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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德国的统一
正当普鲁士进行改革之际，欧洲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812年底，拿破仑亲率60万大军远征俄国失败。普鲁士趁机转而与俄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法作战。1813年10月的莱比锡战役中，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将法军逐出了德国领土。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欧洲列强召开维也纳会议，重新确定欧洲政治格局。1815年，德国各邦签订“德意志联盟文件”，作为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的一部分。据此，德国成为由38个行使主权的独立邦和自由市组成的“德意志联盟”。联盟的惟一机构是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盟议会。联盟的任何一项决议须经全体大会至少2/3多数的同意方能通过。此外，联盟议会还有三位非德意志的君主成员，即身兼汉诺威国王的英国国王、作为霍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公爵的丹麦国王以及作为卢森堡大公的尼德兰国王。文件明确规定，德意志联盟的“目的在于维护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各德意志邦国的独立和不可伤害性”。有关决议也重申“德意志联盟是德意志各主权诸侯和自由市的国际法的联合会”。因此，这样一个由主权邦组成的联盟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只能算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德国仍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使渴望民族统一的德国人民大失所望。
但是，经过拿破仑战争洗礼的德国毕竟无法回复到往日的状态。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永远结束了它的历史，帝国骑士和教会邦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拿破仑统治斗争中激发出来的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再也无法打消。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呼声不断高涨。1815年6月，耶拿大学成立了德国大学生协会，要求“建立一个以自由和统一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久，在海德尔堡等大学也出现了同样的组织。1817年10月，德国12所大学的学生为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莱比锡战役4周年，在图林根的瓦特堡集会，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1832年5月，3万人在诺伊施塔特的汉巴赫宫集会，再次提出了建立“自由统一的德国”的要求。1848年革命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不仅通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宪法》，而且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这实际上已经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付诸于实践行动。因此，到19世纪中期，虽然德国民族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思潮和一种运动已经极大地震撼着德国各阶层，从而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上半期，德国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呈现高涨局面。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棉纺织业、铁路建设、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了迅速扩张。德国的棉纱产量在1835-1865年间由3700多吨增加到了37000多吨；同期铁路营运里程由6公里增加到了14690公里。钢铁产量分别由1840年的12万吨和3919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104万吨和139万吨；同期石煤产量由318万吨增加到2640万吨。增长速度均超过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1846年，德国境内有机器制造厂417家，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则增加到了1400家。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展出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1863年，德国的机器出口第一次超过进口，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发展时指出，“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经济的发展使德国的统一问题提上日程。
首先，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德国统一。长期以来，国家的分裂局面制约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邦五花八门的工商业法令、货币、度量衡体系和各自的国籍法等，严重阻碍着德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此外，国家的分裂也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少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护。于是，“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等，使“德国的统一”日益成为“经济上的必要”。换言之，德国必须结束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次，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增强了普鲁士的实力。
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加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体现是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巩固。1815年以后，由于各邦不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德国境内仍然关卡林立，关税繁多。当时从易北河下游的汉堡到德累斯顿竟要缴纳35次过境税。按照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描述，“德国境内的38种关税和过境税使内陆交通陷于瘫痪”。甚至在普鲁士一个邦中，许多省或地区在关税和财政上也各行其是，到1818年时仍然存在60个内部关卡。众多的关税如森严的壁垒，妨碍着德国境内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德国工业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关税政策来保护他们刚刚起步的工业免受英国等工业先行国家的强大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深受其害的普鲁士率先建立新的关税体系。
1818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关税法，在普鲁士境内实行统一的税制，取消其境内的一切关卡。这一关税法则成为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核心。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鲁士关税法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税同盟。同年，位于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正式签订南德关税同盟条约。此后，普鲁士不断利用自己的实力诱逼各邦屈服。1833年，普鲁士-黑森关税同盟和南德关税同盟合并，正式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国关税同盟正式启动。在最初建立时，这一关税同盟共18个邦，人口超过2300万。在同盟内部，废除一切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保护关税。这是自中世纪分裂以来德国各邦的统治者们第一次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权利和主权。到1852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已经扩大到奥地利以外的德国大部分地区。
“德意志在关税同盟中的经济统一是政治联合的合乎逻辑的预备阶段”。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形成对德国经济一体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日后德国的政治统一奠定了统一的经济框架。由于关税的统一，德国境内关卡林立的状况得到改善，为德国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各邦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德累斯顿货币条约、统一的票据章程、共同商业章程等的实施，促进了德国分裂的各邦之间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进程。
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体现是大规模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如果说关税同盟为德国的经济一体化搭建了一个框架，铁路则为这一框架填补上了内容。1835年，纽伦堡到富尔特之间的德国第一条铁路通车，长度仅为6公里。此后，德国的铁路建设出现了私人投资和各邦政府投资双管齐下的局面，铁路里程飞速增长。到德国统一前夕，以柏林为中心的稠密铁路网已经形成。
遍布全国的铁路网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国各地区和各邦之间经济上的封闭隔绝状态，加强了它们的联系与协作；铁路建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直存在的政治上分裂割据的消极影响，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自己被排除于德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而边缘化。以汉诺威为例，汉诺威政府在1842年下决心修建铁路，就是因为担心贸易通道会从它的领土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铁路建设和关税同盟一样，对德国经济一体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因此将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并称为相互支持的、促使德国统一的“连体双胎”。经济的一体化“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
此外，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使普鲁士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从而为其日后统一德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普鲁士成为德国内部经济最发达的邦。它拥有西里西亚和莱茵-威斯特发仑等工业区，工业实力远远高于其他邦国。以煤炭和钢铁产量为例，1860年，德意志联盟的钢产量为42万多吨，铁产量为53万吨，其中普鲁士分别占82.7%和74.4%；同年德国的石煤开采量为1288万吨，其中普鲁士占82.7%。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德国重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占到4/5左右。
此外，自从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以后，普鲁士逐步确立起在关税同盟内部的领导权。它不仅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汉诺威、不伦瑞克等邦加入关税同盟，而且粉碎了奥地利企图用中欧关税同盟取代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计划，最终将关税同盟各成员邦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有学者称，在军事对决前，奥地利在经济上已经被普鲁士打败了，“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开始”。
可见，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成了德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关键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当时的形势下，德国的统一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君主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当时德国缺乏实现这一道路的阶级条件。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愿意“革命地改造德国”，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出世得太迟了”。当它兴盛时，德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惧怕和担心法国巴黎六月起义重演，它宁愿将统一国家的历史使命托付专制统治者，由某一大邦去帮助实现。而当时的德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还没有成熟到领导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地步。在组织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还很弱小；在思想准备上，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广大工人阶级普遍接受。因此，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其二，由某一大邦用王朝战争形式“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当时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有实力承担这一使命。其中，奥地利自身是多民族国家，害怕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会引发本邦非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1848年革命后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因而反对任何改变德意志现状的企图。一些曾主张由奥地利统一德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死亡”。普鲁士则不然。一方面，它通过19世纪初的改革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容克阶级在经济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他们与资产阶级一样有统一德国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和迅速工业化，普鲁士已经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因此有统一德国的经济实力。此外，普鲁士还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普鲁士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统一德国的条件。
问题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是否愿意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事实证明，普鲁士统治阶级能够正确估计形势，做出既顺应时代潮流又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选择。
首先，通过改革方式和平步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使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认识到，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采取适时而进的主动“防御”策略，不仅可以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而且可以掌握引导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此，面对德国统一这样一股45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普鲁士统治阶级能再次明智地做出正确抉择，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1848年革命爆发后，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普鲁士国王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文告中，明确允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经济区和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从而再次表明了其适时而进的“开明”特征。
其次，夺取德意志霸权一直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梦想。自18世纪以来，普鲁士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奥地利争夺在德意志霸主地位的斗争。如今由它来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实为一石二鸟之举，即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同时，正好利用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来确立自己在德国的霸权。而且普鲁士统治阶级的特性也有助其承担起统一德国的使命。从历史上看，普鲁士统治阶级向来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统治欲。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以及军国主义传统等，使得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有一种无止境的先天性领土扩张野心。加上他们大部分在19世纪初改革后经济上已经资产阶级化，这就使他们与德国资产阶级一样，把统一德国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普鲁士首次统一德国的尝试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1848年4月，普鲁士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维护者身份出面，反对丹麦国王试图加强有大批德意志人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两公国和丹麦关系的举动，并出兵击败丹麦军队，企图吞并两公国。虽然此举遭到英、法和俄国的反对而作罢，但它说明，普鲁士已经开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主动出击。1849年5月，普鲁士又利用派兵帮助其他邦镇压革命、恢复秩序之际，试图建立一个自己领导下的、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强大中央政府”的新德意志联盟，取代奥地利领导下的旧德意志联盟。后来，由于受到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联合压力，普鲁士才做出让步，被迫与奥地利签订了耻辱的“奥尔缪茨协定”，放弃新德意志联盟，承认奥地利的霸主地位。
1859年4月，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奥地利向德意志联盟各邦特别是普鲁士求助。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领导权的好机会。它一方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却要求奥地利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以换取帮助。但是普鲁士的打算再次落空。它没有预料到，奥地利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向敌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让步。
在几经挫折以后，普鲁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要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其中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德国各中小邦的统治者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独立统治地位，决不会自愿放弃他们数百年来一直捍卫的权利；第二，另一大邦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角逐中，也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第三，德国周边的法国和俄国等邻国也不会愿意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在它们的身边。因此，普鲁士必须拥有一支使德国各邦统治者屈服，同时又有能力应付外部世界干涉的强大武装力量。当时还是普鲁士亲王，后来成为普鲁士国王的威廉一世在1849年以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
出于以上看法，1860年2月，普鲁士陆军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向普鲁士议会提交了一份军事改革法案，要求每年征集新兵人数从4万人增至6.3万人，同时将服役期由2年延长到3年。为此，每年须增拨军费1000万塔勒尔。普鲁士下议院中的资产阶级议员本应支持政府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军事准备，但是他们担心因此会加强掌握军队的容克阶级的力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仅拒绝为改革拨款，还进一步提出了监督政府财政开支的要求。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决定起用铁腕人物强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从此，他致力于德国的统一事业，并且由于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出身于普鲁士勃兰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麦，直到1848年革命时还认为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此后，他于1851-1859年期间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代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任驻俄公使和驻法大使。亲身的经历使他开始改变其保守主义思想，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现实主义认识：首先，俾斯麦认为，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形象地称，俾斯麦日后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向前逃跑”行为。其次，俾斯麦看到，无论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大邻国，都不愿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
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史学界一直将这一演说当作俾斯麦统治的一种特征。研究表明，有关“铁血”之说并非俾斯麦的独创，它来自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斯·冯·申肯道夫为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日后成为德国大学生统一和自由运动的骨干）创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歌词为：“只有铁可以拯救我们，只有血才能解救我们”。因此，铁血是一种革命的声明，俾斯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这种思想。）此后，他根据所谓的“漏洞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普鲁士王国宪法未曾明文规定如何解决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国家事务不能停顿，在没有通过预算法案的情况下，政府可征收必要的资金处理国家事务。），克服议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造成的困难，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为武力统一德国做准备。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双方开始了4年之久的“宪法纠纷”。从本质上讲，“宪法纠纷”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以国王为代表的容克地主阶级之间争夺普鲁士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他们在统一德国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俾斯麦也看穿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政府满足了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因此，在1864-1870年间，他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终于结束了德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1864年的丹麦战争。如前所述，1848年，丹麦与普鲁士曾因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问题发生冲突。为了解决丹麦与德国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于1852年签订了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在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导下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霍尔斯泰因的德意志联盟成员资格以及自古以来两公国的不可分离（1481年，身兼两公国大公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一世颁布敕令，规定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两公国“永远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但是，1863年11月，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批准新宪法，规定取消石勒苏益格自古以来的独立地位，由丹麦直接管辖。这意味着推翻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关于两公国不可分离的规定。德国舆论因此哗然。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的目标是利用有利时机吞并两公国，作为统一德国的序幕。而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当时德国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上的民族主义，害怕因此而引发本邦非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心存感激，表示“绝不出兵打普鲁士”。法国则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英国虽然威胁要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难有作为，而且它有意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没有全力介入。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的旗帜是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而非德国民族主义，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这样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可以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同时还可以为日后对奥战争埋下引线。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之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劳恩堡等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二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必须用军事手段排除奥地利的阻挠。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奥地利，准备利用两公国问题向奥地利发难。1865年8月，根据俾斯麦的提议，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由普奥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霍尔斯泰因，另一小国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普鲁士。普奥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埋下的纷争的种子。
接着，俾斯麦着手在国际上进行孤立奥地利的准备。当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国的争霸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是俄国和法国两大邻国的态度。奥地利曾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站在英法一边反对俄国，52而普鲁士却能刻意巴结俄国，在1863年波兰起义时支持俄国的镇压。两者不同的态度使原先抑普助奥的俄国转到了普鲁士一边；至于法国，俾斯麦主要以诱饵笼络之。他向法国放风，暗示将承认法国获得比利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表示将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此外，俾斯麦还拉拢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复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
俾斯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对方接受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是不并入普鲁士。奥地利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心知肚明，为了打击普鲁士的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议会议决，以便使普鲁士与整个联盟为敌。这正是俾斯麦等待着的机会。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奥普两国共管两公国的加施泰因协定，遂命普军于6月7日开进奥地利管辖下的霍尔斯泰因。6月14日，德意志联盟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则以联盟议会越权为由，宣布联盟已经解散。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从南方牵制奥军。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德国史书称之为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军。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之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件：解散德意志联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同意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俾斯麦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因此，对奥地利的打击不能过重，以免其日后不顾一切地站在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8月23日，普奥两国签订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两公国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大公国、符滕堡等南德4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1866年战争仍未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由于法国的阻挠，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4个邦仍然滞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法皇拿破仑三世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国和英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该地区。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两国接受的时机。
为此，俾斯麦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准备。首先，他在对奥战争结束后，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9月，他以宽大和约为条件，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造成的压力，迫使南德4邦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使之在军事上以及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这种军事合作以及通过关税同盟形成的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南德4邦与北德意志联邦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设置外交陷阱，在国际上孤立法国。普奥战争后，法国方面曾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为对自己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补偿。对此，俾斯麦一方面让法国提出具体的书面材料，作为日后展示法国野心的证据，另一方面将法国的要求转告英国和俄国，促使其出面制止。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获，反而授人以柄。此外，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在外交上孤立法国。英国将法国视为殖民和海上争霸的强敌，俄国则由于法国反对其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的民族运动而与之有矛盾。普鲁士与法国相反，竭力讨好俄国，表示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条约（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战败，被迫签订巴黎条约，规定黑海中立化，俄、土等国不得在黑海沿岸设置兵工厂，不得在黑海保有4艘200吨以上舰只等。）。结果，俄国于1868年提出了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内容是：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俾斯麦此时已经得出结论，俄国不会加入法国一边。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它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竟然提出必须在普法战后6周才能参战，这显然只是想坐收渔利。意大利则对法国保护罗马教皇政权的政策极为反感，因为这影响了它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因此，法国在欧洲已经陷于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废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普法冲突的良机，遂派人前往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亲王接受王位。首先，这会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使法国在日后对普鲁士的战争中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其次，这也可以改善德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
不出俾斯麦所料，当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舆论大哗。法国不仅迫使普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到普王所在的埃姆斯温泉疗养地，要求普王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虽感屈辱，仍表示将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并将有关情况电告了俾斯麦。俾斯麦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普王的忍让而落空。他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先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转变，似乎普王粗暴地拒绝了法国大使的要求。这一电文遂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1870年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见报。法国政府在“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这时，欧洲局势更有利于普鲁士。俄国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表示俄国不会在外交或军事上干涉普鲁士。由于俾斯麦公布了法国谋求获得比利时的书面材料，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也大为愤慨，无意支持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宣布中立。
普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普鲁士客观上的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很快击败了法国。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成为普军的阶下囚。战争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志爱国主义大旗下。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自称是德意志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是德国历史上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又一帝国，因此又被称为“第二帝国”。这一天距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加冕整整170年。）。德国统一大业完成。
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其一，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国的分裂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其二，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不久即强劲地显示出来。就此而言，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麦也因此被德国史学家称为“白色革命者”。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的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其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然保留了专制主义政体；其二，普鲁士传统的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扩张到了整个德国，并因此延缓了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程；其三，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充斥着沙文主义的喧嚣，使德国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德国的统一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欧洲所有的外交传统因此被一扫而光。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方面的潜能以及屡经证明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同时，普鲁士对法国的掠夺，特别是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也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痕，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 近代工业化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但是，经过拿破仑战争洗礼的德国毕竟无法回复到往日的状态。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永远结束了它的历史，帝国骑士和教会邦完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在反抗拿破仑统治斗争中激发出来的德国人的民族意识再也无法打消。要求结束分裂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呼声不断高涨。1815年6月，耶拿大学成立了德国大学生协会，要求“建立一个以自由和统一为基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不久，在海德尔堡等大学也出现了同样的组织。1817年10月，德国12所大学的学生为纪念马丁·路德宗教改革300周年以及莱比锡战役4周年，在图林根的瓦特堡集会，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1832年5月，3万人在诺伊施塔特的汉巴赫宫集会，再次提出了建立“自由统一的德国”的要求。1848年革命中，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不仅通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宪法》，而且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这实际上已经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付诸于实践行动。因此，到19世纪中期，虽然德国民族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思潮和一种运动已经极大地震撼着德国各阶层，从而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上半期，德国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呈现高涨局面。19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开始工业革命以后，棉纺织业、铁路建设、钢铁、煤炭等行业出现了迅速扩张。德国的棉纱产量在1835-1865年间由3700多吨增加到了37000多吨；同期铁路营运里程由6公里增加到了14690公里。钢铁产量分别由1840年的12万吨和3919万吨增加到1870年的104万吨和139万吨；同期石煤产量由318万吨增加到2640万吨。增长速度均超过了每10年翻一番。此外，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也有较快的发展。1846年，德国境内有机器制造厂417家，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则增加到了1400家。1862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德国机器制造业展出的产品已经可以与英国的产品相媲美。1863年，德国的机器出口第一次超过进口，由机器进口国变成了机器出口国。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发展时指出，“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经济的发展使德国的统一问题提上日程。
首先，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德国统一。长期以来，国家的分裂局面制约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邦五花八门的工商业法令、货币、度量衡体系和各自的国籍法等，严重阻碍着德国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此外，国家的分裂也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少强大的国家力量的保护。于是，“扫清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阻碍工商业自由发展的全部小邦废物”，“德国商人想插足世界市场”等，使“德国的统一”日益成为“经济上的必要”。换言之，德国必须结束分裂状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次，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一体化为德国的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增强了普鲁士的实力。
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加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体现是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巩固。1815年以后，由于各邦不愿放弃自己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德国境内仍然关卡林立，关税繁多。当时从易北河下游的汉堡到德累斯顿竟要缴纳35次过境税。按照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描述，“德国境内的38种关税和过境税使内陆交通陷于瘫痪”。甚至在普鲁士一个邦中，许多省或地区在关税和财政上也各行其是，到1818年时仍然存在60个内部关卡。众多的关税如森严的壁垒，妨碍着德国境内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德国工业的发展，德国资产阶级也需要一个统一的关税政策来保护他们刚刚起步的工业免受英国等工业先行国家的强大竞争。在这种形势下，深受其害的普鲁士率先建立新的关税体系。
1818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关税法，在普鲁士境内实行统一的税制，取消其境内的一切关卡。这一关税法则成为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核心。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鲁士关税法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税同盟。同年，位于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正式签订南德关税同盟条约。此后，普鲁士不断利用自己的实力诱逼各邦屈服。1833年，普鲁士-黑森关税同盟和南德关税同盟合并，正式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国关税同盟正式启动。在最初建立时，这一关税同盟共18个邦，人口超过2300万。在同盟内部，废除一切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保护关税。这是自中世纪分裂以来德国各邦的统治者们第一次为了共同利益而自愿放弃他们的部分权利和主权。到1852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已经扩大到奥地利以外的德国大部分地区。
“德意志在关税同盟中的经济统一是政治联合的合乎逻辑的预备阶段”。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形成对德国经济一体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日后德国的政治统一奠定了统一的经济框架。由于关税的统一，德国境内关卡林立的状况得到改善，为德国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各邦之间交往日益频繁；德累斯顿货币条约、统一的票据章程、共同商业章程等的实施，促进了德国分裂的各邦之间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进程。
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体现是大规模铁路建设和全德铁路网的形成。如果说关税同盟为德国的经济一体化搭建了一个框架，铁路则为这一框架填补上了内容。1835年，纽伦堡到富尔特之间的德国第一条铁路通车，长度仅为6公里。此后，德国的铁路建设出现了私人投资和各邦政府投资双管齐下的局面，铁路里程飞速增长。到德国统一前夕，以柏林为中心的稠密铁路网已经形成。
遍布全国的铁路网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国各地区和各邦之间经济上的封闭隔绝状态，加强了它们的联系与协作；铁路建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直存在的政治上分裂割据的消极影响，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自己被排除于德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而边缘化。以汉诺威为例，汉诺威政府在1842年下决心修建铁路，就是因为担心贸易通道会从它的领土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铁路建设和关税同盟一样，对德国经济一体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德国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因此将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并称为相互支持的、促使德国统一的“连体双胎”。经济的一体化“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
此外，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使普鲁士的经济地位日益突出，从而为其日后统一德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普鲁士成为德国内部经济最发达的邦。它拥有西里西亚和莱茵-威斯特发仑等工业区，工业实力远远高于其他邦国。以煤炭和钢铁产量为例，1860年，德意志联盟的钢产量为42万多吨，铁产量为53万吨，其中普鲁士分别占82.7%和74.4%；同年德国的石煤开采量为1288万吨，其中普鲁士占82.7%。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在德国重工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占到4/5左右。
此外，自从1834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以后，普鲁士逐步确立起在关税同盟内部的领导权。它不仅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汉诺威、不伦瑞克等邦加入关税同盟，而且粉碎了奥地利企图用中欧关税同盟取代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计划，最终将关税同盟各成员邦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有学者称，在军事对决前，奥地利在经济上已经被普鲁士打败了，“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开始”。
可见，到19世纪中期，德国的国家统一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成了德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关键问题在于：用什么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当时的形势下，德国的统一存在两种可能性。
其一，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各邦君主统治，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是，当时德国缺乏实现这一道路的阶级条件。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愿意“革命地改造德国”，但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出世得太迟了”。当它兴盛时，德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出于对无产阶级的惧怕和担心法国巴黎六月起义重演，它宁愿将统一国家的历史使命托付专制统治者，由某一大邦去帮助实现。而当时的德国无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还没有成熟到领导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地步。在组织上，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等还很弱小；在思想准备上，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被广大工人阶级普遍接受。因此，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条件还不成熟。
其二，由某一大邦用王朝战争形式“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当时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有实力承担这一使命。其中，奥地利自身是多民族国家，害怕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会引发本邦非德意志人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1848年革命后恢复了封建专制统治，因而反对任何改变德意志现状的企图。一些曾主张由奥地利统一德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死亡”。普鲁士则不然。一方面，它通过19世纪初的改革已经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容克阶级在经济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他们与资产阶级一样有统一德国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自己控制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和迅速工业化，普鲁士已经成为德意志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因此有统一德国的经济实力。此外，普鲁士还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普鲁士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统一德国的条件。
问题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是否愿意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事实证明，普鲁士统治阶级能够正确估计形势，做出既顺应时代潮流又有利于自己利益的选择。
首先，通过改革方式和平步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经验使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认识到，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采取适时而进的主动“防御”策略，不仅可以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而且可以掌握引导历史发展的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因此，面对德国统一这样一股45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普鲁士统治阶级能再次明智地做出正确抉择，审时度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1848年革命爆发后，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普鲁士国王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文告中，明确允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经济区和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从而再次表明了其适时而进的“开明”特征。
其次，夺取德意志霸权一直是普鲁士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梦想。自18世纪以来，普鲁士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奥地利争夺在德意志霸主地位的斗争。如今由它来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实为一石二鸟之举，即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同时，正好利用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来确立自己在德国的霸权。而且普鲁士统治阶级的特性也有助其承担起统一德国的使命。从历史上看，普鲁士统治阶级向来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统治欲。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以及军国主义传统等，使得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有一种无止境的先天性领土扩张野心。加上他们大部分在19世纪初改革后经济上已经资产阶级化，这就使他们与德国资产阶级一样，把统一德国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普鲁士首次统一德国的尝试是在1848年革命期间。1848年4月，普鲁士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维护者身份出面，反对丹麦国王试图加强有大批德意志人的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两公国和丹麦关系的举动，并出兵击败丹麦军队，企图吞并两公国。虽然此举遭到英、法和俄国的反对而作罢，但它说明，普鲁士已经开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主动出击。1849年5月，普鲁士又利用派兵帮助其他邦镇压革命、恢复秩序之际，试图建立一个自己领导下的、拥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强大中央政府”的新德意志联盟，取代奥地利领导下的旧德意志联盟。后来，由于受到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联合压力，普鲁士才做出让步，被迫与奥地利签订了耻辱的“奥尔缪茨协定”，放弃新德意志联盟，承认奥地利的霸主地位。
1859年4月，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奥地利向德意志联盟各邦特别是普鲁士求助。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领导权的好机会。它一方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却要求奥地利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以换取帮助。但是普鲁士的打算再次落空。它没有预料到，奥地利为了保住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宁愿向敌人割地求和，也不做出让步。
在几经挫折以后，普鲁士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要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其中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德国各中小邦的统治者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独立统治地位，决不会自愿放弃他们数百年来一直捍卫的权利；第二，另一大邦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角逐中，也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第三，德国周边的法国和俄国等邻国也不会愿意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在它们的身边。因此，普鲁士必须拥有一支使德国各邦统治者屈服，同时又有能力应付外部世界干涉的强大武装力量。当时还是普鲁士亲王，后来成为普鲁士国王的威廉一世在1849年以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
出于以上看法，1860年2月，普鲁士陆军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向普鲁士议会提交了一份军事改革法案，要求每年征集新兵人数从4万人增至6.3万人，同时将服役期由2年延长到3年。为此，每年须增拨军费1000万塔勒尔。普鲁士下议院中的资产阶级议员本应支持政府为统一德国而进行的军事准备，但是他们担心因此会加强掌握军队的容克阶级的力量，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不仅拒绝为改革拨款，还进一步提出了监督政府财政开支的要求。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决定起用铁腕人物强行推行改革。1862年9月，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从此，他致力于德国的统一事业，并且由于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出身于普鲁士勃兰登堡容克世家的俾斯麦，直到1848年革命时还认为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此后，他于1851-1859年期间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代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出任驻俄公使和驻法大使。亲身的经历使他开始改变其保守主义思想，对形势有了正确的现实主义认识：首先，俾斯麦认为，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可以阻止“自下而上”革命的威胁，保存普鲁士君主政体，而且可以保证容克地主的特权地位，因此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学者形象地称，俾斯麦日后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主动顺应历史发展的“向前逃跑”行为。其次，俾斯麦看到，无论德意志各邦的统治者还是俄、法两大邻国，都不愿德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前者惧怕丧失自己的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认为实现德国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
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和血。”（史学界一直将这一演说当作俾斯麦统治的一种特征。研究表明，有关“铁血”之说并非俾斯麦的独创，它来自1813年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斯·冯·申肯道夫为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日后成为德国大学生统一和自由运动的骨干）创作的一首歌。其中有歌词为：“只有铁可以拯救我们，只有血才能解救我们”。因此，铁血是一种革命的声明，俾斯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这种思想。）此后，他根据所谓的“漏洞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普鲁士王国宪法未曾明文规定如何解决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意见分歧。由于国家事务不能停顿，在没有通过预算法案的情况下，政府可征收必要的资金处理国家事务。），克服议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造成的困难，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为武力统一德国做准备。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双方开始了4年之久的“宪法纠纷”。从本质上讲，“宪法纠纷”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以国王为代表的容克地主阶级之间争夺普鲁士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他们在统一德国这一根本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俾斯麦也看穿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政府满足了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因此，在1864-1870年间，他运用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终于结束了德国的分裂局面，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一场王朝战争是1864年的丹麦战争。如前所述，1848年，丹麦与普鲁士曾因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问题发生冲突。为了解决丹麦与德国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于1852年签订了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在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导下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霍尔斯泰因的德意志联盟成员资格以及自古以来两公国的不可分离（1481年，身兼两公国大公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一世颁布敕令，规定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两公国“永远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但是，1863年11月，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批准新宪法，规定取消石勒苏益格自古以来的独立地位，由丹麦直接管辖。这意味着推翻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关于两公国不可分离的规定。德国舆论因此哗然。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的目标是利用有利时机吞并两公国，作为统一德国的序幕。而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当时德国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上的民族主义，害怕因此而引发本邦非德意志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心存感激，表示“绝不出兵打普鲁士”。法国则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英国虽然威胁要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难有作为，而且它有意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没有全力介入。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打出的旗帜是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而非德国民族主义，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国的干涉。他还拉着奥地利一起行动，这样既可以掩饰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野心，又可以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使普鲁士掌握德国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同时还可以为日后对奥战争埋下引线。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丹麦政府在求援无望之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劳恩堡等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统一德国的第二场王朝战争是对奥地利的战争。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必须用军事手段排除奥地利的阻挠。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奥地利，准备利用两公国问题向奥地利发难。1865年8月，根据俾斯麦的提议，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泰因由普奥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霍尔斯泰因，另一小国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普鲁士。普奥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埋下的纷争的种子。
接着，俾斯麦着手在国际上进行孤立奥地利的准备。当时对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国的争霸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是俄国和法国两大邻国的态度。奥地利曾在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站在英法一边反对俄国，52而普鲁士却能刻意巴结俄国，在1863年波兰起义时支持俄国的镇压。两者不同的态度使原先抑普助奥的俄国转到了普鲁士一边；至于法国，俾斯麦主要以诱饵笼络之。他向法国放风，暗示将承认法国获得比利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表示将不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此外，俾斯麦还拉拢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收复威尼西亚的意大利，与之签订了同盟条约。
俾斯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对方接受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是不并入普鲁士。奥地利对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心知肚明，为了打击普鲁士的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议会议决，以便使普鲁士与整个联盟为敌。这正是俾斯麦等待着的机会。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奥普两国共管两公国的加施泰因协定，遂命普军于6月7日开进奥地利管辖下的霍尔斯泰因。6月14日，德意志联盟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则以联盟议会越权为由，宣布联盟已经解散。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从南方牵制奥军。7月3日，普军在萨多瓦战役（德国史书称之为柯尼希格莱茨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了奥军。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之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件：解散德意志联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同意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俾斯麦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因此，对奥地利的打击不能过重，以免其日后不顾一切地站在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8月23日，普奥两国签订布拉格和约：奥地利退出德意志；两公国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大公国、符滕堡等南德4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1866年战争仍未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由于法国的阻挠，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4个邦仍然滞留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法皇拿破仑三世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国和英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该地区。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两国接受的时机。
为此，俾斯麦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准备。首先，他在对奥战争结束后，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9月，他以宽大和约为条件，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造成的压力，迫使南德4邦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使之在军事上以及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这种军事合作以及通过关税同盟形成的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南德4邦与北德意志联邦之间的密切关系。其次，设置外交陷阱，在国际上孤立法国。普奥战争后，法国方面曾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为对自己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补偿。对此，俾斯麦一方面让法国提出具体的书面材料，作为日后展示法国野心的证据，另一方面将法国的要求转告英国和俄国，促使其出面制止。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获，反而授人以柄。此外，国际形势也有利于俾斯麦在外交上孤立法国。英国将法国视为殖民和海上争霸的强敌，俄国则由于法国反对其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的民族运动而与之有矛盾。普鲁士与法国相反，竭力讨好俄国，表示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条约（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战败，被迫签订巴黎条约，规定黑海中立化，俄、土等国不得在黑海沿岸设置兵工厂，不得在黑海保有4艘200吨以上舰只等。）。结果，俄国于1868年提出了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内容是：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俾斯麦此时已经得出结论，俄国不会加入法国一边。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它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竟然提出必须在普法战后6周才能参战，这显然只是想坐收渔利。意大利则对法国保护罗马教皇政权的政策极为反感，因为这影响了它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因此，法国在欧洲已经陷于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废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普法冲突的良机，遂派人前往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亲王接受王位。首先，这会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使法国在日后对普鲁士的战争中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其次，这也可以改善德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
不出俾斯麦所料，当利奥波德亲王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舆论大哗。法国不仅迫使普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到普王所在的埃姆斯温泉疗养地，要求普王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虽感屈辱，仍表示将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并将有关情况电告了俾斯麦。俾斯麦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普王的忍让而落空。他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先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转变，似乎普王粗暴地拒绝了法国大使的要求。这一电文遂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1870年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见报。法国政府在“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这时，欧洲局势更有利于普鲁士。俄国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表示俄国不会在外交或军事上干涉普鲁士。由于俾斯麦公布了法国谋求获得比利时的书面材料，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也大为愤慨，无意支持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宣布中立。
普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普鲁士客观上的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很快击败了法国。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成为普军的阶下囚。战争中，南德4邦也站到了德意志爱国主义大旗下。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11月25日，南德4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自称是德意志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帝国是德国历史上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又一帝国，因此又被称为“第二帝国”。这一天距普鲁士第一任国王加冕整整170年。）。德国统一大业完成。
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其一，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国的分裂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其二，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不久即强劲地显示出来。就此而言，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俾斯麦也因此被德国史学家称为“白色革命者”。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的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其一，统一后的德国仍然保留了专制主义政体；其二，普鲁士传统的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扩张到了整个德国，并因此延缓了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进程；其三，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充斥着沙文主义的喧嚣，使德国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德国的统一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欧洲所有的外交传统因此被一扫而光。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方面的潜能以及屡经证明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同时，普鲁士对法国的掠夺，特别是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也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痕，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 近代工业化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