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纵弟行凶
汉和帝的时候，东汉王朝发展到了全盛的顶点。那时，帝国的光辉，如丽日中天，照射瀛寰。然而，好景不长。和帝一死，安帝上台，东汉政权便迅速走上了腐烂之路。
从汉章帝以来，几乎每一位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因而，每一朝开始时，总要由皇太后临朝称制。那些年轻的皇太后，拘于礼法，不便直接接触朝臣，她们要掌握国家大权，就只能依靠两种人：一是她娘家的父兄叔侄，即外戚；二是后宫里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这样，小皇帝登基后，经常是外戚辅政，窃弄大权，自恃为皇亲国戚，骄纵不法。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然不甘心听人摆布，势必要想方设法夺回大权。由于外廷大臣，这时已受到外戚的箝制，皇帝就只好结纳身边的亲信宦官，依靠他们来诛杀跋扈的外戚。一旦夺回了大权，皇帝亲政，往往会对那些助他夺权有功的宦官大加封赏，予以重用，复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如此恶性循环，未有穷已，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也就构成了东汉后期政局上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大背景下，张让等人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极为丑恶的角色。
张让，也不知什么缘故，幼年时便净身入宫当了名宦官。汉桓帝即位后，他升任为内宫的小黄门。按照东汉的制度规定，小黄门只是俸禄六百石的掖宫小官，手下也没有属员，主要的职责就是服侍皇帝，关通中外，接收和转呈臣民的奏章上书。有时公主或王妃生了病，皇帝也常派他们作为代表前去慰问一下。照常理来说，象这样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小内官，应当不会对东汉政局构成多大的影响吧。
如果你要那样考虑，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固然，小黄门作为刑余之人，为掖庭永巷之职，受闺牖房闼之任，形同寺阍下贱仆役，为一般士人所不齿。但由于他们和人君朝夕相处，出入起居之际，可上通天阙，地位特殊，这就有了弄权售奸的机会。在集权专制制度下，皇帝的一只小狗都是人民的上帝，更何况皇帝身边的奴才！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历朝历代，每当政治黑暗腐败的时候，王朝面临崩溃之日，也就是宦官专权之时。封建时代的旧史家，常常指责东汉和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殊不知，宦官之所以能专权祸国，之所以能在政治斗争中兴风作浪，之所以能飞扬跋扈、权势熏天，所倚仗的不外乎是专制皇权的靠山而已。具体到东汉王朝来说，汉和帝时的大汉帝国，已如同一个全身发炎的病人，到安帝时已是浓疮溃烂，演变到汉桓帝时，便是浓血淋漓，满身臭气了。在这种时候，以一位昏君统率着大批庸才蠢才和奸佞之才来治理国家，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座黑暗霉朽的人间地狱里，城狐社鼠们才能弹冠相庆，成群出没，也才有了他们为非作歹的大好时机。这时的张让，作为当道豺狼的一分子，其活动能量也就不能按常理来衡量了。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张让的弟弟张朔突然从外地逃到京城洛阳，躲在了他哥哥家里，这令张让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原来，张朔在他哥的帮助下，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作为朝廷官员，张朔上任后，不思造福百姓，却倚仗哥哥的势力，无法无天，凶残异常。前一阵，一次酒席宴中，他竟乘着醉意，手持利刃，当众杀了一名孕妇，取小儿为乐。这时，以敢于打击宦官而声名卓著的李膺，正担任着司隶校尉之职。两汉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督捕京畿及其附近奸猾之徒和百官犯法者，野王县为河内郡郡治所在，正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张朔杀人后，非常心虚，唯恐李膺会找他算帐，便弃官逃回洛阳。张让见弟弟犯了大案，就觉得让他躲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家房子里两根大木柱之间，有两间小屋相连，在接缝处修有一个小暗室，他就让他弟弟终日藏身其中，企图逃避罪责。
李膺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先派人作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张朔藏在他哥家里，便带兵上门抓人。搜寻过程中，李膺发觉这两根柱子间有些蹊跷，于是命令吏卒劈开柱子，拆开小屋，结果逮住了张朔，押回去关在洛阳大牢中。然后，稍作休息，李膺开始审讯张朔。张朔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还幻想着他哥哥能救他出去。谁知，李膺审讯完毕，立刻下令将这个杀人凶手就地处决了。
张让听说弟弟叫李膺给杀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马上跑到宫里，象条急红了眼的疯狗，对着汉桓帝又哭又闹，喊冤叫屈。桓帝便立即召李膺进宫，一见面，就沉着脸责问道：“张朔即便犯了法，好歹也是国家官员，你怎么能不作请示就随便诛杀呢？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
李膺连忙叩头请罪，然后侃侃而谈：“陛下，当年晋文公派人捉拿乱臣卫成公献给周王，《春秋》一书都加以称赞。《礼经》上又说，公族贵戚犯法，即便天子下令赦免，司法官员也有权拒绝听命，照样可依据法律条文，惩处犯法者。以此说来，为臣并没有错。陛下，您再想想，春秋时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当司隶校尉已经十几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满以为陛下会责怪臣作事迟缓，怪臣诛杀奸贼太少，没想到却因为杀坏人太快而获罪。臣自知有罪，死不足惜，只是恳请陛下再宽限五天时间，让臣把那些巨奸元凶杀光诛尽，然后再任凭陛下处分，死也甘心！”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汉桓帝无言以对，只好转过脸来，对站在身边的张让说：“这全是你弟弟不好，要怪就怪他吧，谁让他行凶杀人呢！司隶校尉又有什么错啊？”
打这儿以后，那些大小太监也拿李膺没有办法，又惧怕在他手里犯事，便处处小心谨慎，凡事都躲着李膺。连汉桓帝也感到奇怪，怎么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平素有头有脸的大太监也不离开皇宫了呢？于是，桓帝就问他们，这些人便一齐跪下说：“我们怕李校尉啊！”说着，眼泪也都流了下来。
在张朔这件事上，虽说张让没有占到上风，但明里暗里，我们已约略能看到他的声势和影响。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当然深得人心，却不免使张让等人在心里对他记下了刻骨仇恨。这时的张让，羽翼尚未丰满，因而还暂时奈何不了李膺。但他却在窥伺着时机，随时准备加以报复。
不久，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从汉章帝以来，几乎每一位皇帝都是幼年或少年即位；因而，每一朝开始时，总要由皇太后临朝称制。那些年轻的皇太后，拘于礼法，不便直接接触朝臣，她们要掌握国家大权，就只能依靠两种人：一是她娘家的父兄叔侄，即外戚；二是后宫里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这样，小皇帝登基后，经常是外戚辅政，窃弄大权，自恃为皇亲国戚，骄纵不法。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然不甘心听人摆布，势必要想方设法夺回大权。由于外廷大臣，这时已受到外戚的箝制，皇帝就只好结纳身边的亲信宦官，依靠他们来诛杀跋扈的外戚。一旦夺回了大权，皇帝亲政，往往会对那些助他夺权有功的宦官大加封赏，予以重用，复又演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如此恶性循环，未有穷已，外戚和宦官的轮番专权，也就构成了东汉后期政局上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种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大背景下，张让等人才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极为丑恶的角色。
张让，也不知什么缘故，幼年时便净身入宫当了名宦官。汉桓帝即位后，他升任为内宫的小黄门。按照东汉的制度规定，小黄门只是俸禄六百石的掖宫小官，手下也没有属员，主要的职责就是服侍皇帝，关通中外，接收和转呈臣民的奏章上书。有时公主或王妃生了病，皇帝也常派他们作为代表前去慰问一下。照常理来说，象这样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小内官，应当不会对东汉政局构成多大的影响吧。
如果你要那样考虑，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固然，小黄门作为刑余之人，为掖庭永巷之职，受闺牖房闼之任，形同寺阍下贱仆役，为一般士人所不齿。但由于他们和人君朝夕相处，出入起居之际，可上通天阙，地位特殊，这就有了弄权售奸的机会。在集权专制制度下，皇帝的一只小狗都是人民的上帝，更何况皇帝身边的奴才！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历朝历代，每当政治黑暗腐败的时候，王朝面临崩溃之日，也就是宦官专权之时。封建时代的旧史家，常常指责东汉和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殊不知，宦官之所以能专权祸国，之所以能在政治斗争中兴风作浪，之所以能飞扬跋扈、权势熏天，所倚仗的不外乎是专制皇权的靠山而已。具体到东汉王朝来说，汉和帝时的大汉帝国，已如同一个全身发炎的病人，到安帝时已是浓疮溃烂，演变到汉桓帝时，便是浓血淋漓，满身臭气了。在这种时候，以一位昏君统率着大批庸才蠢才和奸佞之才来治理国家，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正是在这座黑暗霉朽的人间地狱里，城狐社鼠们才能弹冠相庆，成群出没，也才有了他们为非作歹的大好时机。这时的张让，作为当道豺狼的一分子，其活动能量也就不能按常理来衡量了。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张让的弟弟张朔突然从外地逃到京城洛阳，躲在了他哥哥家里，这令张让整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原来，张朔在他哥的帮助下，当上了野王县（今河南沁阳）的县令。作为朝廷官员，张朔上任后，不思造福百姓，却倚仗哥哥的势力，无法无天，凶残异常。前一阵，一次酒席宴中，他竟乘着醉意，手持利刃，当众杀了一名孕妇，取小儿为乐。这时，以敢于打击宦官而声名卓著的李膺，正担任着司隶校尉之职。两汉的司隶校尉，职责就是督捕京畿及其附近奸猾之徒和百官犯法者，野王县为河内郡郡治所在，正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张朔杀人后，非常心虚，唯恐李膺会找他算帐，便弃官逃回洛阳。张让见弟弟犯了大案，就觉得让他躲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家房子里两根大木柱之间，有两间小屋相连，在接缝处修有一个小暗室，他就让他弟弟终日藏身其中，企图逃避罪责。
李膺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先派人作了详细的调查，确认张朔藏在他哥家里，便带兵上门抓人。搜寻过程中，李膺发觉这两根柱子间有些蹊跷，于是命令吏卒劈开柱子，拆开小屋，结果逮住了张朔，押回去关在洛阳大牢中。然后，稍作休息，李膺开始审讯张朔。张朔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还幻想着他哥哥能救他出去。谁知，李膺审讯完毕，立刻下令将这个杀人凶手就地处决了。
张让听说弟弟叫李膺给杀了，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马上跑到宫里，象条急红了眼的疯狗，对着汉桓帝又哭又闹，喊冤叫屈。桓帝便立即召李膺进宫，一见面，就沉着脸责问道：“张朔即便犯了法，好歹也是国家官员，你怎么能不作请示就随便诛杀呢？你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
李膺连忙叩头请罪，然后侃侃而谈：“陛下，当年晋文公派人捉拿乱臣卫成公献给周王，《春秋》一书都加以称赞。《礼经》上又说，公族贵戚犯法，即便天子下令赦免，司法官员也有权拒绝听命，照样可依据法律条文，惩处犯法者。以此说来，为臣并没有错。陛下，您再想想，春秋时孔子在鲁国当司寇，上任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现在，臣当司隶校尉已经十几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满以为陛下会责怪臣作事迟缓，怪臣诛杀奸贼太少，没想到却因为杀坏人太快而获罪。臣自知有罪，死不足惜，只是恳请陛下再宽限五天时间，让臣把那些巨奸元凶杀光诛尽，然后再任凭陛下处分，死也甘心！”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汉桓帝无言以对，只好转过脸来，对站在身边的张让说：“这全是你弟弟不好，要怪就怪他吧，谁让他行凶杀人呢！司隶校尉又有什么错啊？”
打这儿以后，那些大小太监也拿李膺没有办法，又惧怕在他手里犯事，便处处小心谨慎，凡事都躲着李膺。连汉桓帝也感到奇怪，怎么放假休息的时候，那些平素有头有脸的大太监也不离开皇宫了呢？于是，桓帝就问他们，这些人便一齐跪下说：“我们怕李校尉啊！”说着，眼泪也都流了下来。
在张朔这件事上，虽说张让没有占到上风，但明里暗里，我们已约略能看到他的声势和影响。李膺敢于打击宦官势力，当然深得人心，却不免使张让等人在心里对他记下了刻骨仇恨。这时的张让，羽翼尚未丰满，因而还暂时奈何不了李膺。但他却在窥伺着时机，随时准备加以报复。
不久，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