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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次工业革命与德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迟到、快速、彻底”是德国工业化的特点。
作为工业革命的母国，英国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也随英国之后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由于受到分裂割据等因素的困扰，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才在西欧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迟缓地开始了工业化的步伐。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较晚，进程却相当快，发展道路有其独特性。大致看来，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起步时期和50、60年代的大规模展开阶段。
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革命一样，德国工业革命也是从轻纺工业开始的。但是，德国棉纺织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始终无法追赶上实力强大的英国纺织业。德国1835年时的棉纺织业生产水平仅相当于英国1788年的生产水平，而英国1850年时的皮棉加工能力，德国直到1900年左右才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锋国家，具有纺织业领域特别是棉纺织业领域的绝对优势。此外，原料供应本身也限制了德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德国的工业扩张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铁路建设。从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铁路建设，通过铁路建设带动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迅速转向铁路建设，主要动力源自两个方面。其一，德国学术界和经济界等一些重要人物的远见卓识。在学术界，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铁路建设对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力鼓吹通过铁路交通来发展德意志“全民族的经济”。李斯特的《论作为德国铁路总系统基础的萨克森铁路系统》等文章的影响遍及整个德国政界和经济界，日后的德国铁路建设基本上遵循了他的规划。在经济界，哈尔科特、康普豪森、汉泽曼等著名实业家和银行家也看到了铁路建设的广阔前景，积极鼓吹和投资于铁路建设。其二，德国各邦政府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的考虑，也竞相加入铁路建设行列。结果，德国铁路建设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的“赛跑”性竞争。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德国铁路建设虽然迟于英法等国，却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1835年，当长度仅6公里的德国第一条铁路开通时，英国已有铁路544公里，法国141公里，甚至袖珍小国比利时也已有了20公里的铁路。此后，由于许多私营股份公司和各邦政府竞相投资，铁路建设在德国呈现一种爆炸性扩张趋势，投入铁路建设的人力和资本急剧增长。1840年德国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人数仅为1648人，1850年为26084人，1860年为85608人，1870年增加到了161014人。铁路营运里程也因此迅速增长。1835年德国铁路仅6公里，1845年2300公里，1855年8290公里，1865年14690公里，1875年则达到了27960公里。
从横向比较看，同一时期德国铁路建设的速度也远远高于英法等国。据统计，1840-1850年，德国铁路长度增长约11.49倍，远远高于英国的3.42倍和法国的4.86倍。英国的铁路总长度虽暂时领先于德国，但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从阶段性发展上看，英国与德国的铁路建设速度相比，差距也很大。英国在1825年到1840年的开头15年间，铁路长度从零发展到2411公里，德国的铁路长度却在最初的15年中由零增长到了5856公里。德法两国间的铁路发展比较更能说明问题。1840年德法两国的铁路里程基本持平，法国略长。10年以后，德国却拥有了两倍于法国的铁路线。而另一欧洲大国俄国最初10年的铁路建设速度与德国铁路建设最初10年的速度相比同样处于下风。后者在最初10年中的建设速度（2300公里）远远高于前者（501公里）。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的铁路建设速度居欧洲各国之冠（德国铁路长度以1871年疆界为准。）。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使李斯特在1833年规划的德国铁路干线仅用20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实。铁路建设为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而且使运输费用大幅下降，因而大大改善了德国的交通运输状况。1840-1870年间，德国铁路每人/公里运价从4.4芬尼下降到了3.4芬尼，每吨/公里运价从16.9芬尼下降到了5.6芬尼。这显然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和煤、铁等生产资料的流通，使生产力发展有可能打破地区界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提高，物产资源丰富的内陆边远地区也因此而不再与世隔绝，因而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普遍开展。
大规模铁路建设的最大功绩则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主导性产业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发展，以至在19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工业高涨的局面。
首先，大规模铁路建设推动了德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德国钢铁工业历史悠久，早在1815-1820年间就引入了英国的“搅拌法”冶炼技术。然而，由于需求不足，钢铁生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世纪40年代以后，铁路建设对铁轨、机车和车皮制造等需求的刺激才推动了德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德国所有现代型铁厂50%以上的产品用来供应铁路建设，但仍不能满足需求，以致德国钢铁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后只有通过更猛烈的发展来适应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需要。1840年，关税同盟及德意志帝国境内生铁产量约19万吨，1850年为21万多吨，1860年约53万吨，1870年则上升到139万多吨。同期德意志联盟的钢产量分别为12万多吨，19万多吨，42万多吨和104万多吨。这些数据表明，在1840-1870年间，德国的生铁和钢产量分别增长6倍和8倍以上，1850年以后增速超过每10年翻一番。这种发展与铁路建设的拉动紧密相关，因此与上文关于铁路里程增长的曲线非常吻合。
其次，铁路建设大大推动了煤炭工业的“扩张”。一方面，机车燃煤的需求以及铁路建设引发的钢铁工业扩张对焦煤的需求等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当时德国石煤产量的1/3直接用于满足钢铁工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铁路网的建成大大降低了煤炭运输成本，提高了德国煤炭的竞争能力，使德国煤炭的市场占有份额得到扩大。西里西亚和鲁尔等矿区的煤炭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各地，将曾经盘踞在德国市场上的英国煤炭“排挤”出了德国。德国煤炭产量因此迅速增加。1840-1870年，德国石煤产量从318万吨猛增至2640万吨，增加7倍以上，也超过了平均每10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其三，铁路建设促进了德国机器制造业的进步。在这方面，蒸汽机车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典型性。机车制造技术相当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机器制造业的综合水平和实力。德国机车制造业的发展既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铁路建设对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制造业的积极促进作用，又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向人们展示这一时期德国机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状况。1835年第一条铁路建成后，德国各大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机车制造厂，其中以柏林波尔锡希机器厂发展最快。1841年，波尔锡81希制造出第一台机车，30年后它便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车制造厂。机车制造业的发展改变了德国对国外机车的依赖状况。1842—1843年，德国投入营运的机车共245台，其中德国国产机车仅38台。到1851年时，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在1084台运行机车中，德国自己生产的机车已达到679台，占机车总数的63%。由此可见，以机车制造为代表的德国机器制造业在19世纪40、5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步。到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人已经达98000人。
上述可见，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包括钢铁、煤炭和机器制造等在内的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无不受惠于铁路建设而得到迅速发展。铁路建设因而被视为德国工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导部门”。从这一意义上讲，铁路建设是德国工业化进程开始阶段拉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龙头。
当然，其他积极因素对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德国没有参加海外殖民掠夺，原始资本积累有些先天不足，不如英、法等国。但是，它却通过成立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等渠道筹集到了大量资本。1849年前，德国仅有18家股份公司，而1850-1859年间，德国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竟达251家。这一时期的股份银行也很活跃。1850-1870年，仅普鲁士就存在20家股份银行，资本近1亿马克。德国的一些大银行，如贴现公司、达姆施达特工商银行、德意志信贷银行等，都创办于19世纪50年代。这些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出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财力上支持工业企业”。
经过19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工业发展，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夕，德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地，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重要标志的蒸汽动力在德国出现了迅猛的增长。1850-1870年间，德国的蒸汽动力从26万马力增加到了248万马力，法国在同一时期内从37万马力增加到185万马力，英国从129万马力增加到404万马力。可见，德国在发展速度上要远远高于法国和英国。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3%，超过法国（10%），进入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1867年，一位德国人在评价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各国的工业品时曾自豪地写道：“我们的铸钢是无可匹敌的，我们的玻璃、我们的纸张出类拔萃，我们在化学产品方面击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我们的织布机、工具机和蒸汽机车至少已经与英国和美国的不相上下——相比较而言，这一目标是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不俗的表现，发展迅速，但是，就德国的整体经济结构而言，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准，充其量只能称做拥有较强大工业经济的农业国。1870—1874年的德国国内生产结构百分比为：第一产业占37.9%，第二产业占31.7%，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德国工业化进程真正出现突破性进展，德国工业引领世界水平，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实现的。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具备了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第一，国家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使德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以及铁矿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不仅为德国工业的发展注入了较充裕的资金，而且使洛林地区的铁矿资源与鲁尔地区的煤矿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正是在以上历史条件下，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改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在英国之后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利用电能、内燃机和合成化学等新科技优势，一方面在传统工业领域中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使老工业焕发青春，另一方面积极创立和发展电气、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建立新的工业增长点。这种产业发展战略最终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钢铁工业是德国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典范，它表明，只要采用合适的新技术，传统工业同样会焕发勃勃生机。
德国钢铁工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了强劲的增长，但与当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相比，其钢铁产量实在微不足道。1870年，世界生铁总产量为1290万吨，其中英国为67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52%，德国约为140万吨，仅占世界总产量的12%。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掌握着钢铁冶炼技术方面的优势，而德国却没有适合本国条件的冶炼技术。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转炉炼钢法，使英国的钢产量大增，但这种工艺有两大前提条件：第一，它无法用于含磷的生铁类；第二，它需要高额投入，仅两个转炉设备就需投入上百万马克。德国只有磷铁矿，而且资金短缺，因此这种工艺应用推广难度很大。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只有克虏伯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采用了贝塞麦炼钢法。1865年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出现后，同样由于无法解决脱磷问题而难以在德国推广。因此，德国若想在钢铁工业领域动摇英国的霸主地位，必须得到适合德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新技术。
1879年，英国人托马斯发明托马斯炼钢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从而使利用丰富的磷铁矿有了可能。德国钢铁行业对这一最新技术成就如获至宝，当年就将这一专利引入了德国。德国的钢产量由此而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879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德意志关税区域内的托马斯钢产量已经达到近1063万吨，贝塞麦钢产量却下降到了15.5万吨。
新工艺的采用对德国钢铁工业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第一，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分别达到1620万吨和1931万吨，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24.7%和24.1%，同期英国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却下降到了10.2%和13.3%。第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生铁生产为例，在1879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每座高炉的生铁产量提高了3倍，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2.3倍以上。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原有技术基础上难以达到的。
在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的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迅猛增长。而这一传统工业部门再上新台阶的主要动力同样得益于新矿井工艺和开采机械等新科技的运用。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894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成为采煤业中的重要工具。1902年，在威斯特发仑地区又出现了将凝固工艺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从而使可采煤矿区得到扩大。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等则使得爆破技术有了新突破。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新技术和新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采煤效率。德国采煤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量迅速上升。1880年，英国石煤产量为14900万吨，德国为4700万吨（另加褐煤1210万吨），法国为1940万吨，到1913年时，英国石煤产量达29200万吨，德国为19150万吨（另加褐煤8750万吨），法国为4050万吨。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1880-1913年，德国石煤产量增加3倍以上，同期英国石煤产量增加却不到1倍。1880年，德国的石煤开采量不到英国的1/3，到1913年时，则已经上升到将近英国产量的2/3，如果加上褐煤开采量，德国产煤量实际上已经接近英国的水平。
上述德国钢铁和煤炭工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利用合适的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异军突起，成为确立德国工业强权地位的支柱性产业。正是这些新兴产业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领袖国家。
电气工业的兴起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德国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新兴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19世纪80年代，以维尔纳·西门子和艾米尔·拉特瑙等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家利用电灯和电话等普及的契机，率先开始了电气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使德国取得了这一领域中的领导权。电气工业主要集中于发电机和电动机制造、建设电气工厂、安装电力照明系统和建造电车等。到1896年，德国电气工业中已有39家股份公司，并逐步形成了西门子-哈尔斯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七大巨头。
相关数据可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时期德国电气产业的发展情况。1891年，德国还只有35个地方可供电力，1913年，已有17500个地方通了电，约有一半的德国居民用上了电。柏林交易所的电气股份资本也迅速增长。1890年，电气股资仅为2350万马克，1900年则已猛增到39670万马克，10年间增加近16倍。德国开始成为电气化国家。从世界范围看，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电气工业的发展方面与德国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电气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德国34.9%，美国28.9%，英国16%，法国4%。约1/4的德国电气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德国电气工业产品的出口在世界电气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达到了46.4%。
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以通用电气公司等为代表的德国电气企业的正确发展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创立者拉特瑙在总结通用电气公司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三大要素：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和高利润。这实际上意味着规模效益、客户的信赖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正确的发展战略使德国电气工业出现了从投入、生产到销售的良性循环，进而大大促进了德国电气工业的扩张。
电气工业的发展也改善了德国工业领域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中、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煤矿资源，蒸汽动力不足，这时则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丰富的水力资源使他们能够利用水能发电解决自身的动力源。于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地区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此外，发电机和电动机的使用也使原先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利用的机械动力逐渐进入小型企业，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效率。
化学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令德国异军突起的又一项重要产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棉纺织工业对苏打和硫酸的需求导致英国最先建立起现代化学工业，但德国却抓住化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仅用二三十年时间就在这一产业领域中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19世纪中期以后，化学工业领域出现了合成物质代替天然材料的趋势。1856年，英国人威廉·帕金首次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染料。不久，他的导师，时任伦敦皇家化学研究院院长的德国著名化学家A。W。霍夫曼也提炼出两种染料。这本来是英国发展合成染料工业的绝好机会。然而，这时的英国工业界陶醉于已有成就，没有理会这些新发现。相反，德国工业界却慧眼识珠，看到了合成化学工业的诱人前景，投入大量人才和资金进行煤焦油的综合开发和利用，逐渐在世界化工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865年，霍夫曼从英国回到德国。在他的推动下，德国各化学实验室中不断推出有关合成染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于生产领域。结果，以生产合成染料为代表的德国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仅1870-1874年，德国就成立了42家化学公司，资本达4200万马克。到1896年，德国已拥有108家化工股份公司，总资本达到33290万马克。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等迅速发展成世界著名的大型化工企业。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在1865年时还只有30名工人，到1900年左右已拥有职工6000多人。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化学工业生产翻了三番以上。其中，染料生产发展最快。以合成染料中的茜素为例，在1871-1884年间，茜素产量由1.5万公斤增至135万公斤，增幅高达89倍。1904年，德国焦油染料生产已达65000多吨，占当时德国全部化学原料出口的34.3%。德国染料工业在世界染料工业中的地位因此大幅上升。1880年，德国生产的合成染料占世界总产量的50%，19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90%。此外，德国还生产和加工着世界上95%以上的钾化合物。1900年，德国的硫酸产量仅相当于英国的55%，到1913年，形势逆转，德国硫酸产量已相当于英国的155%。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德国在这一领域中处于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在对英德两国的染料工业进行比较后曾这样评价道：“单就这个工业来说，英国像个不发达国家，带有殖民地经济特色，它向德国输出原料（未加工和半加工的煤焦油产品），再向德国买回精制的值钱的染料成品。”
化学工业在德国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1911—1913年，它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仅为2.3%，职工人数为2.5%。但是，作为新兴工业部门，化学工业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却远远大于这些数字。1913年的德国出口商品中，化工产品占10%，销售额达到24亿马克，远远高于其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化学工业可观的经济效益。1900年以后，其股息一直在20-30%之间，甚至基础化工的红利也达到了12.4%。高额的回报吸引着大量资金注入化学工业领域，充盈的资金则反过来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整个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德国化学工业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作为现代新兴产业的电气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体现了后来居上的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旺盛工业活力，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先锋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电气和化学工业的高速发展对于提高德国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高速工业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从经济角度看，德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国家。具体表现为：第一，工业产业已经确立起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到1913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3.4%和45%。第二，工业领域成为各行业最大的就业群体所在。1913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占就业总人数的35.1%和37.9%。
德国的高速工业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后进国家在短时期内迅速赶超先进工业国家的成功发展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能囿于旧窠，在先行工业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应通过发展合适的龙头产业拉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使自己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迅速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后进国家则有两条途径可以迅速增进自己的工业实力：一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传统产业来提升原有生产能力，加速工业化进程；再者就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抉择，积极开拓基于新科技基础上的新兴产业，使自己成为产业发展的先导和榜样。德国正是通过这一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个后发工业国转变成了先锋工业国家。
作为工业革命的母国，英国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也随英国之后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由于受到分裂割据等因素的困扰，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才在西欧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迟缓地开始了工业化的步伐。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较晚，进程却相当快，发展道路有其独特性。大致看来，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起步时期和50、60年代的大规模展开阶段。
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革命一样，德国工业革命也是从轻纺工业开始的。但是，德国棉纺织业发展一直相对缓慢，始终无法追赶上实力强大的英国纺织业。德国1835年时的棉纺织业生产水平仅相当于英国1788年的生产水平，而英国1850年时的皮棉加工能力，德国直到1900年左右才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锋国家，具有纺织业领域特别是棉纺织业领域的绝对优势。此外，原料供应本身也限制了德国棉纺织业的发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德国的工业扩张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铁路建设。从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铁路建设，通过铁路建设带动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迅速转向铁路建设，主要动力源自两个方面。其一，德国学术界和经济界等一些重要人物的远见卓识。在学术界，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铁路建设对德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力鼓吹通过铁路交通来发展德意志“全民族的经济”。李斯特的《论作为德国铁路总系统基础的萨克森铁路系统》等文章的影响遍及整个德国政界和经济界，日后的德国铁路建设基本上遵循了他的规划。在经济界，哈尔科特、康普豪森、汉泽曼等著名实业家和银行家也看到了铁路建设的广阔前景，积极鼓吹和投资于铁路建设。其二，德国各邦政府出于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的考虑，也竞相加入铁路建设行列。结果，德国铁路建设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所谓的“赛跑”性竞争。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德国铁路建设虽然迟于英法等国，却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1835年，当长度仅6公里的德国第一条铁路开通时，英国已有铁路544公里，法国141公里，甚至袖珍小国比利时也已有了20公里的铁路。此后，由于许多私营股份公司和各邦政府竞相投资，铁路建设在德国呈现一种爆炸性扩张趋势，投入铁路建设的人力和资本急剧增长。1840年德国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人数仅为1648人，1850年为26084人，1860年为85608人，1870年增加到了161014人。铁路营运里程也因此迅速增长。1835年德国铁路仅6公里，1845年2300公里，1855年8290公里，1865年14690公里，1875年则达到了27960公里。
从横向比较看，同一时期德国铁路建设的速度也远远高于英法等国。据统计，1840-1850年，德国铁路长度增长约11.49倍，远远高于英国的3.42倍和法国的4.86倍。英国的铁路总长度虽暂时领先于德国，但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从阶段性发展上看，英国与德国的铁路建设速度相比，差距也很大。英国在1825年到1840年的开头15年间，铁路长度从零发展到2411公里，德国的铁路长度却在最初的15年中由零增长到了5856公里。德法两国间的铁路发展比较更能说明问题。1840年德法两国的铁路里程基本持平，法国略长。10年以后，德国却拥有了两倍于法国的铁路线。而另一欧洲大国俄国最初10年的铁路建设速度与德国铁路建设最初10年的速度相比同样处于下风。后者在最初10年中的建设速度（2300公里）远远高于前者（501公里）。因此，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的铁路建设速度居欧洲各国之冠（德国铁路长度以1871年疆界为准。）。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使李斯特在1833年规划的德国铁路干线仅用20年时间就变成了现实。铁路建设为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它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而且使运输费用大幅下降，因而大大改善了德国的交通运输状况。1840-1870年间，德国铁路每人/公里运价从4.4芬尼下降到了3.4芬尼，每吨/公里运价从16.9芬尼下降到了5.6芬尼。这显然有利于劳动力资源和煤、铁等生产资料的流通，使生产力发展有可能打破地区界限，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提高，物产资源丰富的内陆边远地区也因此而不再与世隔绝，因而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普遍开展。
大规模铁路建设的最大功绩则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主导性产业的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发展，以至在19世纪50、60年代出现了工业高涨的局面。
首先，大规模铁路建设推动了德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德国钢铁工业历史悠久，早在1815-1820年间就引入了英国的“搅拌法”冶炼技术。然而，由于需求不足，钢铁生产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世纪40年代以后，铁路建设对铁轨、机车和车皮制造等需求的刺激才推动了德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德国所有现代型铁厂50%以上的产品用来供应铁路建设，但仍不能满足需求，以致德国钢铁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后只有通过更猛烈的发展来适应大规模的铁路建设需要。1840年，关税同盟及德意志帝国境内生铁产量约19万吨，1850年为21万多吨，1860年约53万吨，1870年则上升到139万多吨。同期德意志联盟的钢产量分别为12万多吨，19万多吨，42万多吨和104万多吨。这些数据表明，在1840-1870年间，德国的生铁和钢产量分别增长6倍和8倍以上，1850年以后增速超过每10年翻一番。这种发展与铁路建设的拉动紧密相关，因此与上文关于铁路里程增长的曲线非常吻合。
其次，铁路建设大大推动了煤炭工业的“扩张”。一方面，机车燃煤的需求以及铁路建设引发的钢铁工业扩张对焦煤的需求等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煤炭开采业的发展。当时德国石煤产量的1/3直接用于满足钢铁工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铁路网的建成大大降低了煤炭运输成本，提高了德国煤炭的竞争能力，使德国煤炭的市场占有份额得到扩大。西里西亚和鲁尔等矿区的煤炭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各地，将曾经盘踞在德国市场上的英国煤炭“排挤”出了德国。德国煤炭产量因此迅速增加。1840-1870年，德国石煤产量从318万吨猛增至2640万吨，增加7倍以上，也超过了平均每10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
其三，铁路建设促进了德国机器制造业的进步。在这方面，蒸汽机车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典型性。机车制造技术相当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机器制造业的综合水平和实力。德国机车制造业的发展既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铁路建设对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制造业的积极促进作用，又可以作为一个缩影，向人们展示这一时期德国机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状况。1835年第一条铁路建成后，德国各大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机车制造厂，其中以柏林波尔锡希机器厂发展最快。1841年，波尔锡81希制造出第一台机车，30年后它便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车制造厂。机车制造业的发展改变了德国对国外机车的依赖状况。1842—1843年，德国投入营运的机车共245台，其中德国国产机车仅38台。到1851年时，这种状况就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在1084台运行机车中，德国自己生产的机车已达到679台，占机车总数的63%。由此可见，以机车制造为代表的德国机器制造业在19世纪40、5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步。到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人已经达98000人。
上述可见，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包括钢铁、煤炭和机器制造等在内的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无不受惠于铁路建设而得到迅速发展。铁路建设因而被视为德国工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先导部门”。从这一意义上讲，铁路建设是德国工业化进程开始阶段拉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龙头。
当然，其他积极因素对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德国没有参加海外殖民掠夺，原始资本积累有些先天不足，不如英、法等国。但是，它却通过成立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等渠道筹集到了大量资本。1849年前，德国仅有18家股份公司，而1850-1859年间，德国新成立的股份公司竟达251家。这一时期的股份银行也很活跃。1850-1870年，仅普鲁士就存在20家股份银行，资本近1亿马克。德国的一些大银行，如贴现公司、达姆施达特工商银行、德意志信贷银行等，都创办于19世纪50年代。这些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出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财力上支持工业企业”。
经过19世纪50、60年代的高速工业发展，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夕，德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地，已经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重要标志的蒸汽动力在德国出现了迅猛的增长。1850-1870年间，德国的蒸汽动力从26万马力增加到了248万马力，法国在同一时期内从37万马力增加到185万马力，英国从129万马力增加到404万马力。可见，德国在发展速度上要远远高于法国和英国。到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3%，超过法国（10%），进入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1867年，一位德国人在评价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各国的工业品时曾自豪地写道：“我们的铸钢是无可匹敌的，我们的玻璃、我们的纸张出类拔萃，我们在化学产品方面击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我们的织布机、工具机和蒸汽机车至少已经与英国和美国的不相上下——相比较而言，这一目标是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不俗的表现，发展迅速，但是，就德国的整体经济结构而言，还没有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准，充其量只能称做拥有较强大工业经济的农业国。1870—1874年的德国国内生产结构百分比为：第一产业占37.9%，第二产业占31.7%，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产值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德国工业化进程真正出现突破性进展，德国工业引领世界水平，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实现的。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具备了更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第一，国家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使德国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法国50亿法郎的赔款以及铁矿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不仅为德国工业的发展注入了较充裕的资金，而且使洛林地区的铁矿资源与鲁尔地区的煤矿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正是在以上历史条件下，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改变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在英国之后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利用电能、内燃机和合成化学等新科技优势，一方面在传统工业领域中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艺，使老工业焕发青春，另一方面积极创立和发展电气、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建立新的工业增长点。这种产业发展战略最终使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
钢铁工业是德国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取得巨大成就的典范，它表明，只要采用合适的新技术，传统工业同样会焕发勃勃生机。
德国钢铁工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了强劲的增长，但与当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相比，其钢铁产量实在微不足道。1870年，世界生铁总产量为1290万吨，其中英国为67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52%，德国约为140万吨，仅占世界总产量的12%。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掌握着钢铁冶炼技术方面的优势，而德国却没有适合本国条件的冶炼技术。1856年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发明转炉炼钢法，使英国的钢产量大增，但这种工艺有两大前提条件：第一，它无法用于含磷的生铁类；第二，它需要高额投入，仅两个转炉设备就需投入上百万马克。德国只有磷铁矿，而且资金短缺，因此这种工艺应用推广难度很大。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只有克虏伯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采用了贝塞麦炼钢法。1865年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出现后，同样由于无法解决脱磷问题而难以在德国推广。因此，德国若想在钢铁工业领域动摇英国的霸主地位，必须得到适合德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新技术。
1879年，英国人托马斯发明托马斯炼钢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从而使利用丰富的磷铁矿有了可能。德国钢铁行业对这一最新技术成就如获至宝，当年就将这一专利引入了德国。德国的钢产量由此而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1879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德意志关税区域内的托马斯钢产量已经达到近1063万吨，贝塞麦钢产量却下降到了15.5万吨。
新工艺的采用对德国钢铁工业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第一，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分别达到1620万吨和1931万吨，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24.7%和24.1%，同期英国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却下降到了10.2%和13.3%。第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生铁生产为例，在1879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每座高炉的生铁产量提高了3倍，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2.3倍以上。所有这一切，显然是原有技术基础上难以达到的。
在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的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迅猛增长。而这一传统工业部门再上新台阶的主要动力同样得益于新矿井工艺和开采机械等新科技的运用。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894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成为采煤业中的重要工具。1902年，在威斯特发仑地区又出现了将凝固工艺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从而使可采煤矿区得到扩大。诺贝尔发明的炸药等则使得爆破技术有了新突破。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新技术和新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采煤效率。德国采煤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产量迅速上升。1880年，英国石煤产量为14900万吨，德国为4700万吨（另加褐煤1210万吨），法国为1940万吨，到1913年时，英国石煤产量达29200万吨，德国为19150万吨（另加褐煤8750万吨），法国为4050万吨。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1880-1913年，德国石煤产量增加3倍以上，同期英国石煤产量增加却不到1倍。1880年，德国的石煤开采量不到英国的1/3，到1913年时，则已经上升到将近英国产量的2/3，如果加上褐煤开采量，德国产煤量实际上已经接近英国的水平。
上述德国钢铁和煤炭工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经验表明，利用合适的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异军突起，成为确立德国工业强权地位的支柱性产业。正是这些新兴产业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领袖国家。
电气工业的兴起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德国人敏感地觉察到了这一新兴产业的广阔发展前景。19世纪80年代，以维尔纳·西门子和艾米尔·拉特瑙等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家利用电灯和电话等普及的契机，率先开始了电气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从而使德国取得了这一领域中的领导权。电气工业主要集中于发电机和电动机制造、建设电气工厂、安装电力照明系统和建造电车等。到1896年，德国电气工业中已有39家股份公司，并逐步形成了西门子-哈尔斯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七大巨头。
相关数据可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时期德国电气产业的发展情况。1891年，德国还只有35个地方可供电力，1913年，已有17500个地方通了电，约有一半的德国居民用上了电。柏林交易所的电气股份资本也迅速增长。1890年，电气股资仅为2350万马克，1900年则已猛增到39670万马克，10年间增加近16倍。德国开始成为电气化国家。从世界范围看，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电气工业的发展方面与德国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电气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德国34.9%，美国28.9%，英国16%，法国4%。约1/4的德国电气工业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德国电气工业产品的出口在世界电气产品出口中的比重达到了46.4%。
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以通用电气公司等为代表的德国电气企业的正确发展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创立者拉特瑙在总结通用电气公司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三大要素：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和高利润。这实际上意味着规模效益、客户的信赖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正是这种正确的发展战略使德国电气工业出现了从投入、生产到销售的良性循环，进而大大促进了德国电气工业的扩张。
电气工业的发展也改善了德国工业领域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工业化进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中、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煤矿资源，蒸汽动力不足，这时则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丰富的水力资源使他们能够利用水能发电解决自身的动力源。于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地区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此外，发电机和电动机的使用也使原先只有大型企业才能利用的机械动力逐渐进入小型企业，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效率。
化学工业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令德国异军突起的又一项重要产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棉纺织工业对苏打和硫酸的需求导致英国最先建立起现代化学工业，但德国却抓住化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仅用二三十年时间就在这一产业领域中取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19世纪中期以后，化学工业领域出现了合成物质代替天然材料的趋势。1856年，英国人威廉·帕金首次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染料。不久，他的导师，时任伦敦皇家化学研究院院长的德国著名化学家A。W。霍夫曼也提炼出两种染料。这本来是英国发展合成染料工业的绝好机会。然而，这时的英国工业界陶醉于已有成就，没有理会这些新发现。相反，德国工业界却慧眼识珠，看到了合成化学工业的诱人前景，投入大量人才和资金进行煤焦油的综合开发和利用，逐渐在世界化工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865年，霍夫曼从英国回到德国。在他的推动下，德国各化学实验室中不断推出有关合成染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于生产领域。结果，以生产合成染料为代表的德国化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仅1870-1874年，德国就成立了42家化学公司，资本达4200万马克。到1896年，德国已拥有108家化工股份公司，总资本达到33290万马克。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等迅速发展成世界著名的大型化工企业。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在1865年时还只有30名工人，到1900年左右已拥有职工6000多人。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化学工业生产翻了三番以上。其中，染料生产发展最快。以合成染料中的茜素为例，在1871-1884年间，茜素产量由1.5万公斤增至135万公斤，增幅高达89倍。1904年，德国焦油染料生产已达65000多吨，占当时德国全部化学原料出口的34.3%。德国染料工业在世界染料工业中的地位因此大幅上升。1880年，德国生产的合成染料占世界总产量的50%，190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90%。此外，德国还生产和加工着世界上95%以上的钾化合物。1900年，德国的硫酸产量仅相当于英国的55%，到1913年，形势逆转，德国硫酸产量已相当于英国的155%。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德国在这一领域中处于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著名经济史学家奇波拉在对英德两国的染料工业进行比较后曾这样评价道：“单就这个工业来说，英国像个不发达国家，带有殖民地经济特色，它向德国输出原料（未加工和半加工的煤焦油产品），再向德国买回精制的值钱的染料成品。”
化学工业在德国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1911—1913年，它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仅为2.3%，职工人数为2.5%。但是，作为新兴工业部门，化学工业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却远远大于这些数字。1913年的德国出口商品中，化工产品占10%，销售额达到24亿马克，远远高于其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化学工业可观的经济效益。1900年以后，其股息一直在20-30%之间，甚至基础化工的红利也达到了12.4%。高额的回报吸引着大量资金注入化学工业领域，充盈的资金则反过来为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整个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德国化学工业步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作为现代新兴产业的电气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体现了后来居上的德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旺盛工业活力，德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先锋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电气和化学工业的高速发展对于提高德国工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高速工业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从经济角度看，德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国家。具体表现为：第一，工业产业已经确立起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到1913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3.4%和45%。第二，工业领域成为各行业最大的就业群体所在。1913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别占就业总人数的35.1%和37.9%。
德国的高速工业化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后进国家在短时期内迅速赶超先进工业国家的成功发展模式。根据这种模式，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不能囿于旧窠，在先行工业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应通过发展合适的龙头产业拉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使自己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迅速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后进国家则有两条途径可以迅速增进自己的工业实力：一是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造传统产业来提升原有生产能力，加速工业化进程；再者就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正确的产业发展战略抉择，积极开拓基于新科技基础上的新兴产业，使自己成为产业发展的先导和榜样。德国正是通过这一发展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一个后发工业国转变成了先锋工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