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附八：论杨杰的民主思想

　　杨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着名的国防战略家、爱国主义者，在我国现代军事史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杨杰曾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弯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无畏地为民主革命献身。本文拟对他的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

杨杰的民主思想，产生于对祖国无限的热爱和对蒋介石反动本质认识的过程中。

在杨杰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清政府只顾自己的苟安，镇压义和团运动以后，竟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年轻的杨杰目睹这一切，深为祖国的命运而担忧，他明确地表示了对当时清政府的不满，以及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现状的思想：“海禁开后，外交军事，无一不告失败，若不改弦更张，就会亡国灭种。缅甸、安南、印度就是榜样”。

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招牌虽然挂起，国家的情况却一天天坏下去，帝国主义仍然掠夺和奴役中国。对此，杨杰认为：“要完成国民革命，复兴中华，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彻底铲除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使全体国民能够过独立自主的经济生活，中国社会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进步，中华民族能够获得独立自主的战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看“我们这一代黄帝子孙努不努力，争不争气。”

这表达了他要求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奴役，求得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思想。

论杨杰的民主思想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杨杰一心想为国家建立业绩，想在军事上进一步深造。1921年当他第二次东渡日本时，宁愿放弃中将留学生监督的头衔，以陆军中校身份，自费考入日本陆军大学，这的确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学习期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日本朝野上下的称赞。毕业时，日本当局以高官厚禄挽留他，但是忠诚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使他毅然拒绝了这一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投奔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参加了北伐战争。

杨杰认为，要使民族得到独立生存，国富兵强，首先就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只有国家的统一，才有可能建设强大的国防，才能抵御外侮，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发展。这种基于爱国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国防思想，是正确的。可是，当时的杨杰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把“统一”国家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这就铸成了杨杰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一段曲折的弯路。在各派新军阀的混战中，他为蒋介石“一统天下”，立了汗马功劳；蒋冯战争，他亲临指挥，扭转了战局；之后，击败了唐生智的举兵反蒋；中原大战又为蒋介石出谋划策，结果使蒋介石在各派军阀中居于优势。然而蒋介石“统一”各派新军阀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法西斯政权。

随着蒋政权的腐朽，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逐渐有了认识。当时，江阴要塞司令杨春圃，因为稽查英轮，英轮占势向军政部质问，蒋介石不但不支持杨春圃的正当做法，反而使杨春圃两次入狱，长帝国主义之志，灭自己人的威风。杨春圃无法，前后花了一万五千元运动王震南才算了事。为此，杨杰在日记中写道：“……王（指王震南）为委座亲戚，如此贪狼违法，而委座专任之无感乎，此蒋氏被天下人怨恨也。”南京沦陷后，杨杰忧心忡忡，又在日记中写道：“闻南京失陷，深为悒悒，此皆举棋不定所致，如此名城，如此工事，反不如一烈日要塞之寿命，真腾笑万邦矣。噫，岂天之亡中国，使鬼神辈充斥要枢欤欤。”

以上两则日记中，可以看出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逐渐有所认识，对蒋的统治已感到不满。他在分析南京沦陷事件时，认为南京沦陷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消极抗战和政治腐败的结果。这种敏锐的眼光，不仪用于军事问题上，而且用于政治问题上，这的确是杨杰观察事物的一个大进步。

杨杰企图通过国家的统一，国防的建设，来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求得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绝对办不到的。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腐朽，杨杰对蒋介石的本质逐渐加深认识，他的思想也随之不断发展。

二

杨杰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形成的。

帝国主义用武力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腐朽的清政府毫无抵抗能力，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这对青少年时代的杨杰，是个很大的刺激，他反复提出问题：“那么大的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远远跑来的外国强盗？”思考的结果，杨杰认为中国落后于时代朝流；中国没有自己强大的国防。他因此走上了“军事救国”的道路，历尽千辛万苦，一心要为祖国建设起强大的国防，使祖国富国强兵。可是，他和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一样，还不能理解旧中国不彻底改造，任何改良式的救国救民的方案都行不通，建设强大的国防也是不可能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地开始全面侵入中国，使中国社会矛盾开始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高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揭露蒋介石不低抗政策的罪恶，发表了抗日宣言，这给杨杰以深刻教育和激励，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非常愤慨，主张坚决抵抗。

193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并进一步发动了对长城一线的进攻，企图侵占华北。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激励和积极支持下，奋起御敌，杨杰任第八军团总指挥，指挥长城战役。是这他第一次使用大兵团和日本军队对阵。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必先安内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战役最终失败。

不久，蒋介石在北平成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杨杰主持。杨杰满怀信心，到处奔走，积极筹划抗日。在制定古北口抗日作战计划时，他主张放弃古北口，诱敌深入，然后以两翼包围，一举歼灭进犯敌人。但是，他的主张遭到何应钦的竭力反对和攻击，蒋介石对杨杰坚决抗日的言论与行动，也大为不满，遂改任何应钦与黄郛主持北平军分会。结果，华北战线全面崩溃。

由于蒋介石和杨杰在“抗日”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蒋介石对杨杰很不放心，不再把实际兵权交给杨杰。以以后的整个抗日战争中，杨杰就再没有能够掌握蒋军的实际兵权，去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在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不能实现他疆场杀敌，保卫中华的素志，是他终身的憾事。

杨杰不愿意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大片地沦丧，不愿让自己的同胞门，在敌人的铁蹄下痛苦呻吟，更不愿意屈意迎合亲日派，他不断愤斥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可耻行为。蒋介石对此感到恼火，1933年10月，遂以欧洲考察团团长的名誉，将他派出国去。

在欧洲二十个国家长达一年的考察中，杨杰有机会了解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几种不同制度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1934年，杨杰回国后，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他写了《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书，主张赶快进行重工业及兵器工业的根本建设，以增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他说：“满清末叶编练新军之后，中国军人一向是用外国的武器作战，直到现在，作为军队骨干的重兵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我们自己仍然不能制造，必须依懒友邦的接济。这种弱点，若听其继续存在，实在是抗战建国、复兴中华民族最大的障碍”。所以“我国现在惟有力求自强，巩固现有地盘，增加实力，咬定牙关，作坚决之奋斗”，否则“职予料世界火并战祸一开，必蔓延全世界。是时，各国自顾不暇，敌必以海军封锁我各口岸，断我军火之来源。是时，虽以万万金不能得一御侮之工具”杨杰的这些议论，反映了他要求在抗战中建设国家，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特别可贵的是，这一切的实现，他认为不是依懒外人，而是靠自己咬定牙关，奋发图强。因此，他要蒋介石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尽快采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具体措施。杨杰的主张，表达了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求得中华民族解放的民主革命胜利，这就使他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杨杰反对蒋介石进攻共产党的内战政策，坚决主张团结一致抗日。

早在1931年，蒋介石在“统一”了各派军阀后就发动进攻共产党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当时身为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的杨杰，不愿参加这种内战，毅然化装离开军队，避居上海，这在蒋介石高级官员中是很稀少的一人。

“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欧洲考察回国后，对蒋介石不惜用巨款向外国购买的武器，继续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围剿”，残杀中国自己人，抵消抗日力量的倒行逆施，杨杰非常愤慨。他认为，日本一定要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再不积极准备抗日，再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那么：“当此二十世纪狂风暴雨中，莽莽神州，诚有不堪设想者”。在庐山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暑期训练团的一次会上，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表演说：“我去国外游历近一年回来，看到他们国家都在紧、急、忙之中，德国是紧、意大利是急、日本是忙，总觉得侵略我国东北四省还不满足，还气势汹汹地要灭亡中国。我回到上海一看，遍街是闲人，政府的官员更闲，甚至有的吃、喝、玩、乐通霄达旦，把东北四省沦于敌手的耻辱置于脑后不问。”“我已拟好了一份抗日作战计划、予料日本必败，望政府拿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国策来，统一思想，发动群众，中国是大有希望的。”这一席话引起了全团学员的震动。但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蒋介石不仅不采纳杨杰的主张和建议，反而把东北军调去和西北军一起进攻共产党。杨杰坚决反对蒋介石这种对共产党的内战，认为这是“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他指出：“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战争的消弥，不论这种战争采取那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这不仅表达了杨杰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而且指出了这种内战将导致的严重恶果。

为争取抗日援助，杨杰曾致力于发展中苏两国的亲善邦交。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步步逼近，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爱国志士纷纷奋起要求抗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诚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杨杰高兴地说：“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内战争，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大团结，这种因祸得福的结局是幸灾乐祸的日本军阀所料想不到的，”“西安事变造成中国的精神国防”。1933年8月23日，蒋介石为了争取得到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任杨杰为特派军事代表团团长，张冲为副团长，往苏联争取援助。

杨杰在拜会苏联领导人时，努力呈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以及与苏联和世界的关系，诚恳地要求苏联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帮助，因而赢得苏联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的同情，给予了及时的援助。

1937年9月21日，中国获得苏联的第一批军事物资。10月以前，苏联给中国两次贷款，各为五千万美元，以后，直到1940年，苏联先后给中国代款四亿五千万美元，所有代款不附带任何条件或抵押，这正值英美拿中国人民命运做赌注的时候，中国得到了苏联无私的援助。

1938年8月，蒋介石任命杨杰为中国特命全权驻苏大使，以后，杨杰为努力于中苏邦交亲善，争取苏联的援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现代中苏关系史上起过良好的作用。

杨杰在苏联期间，经常去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以及他能够去的地方，他在许多场合广泛地接触了苏联劳动人民，了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特别用心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共产国际史略》等书，并做了笔记。他认为：“苏联是现在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史太林宪法颁布以后，便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由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过渡到全体人民的民主政治”。它的经济是计划性的，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工业化、军事化进行两面同时作战的经济体系”。它的国防建设是受恩格斯“武器、编成、组织、战术和战略等，第一是依存于当时的生产阶级和交通状况”的军事理论指导的。他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也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因而，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因此“比一切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

杨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细心研究，全面了解的结果，使他非常向往这样的国家制度，他积极促进中苏关系亲善，希望祖国也能向这样的国家制度迈进。

杨杰主张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主张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主张中苏亲善，以争取苏联的援助，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魄力。这一思想说明，他已完全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

三

杨杰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坚决投入反蒋独裁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得到发展。

首先，共产党的关怀和教育，是杨杰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1940年春，随着国际国内反共逆流的掀起，杨杰被蒋介石免职回国。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走访了杨杰，杨杰说了这几句话：“中国若是徘徊歧途，不能当机立断，决定苏联外交政策，将必成为波兰之续。”次晨，他的谈话被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蒋介石为之勃然大怒，斥责了《中央日报》。

杨杰回国后，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重任，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沉重地打击着日本侵略者，使日本帝国主义深深地陷入人民战争的泥沼里而难以自拔。因此，他对自己的生命及生活道路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五年来的抗战，中华民族觉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膜上都被敌人的刺刀雕刻着殷红的字迹：’国家‘、’民族‘。每个中国人民对于生命和生活都有了新的评价和新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于杨杰在国内国外的言论与行动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关怀。在重庆，周恩来同志遇有重大事情都要接见他；董必武同志常常把重要消息告诉他，让他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党内有许多重大的事情也是通过他转递的。如1943年中共中央同意刘浩同志关于与龙云建立统战关系的指示信，就是由杨杰带到昆明交楚图南同志寄到刘浩手中的。党对杨杰的信任支持和关怀，是杨杰在民主运动中不顾个人安危而坚决反蒋的根源。

其次，杨杰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民主思想得到发展。

在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贯彻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把一切爱国进步力量都调动起来，汇入人民革命的洪流。杨杰与谭平山、陈铭枢等人于1945年10月在重庆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为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进行了许多革命工作。为了打破蒋介石反革命白色恐怖造成的沉闷、黑暗的局面，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首先组织一些民主同志开座谈会，谈国际国内的时事，希望大家认清形势。座谈会经常向董必武同志汇报，董老听了汇报后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党的支持嘛。”董必武同志的鼓励，使杨杰更有信心搞好民主同志会的工作。1947年下半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到了香港，公开展开活动。1948年1月1日，与民主促进会、民主派的民革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联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局时的主张，联合共产党及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还在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他的总参谋长陈诚神气十足地召集了各报社记者谈话说：“国民党是有足够的势力，只要三个月时间，可以击溃共军主力，五年内完全肃清残余。”嗣后，《重庆日报》记者到杨杰住宅访问：“您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吗？”杨杰答：“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三个月打垮共军，五年内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记者们张口结舌退出，他的这次谈话见报后，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震动和蒋介石的忌恨。

再者，杨杰积极帮助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认清形势，坚定反蒋信心。

杨杰认为蒋介石是独夫，他越来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为“天下人所怨恨”，蒋介石非垮不可。于是他帮助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认清形势，提高斗争艺术，坚定反蒋信心。

民主进步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筹备追悼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大会，因撰写了一付挽联，被警察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重庆办了一个“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参加这个公司的是些进步民主人士，该公司代售许多进步书籍，杨杰知道后，向杜重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激请一些川康军人和“哥老会”的人参加，以冲淡特务的注意；二是不要用“新群”二字为名，以免特务认为是共产党刚停刊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变像组织。杜重石采纳了第一个意见，忽视了第二个意见，结果，“新群”开张营业后不几天，特务便找上门来进行一连串的挑衅活动，杜重石不得不把“新群”改名为“现代书局”。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地取得胜利。1948年夏，杨杰经常在黎霖、周君实、张乔啬家集会座谈，畅谈革命的大好形势，痛斥蒋介石是独夫的反革命罪行，他告诉大家，蒋介石很快就要垮台了，并提到云南已有武装游击的情况，鼓励大家坚定反蒋信心。

这段时间，杨杰往返于昆明重庆之间活动，他常与陈复光秘书到篆塘新村54号张淑绚家，借“磨豆花”吃为名，与中共地下党员任泊生会面，提供组织革命武装的意见，并争取党的帮助。他还找国民党左派张天放联系，并对张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很多，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面做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可。”后来又同张天放商量，组织“双周聚餐会”，由张天放负责，邀约一些进步人士，抨击蒋介石政权。杨杰又与张天放以“双周聚餐会”做基础，发动昆明万人签名，召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大会，闻一多、李公朴、冯素陶、楚图南等积极约人参加签名，又请张天放拟了一个稿子，闻一多修改后，公开发电出去，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

为了鼓励人们团结斗争，杨杰不顾个人的安危，在特务的监视跟踪的情况下，仍然公开演讲，抨击蒋介石腐朽黑暗统治。

1946年6月，杨杰应昆明市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的邀请，在求实中学礼堂发表演讲，题目是《国防与教育》。

杨杰简单地描绘了一下抗战开始时，苏联人民对我国抗日所给予的大量的人力物力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鼓励。接着讲了他的国防理论，又讲了苏联在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最后他指出：“苏联教师则被人称为人民的导师，他们受尽尊荣，而我们的教师，则一天到晚吃不饱，不敢说话，被视为仇敌，你们应该好好地团结起来，大喊大叫来震醒这些麻木不仁。”

三大战役结束后，杨杰对青年学生们演讲说：“徐州是四战之一，必须是四战之军，共产党方面高级指挥官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是龙、虎、豹、彪。蒋介石用刘峙，此人连一条豺狗都不如，是条死猪，那有不败之理……”。

1949年秋，解放军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横扫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作为蒋介石后方的昆明，形势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杨杰应昆明新闻界编辑人联谊会的邀请，于8月1日准时到会作了题为：“国内外时事分析”的报告，他首先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决不会发生，反动派整天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主观上的幻想，幻想一定会被事实粉碎。他说：“国际上，美国等一些国家说，新的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而且必须是原子弹大战，依我看不会很快爆发，起码廿年内还不会爆发”。接着他从军事学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到民心、士气、武器、后勤线以及军事地理等等。他说：“美国如果真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必将’执牛耳‘于欧洲。”会后，记者把杨杰的谈话纷纷发表于报上，影响进一步扩大，对于揭露反动派的造谣阴谋，安定人心，在当时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蒋介石视杨杰也更为眼中钉。

1949年9月9日，卢汉与蒋介石在重庆会面回来后，发动了“九九整肃”，其要逮捕的黑名单的第一名就是杨杰。是时，杨杰应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新政协，途中经过香港，被蒋介石特务用卑鄙的暗杀手段将杨杰杀害了。

纵观杨杰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清楚地看到，由于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持下，他不断地明辨是非与真伪，明辨真理与谬误。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中，他的思想最终从改良主义发展到民主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直接教育下，杨杰毅然与国民党反动派绝裂，无私无畏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发展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寄希望于共产党，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为中国民主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