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罗婺文化概述
“罗婺”作为一种文化被提出来，它应当包含罗婺民族通过长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成就，也可以从狭义的、广义的和深义的三个层次来理解、考察罗婺文化。
狭义的罗婺文化是指历史上曾经活跃在武定、禄劝等县的罗婺部落在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整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学、哲学、文字、美术、音乐、宗教以及科技、教育等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文化形态。
广义的罗婺文化是指有史以来在武定地区和禄劝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周边区域内的以罗婺民族（彝族先民）为主的人们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诸如政治上的典章制度，经济上的生产、交换，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信息表达等。
深义的罗婺文化则是指在狭义文化中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是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升华，得出一种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的东西，亦是罗婺文化最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
罗婺文化跟其他文化类型和现象一样，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质。但是罗婺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和罗婺故地当代居民的民风、民俗、民情等的研究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因此，它又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文化。它不仅在国内外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更突出的是对罗婺后裔在新世纪、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扬弃和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实现其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深远的、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为了使人们对“罗婺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之能够获得与其实际价值相对应的足够重视，并进而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为罗婺故地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笔者多年来查阅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立足考古材料，尊重现实材料，多次沿着先民们留下的足迹，寻古探幽，调查研究。在此，不揣浅陋，冒昧地就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以求和同行们共勉。
一、罗婺及其含义
罗婺是对古代生活在滇池北面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和溪流岸边，并且以今天武定县和禄劝县的结合部大黑山为中心的一个族群的称谓。
“罗婺”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据《新唐书·两爨蛮传》载：“爨蛮之西，有徙莫只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郎州当为今天的曲靖市。又根据云南大学已故教授方国瑜的考证，“疑俭望蛮之俭为捡字之误，读为俭，即罗婺之异写”，俭望就是罗婺，傍州在牟定，望州在广通，览州在楚雄，丘州在南华，求州在今天的武定、禄劝一带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也有的专家称“丘州疑因土长在幸丘山而名，当在禄劝、武定境。求州当为武定”又据《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永徽初年，唐王朝派大将军赵孝祖，由郎州出发，经求州去讨伐“白水蛮”（居住在今天的元谋、大姚一带的一个部落）时，“至罗仵侯山，其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菁口，孝祖大破之”。“罗仵”与“罗婺”音同字异，是为同一。“罗仵侯山”就是今天的武定县发窝大黑山。《中国历史地理图册》也说：罗仵侯山，在武定境。
《元史·地理志》也载：“武定路，昔卢鹿等蛮居之，至段氏，使乌蛮阿治纳夷昵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龙。其裔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后来明朝的天启《滇志》卷三十也说：“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依山阻谷皆是。”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曲靖府》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同书同卷武定府禄劝州风俗说：“州多罗罗，即黑寸（爨），亦名罗婺。”清乾隆《农部琐录》卷十二也说：“罗婺，一称罗武，又称罗午……按此即乌蛮也，在本处谓黑罗罗，徙他处为罗婺。盖罗婺者，乌蛮之远祖，居禄劝幸邱山，故其种因以为名。”罗婺又作罗武，“罗武，本为罗婺寨，在今幸邱山”见《武定凤氏本末》。“幸邱山……峰顶可容数万家，昔为罗婺寨，天生者险，兵不易破”康熙《禄劝州志》卷二。
其他地区如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鲁屋倮罗，服饰大类黑倮……独临安鲁郭村有之。”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载：“鲁屋倮罗，各土官土舍之官奴寨民。”雍正《师宗州志》卷下说：“罗武倮倮，无姓氏，服饰婚丧与黑倮倮同。”道光《云南通志》也说：“鲁兀，耐劳苦，广西州属有之。”今天的双柏、南涧、景东等地方仍然有彝族罗武支系分布，南华县还有罗武庄乡。
杨和森也从武定彝语入手，撰文指出：“彝语所称武定为罗和老，当系罗婺之意，甸、定、德为居住地、坝子、坪子、平地等，武定即是罗婺部所居住的地方或罗婺部所居住的坝子，而汉称武定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之后才出现的。它既体现了统治者的武功，也表达了地方安定的文治。所以，武定这一地名，彝称罗（武）甸和汉称（罗）武定（甸）从语言到词义都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杨和森著：《简述凤氏土司的历史沿革及武定一名的由来》。《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也说：“武即婺之转音也。”
同时，我们根据现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原慕连（万德）土司那氏祖传藏书《罗婺婚亲史》的记载可知，“罗婺”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父亲叫格祖，为居住在今天的武定县大黑山和禄劝县云龙一带的氏族首领，罗婺接位后，“治内攻外”，势力不断增强，“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而成为大酋。他的子孙为了弘扬祖名，震慑周围其他各部落，逐渐将祖名“罗婺”演变成为部落名，这就是“罗婺部”，“这种以祖先名字作为部落称号的情形，无疑沿袭古代羌人‘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的特点”。根据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推算，部落酋长罗婺至汉文文献史籍可查的阿而已经历了二十代见《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中的“罗婺姻亲史”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所以，最初被称为“俭望”、“罗仵”和后来的“罗婺”、“罗武”、“罗午”、“罗舞”、“罗羽”、“劳羽”、“卢鹿”、“鲁屋”、“鲁兀”等都是同一彝语的不同汉语注音翻译。它最初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逐渐演变为部落族群的名字，在不同的史籍中有时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泛指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族群。而出现在其他地区的自称或他称为罗武、鲁兀等的群落都是从罗婺地区迁徙去的罗婺民族。
二、罗婺文化的源流
罗婺作为氐羌民族的一支，其民族文化渊源不仅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的氐羌，而且可以追及更遥远的祖先——孕育古代氐羌族群的位于我国西北广大高原地区的许多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祖先。但是，罗婺部作为氐羌族群的一支“小分队”入主滇北，并在其山间坝子和溪流岸边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这种情况表明，罗婺人在建立自己的社会时，就出自一定的有组织的行动。虽然“六祖分支，迁入滇北”的传说具有神话色彩，但它却反映了这一行动的历史特色，而表述罗婺文化的渊源则更多应该从最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谈起。
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元谋坝子就已经生活着“元谋人”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他们不仅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且还学会了用火。“元谋人”的发现将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八十万年，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
到了新石器时代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很多的村落群，元谋大墩子古文化遗址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使用石器、陶器、骨器和角器，种植有水稻，并还在遗址不远处发现了同一时期的石棺墓。作为孕育罗婺文化的更广阔的金沙江南岸及其支流岸边和周围星罗棋布的山间坝子，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从在己衣新民、田心鲁期和东坡所所卡等地出土的众多磨制石斧和大量陶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看，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地区就已经广泛生活着人类，开始了比较原始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原始高原农业文明。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不间断的氐羌文化的南侵，罗婺文化作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青铜工业应运而生。近三十年来，武定县文物管理部门先后在东坡的所所卡和踏南务、田心的老把、高桥的七棵树等地出土了部分两千多年前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等文物。虽然，这些器物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征，但从同一时期的墓葬形式即大量的石棺墓和陶罐等看，其同时也拥有浓郁的氐羌文化特征。从而使罗婺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复合型文化现象的典型特性，并在滇文化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又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理灭爨以后，罗婺部通过进一步融合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其他民族，在中原处于封建割据的大动荡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罗婺部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号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云南又一个强势地方政权，其部落酋长阿而受封为罗婺部长，并且长期统治着云南北部，比同时期云南任何一个地方政权集团势力存在得更为长久。元朝初年还一度将其势力范围扩充到今天的东川、会泽、巧家，甚至是贵州西部的普安、盘县等地，成为当时势力最为强盛的云南地方土官之一。
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所实行制兵屯旅和设置卫所以及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后，罗婺民族大部分退居山区，有的甚至外迁到双柏、易门、景东、南涧、文山等地和更远的地方。但是，绝大部分仍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并分散在各地山区，以土司、土舍、土目的形式统治着罗婺故地的大部分地方，继承和弘扬着先民们独创的罗婺文化，为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很多难能可贵的活材料，是我们今天得以谈论罗婺文化的最有力的基石，他们就是今天分布在武定禄劝一带的彝族群众。
三、罗婺文化的形成
罗婺部兴起以前和罗婺部建立之初的罗婺民族文化活动我们知道的不多，这不仅是因为各种古代文献对他们的记载很少，而且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数据和地上的文化遗址遗迹也相当零碎，因此，要系统地了解和阐述也就相当困难。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仅仅只是罗婺故地历史上最初的居民是髳和濮，后来又长期处于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各种文化圈的结合部，成为氐羌文化、滇文化和爨文化的组成部分，再后来又传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这样，尽管情况有些模糊，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罗婺地区主要是在氐羌族群的迁入和影响下开始自己的文化史的，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形式独特，文化结构复杂，文化风格兼容性相当强，是历史上氐羌文化的一个分支。
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很多的村落群，并且各个村落之间只有自然的联系，但互不统属，村社内部以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为最小单位进行生产生活，土地实现公有私耕。但是，这时已有部分强大的部落（村落）不时向外掠夺财富和人口，并已有公共墓地，具备宗教理念等文化观念，但从墓中的随葬品看，当时还没有贫富差距，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居民就是古文献上所说的“髳濮初地”和“靡莫之属”等。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南下的氐羌族群的大量迁入，村落不断扩展，甚至还建立了很多新的村落群，并基本遍布整个高原坝子和金沙江支流岸边，居民也就随着新迁入人群以及历史社会的发展而被称为“昆明诸种”中的“滇”、“僰”、“夷”、“叟”和后来的“爨”、“蛮”等，就是到了明代，仍有史籍称罗婺民族为“叟”和“叟耄”。而作为罗婺民族自称的最早记录则是在魏晋时期，叫做“本东爨之裔”，属于爨蛮的一部分。清代编写的《云南通志稿》描述爨人的特征时，写道：“男子椎髻”、“披牛羊皮”，死后“焚葬其骨于山”等，并“述其种类有罗婺、撒弥、撒完、鲁屋和黑白猡猡等”，这与《彝族简史》上描述唐宋及以前的彝族先民为“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椎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一致。《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汉书·西南夷列传》作‘椎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罗婺从髳、濮以后就已经深深地印有氐羌民族的特征，并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是氐羌民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后到公元5世纪的五百多年间，是罗婺文化形成的最后阶段，它已由萌芽走向成熟。这个时期，罗婺部迅速崛起，并逐个战胜强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成为滇北霸主。同时，其文化的形成也和它崛起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历史发展相互吻合，这个时期是罗婺文化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当时，罗婺部不仅自己的政治体制完备，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而且还统辖周围各小部落，部落酋长身兼多职，其中之一就是从事祭祀和文化工作，叫做“鬼主”。《新唐书·南蛮传》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此复仇云。”并且，“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亦有小鬼主”。晋人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上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耄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夷经”就是彝文论著，说明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彝文了。
在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也分别从西边的大理和北边的四川传入罗婺地区。随着罗婺部参与征讨大义宁国（大理国建立前存在仅八年的大理地方政权），并率领官兵亲临大理地区以后，受到大理地区浓厚的佛教文化的熏染，再加上崇尚佛教的大理国的大力扶持，罗婺民众已有部分佛教信徒，佛教开始传入并立足于武定。今天屹立于武定县和禄劝县交界的三台山上的“大圣摩可迦罗大黑天神”和“大圣北方多闻天王”石像，武定地区的民众俗称为“石大人”，根据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的考证，具有盛唐时代的风格，为唐代南诏后期的作品，这就说明早在唐代，佛教就已经传入罗婺地区。到了1311年，四川和尚朝宗云游来到武定坝子，也就有了罗婺众多信徒的支持，朝宗在狮子山上初建净土庵和文殊阁、维摩阁。不久，朝宗返回四川后，印度高僧提纳薄陀（法号指空）又从四川来到武定，在罗婺众多信徒的支持下，着手建造寺宇，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建成罗婺地区最大的一座寺庙——正续禅寺。这样，佛教文化也就在“蛮夷之地”的罗婺故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明清时期为罗婺文化的鼎盛时期。当时不仅土官、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随着中原大批汉族的迁入，各种文化也随之大量进入武定地区，彝文和汉文是流行的书面交际工具，官府和富豪等到处创办书院、义馆、义学等，招收各族子弟读诗书，传播知识文化，并为书院义馆等广置田产，最多的书院年收租谷近千石，少的也有百十石。另外，广大彝区土舍也广建书舍，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贡生那德洪在金沙江边的万德村建立书舍，聘师爷教授《四书》、《五经》，彝民子弟既学彝文也学汉文。这时的部落酋长已经不再做祭祀工作，其身边已有专门从事祭祀和文化工作的人，叫做“毕摩”，他们不仅讲经说史，教授彝文，还书写和篆刻了大量的彝文典籍和彝文金石铭刻，为今天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留下了大批珍贵的资料，也成了罗婺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广布故土南北，据不完全统计，仅现在的武定县境内当时先后建造的寺宇庙坛就有四十多座，极大地丰富了罗婺地区的文化内涵。
晚清及其以后，随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罗婺文化更加表现得丰富多彩，逐步形成今天的格局和现状。
四、罗婺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云南，人类社会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有了人就有了人类历史，也就有了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从此开始。
通观云南历史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范围之内，产生和形成过形式多种多样、影响或大或小、时间或长或短、内容和承接或迥异或相似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型。例如：最早的元谋人文化，后来的滇文化、爨文化、南诏文化以及近现代的大理文化、丽江文化等，无不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文化产生地的人们引以为豪并且发扬光大的东西。
然而，人们不曾注意到，在滇中高原偏北的武定、禄劝一带，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这里生产、生活和繁衍，并长期处于相对独立但又没有完全独立的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同时，这里作为历史上的云南中部和交通要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的熏染，甚至是包容，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和魅力并兼容各个时期的文化内容的罗婺文化。但是，罗婺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一方面，由于始终贯穿在整个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不像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其昙花一现的闪亮中，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多方炒作；另一方面，罗婺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以云南中部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出现，但又因为都不是处于核心区域位置而显现出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而被忽略。同时，罗婺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还较早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其他文化的影响，成为人们认为比较普通的地方文化。因此，罗婺文化在云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挖掘，更不要奢谈发扬光大。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罗婺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无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独特的发展方向和奇异的风格魅力。能自我完善并相容各个时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的优点而自成体系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保护它，挖掘它，研究它，弘扬它，是今天我们继承罗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发展民族经济的最佳切合点。
第一，罗婺地区因为海陆变迁和历史上的地质结构变化以及气候环境的突变等因素，产生和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系列化石，它们分别被学术界命名为武定虫、武定鱼、武定龙，并且都是古生物进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科研价值高，科普及趣味性较强，是古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第二，罗婺文化的发祥地为滇池北面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及其江河的支流岸边，是目前可知的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是元谋人化石的出土地，仅在武定县境内就发现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部分石棺墓，出土了石斧和铜锄、铜剑、铜斧等一批文物。现在对这些文化遗址和文物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为罗婺地区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三，罗婺故地东邻曲靖，南接滇池，西连大理，北通巴蜀，是古代夜郎、滇、南诏及大理文化和巴蜀文化结合部和交错杂处之地，历史以来又是祖国内地和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从元代及其以后，随着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元朝在武定的驻军是全省所有驻军的五分之一还强，从而被历朝历代美喻为“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东川”，“滇西锁钥”，“滇北重镇”等。所以，罗婺文化对研究中原和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罗婺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就是罗婺民族，而罗婺民族为源源不断的南下的氐羌族群不断地融合罗婺地区的土著居民而成，是今天武定、禄劝等地彝族的直接祖先。应该这样说，罗婺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类型，而彝族文化自然也应该包含着罗婺文化。就武定彝族历史文化研究这个问题，何耀华先生说：“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么，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对罗婺史籍的遗存，彝族学者白显云说：“仅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彝文藏书有百分之二十二来自四川、贵州、广西和云南的巧家、新平、永胜等县。而百分之七十八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禄劝两县。”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领导小组编写的《彝文正异字比较读本》前言部分。1936年，丁文江的《爨文丛刊》问世，书中收录了十一部经典，其中就有《武定罗婺夷（彝）占吉凶书》。由此可见，罗婺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此，无论是探讨云南众多文化类型的历史发展过程或是在研究彝族历史的发展上，罗婺文化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罗婺文化是云南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一，是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的深山闺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挖掘和弘扬罗婺优秀的文化传统，把握时代脉搏，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机构中走出来，揭开罗婺文化的面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狭义的罗婺文化是指历史上曾经活跃在武定、禄劝等县的罗婺部落在形成、发展和衰落的整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学、哲学、文字、美术、音乐、宗教以及科技、教育等与政治、经济相对而言的文化形态。
广义的罗婺文化是指有史以来在武定地区和禄劝县的部分地区以及周边区域内的以罗婺民族（彝族先民）为主的人们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诸如政治上的典章制度，经济上的生产、交换，生活上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信息表达等。
深义的罗婺文化则是指在狭义文化中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是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升华，得出一种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的东西，亦是罗婺文化最本质或最具特征的东西。
罗婺文化跟其他文化类型和现象一样，都有其特定的内涵和特质。但是罗婺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域文化，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彝族历史文化研究和罗婺故地当代居民的民风、民俗、民情等的研究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因此，它又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文化。它不仅在国内外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更突出的是对罗婺后裔在新世纪、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扬弃和传承优秀的历史文化，实现其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深远的、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为了使人们对“罗婺文化”有一个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使之能够获得与其实际价值相对应的足够重视，并进而得到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为罗婺故地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笔者多年来查阅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立足考古材料，尊重现实材料，多次沿着先民们留下的足迹，寻古探幽，调查研究。在此，不揣浅陋，冒昧地就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以求和同行们共勉。
一、罗婺及其含义
罗婺是对古代生活在滇池北面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和溪流岸边，并且以今天武定县和禄劝县的结合部大黑山为中心的一个族群的称谓。
“罗婺”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据《新唐书·两爨蛮传》载：“爨蛮之西，有徙莫只蛮，俭望蛮，贞观二十三年内属，以其地为傍、望、览、丘、求五州，隶郎州都督府。”郎州当为今天的曲靖市。又根据云南大学已故教授方国瑜的考证，“疑俭望蛮之俭为捡字之误，读为俭，即罗婺之异写”，俭望就是罗婺，傍州在牟定，望州在广通，览州在楚雄，丘州在南华，求州在今天的武定、禄劝一带方国瑜著：《彝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也有的专家称“丘州疑因土长在幸丘山而名，当在禄劝、武定境。求州当为武定”又据《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永徽初年，唐王朝派大将军赵孝祖，由郎州出发，经求州去讨伐“白水蛮”（居住在今天的元谋、大姚一带的一个部落）时，“至罗仵侯山，其酋秃磨蒲与大鬼主都干以众塞菁口，孝祖大破之”。“罗仵”与“罗婺”音同字异，是为同一。“罗仵侯山”就是今天的武定县发窝大黑山。《中国历史地理图册》也说：罗仵侯山，在武定境。
《元史·地理志》也载：“武定路，昔卢鹿等蛮居之，至段氏，使乌蛮阿治纳夷昵共龙城于共甸，又筑城名曰易龙。其裔孙法瓦浸盛，以其远祖罗婺为部名。”后来明朝的天启《滇志》卷三十也说：“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依山阻谷皆是。”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二《曲靖府》说：“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同书同卷武定府禄劝州风俗说：“州多罗罗，即黑寸（爨），亦名罗婺。”清乾隆《农部琐录》卷十二也说：“罗婺，一称罗武，又称罗午……按此即乌蛮也，在本处谓黑罗罗，徙他处为罗婺。盖罗婺者，乌蛮之远祖，居禄劝幸邱山，故其种因以为名。”罗婺又作罗武，“罗武，本为罗婺寨，在今幸邱山”见《武定凤氏本末》。“幸邱山……峰顶可容数万家，昔为罗婺寨，天生者险，兵不易破”康熙《禄劝州志》卷二。
其他地区如天启《滇志》卷三十记载：“鲁屋倮罗，服饰大类黑倮……独临安鲁郭村有之。”康熙《广西府志》卷十一载：“鲁屋倮罗，各土官土舍之官奴寨民。”雍正《师宗州志》卷下说：“罗武倮倮，无姓氏，服饰婚丧与黑倮倮同。”道光《云南通志》也说：“鲁兀，耐劳苦，广西州属有之。”今天的双柏、南涧、景东等地方仍然有彝族罗武支系分布，南华县还有罗武庄乡。
杨和森也从武定彝语入手，撰文指出：“彝语所称武定为罗和老，当系罗婺之意，甸、定、德为居住地、坝子、坪子、平地等，武定即是罗婺部所居住的地方或罗婺部所居住的坝子，而汉称武定是元世祖忽必烈平定云南之后才出现的。它既体现了统治者的武功，也表达了地方安定的文治。所以，武定这一地名，彝称罗（武）甸和汉称（罗）武定（甸）从语言到词义都是一致的，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杨和森著：《简述凤氏土司的历史沿革及武定一名的由来》。《新纂云南通志·土司考》也说：“武即婺之转音也。”
同时，我们根据现在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原慕连（万德）土司那氏祖传藏书《罗婺婚亲史》的记载可知，“罗婺”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父亲叫格祖，为居住在今天的武定县大黑山和禄劝县云龙一带的氏族首领，罗婺接位后，“治内攻外”，势力不断增强，“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而成为大酋。他的子孙为了弘扬祖名，震慑周围其他各部落，逐渐将祖名“罗婺”演变成为部落名，这就是“罗婺部”，“这种以祖先名字作为部落称号的情形，无疑沿袭古代羌人‘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的特点”。根据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推算，部落酋长罗婺至汉文文献史籍可查的阿而已经历了二十代见《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中的“罗婺姻亲史”译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所以，最初被称为“俭望”、“罗仵”和后来的“罗婺”、“罗武”、“罗午”、“罗舞”、“罗羽”、“劳羽”、“卢鹿”、“鲁屋”、“鲁兀”等都是同一彝语的不同汉语注音翻译。它最初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逐渐演变为部落族群的名字，在不同的史籍中有时是以地名的形式出现，更多的则是泛指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族群。而出现在其他地区的自称或他称为罗武、鲁兀等的群落都是从罗婺地区迁徙去的罗婺民族。
二、罗婺文化的源流
罗婺作为氐羌民族的一支，其民族文化渊源不仅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的氐羌，而且可以追及更遥远的祖先——孕育古代氐羌族群的位于我国西北广大高原地区的许多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祖先。但是，罗婺部作为氐羌族群的一支“小分队”入主滇北，并在其山间坝子和溪流岸边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这种情况表明，罗婺人在建立自己的社会时，就出自一定的有组织的行动。虽然“六祖分支，迁入滇北”的传说具有神话色彩，但它却反映了这一行动的历史特色，而表述罗婺文化的渊源则更多应该从最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居民谈起。
早在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元谋坝子就已经生活着“元谋人”了。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直立人，他们不仅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而且还学会了用火。“元谋人”的发现将人类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八十万年，从而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
到了新石器时代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很多的村落群，元谋大墩子古文化遗址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使用石器、陶器、骨器和角器，种植有水稻，并还在遗址不远处发现了同一时期的石棺墓。作为孕育罗婺文化的更广阔的金沙江南岸及其支流岸边和周围星罗棋布的山间坝子，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从在己衣新民、田心鲁期和东坡所所卡等地出土的众多磨制石斧和大量陶罐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看，早在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这一带地区就已经广泛生活着人类，开始了比较原始的农业生产，出现了原始高原农业文明。
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不间断的氐羌文化的南侵，罗婺文化作为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青铜工业应运而生。近三十年来，武定县文物管理部门先后在东坡的所所卡和踏南务、田心的老把、高桥的七棵树等地出土了部分两千多年前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等文物。虽然，这些器物具有明显的滇文化特征，但从同一时期的墓葬形式即大量的石棺墓和陶罐等看，其同时也拥有浓郁的氐羌文化特征。从而使罗婺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复合型文化现象的典型特性，并在滇文化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又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大理灭爨以后，罗婺部通过进一步融合源源不断南下的氐羌族群和其他民族，在中原处于封建割据的大动荡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达到了最辉煌的时期。罗婺部落成为当时仅次于大理段氏政权的号称“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云南又一个强势地方政权，其部落酋长阿而受封为罗婺部长，并且长期统治着云南北部，比同时期云南任何一个地方政权集团势力存在得更为长久。元朝初年还一度将其势力范围扩充到今天的东川、会泽、巧家，甚至是贵州西部的普安、盘县等地，成为当时势力最为强盛的云南地方土官之一。
明清时期，由于大量汉族人口的迁入，特别是封建统治者所实行制兵屯旅和设置卫所以及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后，罗婺民族大部分退居山区，有的甚至外迁到双柏、易门、景东、南涧、文山等地和更远的地方。但是，绝大部分仍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并分散在各地山区，以土司、土舍、土目的形式统治着罗婺故地的大部分地方，继承和弘扬着先民们独创的罗婺文化，为今天我们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很多难能可贵的活材料，是我们今天得以谈论罗婺文化的最有力的基石，他们就是今天分布在武定禄劝一带的彝族群众。
三、罗婺文化的形成
罗婺部兴起以前和罗婺部建立之初的罗婺民族文化活动我们知道的不多，这不仅是因为各种古代文献对他们的记载很少，而且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数据和地上的文化遗址遗迹也相当零碎，因此，要系统地了解和阐述也就相当困难。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仅仅只是罗婺故地历史上最初的居民是髳和濮，后来又长期处于氐羌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各种文化圈的结合部，成为氐羌文化、滇文化和爨文化的组成部分，再后来又传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这样，尽管情况有些模糊，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罗婺地区主要是在氐羌族群的迁入和影响下开始自己的文化史的，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形式独特，文化结构复杂，文化风格兼容性相当强，是历史上氐羌文化的一个分支。
早在两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很多的村落群，并且各个村落之间只有自然的联系，但互不统属，村社内部以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为最小单位进行生产生活，土地实现公有私耕。但是，这时已有部分强大的部落（村落）不时向外掠夺财富和人口，并已有公共墓地，具备宗教理念等文化观念，但从墓中的随葬品看，当时还没有贫富差距，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阶段，居民就是古文献上所说的“髳濮初地”和“靡莫之属”等。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南下的氐羌族群的大量迁入，村落不断扩展，甚至还建立了很多新的村落群，并基本遍布整个高原坝子和金沙江支流岸边，居民也就随着新迁入人群以及历史社会的发展而被称为“昆明诸种”中的“滇”、“僰”、“夷”、“叟”和后来的“爨”、“蛮”等，就是到了明代，仍有史籍称罗婺民族为“叟”和“叟耄”。而作为罗婺民族自称的最早记录则是在魏晋时期，叫做“本东爨之裔”，属于爨蛮的一部分。清代编写的《云南通志稿》描述爨人的特征时，写道：“男子椎髻”、“披牛羊皮”，死后“焚葬其骨于山”等，并“述其种类有罗婺、撒弥、撒完、鲁屋和黑白猡猡等”，这与《彝族简史》上描述唐宋及以前的彝族先民为“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椎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一致。《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汉书·西南夷列传》作‘椎结’）、耕田、有邑聚。”这说明罗婺从髳、濮以后就已经深深地印有氐羌民族的特征，并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是氐羌民族的一部分。
公元前后到公元5世纪的五百多年间，是罗婺文化形成的最后阶段，它已由萌芽走向成熟。这个时期，罗婺部迅速崛起，并逐个战胜强敌，“并吞诸蛮聚落三十余处”，成为滇北霸主。同时，其文化的形成也和它崛起为“雄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历史发展相互吻合，这个时期是罗婺文化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当时，罗婺部不仅自己的政治体制完备，经济繁荣，社会发展，而且还统辖周围各小部落，部落酋长身兼多职，其中之一就是从事祭祀和文化工作，叫做“鬼主”。《新唐书·南蛮传》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因此复仇云。”并且，“大部落有大鬼主，小部落亦有小鬼主”。晋人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上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耄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夷经”就是彝文论著，说明在当时已经普遍使用彝文了。
在这一时期，佛教文化也分别从西边的大理和北边的四川传入罗婺地区。随着罗婺部参与征讨大义宁国（大理国建立前存在仅八年的大理地方政权），并率领官兵亲临大理地区以后，受到大理地区浓厚的佛教文化的熏染，再加上崇尚佛教的大理国的大力扶持，罗婺民众已有部分佛教信徒，佛教开始传入并立足于武定。今天屹立于武定县和禄劝县交界的三台山上的“大圣摩可迦罗大黑天神”和“大圣北方多闻天王”石像，武定地区的民众俗称为“石大人”，根据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的考证，具有盛唐时代的风格，为唐代南诏后期的作品，这就说明早在唐代，佛教就已经传入罗婺地区。到了1311年，四川和尚朝宗云游来到武定坝子，也就有了罗婺众多信徒的支持，朝宗在狮子山上初建净土庵和文殊阁、维摩阁。不久，朝宗返回四川后，印度高僧提纳薄陀（法号指空）又从四川来到武定，在罗婺众多信徒的支持下，着手建造寺宇，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建成罗婺地区最大的一座寺庙——正续禅寺。这样，佛教文化也就在“蛮夷之地”的罗婺故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明清时期为罗婺文化的鼎盛时期。当时不仅土官、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各种文化都比较发达，而且随着中原大批汉族的迁入，各种文化也随之大量进入武定地区，彝文和汉文是流行的书面交际工具，官府和富豪等到处创办书院、义馆、义学等，招收各族子弟读诗书，传播知识文化，并为书院义馆等广置田产，最多的书院年收租谷近千石，少的也有百十石。另外，广大彝区土舍也广建书舍，例如：乾隆元年（1736年），贡生那德洪在金沙江边的万德村建立书舍，聘师爷教授《四书》、《五经》，彝民子弟既学彝文也学汉文。这时的部落酋长已经不再做祭祀工作，其身边已有专门从事祭祀和文化工作的人，叫做“毕摩”，他们不仅讲经说史，教授彝文，还书写和篆刻了大量的彝文典籍和彝文金石铭刻，为今天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留下了大批珍贵的资料，也成了罗婺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也广布故土南北，据不完全统计，仅现在的武定县境内当时先后建造的寺宇庙坛就有四十多座，极大地丰富了罗婺地区的文化内涵。
晚清及其以后，随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罗婺文化更加表现得丰富多彩，逐步形成今天的格局和现状。
四、罗婺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云南，人类社会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十万年以前的元谋猿人。有了人就有了人类历史，也就有了人类文明，人类文化从此开始。
通观云南历史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范围之内，产生和形成过形式多种多样、影响或大或小、时间或长或短、内容和承接或迥异或相似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类型。例如：最早的元谋人文化，后来的滇文化、爨文化、南诏文化以及近现代的大理文化、丽江文化等，无不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文化产生地的人们引以为豪并且发扬光大的东西。
然而，人们不曾注意到，在滇中高原偏北的武定、禄劝一带，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这里生产、生活和繁衍，并长期处于相对独立但又没有完全独立的各个时期、各种文化的边缘地带。同时，这里作为历史上的云南中部和交通要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的熏染，甚至是包容，从而形成了有自己独特风格和魅力并兼容各个时期的文化内容的罗婺文化。但是，罗婺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一方面，由于始终贯穿在整个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不像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从其昙花一现的闪亮中，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多方炒作；另一方面，罗婺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以云南中部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出现，但又因为都不是处于核心区域位置而显现出最主要的文化特征而被忽略。同时，罗婺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且还较早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其他文化的影响，成为人们认为比较普通的地方文化。因此，罗婺文化在云南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挖掘，更不要奢谈发扬光大。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罗婺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无论在古代、近代和现代都有其顽强的生命力、独特的发展方向和奇异的风格魅力。能自我完善并相容各个时期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的优点而自成体系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保护它，挖掘它，研究它，弘扬它，是今天我们继承罗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发展民族经济的最佳切合点。
第一，罗婺地区因为海陆变迁和历史上的地质结构变化以及气候环境的突变等因素，产生和出土了大量的古生物系列化石，它们分别被学术界命名为武定虫、武定鱼、武定龙，并且都是古生物进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科研价值高，科普及趣味性较强，是古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第二，罗婺文化的发祥地为滇池北面到金沙江南岸的山间坝子及其江河的支流岸边，是目前可知的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是元谋人化石的出土地，仅在武定县境内就发现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部分石棺墓，出土了石斧和铜锄、铜剑、铜斧等一批文物。现在对这些文化遗址和文物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为罗婺地区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第三，罗婺故地东邻曲靖，南接滇池，西连大理，北通巴蜀，是古代夜郎、滇、南诏及大理文化和巴蜀文化结合部和交错杂处之地，历史以来又是祖国内地和云南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从元代及其以后，随着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战略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元朝在武定的驻军是全省所有驻军的五分之一还强，从而被历朝历代美喻为“省会之藩篱，滇西之右臂”，“滇之北藩，通巴蜀而控东川”，“滇西锁钥”，“滇北重镇”等。所以，罗婺文化对研究中原和西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罗婺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就是罗婺民族，而罗婺民族为源源不断的南下的氐羌族群不断地融合罗婺地区的土著居民而成，是今天武定、禄劝等地彝族的直接祖先。应该这样说，罗婺文化是彝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类型，而彝族文化自然也应该包含着罗婺文化。就武定彝族历史文化研究这个问题，何耀华先生说：“在彝族历史的研究上，四川大、小凉山的彝族、贵州水西的彝族、云南武定地区的彝族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四川大小凉山和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研究，过去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那么，对武定地区彝族的研究则还很不够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对罗婺史籍的遗存，彝族学者白显云说：“仅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彝文藏书有百分之二十二来自四川、贵州、广西和云南的巧家、新平、永胜等县。而百分之七十八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武定、禄劝两县。”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领导小组编写的《彝文正异字比较读本》前言部分。1936年，丁文江的《爨文丛刊》问世，书中收录了十一部经典，其中就有《武定罗婺夷（彝）占吉凶书》。由此可见，罗婺文化作为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因此，无论是探讨云南众多文化类型的历史发展过程或是在研究彝族历史的发展上，罗婺文化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罗婺文化是云南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之一，是还没有被人们完全认识的深山闺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挖掘和弘扬罗婺优秀的文化传统，把握时代脉搏，从历史文化的深层机构中走出来，揭开罗婺文化的面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