1%，意大利上升4.7%，联邦德国是西欧最低的国家。这是由于联邦德国在货币和财政方面采取倾向于“紧缩”的方针，普遍加强了对货币量和国家财政的控制，放松对企业的限制和企业的负担，注意分配上的合理等。
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是信奉“经济政治”，重视发展经济，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政策。除此之外，联邦德国在生产领域实行高积累、高投资政策。鼓励私人投资、重视科学技术、大规模进行设备更新、利用外国资本及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鼓励对外贸易和增加资本输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造就庞大的科技队伍和高素质的职工队伍等，都是联邦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也与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有关。美国在战后有意识地保存了西德原有的生产能力。德国工业主要集中在西部，战争使西德工业生产能力至多只缩减10%，盟国拆除工业企业，使西德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也未超过8%。因此，联邦德国成立时，工业基础仍较雄厚。另外，美国向联邦德国进行了大量援助和资本输出，根据“马歇尔计划”，至1951年，美国提供援助达36.5亿美元。艾哈德曾说：“马歇尔计划”的贷款是联邦德国“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
联邦德国人民生活水平是欧美国家中比较高的。这除了是由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快，有雄厚经济实力外，也是与联邦德国政府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有关。
从“经济人道主义”的原则出发，联邦德国有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政策，如养老金、失业补助金、疾病保险等。养老金也叫老人救济保险，职工每月向保险机构交纳一定保险金，年老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相当多的养老金。职工每月向保险机构交纳其工资3%的失业保险费，失业后的第一年即可领取在职月工资的60%的失业补助金，第二年仍可领取在职月工资的58%的失业补助金。职工每月向疾病保险机构交纳50至100马克疾病保险费，如生病就可免费到医院治疗，全国有90%的职工都参加了疾病保险。联邦德国还规定，年收入在1.5万马克以下的多子女家庭，可以享受多子女补助。联邦德国每年用于社会福利保险的开支达到天文数字，从1977年到1978年以来，每年有将近3000亿马克之多，几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每人每年保险福利支出相当于4838马克（2015美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的。
联邦德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认为这是“进步的中枢神经”。在科技研究方面，联邦德国进行了大量投资。60年代的科技研究方面的经费年平均增长率达15%，为西方国家之冠。1985年用于科研与发展的经费达522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1988年达600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2.9%，居各国之首。1975年科研人员达到30万人，平均每1万人中就有49名。联邦政府强调指出，联邦德国第二次经济奇迹成功的钥匙，乃是对高科技的创新与发明。1986年到1988年，联邦德国出口产品创新发明比率从30%上升到38%，出口产品中36%是属于高科技产品。另外，联邦德国还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如参加尤里卡计划，此计划合作研究项目有214个，联邦德国参加了其中的64项，是欧洲共同体中参加项目比较多的国家。联邦德国还十分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是西方国家中最大的专利许可证进口国之一。从1950年到1973年，用于进口的专利许可证经费支出增长74倍以上，即从2300万马克上升到16.54亿马克。1951年从国外引进专利9757项，1969年增加到33532项。先进技术的大量引进，促进了联邦德国设备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使工业部门较快实现了生产“合理化”和现代化。
联邦德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从1964年开始已经形成了学校教育系统和全联邦的教育领导体制。联邦德国成立后，根据地方分权原则，联邦教育事业由各州自行管理，即州“文化主权”。全国性的教育问题，由各州文化部长常设会议共同商讨解决。尽管各州在教育上有其自主权，但在教育制度、体系上各州基本上是一致的。
联邦德国教育很发达，已经普及9年制或10年制中学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传统，联邦德国同样十分重视，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职业教育在联邦德国也被称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主要由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来实施，重点是提高职业技术水平，提高生产能力。由于职业教育的实施，职工劳动素质大为提高。重视师范教育和师资培养工作，也是德国的优良传统，也是德国教育质量高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联邦德国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都要经过高等学校培养，要取得合格的教师资格，须经两次国家考试，即“专业学科”考试、“基础学科”考试，再经1至2年试用阶段合格后，方能成为一名正式教师。联邦德国高等教育也很发达，有各类高等院校280所，1984年在校学生有130万人，大学升学率在19%左右，比1950年增加9倍多。高等院校分为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类。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属于学术性类学校，这类学校重视学术、理论性问题研究，有权授予学位，只有文科中学的优秀生经过严格选拔才能到这类学校学习。师范、体育、艺术院校等属于非学术性学校，主要培养各部门高级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联邦德国1973年9月加入联合国。联邦德国成立后对外基本方针是同美国结盟、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推动西欧国家的联合。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基本方针不变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建国之初，联邦德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经济上的援助；美国从其欧洲的霸权利益出发，也需要联邦德国为其霸权服务，因而不惜分裂德国，积极扶持建立联邦德国，并加紧重新武装，将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联邦德国追随美国，甘当其“小伙伴”，参与对苏联的“冷战”。联邦德国参与西欧防务一体化后，在外交上为与美国对苏联、东欧实行“遏制”政策和“解放”政策相一致，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尤其是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线，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1955年7月22日，阿登纳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全体德国人民”。联邦德国虽然于1955年9月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在外交政策上仍坚持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这些原则是在1955年12月波恩召开的联邦德国驻外使节会上以副外长哈尔斯坦的名义确认的，所以称“哈尔斯坦主义”。“哈尔斯坦主义”使联邦德国在外交上的活动余地变得十分狭窄，与一些国家关系恶化了。1957年，因南斯拉夫承认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与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1963年因同样原因又与古巴断交。1965年，埃及与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联邦德国为了报复，与以色列建交，从而又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与联邦德国断交。
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联邦德国外交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戴高乐对美国霸权提出了挑战，联邦德国也对美国产生了一些疑虑。同时，苏联经济、军事实力地位得到加强，拥有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出现了向外扩张的势头。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从而使美苏争霸出现缓和的趋势。在德国问题上，美国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妥协。柏林墙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民主德国逐步得到巩固，国际上承认民主德国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斯坦主义”显然与这些变化了的现实很不相适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联邦德国也希望谋求与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地位。
1966年，在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后，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发生根本变化，表示要在谅解、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上与一切国家保持关系，与东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提出了“新东方政策”的构想。从1967年1月开始，联邦德国先后与承认民主德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开始了建交谈判。勃兰特出任总理后，为“新东方政策”铺平了道路。10月28日，勃兰特发表施政纲领演说，在谈到东西方关系时指出，“我们国家需要同西方合作与协调，也需要同东方达成谅解”，正式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响应，与这些国家关系迅速解冻。1970年，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广泛进行接触，举行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条约。1970年8月12日，勃兰特亲赴莫斯科，同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7日，勃兰特又与波兰签订了《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件》。这两个条约统称为《东方条约》，其基本内容是：“毫无保留地尊重欧洲各国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确认包括波兰、民主德国之间的奥得-尼斯线在内的欧洲各国边界是不可侵犯的；签约双方“无条件地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扩大双边合作关系。1973年6月，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也签订了“相互关系条约”，双方认定“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协定无效”。
“新东方政策”缓和了中欧的紧张对峙局势，使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关系得到改善，同时也提高了联邦德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为表彰勃兰特为德国和欧洲和平事业所作种种努力和贡献，勃兰特于1971年底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70年代，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接触和往来，扩大了在国际上的活动余地，加强了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发言权。为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联邦德国要求与美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就使联邦德国与美国之间矛盾明显化。美国统治集团一些人也公开批评“新东方政策”。但应该看到，两国之间依然是盟国关系。勃兰特指出：“我们的东方政策是建立在我国的西方政策之上的”，“向东方争取谅解和合作，目的是想促进欧洲和平合作”。科尔在1982年10月继任联邦总理后，积极同美国重新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由于联邦德国的特殊地理位置，“新东方政策”实施以来，联邦德国“发挥一种保持东西方平衡的作用”。
在调整美苏关系同时，联邦德国历届政府注重加强和发展欧洲一体化，推动西欧在经济、政治上的联合。“法德联盟”是西欧联合核心。继“欧洲煤钢联营”组织成立后，在联邦德国和法国推动下，1957年3月六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煤钢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共同构成“欧洲共同体”。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法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彻底实现了和解与全面合作。1963年6月，德、法签订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也称《爱丽舍条约》），从而为“法德轴心”奠定了基础。1970年，欧洲共同体六国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内部取消相互间关税和限额，商品、劳务和资本自由流通。同时，联邦德国极力主张加强政治上合作，认为“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1979年6月，欧洲共同体选举产生欧洲议会委员会，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至1986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已增加到12个。
从勃兰特任外长时起，联邦德国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1972年11月，联邦德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关系从此得到改善。1974年9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访问中国。1975年1月和9月，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两次访问中国；同年10月，总理施密特正式访问中国。进入80年代，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关系，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不同形式的合作项目，1979年只有100多个，1986年增加到400多个，1970年两国贸易总额只有9.21亿马克，1986年猛增到89亿马克。两国在文化、教育、体育方面的交流也不断发展。1987年7月，科尔作为总理第二次访问中国，强调要与中国发展稳定、持久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