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与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述评
摘要：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形成背景，军国主义复活表现，分析了武士道精神。对二战后日本拒不认罪、拒不反省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日本政界战争观的危害性。
关键词：军国主义武士道战争责任战争观反省
时至今日，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60多年，世界各国都在倡导和平与发展，声讨和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列岛却不断传来不和谐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社会仍然顽固地坚持“大东亚战争”的立场，不能像德国那样，老老实实地反省，诚诚恳恳地道歉，认认真真地解决遗留问题。相反，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复活，不断进行为历史翻案的活动，修改历史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立即宣称在任上要做四件大事，一是修改宪法；二是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三是制定《有事法制》；四是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任职以来年年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倒退。特别是2005年日本推出了文部省审定的扶桑社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修订本，把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有关史实全部从正文中删除，在教科书中找不到一点日军的暴行，从而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抗议。由此可见，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乃至日本同亚洲各国关系的一大障碍，这一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从日本军国主义所走的道路和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得到一些启示。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军国主义”不是指国家权力本身，而是一种制度，一种历史观。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军事组织掌握着国家的很大权力，对内进行军事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最终称霸世界。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国家。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的间隔水域最窄距离为115海里。近代以前，孤立的地理环境发挥着天然的“护城河”作用。这使得古代日本没有必要建立庞大的国家军队抵御外患。长期的安全环境，使日本人民尽情地吸收中华儒家文明的养分，随心所欲地加以选择和创新，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日本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岛国的现实，使日本既害怕孤立又要学会努力克服孤立，养成了对外部世界文化敏感的忧患意识。日本封建社会介于东西方社会之间。在思想文化上主要以儒家、佛教、神道思想为正统。日本政治结构为二元体制，即有以天皇为象征，实权掌握在以幕府为代表的大贵族手中的中央集权；也有以“藩”为形式的地方分权。为防止地方割据，实行地方首领将长子送往京都作为人质的“参觐制度”，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与西方相似的庄园领主制度。从外交上看，日本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社会结构上看，日本实行以家族本位为主体的长子继承制，盛行养子制度，而中国盛行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诸子平分制。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结构都以士农工商为排列顺序，不过“士”的含义不同。中国讲究以文取士，科举致仕的文官制度，而日本以武士为谋士，重视开拓疆土，对主人忠诚，以珍惜武士道精神为荣耀。
公元9世纪以后，日本封建庄园制度确立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贵族势力开始膨胀。庄园主为了不断扩张领地，常常把本庄园内的一部分庄民派到别人的领地上去开垦、耕种、建立新庄园。而被侵占的领主自然会全力抵抗，捍卫自己的利益，于是武力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武士因战争需要而产生。他们以战争为职业，以刀剑作为谋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术剑术等搏杀能力作为谋生资本，以征战杀伐作为谋求财富和权力的基本途径，以战场上的建功立业为价值目标。武士的本意为“受主人使唤的仆人”。武士把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做一个忠臣作为最高理想。武士阶层崛起，并很快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中的职业军人。
公元1192年，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政权。武士阶级掌权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日本从此进入长达700多年的军人执政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军人政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日本文明也由此深深地烙上了武士特征的印记，并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武士”道为武士们确立了以武立国，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指导思想，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思想根源和战争工具。“武士道”，从字义上讲，是指武士在职业上和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即武士的训条。它不仅是武士们的道德规范，也是大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创造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核心资源，它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忠于主君。强调主仆关系中的所谓“忠节”。第二，武勇。强调要尚武，以战死为荣。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把它看成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第四，强化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第五，强调“礼仪”。武士要崇尚廉耻。武士道精神的内涵是吸收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而形成的。它表现的价值理论层面主要是忠义观念、家国意识、天下意识和社会整合观念。武士道精神是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巨大破坏力的一把钥匙。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主从关系发生了变化，由武士效忠其主人变为效忠天皇，由原先鼓吹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武士道精神，又增加了狭隘的复仇主义，特别是“全死节”的思想。武士道精神不断演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对内进行野蛮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受总统之命，率“密西西比号”等四艘军舰组成远征日本分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幕府同美国缔结通商条约，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2月，培理又率七艘军舰驶抵日本，以武力迫使幕府谈判，最终日美双方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面对外国入侵，如何摆脱危机，加剧了幕府与“朝廷”的矛盾，统治阵营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表面化。强藩诸侯日益拥护天皇，日本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中心，13年后演变为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明治维新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通过变革，使日本走上了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未被欧洲殖民化，却在亚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使幕府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沉重打击了幕府的统治，为倒幕派武士推翻幕府的军事和政治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二，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推翻封建制度的新兴力量。这些武士集团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不仅得到新兴地主、资产阶级和士兵的支持，还组成了以萨摩、长州等四个州为核心的反幕同盟，在当时日本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历史的进步作用。第三，倒幕维新派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手段和策略，他们充分利用中央政权相对软弱的条件，打着“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采用了用武力推翻幕府，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第四，在文化上，日本具有向外国学习的强烈意识和传统，从实际出发，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化，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兰学”运动，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分吸收了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的营养成分，形成了具有几十万人的精英集团，真正发挥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优势。第五，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当时日本的地理位置处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欧洲殖民主义者“远交近攻”的最远位置。殖民主义者把侵略重点指向中国，无暇顾及日本，相对边缘化的日本抓住时机，在较短时间内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很快缩短了与西方差距，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
明治维新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运动。幕府被推翻后，日本形成了三派政治力量。一派是激进派，形成自由党，主张主权在民，制定宪法，走法国式共和道路。另一派是渐进派，形成立宪党，主张自由民权，渐进改革，走英国立宪道路。第三派是保守派，属于藩阀政治，形成帝政党，拥护天皇，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走德国式道路。由于西化过激引发各种矛盾，天皇发布命令以儒教为大政指导方针。三派较量结果，帝政党当权，抄袭德国宪法，至此，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实行过程中，强兵成为首要目标。1871年，明治政府改组兵部省，设陆海军部，实行征兵制，建立常备军。1878年，又设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部，标志日本开始迈进军国主义道路。第一是加快扩军备战步伐。1893年，其常备役、预备役、后备役总兵力达21万人，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41%。第二是在外交上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政策，着手推行入侵朝鲜，进占满蒙，霸占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第三，在经济政策上，军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本与日本军国主义相结合。通过对外侵略战争，如1894年进行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进行日俄战争，得到大量战争赔款，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扩大了原料市场。第四，在政治上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通过各种途径，对全体人民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全体国民头脑，将神道和儒教奉为国家正宗，把封建忠君爱国定为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
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军事统帅权独立，不受内阁约束。首先设参谋本部作为最高军令机关，直属天皇。其次是陆军和海军独立。陆军最高统帅称陆相，海军最高统帅称海相，他们可以直接单独面见天皇，称之为“帷幄上奏”。日本内阁得不到军部支持，一事无成，随时可能倒台。二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把勒索战争赔款作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明治维新以来，共发动了十次侵略战争，越陷越深。（1）1874年，远征台湾。（2）1894～1895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3）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战争，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4）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5）1914～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占领中国山东胶州湾，对德国宣战。（6）1918年～1925年，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十月革命。（7）1927～1928年三次出兵中国山东，阻挠中国北伐战争。（8）1931年出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9）1937～1945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0）1941～1945年发动太平洋战争。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军事统治地位正式确立。广田内阁组阁后，实行经济全面军事化，所有产业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对外进行扩军备战。1937年军事预算为14亿日元，占财政预算30亿日元的40%。1937年8月开展“国民思想总动员”，将国定教科书改为军国主义的内容，一切为战争服务。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1941年底，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越陷越深。日本把战争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视线的重要手段，终于陷于军国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直至战败投降。
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本一百多个城市被炸，广岛、长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成为一片废墟，日本被美军占领，日本开始饱受被别国占领与军事管制之苦。日本被迫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联合国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审判，对军国主义势力进行打击，宣布废除日本一切军备。
但好景不长，“冷战”开始，由于美国庇护，急于把日本作为反对共产主义前哨，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铲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日本也没有对二战失败的教训进行深刻反省，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这种翻案活动愈演愈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一）政治方面——右翼势力抬头
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制定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但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原有统治机构。天皇发动了侵略战争，战后不但没有被判刑，反而作为日本象征被保留了下来。战后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按实际对战犯进行判决。1945年9月至12月份分三批逮捕了包括东条英机等108人，经两年审判，只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约达20万人，但主要责任限定在陆军军部一伙战犯，其余判决较轻。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量被判刑的战犯被释放出来，许多战犯成为右翼领导人。
日本政治领域逐渐右倾化。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成为左翼，坚决反对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而保守势力和演化为以自民党为主的右翼则积极向各政党渗透，甚至掌握政权。各政党分化组合后，右翼势力左右政坛。目前，右翼组织有1000多个，积极活动分子12万人，与右翼接近的潜在势力达三四百万人。这些人崇拜天皇，对军国主义抱有眷恋，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不仅不压制，反而提供物质帮助。仅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向战死者遗族会提供的抚恤金，相当于日本向国外支付各种赔偿金的57倍。
（二）经济方面——大国意识明显增强
二战后，由于美国承担了日本的防卫，日本军费开支很小，可集中更多的财力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由于“冷战”出现，美国将日本长期纳入美元体制之下，使日本成为反苏前哨，加大了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同时日本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机会，向美国取得了大量军事订货援助，经济得以腾飞。加上战后日本长期享有和平环境，日本各统治者励精图治，加大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20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为17.1%以上。1986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762万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瑞士。199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2.9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占全世界的13.96%。日本经济势力增长，并没有致力和平发展，而是发展军事势力，军国主义进一步抬头。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意识明显增强，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宪法举动，以经济势力为后盾，企图提高政治大国地位，进一步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三）思想意识方面——对战争反省态度暧昧
二战后，日本多届政府都对战争进行了反省，然而态度是不自愿的、不真诚的，反省也不够深刻。他们态度十分暧昧，美化战争甚至公然否认侵略。1995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发表《东京宣言》，竟说二战是一场“为亚洲从欧美列强手中争取独立”、“使亚洲人民觉醒的战争”，甚至声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的”。
1972年，日本政府公然规定8月15日为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明治维新内战中，为辅助天皇而死去的3000官兵“招魂”。1978年日本右翼将二战战犯灵位移入神社，公然伤害亚洲各国人民感情。自2002年以来首相小泉纯一郎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实质在于拒绝反省，否认侵略，对军国主义历史深怀眷恋。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调查，只有31%的被调查者认为天皇有责任。一方面由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歪曲了历史，愚弄了日本民众，使日本青年不能正确看待历史；另一方面，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已经80岁以上。据日本2005年统计，日本80岁以上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9%，这就意味着98%以上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多数人为新生代史盲。
（四）军事方面——确立“海外干预型”战略
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制定了铲除军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如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禁止生产武器、弹药、军舰、飞机和军需物资，制裁战犯，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等。1946年11月，《日本国宪法》颁布，确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禁止日本军备，标志着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随着美苏冷战开始，美国便把日本变成了“远东工厂”及反苏“桥头堡”。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51个国家的对日和平会议，随后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简称《旧金山条约》。日本结束了军事占领，重新获得政治自主和外交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国把驻日军队调往朝鲜，使得日本成为真空。麦克阿瑟指令日本吉田内阁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厅8000人，拨军费12亿日元，自此打破了各同盟国规定的不许日本拥有军事武装的协定。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很快走上军事扩张道路。
二战结束之初，日本发表《防卫白皮书》，规定日本实行“专守防卫战略”，即日本只有遭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行使防御力量，日本只能在日本国内领海领空内进行防御作战，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装备进攻性武器。然而，1954年3月8日，日美签订《共同安全法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武器等军事援助，“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1952年8月，日本把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将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二者之上设保安厅。1954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两个防卫法案。7月1日，建立起防卫厅和海口、陆口、航空三个自卫队，实际上是日本正式军队，标志着日本正式武装重新开始。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主要实行“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即依靠日本自身力量对付中等规模以下战争，更大规模的战争由美军支援进行作战。8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实行战略调整。1987年日本内阁会议废除了“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之后，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到80年代末，日本军事装备素质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1995年，日本已拥有攻击亚洲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能力。1999年，美国军费2636亿美元，日本为450亿～500亿美元，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位。据2000年日本《防卫年鉴》报告：日本自卫队兵力已达265350万人，主战坦克1200多辆，各种作战飞机444架，直升机430架，共874架。主战舰总吨位382万吨。日本军队已成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作战能力强的现代化军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面临的直接和现实威胁消失了，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提供了机遇。日本防务体系由“专守防卫”逐渐扩张为“攻势防卫”、“遏制防卫”，确立“海外干预型”军事战略。1990年8月海湾危机，日本企图修改禁止向海外派兵的宪法，没能实现。战后将6艘扫雷舰艇装载500名自卫队员运往波斯湾水域，并装备了卫星通信与全球定位系统，从而为日本向海外派兵迈出第一步。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国际和平合作法》，规定日本可使用武器装备自己，从而使自卫队突破了战后宪法制约，可向海外派兵。1999年，日本又通过《周边事态法》，规定“美国一旦诉诸武力”，日本将自动参加“美国有事时参战法”，实质上是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所谓“事态”时，日本可以动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这是日本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的第二步。
2001年的“9·11”事件和稍后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三个机会。2001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为自卫队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为展开战斗行动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首开日本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之先例，同时也为日本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打开了法理之门。
从1996年起，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防范对象。该年《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国是“警戒对象国”，理由是中国正在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费连年递增10%以上。2000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关于中程弹道导弹，中国拥有总共约70枚可以覆盖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导弹”。表明日本已把中国逐渐看成是现实的威胁。2001年日本继续重提“中国导弹威胁论”和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近海活动的论调。强调有必要关注“今后大陆与台湾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和美国售台武器等方面的动向”，对两岸冲突表示了担忧。2004年2月，防卫厅长石破茂首次指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将受到导弹袭击，那么，日本有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后，石破茂在多种场合重提“先发制人”。2005年2月19日，美国国务卿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日本外相町村孝信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会议，具体列出了12项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关于中国的有3项：“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中国在地区及全球扮演一个负责任及建设性的角色”，“鼓励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的问题”，“鼓励中国改善军事事务的透明化”。特别是美日两国首次将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三、二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述评
（一）日本政界和社会对待侵略战争的罪责意识
德国学者卡尔·雅西帕斯在《罪责论》一书中，把人类的战争罪责划分为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等四个方面罪责，这一观点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在追究战争责任过程中，不仅要追究战争犯罪的法律责任，更应该追究道德责任，否则，人类不可能从错误的战争中吸取教训，更难以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
二战后，国际社会组织了纽伦堡法庭，成功地实施对德国军国主义审判，处理战争犯罪分子嫌疑案件达10万起，对6000余件当事人做了有罪判决。规定追究犯罪人无限制，无论多少年，只要证据确凿，都要穷追到底，将漏网分子缉拿归案，接受审判。德国已向各国公开道歉，认真反省，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普遍好感。
对比德国，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战争犯罪的案件为零，判处有罪的当事人也为零，这足以说明日本政界和社会对待侵略战争的罪责意识。具体表现为：
第一，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身上，而又模糊国民在战争中的“协力责任”。
日本投降后，内阁首相东久迩稔提出一个“一忆总忏悔”论，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的身上，保护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审判。由于战后处理的偏颇和缺憾，“漏划”战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员、财界领袖、右翼巨头都落了无罪一身轻，普通民众更无“战争协力”的责任可言，这是日本人罪责意识薄弱的原因之一。
第二，逃避侵略的责任。
在日本，每年年末都要组织一次“忘年会”，其风俗为把坏事忘掉，把烦恼丢在脑后。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把侵略罪行忘得干干净净，对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却念念不忘，建立原子弹被炸展览馆，自称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弹“被炸国”。靖国神社的香火终年不熄，包括总理在内的“香宾”络绎不绝。
第三，千方百计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
原参谋本部服部卓四郎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书里充满了大日本皇军的“神勇无敌”、“舍生忘死”，“为大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献身”的精神，对制造战争悲剧的责任却无反省之念，对残害无辜民众的战争罪恶毫无半点忏悔之意。在日本青少年一代的眼里，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解放”，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及日本国民才是“战争受害者”，而侵略战争带给亚洲人民的惨祸则被彻底抹杀了。
（二）日本政界的战后责任
日本国民是促进解决战后责任的主体，日本政界则是酿成战后责任“肇事者”，也是承担和解决战后责任的关键所在。
第一，日本至今对战争的侵略性质拒不认账。
从战后至今，日本26位首相登台组阁，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两位非自民党人公开承认过战争的侵略性质（细川在“侵略战争”的发言遭到攻击，改称“侵略性行为”），其余24位首相要么对战争性质暧昧回避，要么曲意辩解，有的以参拜靖国神社固执己见，有的公开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第二，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追究。
按国际法准则，日本对亚洲人民就战争带来的灾难理应公开赔礼、道歉或谢罪，对被害国人民给予合理赔偿。遗憾的是，日本政界至今不承认侵略了别国，用耍赖手段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追究，我行我素，无动于衷。
第三，政治右倾化加剧，背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急于走政治、军事大国化道路，否认战争责任，美化“大东亚战争”，掀起了一系列翻案逆流。2004年4月，森喜朗上台，发表谈话说：“关于战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侵略战争，应该由大家在历史中作出判断。”5月，他又抛出了“神国论”，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其论调暴露了他的真实战争观和政治观。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置国内外抗议呼声于不顾，接二连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借美国“9·11恐怖事件”为契机，出台了《有事法制》促成国会通过，使日本的“防卫范围”从周边有事扩大到“全球有事”，使日本的和平宪法形同虚设。另外，日本不断修改教科书。1996年从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1999年，日本政府拨123亿巨资修建的宣扬“大和精神”的“昭和馆”正式对外开放。2004年4月，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所编写的《最新日本史》审定通过。一系列史实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有深厚的背景，他们的背后是政府、国会、执政党、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等实力派。
（三）美国对日本的庇护
日本至今所以我行我素，拒不认罪，是与战后美国袒护日本，战后处理偏颇和有失公正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冷战爆发，美国为了利用日本作为反苏反共“桥头堡”，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均没有达到彻底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目的，甚至为日本网开了一面，留下了今天的隐患。
第一，庇护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据日本帝国的宪法，昭和天皇作为日本陆海空军的大元帅，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宪政天皇”、“稳健派天皇”的形象，战后继续坐在天皇制的交椅上，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诸国元首中绝无仅有，带来的结果是进一步冲淡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意识。
第二，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军部，在庇护了其他战犯的同时，也削弱了全民族的战争反省意识、责任意识和加害意识。
美国占领当局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主要观点是“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财界、舆论界都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按这样观念，东京审判被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有1名文官外，其余都是陆军部军官。25名A级战犯，海军只有两人，被开除公职人员中，80%都是陆军人物，原政府高官、财界、实业家只占0.9%。这样，把社会各界的“战争协力者”都划归为“稳健派”或“牺牲者”，自然也就不负有任何战争责任，更无须去反省和认识战争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的危害。
第三，《旧金山条约》是单方面的对日本的宽大片面讲和条约，带来了许多隐患。
首先是把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和朝鲜排斥在外。印度、缅甸虽受到邀请，但因反对美国为主导拒绝参加，菲律宾、巴基斯坦虽然出席，因受美国掣肘，根本无力表达本国意志。因此，《旧金山条约》是违背亚洲被侵略被奴役国家的意志，由美国一手导演的“放虎归山戏”。其次是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旧金山条约》涉及日本战争责任的只有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犯法庭之判决。”而对日本应负战争责任，对亚洲各国人民赔偿谢罪的内容一概不见。再次，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为日本开脱和护驾。《旧金山条约》第14条规定了日本“应对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是，条约又强调“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允许日本以打捞沉船等形式赔偿。由于美国别有用心地对亚洲许多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各国放弃赔偿要求，结果，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南越四个国家提出赔偿要求，远未获得要求数额。要求赔偿的国家提出的30亿美元赔偿额，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只支付了101208亿美元，仅占要求赔偿额的33%。
美国为什么要庇护日本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美国为了提高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威望，减少自身伤亡与牺牲。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八年，亚洲太平洋战争已打了四年，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亚洲各国人民也为抗击日寇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打破了日本南进与法西斯德国在中东会师的企图，也使日本北进阴谋破产，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1944年，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4月，苏军包围柏林，5月2日，盟军攻克柏林，5月7日，德国法西斯投降。德国垮台后，日本军部制订了《决号作战计划》，准备本土作战，顽抗到底。1945年春，美英盟军曾计划以中国青岛为基地，开辟东方第二战场，再现“诺曼底”景观，动员700多艘军舰，15000架飞机和25个师的陆军部队，于1945年11月登陆九州南部，1946年3月登陆关东平原。因有关民俗学家向美国当局建议，日本大和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不同，效果会不一样。德国军队在弹尽粮绝后把投降看成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极强，只要天皇不下令投降，日本军队会在本土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美军为了减少自己的牺牲，试图以最小代价迫使日本投降，加快了原子弹研究步伐。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估计打败日本还得苦战18个月，付出100万人伤亡代价。罗斯福单独会见斯大林，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2月11日，美苏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在满足苏联三个条件情况下，苏联同意在结束对德战争2～3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规定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方针。日本政府7月27日晨收到公告后，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对策。阿南惟几陆相坚决拒绝接受公告，迫使铃木首相于28日发表无视公告的谈话。为了迫使日本在苏联参战前向美国投降，抵消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影响，8月6日和9日，美国悍然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掷原子弹，炸死炸伤日本国民10万人。8月8日，苏联参战，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推进，同时还从库页岛北部向南部对日军发动进攻，苏军的太平洋舰队也投入战斗，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军也展开了总反攻。8月9日上午，日本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外相同意投降，提出把保护天皇国体的绝对条件作为唯一保留条件，日本陆相则提出了四个条件。10日，日本裕仁天皇作出决断，接受首相外相意见，外加一项谅解，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要求的理解下接受公告。对此，美、英、苏、中答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制和日本政府，于是天皇发出投降诏书。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庇护日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冷战”的战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升为全球主要矛盾，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美国除了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对抗外，还分别扶持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势力渗透的桥头堡，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日本对美国保留天皇体制和对日本战犯网开一面的做法十分感激，甘做美国的马前卒，借助美国壮大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狐假虎威，努力向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迈进，应验了国际外交的一句老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
四、日本战争观述评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走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之路。近代日本70年的侵华战争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对外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有10次针对中国，平均每7年1次。通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直接从中国掠夺白银近4亿两。通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北资源和财富占为己有。占领台湾50年，日货充斥了中国广大市场。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山河破碎，3500万人生命横遭涂炭，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之多。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扶持和纵容下，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得到美国2000亿美元的订货，大发战争横财，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从战争中得到财富，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助长了其对战争的狂热，形成了扭曲的战争观。他们奉战争为造物主，而战死的军人被奉为“军神”、“国家的保护神”。“战争富国、战争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利益”这一命题，成为今天右翼分子鼓吹“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逻辑原理。这也许是日本不断突破宪法向海外派兵和日本军方目前将中国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内在追求。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既把日本近代历史推向“辉煌”，同时也把日本引向死胡同，变成了一条自取灭亡之路。这是不结合国情、抄袭德国宪法的结果，对于这一教训，日本则是没有很好反省过的。
21世纪到来后，日本处于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表现为：一是“和平宪法”制约功能岌岌可危，二是“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三是“集体自卫权”成为“借船出海”的工具。不过，目前看来，日本只是具有军事威慑力的“遏制性防御”国家，尚不会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理由有五：一是美国因素，美国对日本基本政策是有限纵容，总体控制。在世界一超多强格局下，美国依然是制约日本军事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国内因素，日本国民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受益者，日本右翼想走军国主义老路，一定会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三是国际因素。亚洲各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动向十分敏感，并保持警惕。日本过分发展军事工业，势必会众叛亲离，不利于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愿望。四是法律因素。战后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尽管日本也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自卫队，但迄今还不敢违反宪法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条款。五是实力因素。日本尚没有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攻击性航空母舰，不具有全球军事投放能力。
中日两国，国家利益冲突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潜在的利益冲突始终阻碍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但二战后的中国军事战略中，始终不将日本作为假想敌。中国既没有向日本索取过战争赔款，更没有想过要报复日本，体现出了一种以德报怨，不记前仇，放弃赔偿的大国风范，走一条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内敛式的发展道路，主张区别对待日本的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民和极少数右翼分子，决不主动挑起民族仇恨和国家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重演。
关键词：军国主义武士道战争责任战争观反省
时至今日，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60多年，世界各国都在倡导和平与发展，声讨和反对侵略战争，日本列岛却不断传来不和谐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个多世纪了，日本社会仍然顽固地坚持“大东亚战争”的立场，不能像德国那样，老老实实地反省，诚诚恳恳地道歉，认认真真地解决遗留问题。相反，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军国主义复活，不断进行为历史翻案的活动，修改历史教科书，肆意歪曲历史。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当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立即宣称在任上要做四件大事，一是修改宪法；二是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三是制定《有事法制》；四是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小泉纯一郎任职以来年年固执地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倒退。特别是2005年日本推出了文部省审定的扶桑社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修订本，把二战中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有关史实全部从正文中删除，在教科书中找不到一点日军的暴行，从而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强烈抗议。由此可见，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已成为影响中日关系，乃至日本同亚洲各国关系的一大障碍，这一问题在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我们可以从日本军国主义所走的道路和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得到一些启示。
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
“军国主义”不是指国家权力本身，而是一种制度，一种历史观。它的主要特征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军事组织掌握着国家的很大权力，对内进行军事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最终称霸世界。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国家。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的间隔水域最窄距离为115海里。近代以前，孤立的地理环境发挥着天然的“护城河”作用。这使得古代日本没有必要建立庞大的国家军队抵御外患。长期的安全环境，使日本人民尽情地吸收中华儒家文明的养分，随心所欲地加以选择和创新，自由地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日本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岛国的现实，使日本既害怕孤立又要学会努力克服孤立，养成了对外部世界文化敏感的忧患意识。日本封建社会介于东西方社会之间。在思想文化上主要以儒家、佛教、神道思想为正统。日本政治结构为二元体制，即有以天皇为象征，实权掌握在以幕府为代表的大贵族手中的中央集权；也有以“藩”为形式的地方分权。为防止地方割据，实行地方首领将长子送往京都作为人质的“参觐制度”，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与西方相似的庄园领主制度。从外交上看，日本与中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社会结构上看，日本实行以家族本位为主体的长子继承制，盛行养子制度，而中国盛行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诸子平分制。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结构都以士农工商为排列顺序，不过“士”的含义不同。中国讲究以文取士，科举致仕的文官制度，而日本以武士为谋士，重视开拓疆土，对主人忠诚，以珍惜武士道精神为荣耀。
公元9世纪以后，日本封建庄园制度确立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贵族势力开始膨胀。庄园主为了不断扩张领地，常常把本庄园内的一部分庄民派到别人的领地上去开垦、耕种、建立新庄园。而被侵占的领主自然会全力抵抗，捍卫自己的利益，于是武力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武士因战争需要而产生。他们以战争为职业，以刀剑作为谋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术剑术等搏杀能力作为谋生资本，以征战杀伐作为谋求财富和权力的基本途径，以战场上的建功立业为价值目标。武士的本意为“受主人使唤的仆人”。武士把对主人的绝对忠诚和服从，做一个忠臣作为最高理想。武士阶层崛起，并很快成为日本封建社会中的职业军人。
公元1192年，日本历史进入镰仓幕府时期。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政权。武士阶级掌权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日本从此进入长达700多年的军人执政的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军人政权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日本文明也由此深深地烙上了武士特征的印记，并形成了日本特有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而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佛教，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形成。“武士”道为武士们确立了以武立国，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指导思想，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思想根源和战争工具。“武士道”，从字义上讲，是指武士在职业上和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即武士的训条。它不仅是武士们的道德规范，也是大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创造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核心资源，它是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忠于主君。强调主仆关系中的所谓“忠节”。第二，武勇。强调要尚武，以战死为荣。第三，强调崇拜日本刀，把它看成是武士道精神的一种物质表现。第四，强化宗教迷信，封建武士必须敬神信佛。第五，强调“礼仪”。武士要崇尚廉耻。武士道精神的内涵是吸收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而形成的。它表现的价值理论层面主要是忠义观念、家国意识、天下意识和社会整合观念。武士道精神是我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巨大破坏力的一把钥匙。明治维新后，武士道的主从关系发生了变化，由武士效忠其主人变为效忠天皇，由原先鼓吹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武士道精神，又增加了狭隘的复仇主义，特别是“全死节”的思想。武士道精神不断演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对内进行野蛮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受总统之命，率“密西西比号”等四艘军舰组成远征日本分舰队抵达日本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幕府同美国缔结通商条约，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2月，培理又率七艘军舰驶抵日本，以武力迫使幕府谈判，最终日美双方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本被迫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面对外国入侵，如何摆脱危机，加剧了幕府与“朝廷”的矛盾，统治阵营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逐渐表面化。强藩诸侯日益拥护天皇，日本形成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政治中心，13年后演变为从“尊王攘夷”到“尊王倒幕”的明治维新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通过变革，使日本走上了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未被欧洲殖民化，却在亚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有几方面原因。第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使幕府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沉重打击了幕府的统治，为倒幕派武士推翻幕府的军事和政治统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二，当时日本已经形成了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推翻封建制度的新兴力量。这些武士集团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不仅得到新兴地主、资产阶级和士兵的支持，还组成了以萨摩、长州等四个州为核心的反幕同盟，在当时日本社会条件下发挥了历史的进步作用。第三，倒幕维新派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手段和策略，他们充分利用中央政权相对软弱的条件，打着“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采用了用武力推翻幕府，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第四，在文化上，日本具有向外国学习的强烈意识和传统，从实际出发，吸收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化，不断加以改进和创新。尤其是近代兴起的“兰学”运动，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分吸收了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的营养成分，形成了具有几十万人的精英集团，真正发挥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优势。第五，有利的国际环境也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原因。当时日本的地理位置处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欧洲殖民主义者“远交近攻”的最远位置。殖民主义者把侵略重点指向中国，无暇顾及日本，相对边缘化的日本抓住时机，在较短时间内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很快缩短了与西方差距，实现了“脱亚入欧”的目标。
明治维新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运动。幕府被推翻后，日本形成了三派政治力量。一派是激进派，形成自由党，主张主权在民，制定宪法，走法国式共和道路。另一派是渐进派，形成立宪党，主张自由民权，渐进改革，走英国立宪道路。第三派是保守派，属于藩阀政治，形成帝政党，拥护天皇，主张国家利益至上，走德国式道路。由于西化过激引发各种矛盾，天皇发布命令以儒教为大政指导方针。三派较量结果，帝政党当权，抄袭德国宪法，至此，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的主要内容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实行过程中，强兵成为首要目标。1871年，明治政府改组兵部省，设陆海军部，实行征兵制，建立常备军。1878年，又设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关——参谋部，标志日本开始迈进军国主义道路。第一是加快扩军备战步伐。1893年，其常备役、预备役、后备役总兵力达21万人，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41%。第二是在外交上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政策，着手推行入侵朝鲜，进占满蒙，霸占中国，称霸亚洲和世界的大陆政策。第三，在经济政策上，军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本与日本军国主义相结合。通过对外侵略战争，如1894年进行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加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年进行日俄战争，得到大量战争赔款，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扩大了原料市场。第四，在政治上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通过各种途径，对全体人民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装全体国民头脑，将神道和儒教奉为国家正宗，把封建忠君爱国定为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
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军事统帅权独立，不受内阁约束。首先设参谋本部作为最高军令机关，直属天皇。其次是陆军和海军独立。陆军最高统帅称陆相，海军最高统帅称海相，他们可以直接单独面见天皇，称之为“帷幄上奏”。日本内阁得不到军部支持，一事无成，随时可能倒台。二是不断发动侵略战争，把勒索战争赔款作为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明治维新以来，共发动了十次侵略战争，越陷越深。（1）1874年，远征台湾。（2）1894～1895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3）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战争，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4）1904～1905年，进行日俄战争。（5）1914～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占领中国山东胶州湾，对德国宣战。（6）1918年～1925年，出兵西伯利亚，镇压俄国十月革命。（7）1927～1928年三次出兵中国山东，阻挠中国北伐战争。（8）1931年出兵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9）1937～1945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0）1941～1945年发动太平洋战争。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军事统治地位正式确立。广田内阁组阁后，实行经济全面军事化，所有产业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对外进行扩军备战。1937年军事预算为14亿日元，占财政预算30亿日元的40%。1937年8月开展“国民思想总动员”，将国定教科书改为军国主义的内容，一切为战争服务。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标志，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了顶峰。
1941年底，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在战争的轨道上越陷越深。日本把战争作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内阶级矛盾视线的重要手段，终于陷于军国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直至战败投降。
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军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日本一百多个城市被炸，广岛、长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成为一片废墟，日本被美军占领，日本开始饱受被别国占领与军事管制之苦。日本被迫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联合国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进行了正义审判，对军国主义势力进行打击，宣布废除日本一切军备。
但好景不长，“冷战”开始，由于美国庇护，急于把日本作为反对共产主义前哨，日本军国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被铲除，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日本也没有对二战失败的教训进行深刻反省，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而且这种翻案活动愈演愈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一）政治方面——右翼势力抬头
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进行军事占领，制定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但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原有统治机构。天皇发动了侵略战争，战后不但没有被判刑，反而作为日本象征被保留了下来。战后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未按实际对战犯进行判决。1945年9月至12月份分三批逮捕了包括东条英机等108人，经两年审判，只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人被判处死刑，其余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约达20万人，但主要责任限定在陆军军部一伙战犯，其余判决较轻。朝鲜战争爆发后，大量被判刑的战犯被释放出来，许多战犯成为右翼领导人。
日本政治领域逐渐右倾化。20世纪50年代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成为左翼，坚决反对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而保守势力和演化为以自民党为主的右翼则积极向各政党渗透，甚至掌握政权。各政党分化组合后，右翼势力左右政坛。目前，右翼组织有1000多个，积极活动分子12万人，与右翼接近的潜在势力达三四百万人。这些人崇拜天皇，对军国主义抱有眷恋，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不仅不压制，反而提供物质帮助。仅1950年至1994年，日本政府向战死者遗族会提供的抚恤金，相当于日本向国外支付各种赔偿金的57倍。
（二）经济方面——大国意识明显增强
二战后，由于美国承担了日本的防卫，日本军费开支很小，可集中更多的财力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由于“冷战”出现，美国将日本长期纳入美元体制之下，使日本成为反苏前哨，加大了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同时日本利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机会，向美国取得了大量军事订货援助，经济得以腾飞。加上战后日本长期享有和平环境，日本各统治者励精图治，加大教育投入和科研投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20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为17.1%以上。1986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仅次于美国。1987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762万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瑞士。199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2.9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60%，占全世界的13.96%。日本经济势力增长，并没有致力和平发展，而是发展军事势力，军国主义进一步抬头。冷战结束后，日本大国意识明显增强，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宪法举动，以经济势力为后盾，企图提高政治大国地位，进一步成为世界的“主导者”。
（三）思想意识方面——对战争反省态度暧昧
二战后，日本多届政府都对战争进行了反省，然而态度是不自愿的、不真诚的，反省也不够深刻。他们态度十分暧昧，美化战争甚至公然否认侵略。1995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发表《东京宣言》，竟说二战是一场“为亚洲从欧美列强手中争取独立”、“使亚洲人民觉醒的战争”，甚至声称“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捏造的”。
1972年，日本政府公然规定8月15日为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靖国神社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明治维新内战中，为辅助天皇而死去的3000官兵“招魂”。1978年日本右翼将二战战犯灵位移入神社，公然伤害亚洲各国人民感情。自2002年以来首相小泉纯一郎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实质在于拒绝反省，否认侵略，对军国主义历史深怀眷恋。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的调查，只有31%的被调查者认为天皇有责任。一方面由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歪曲了历史，愚弄了日本民众，使日本青年不能正确看待历史；另一方面，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民已经80岁以上。据日本2005年统计，日本80岁以上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9%，这就意味着98%以上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多数人为新生代史盲。
（四）军事方面——确立“海外干预型”战略
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制定了铲除军国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如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令，禁止生产武器、弹药、军舰、飞机和军需物资，制裁战犯，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等。1946年11月，《日本国宪法》颁布，确立了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禁止日本军备，标志着日本走上了民主化道路。
随着美苏冷战开始，美国便把日本变成了“远东工厂”及反苏“桥头堡”。1951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51个国家的对日和平会议，随后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简称《旧金山条约》。日本结束了军事占领，重新获得政治自主和外交权。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美国把驻日军队调往朝鲜，使得日本成为真空。麦克阿瑟指令日本吉田内阁成立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厅8000人，拨军费12亿日元，自此打破了各同盟国规定的不许日本拥有军事武装的协定。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恃无恐，很快走上军事扩张道路。
二战结束之初，日本发表《防卫白皮书》，规定日本实行“专守防卫战略”，即日本只有遭到武力攻击时才能行使防御力量，日本只能在日本国内领海领空内进行防御作战，不得向海外派兵，不得装备进攻性武器。然而，1954年3月8日，日美签订《共同安全法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武器等军事援助，“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1952年8月，日本把警察预备队改为保安队，将海上警备队改称警备队，二者之上设保安厅。1954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自卫队法和防卫厅设置法两个防卫法案。7月1日，建立起防卫厅和海口、陆口、航空三个自卫队，实际上是日本正式军队，标志着日本正式武装重新开始。
20世纪70年代，日本主要实行“专守防卫”的军事战略，即依靠日本自身力量对付中等规模以下战争，更大规模的战争由美军支援进行作战。8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实行战略调整。1987年日本内阁会议废除了“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之后，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到80年代末，日本军事装备素质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1995年，日本已拥有攻击亚洲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能力。1999年，美国军费2636亿美元，日本为450亿～500亿美元，军费开支居世界第二位。据2000年日本《防卫年鉴》报告：日本自卫队兵力已达265350万人，主战坦克1200多辆，各种作战飞机444架，直升机430架，共874架。主战舰总吨位382万吨。日本军队已成兵种齐全，武器装备先进、作战能力强的现代化军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本面临的直接和现实威胁消失了，为日本争做政治大国提供了机遇。日本防务体系由“专守防卫”逐渐扩张为“攻势防卫”、“遏制防卫”，确立“海外干预型”军事战略。1990年8月海湾危机，日本企图修改禁止向海外派兵的宪法，没能实现。战后将6艘扫雷舰艇装载500名自卫队员运往波斯湾水域，并装备了卫星通信与全球定位系统，从而为日本向海外派兵迈出第一步。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国际和平合作法》，规定日本可使用武器装备自己，从而使自卫队突破了战后宪法制约，可向海外派兵。1999年，日本又通过《周边事态法》，规定“美国一旦诉诸武力”，日本将自动参加“美国有事时参战法”，实质上是在日本周边地区出现所谓“事态”时，日本可以动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这是日本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的第二步。
2001年的“9·11”事件和稍后爆发的阿富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第三个机会。2001年11月，日本出台《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为自卫队在东亚以外的地区为展开战斗行动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提供了法理支持。200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的《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首开日本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之先例，同时也为日本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认可的前提下实施自卫队的海外派遣打开了法理之门。
从1996年起，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防范对象。该年《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中国是“警戒对象国”，理由是中国正在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费连年递增10%以上。2000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明确提出，“关于中程弹道导弹，中国拥有总共约70枚可以覆盖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的导弹”。表明日本已把中国逐渐看成是现实的威胁。2001年日本继续重提“中国导弹威胁论”和中国海军舰艇在日本近海活动的论调。强调有必要关注“今后大陆与台湾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和美国售台武器等方面的动向”，对两岸冲突表示了担忧。2004年2月，防卫厅长石破茂首次指出，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将受到导弹袭击，那么，日本有权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此后，石破茂在多种场合重提“先发制人”。2005年2月19日，美国国务卿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与日本外相町村孝信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会议，具体列出了12项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关于中国的有3项：“发展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欢迎中国在地区及全球扮演一个负责任及建设性的角色”，“鼓励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的问题”，“鼓励中国改善军事事务的透明化”。特别是美日两国首次将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触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三、二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述评
（一）日本政界和社会对待侵略战争的罪责意识
德国学者卡尔·雅西帕斯在《罪责论》一书中，把人类的战争罪责划分为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等四个方面罪责，这一观点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在追究战争责任过程中，不仅要追究战争犯罪的法律责任，更应该追究道德责任，否则，人类不可能从错误的战争中吸取教训，更难以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
二战后，国际社会组织了纽伦堡法庭，成功地实施对德国军国主义审判，处理战争犯罪分子嫌疑案件达10万起，对6000余件当事人做了有罪判决。规定追究犯罪人无限制，无论多少年，只要证据确凿，都要穷追到底，将漏网分子缉拿归案，接受审判。德国已向各国公开道歉，认真反省，得到了西方社会的普遍好感。
对比德国，日本官方自我追查战争犯罪的案件为零，判处有罪的当事人也为零，这足以说明日本政界和社会对待侵略战争的罪责意识。具体表现为：
第一，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身上，而又模糊国民在战争中的“协力责任”。
日本投降后，内阁首相东久迩稔提出一个“一忆总忏悔”论，把战争责任转嫁到国民的身上，保护天皇和政府重臣不受审判。由于战后处理的偏颇和缺憾，“漏划”战犯——昭和天皇、政府官员、财界领袖、右翼巨头都落了无罪一身轻，普通民众更无“战争协力”的责任可言，这是日本人罪责意识薄弱的原因之一。
第二，逃避侵略的责任。
在日本，每年年末都要组织一次“忘年会”，其风俗为把坏事忘掉，把烦恼丢在脑后。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把侵略罪行忘得干干净净，对广岛、长崎被原子弹轰炸却念念不忘，建立原子弹被炸展览馆，自称日本是世界唯一的原子弹“被炸国”。靖国神社的香火终年不熄，包括总理在内的“香宾”络绎不绝。
第三，千方百计为“大东亚战争”涂脂抹粉。
原参谋本部服部卓四郎撰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产生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书里充满了大日本皇军的“神勇无敌”、“舍生忘死”，“为大东亚民族解放战争献身”的精神，对制造战争悲剧的责任却无反省之念，对残害无辜民众的战争罪恶毫无半点忏悔之意。在日本青少年一代的眼里，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解放”，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及日本国民才是“战争受害者”，而侵略战争带给亚洲人民的惨祸则被彻底抹杀了。
（二）日本政界的战后责任
日本国民是促进解决战后责任的主体，日本政界则是酿成战后责任“肇事者”，也是承担和解决战后责任的关键所在。
第一，日本至今对战争的侵略性质拒不认账。
从战后至今，日本26位首相登台组阁，只有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两位非自民党人公开承认过战争的侵略性质（细川在“侵略战争”的发言遭到攻击，改称“侵略性行为”），其余24位首相要么对战争性质暧昧回避，要么曲意辩解，有的以参拜靖国神社固执己见，有的公开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
第二，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追究。
按国际法准则，日本对亚洲人民就战争带来的灾难理应公开赔礼、道歉或谢罪，对被害国人民给予合理赔偿。遗憾的是，日本政界至今不承认侵略了别国，用耍赖手段抵制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追究，我行我素，无动于衷。
第三，政治右倾化加剧，背离和平宪法越来越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急于走政治、军事大国化道路，否认战争责任，美化“大东亚战争”，掀起了一系列翻案逆流。2004年4月，森喜朗上台，发表谈话说：“关于战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存在各种各样的看法，日本是否进行了侵略战争，应该由大家在历史中作出判断。”5月，他又抛出了“神国论”，声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其论调暴露了他的真实战争观和政治观。小泉纯一郎上台后，置国内外抗议呼声于不顾，接二连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借美国“9·11恐怖事件”为契机，出台了《有事法制》促成国会通过，使日本的“防卫范围”从周边有事扩大到“全球有事”，使日本的和平宪法形同虚设。另外，日本不断修改教科书。1996年从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内容。1999年，日本政府拨123亿巨资修建的宣扬“大和精神”的“昭和馆”正式对外开放。2004年4月，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所编写的《最新日本史》审定通过。一系列史实说明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有深厚的背景，他们的背后是政府、国会、执政党、大财团、大银行、大会社等实力派。
（三）美国对日本的庇护
日本至今所以我行我素，拒不认罪，是与战后美国袒护日本，战后处理偏颇和有失公正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冷战爆发，美国为了利用日本作为反苏反共“桥头堡”，东京审判和《旧金山条约》均没有达到彻底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目的，甚至为日本网开了一面，留下了今天的隐患。
第一，庇护了昭和天皇。
人所共知，依据日本帝国的宪法，昭和天皇作为日本陆海空军的大元帅，对侵略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需要，昭和天皇逃脱了正义的审判，甚至被打扮成“和平天皇”、“宪政天皇”、“稳健派天皇”的形象，战后继续坐在天皇制的交椅上，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诸国元首中绝无仅有，带来的结果是进一步冲淡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意识。
第二，把战争责任全部推给军部，在庇护了其他战犯的同时，也削弱了全民族的战争反省意识、责任意识和加害意识。
美国占领当局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宣扬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主要观点是“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宫中派、财界、舆论界都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指导者的牺牲者”。按这样观念，东京审判被处绞刑的7名战犯中，有1名文官外，其余都是陆军部军官。25名A级战犯，海军只有两人，被开除公职人员中，80%都是陆军人物，原政府高官、财界、实业家只占0.9%。这样，把社会各界的“战争协力者”都划归为“稳健派”或“牺牲者”，自然也就不负有任何战争责任，更无须去反省和认识战争对中国及亚洲人民的危害。
第三，《旧金山条约》是单方面的对日本的宽大片面讲和条约，带来了许多隐患。
首先是把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和朝鲜排斥在外。印度、缅甸虽受到邀请，但因反对美国为主导拒绝参加，菲律宾、巴基斯坦虽然出席，因受美国掣肘，根本无力表达本国意志。因此，《旧金山条约》是违背亚洲被侵略被奴役国家的意志，由美国一手导演的“放虎归山戏”。其次是未直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旧金山条约》涉及日本战争责任的只有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犯法庭之判决。”而对日本应负战争责任，对亚洲各国人民赔偿谢罪的内容一概不见。再次，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为日本开脱和护驾。《旧金山条约》第14条规定了日本“应对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予赔偿”。但是，条约又强调“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允许日本以打捞沉船等形式赔偿。由于美国别有用心地对亚洲许多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各国放弃赔偿要求，结果，只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南越四个国家提出赔偿要求，远未获得要求数额。要求赔偿的国家提出的30亿美元赔偿额，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只支付了101208亿美元，仅占要求赔偿额的33%。
美国为什么要庇护日本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美国为了提高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威望，减少自身伤亡与牺牲。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已打了八年，亚洲太平洋战争已打了四年，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亚洲各国人民也为抗击日寇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打破了日本南进与法西斯德国在中东会师的企图，也使日本北进阴谋破产，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1944年，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4月，苏军包围柏林，5月2日，盟军攻克柏林，5月7日，德国法西斯投降。德国垮台后，日本军部制订了《决号作战计划》，准备本土作战，顽抗到底。1945年春，美英盟军曾计划以中国青岛为基地，开辟东方第二战场，再现“诺曼底”景观，动员700多艘军舰，15000架飞机和25个师的陆军部队，于1945年11月登陆九州南部，1946年3月登陆关东平原。因有关民俗学家向美国当局建议，日本大和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不同，效果会不一样。德国军队在弹尽粮绝后把投降看成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大和民族武士道精神极强，只要天皇不下令投降，日本军队会在本土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美军为了减少自己的牺牲，试图以最小代价迫使日本投降，加快了原子弹研究步伐。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国估计打败日本还得苦战18个月，付出100万人伤亡代价。罗斯福单独会见斯大林，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2月11日，美苏达成一项秘密协定，在满足苏联三个条件情况下，苏联同意在结束对德战争2～3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了波茨坦会议。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发表，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规定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方针。日本政府7月27日晨收到公告后，立即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研究对策。阿南惟几陆相坚决拒绝接受公告，迫使铃木首相于28日发表无视公告的谈话。为了迫使日本在苏联参战前向美国投降，抵消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抗战的国际影响，8月6日和9日，美国悍然在广岛和长崎相继投掷原子弹，炸死炸伤日本国民10万人。8月8日，苏联参战，分三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推进，同时还从库页岛北部向南部对日军发动进攻，苏军的太平洋舰队也投入战斗，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人民对日军也展开了总反攻。8月9日上午，日本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外相同意投降，提出把保护天皇国体的绝对条件作为唯一保留条件，日本陆相则提出了四个条件。10日，日本裕仁天皇作出决断，接受首相外相意见，外加一项谅解，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要求的理解下接受公告。对此，美、英、苏、中答复说“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利，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就暗示同意保存天皇制和日本政府，于是天皇发出投降诏书。8月15日，裕仁天皇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庇护日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冷战”的战略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意识形态的分歧上升为全球主要矛盾，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美国除了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对抗外，还分别扶持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作为遏制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势力渗透的桥头堡，企图把日本变成美国在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日本对美国保留天皇体制和对日本战犯网开一面的做法十分感激，甘做美国的马前卒，借助美国壮大自己的势力，卧薪尝胆，狐假虎威，努力向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军事大国迈进，应验了国际外交的一句老话：“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
四、日本战争观述评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走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之路。近代日本70年的侵华战争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对外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有10次针对中国，平均每7年1次。通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直接从中国掠夺白银近4亿两。通过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九一八”事变，把中国东北资源和财富占为己有。占领台湾50年，日货充斥了中国广大市场。长达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山河破碎，3500万人生命横遭涂炭，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之多。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扶持和纵容下，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得到美国2000亿美元的订货，大发战争横财，使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从战争中得到财富，而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助长了其对战争的狂热，形成了扭曲的战争观。他们奉战争为造物主，而战死的军人被奉为“军神”、“国家的保护神”。“战争富国、战争会给日本带来极大的利益”这一命题，成为今天右翼分子鼓吹“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逻辑原理。这也许是日本不断突破宪法向海外派兵和日本军方目前将中国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内在追求。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既把日本近代历史推向“辉煌”，同时也把日本引向死胡同，变成了一条自取灭亡之路。这是不结合国情、抄袭德国宪法的结果，对于这一教训，日本则是没有很好反省过的。
21世纪到来后，日本处于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表现为：一是“和平宪法”制约功能岌岌可危，二是“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三是“集体自卫权”成为“借船出海”的工具。不过，目前看来，日本只是具有军事威慑力的“遏制性防御”国家，尚不会成为世界级军事大国。理由有五：一是美国因素，美国对日本基本政策是有限纵容，总体控制。在世界一超多强格局下，美国依然是制约日本军事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国内因素，日本国民是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受益者，日本右翼想走军国主义老路，一定会遭到多数国民的反对。三是国际因素。亚洲各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动向十分敏感，并保持警惕。日本过分发展军事工业，势必会众叛亲离，不利于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愿望。四是法律因素。战后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尽管日本也拥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自卫队，但迄今还不敢违反宪法规定的“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条款。五是实力因素。日本尚没有核武器、洲际弹道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攻击性航空母舰，不具有全球军事投放能力。
中日两国，国家利益冲突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潜在的利益冲突始终阻碍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但二战后的中国军事战略中，始终不将日本作为假想敌。中国既没有向日本索取过战争赔款，更没有想过要报复日本，体现出了一种以德报怨，不记前仇，放弃赔偿的大国风范，走一条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内敛式的发展道路，主张区别对待日本的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民和极少数右翼分子，决不主动挑起民族仇恨和国家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