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第三节 论杨杰的国防思想

　　杨杰将军是中国近代的军事国防战略家、爱国主义者、无畏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党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等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杰所处的时代，外患不绝，社会动荡，他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国防建设，写了上百万字的国防理论书文。本文对杨杰国防思想进行一些探讨，以缅怀烈士忠魂，以飨读者。

一

国防是保障国家生存、独立、发展的先决条件。强调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是杨杰国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杨杰认为，近代中国由于不重视国防建设，因此，才陷于被动、挨打、受侵略、受凌辱、受压迫的境地。

为什么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不重视国防建设呢？杨杰对此作了全面分析：

从地理上看：中华民族得天独厚的疆域，未遇真正的敌国外患，东面和南面有大海包围，北面和西面有沙漠和高山阻隔着；在生存空间上，具有天然的优越条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容易生活繁殖；地面广大，人口稀少，可以无限制的自由发展，因而，在元朝、明朝之前，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敌国；既无敌国，何来外患？没有外患的威胁，自然不会感到建设国防的必要。

从政治上看：我国过去整军经武的目的，实在是为了对内，不是为了对外。过去的战争史，十之八九是中华民族国家事务的记录，不能算做和敌国斗争的历史，所有的军事设备，是维持国内的治安，不能算做国防。

从经济上看：农业社会经济生活、农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土地上，所以他们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最安定的生活，战争旷日持久，打破了社会的安定秩序，造成“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从事生产的死的死了，逃的逃了，田园荒废，没有人去耕种，凶年无法避免，因而产生厌恶战争的思想。

从思想上看：一直散播“厌战思想”，鼓励人民反对战争。老子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孟子说：“善战者，服上刑。”墨子则摩顶放踵到处去宣传“兼爱非攻”、兵战危险的思想，深入一般国民的心坎，造成一种爱好和平的德性，历数千年而不废。

再加上国内战争弄得民气消沉，人心涣散，哪里还谈得上建设国防呢？

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处在黄金时代，虽然唐代和明代两次东征日本都失败了，这是我们吃了大海的亏，并不是打不败敌人。但关起门来，我们仍是“上邦天朝”，威风不减当年。再想不到我们正在做着“唯我独尊”的美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已经破关而入了，我们抵挡了一阵，吃了败仗，虽然忍痛签订了可耻的“和平条约”，心里还是不服气，还在倚老卖老地说他们是物质文明，我们是精神文明，总不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整理一下国防，接着中法之役，与八国联军对抗，打一仗，败一仗，于是割地、赔款、门户开放、最惠国条款，统统都接受了。清政府受了这几次血的教训，还是不重视国防建设，却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用大量的资财把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压倒了，结果弄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辛亥革命一起，懵懵懂懂、不知振拔的清政府，也就不打自倒了。

这种不重视国防建设，不理解保卫自己国家生存发展的方法，弄得自食恶果的国家，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杨杰认为这就是中国国防废坠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分析上述原因的基础上，杨杰认为要想攻击没有准备或是没有充分准备的国家，自己必先有准备，有充分的准备；要想避免敌国的突然进攻，自己也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这种充分的准备，就是国防建设。同时，有了非常充实的国防力量的国家，也不能高枕无忧地去睡大觉，这仍然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充实的国防力量，还需要高度的战争警觉性，时时刻刻提防受到意外的攻击，这就是“以虞待不虞者，胜”，虞，就是战争的警觉性和提防性的意思。所以，杨杰说：“高度的战争警觉性是建设国防的原动力，而时时刻刻提防，也是国防的一种要素。”

然而，建设国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防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是不生产的投资，但是若吝惜这种投资，则国家社会以至于个人的生产活动，立刻就要停止，以至断绝。若是理解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则不会吝惜投资。

杨杰指出：“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德军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攻打列日和那米尔西要塞，力量薄弱的比利时军队还能够坚持四十多天，不能不归功对于国防建设具有远大的见识的亚尔丕了。”他接着指出，中国要建设国防更困难，帝国主义者看见我们有了一线生机，就觉得威胁他们在华的利益，尤其是日本军阀怀着“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鬼胎。一看见中国统一就要生气，一听说中国建设就要伤心，哪里会让中国人过自由日子？哪里会让中国人从此抬头呢？“九一八”事变，日本进兵东北，制造中国内乱，破坏了中国建军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问题的例子。

中国人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千方百计地使中国亡国灭种，征服中国，只有团结御辱，才能生存，所以发生了“西安事变”。杨杰说：“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造成中国的精神国防，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国内的战争，促成了全国上下的大团结，这是幸灾乐祸的日本军阀所料想不到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因此放弃征服中国的。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国就必须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军需工业，从事独立自主的国防建设。命运已经注定了，中国的军需工业必须在苦痛的民族自卫战争过程中打下基矗中国的军队必须用中国制造的武器，把敌人驱逐出境，从而获得真正的胜利。

杨杰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中国为什么不重视国防建设的原因，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的。由于不知道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也即不知道保卫国家的方法，近百年来，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古国，才会陷于被动、挨打、受侵略、受凌辱、受压迫的境地，杨杰用我国历史的沉痛教训，来说明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同时，杨杰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建设国防，比其他国家更困难，中国不仅要有高度的战争警觉性，不吝惜国防建设的投资，而且还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因为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独立、富强、繁荣昌盛威胁它在华的利益，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样，杨杰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防建设联系起来，从而诱导国人理解建设国防的重要作用，促使人们重视中国的国防建设，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是杨杰国防思想的可贵之处。

二

杨杰国防思想的第二个基本内容是国防建设三要素。

杨杰说，战争范围随着人类生产的进步一天一天扩大，国防的范围也随着战争的范围的扩大而扩大；战争的要素也随着人类生活的进步一天比一天复杂；国防的内容也随着战争要素的复杂而越加复杂。然而在无数的要素里面，哪几种要素更加重要呢？杨杰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的国防，都具备几种共同的要素：第一是人的要素；第二是物的要素；第三是混合要素。

杨杰指出，人在国防建设上，自古就占着唯一重要的地位。孙子说：“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就是把人当做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力量。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西凶则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可见梁惠王也懂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国家本来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存、促成人民的发展而组织的。人是国家的主人翁，没有人，也就没有国，更没有国防。但是，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一定是强国，因为国防上所需要的人，是能够发生国防力量的“国防人”。

所谓“国防人”，杨杰认为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身体健全；第二有生产技能；第三思想正确，遵守国家法令。至于烟鬼、酒鬼等等，都不能做国防人，因为这些人不但不会产生国防的力量，而且还要消耗力量，最可怕的就是国防力量的自相抵消。因为，国力有余，才能建设国防。

有了“国防人”，还需要有国防技术，还需要有国防组织、国防计划、国防重心，更需要国防精神。杨杰说，国防精神就是民气和士气，这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互相密切地关联着，但战场上的主角始终是人。因为现代的战争是人的战争，打起仗来，精神力量实在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国防建设的第二个要素是物的要素。

随着历史的进程，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无论如何，没有物是不能打仗的，所以，物便成为国防建设的另一个要素。复杂的国防，基础建筑在各种工业上，复兴中华民族，须先树立并发展独立自立的国防工业。

杨杰说：“我们要是再不觉悟，下最大决心，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技术，把自己地下的无尽宝藏发掘出来，发展各种工业以加强机械动力，再以机械动力推动国防工业之发展，”在经济上、生活上、战争上不做到独立自主，中华民族便永无复兴之日。“当中国的铁矿变成摩托，中国的石油在天空中、在地面上、海洋里发出怒吼的时候，就是中国开始胜利的时候；当中国日用必需品商标上和中国海陆空军一切武器上，‘拉丁字母’完全变为中国字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开始抬头的时候。”

杨杰把国防建设中物的因素，紧密地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独立联系在一起，把摆脱依赖性、树立自力更生的骨气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联系在一起，以此来说明物质建设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何等重要，表达了杨杰对祖国的热爱，他多么向往祖国有一天也能昂首挺胸，屹立在世界列强之林啊！

国防建设的第三个要素，是混合要素，包括经济、技术、组织。

杨杰认为，战争是消耗，它像一只老公鸡，只会呐喊，不会下蛋。现代的战争，要想胜利，必须消耗，而且这种消耗越来越大，所以，国防建设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因此，大力发展经济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树立了榜样。斯大林指出：“我们今天要采用的政策，必须以发展国际贸易，增加苏联的经济力量为目标。我们应时时设法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而生存，应设法将苏联建筑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基础上。”杨杰以苏联为借鉴，说明发展独立经济的重要性。

但在我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在数量上不及敌国，难道就不能同敌国作战吗？为了使人们不因经济落后而丧失抗战信心，杨杰客观、辩证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指出，我国是农业国，经济性质是农业经济，日本是工业经济，工业国最怕的是经济封锁，外国的原料来源断绝了，国内的商品又找不到市场，工厂一倒闭，马上就发生大恐慌。我们农业国的经济却比工业国稳固持久。在平时，我们的产业落后，受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土货被洋货打倒了，手工业和小规模的机器工业也被外国的大托拉斯吞并了，自己的工业经济打不下稳固的基矗现在敌人把我们的国际路线切断了，想用经济封锁政策来困死我们，我们正可利用这个机会起死回生。洋货来不到，土货就大走红运，外国的托拉斯被关在门外，我们的手工业也可以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了。借此机会，一方面要在大后方建设各种各样的工厂，越多越好，把工业的基础建起来；一方面要改良农村经济，增加原料的产量，并且对敌人来个经济反封锁，使他抢不到原料，买不到货物，置他工业经济于死地。杨杰说：“我们要想使东亚病夫变成膀大腰圆的生龙活虎，也请全国同胞把这最后一滴苦药忍痛咽下罢。

可见，杨杰国防建设要素的原则，是贵在活用。他在说明经济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承认农业经济的落后性，并辩证地提出把落后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把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变成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反封锁，并以此发展国家的独立工业，这表明杨杰为进行国防建设，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挚诚精神，是感人肺腑的。

混合要素的第二方面是技术。杨杰认为，技术是人力和物力综合所不可缺少的一种媒介剂。没有现代技术，便无法建立现代的工业；没有现代工业，便制造不出现代的工业用品；没有现代的工业用品，便不能建设现代的国防。杨杰以此来说明技术对于建设国防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

混合要素的第三个方面是组织。杨杰认为，国防组织对于国防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其他的组织都应该服从国防组织，更不能脱离国防组织。因为情报组织是国防的耳目，宣传组织是国防的心口，参谋组织是国防的脑神经。因此，各种小组织都是要在国防的大组织里发挥作用。”史太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有铁的意志和组织天才“。这就充分说明组织在国防建设中应有的地位。

杨杰的国防三要素，把人作为第一要素，说明人在国防中的主要地位；把物的要素作为第二位，同时强调物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位的混合要素也是缺一不可少地相互联系。这就组成了杨杰国防思想的原则。

三

杨杰国防思想的第三个内容是国防力量运用的四面体。

国防建设要素具备了，还需要发挥其相应作用。杨杰指出，各种国防要素一应俱全的国家，不一定就是强大的国家；最强的国家，不一定是必能战胜的国家。因为，国防要素有没有是一回事；有了，能不能表现出强大的力量是另一回事；力量发生了，如何应用它，又是一回事。所以，国防的要素虽多，国防力量的表现，也往往因国家的情况不同、政策不同而互有差异。杨杰结合古今中外世界战史的情况，独创出他的”国防力量运用的四面体“理论。认为国防力量的表现，归纳起来，不外经济、技术、军事、外交等四种方式。

经济：包括财政、资源、金融、机械等。

技术：包括创造、模仿、生产、使用、教育、宣传、训练、组织、交通等。

军事：包括海、陆、空军、防空军及国防军事等。

外交：是国家政治力的扩充。

这四种方式，就是国防力量的结晶，也就是表现国际力量的四种手段。一个国家离不开经济、技术、军事、外交，正如车之离不开四轮，人之离不开四肢。如果能够把它们适当地配合，机动地运用，国家就有由贫弱变强盛的可能，强盛的可以更强盛。

那么，国防四面体之间具有何种关系呢？杨杰认为，它们之间是互相支持，有着直接连锁线的关系。如：兵工业的本质是军事性的，同时它又是生产机构。造飞机大炮，造各种机器，造各种现代化的军用品，没有优越的技术就办不到。如果要大量制造，便牵涉到经济问题，所以说，兵工业和军事、技术、经济三者都有关系。军事、技术、经济都是国际性，又和外交有关系。因为交通发达，样样都带着国际性，都要和外国沟通，都要用外交的手腕去满足自己的要求，达到预定的目的。

但是，外交必须有军事、技术和经济的支持，才有力量，才能发生效果。所以，强国的外交，有所恃而无恐，一遇到国际纠纷发生，他们的态度硬，手段辣，不占便宜便不肯罢休。他们的外交力量既为其余三种力量的结晶，因而随便一纸抗议书，就可以抵得上十万雄兵。弱小国家的外交，抗议书虽然义正词严，可是因为其余三种力量弱，后劲差，往往不生效力，就是这个缘故。

杨杰进而指出与外交、军事有关系的问题，不能用单纯的外交手段解决。而要用外交和军事两种方法解决它，并以技术经济作后盾。如果只用纯粹的外交方法对付它，而对方的军事行动毫无停止，交涉的结果，仍然是吃亏。”九一八“事变，本来是军事问题，敌人出兵占领我东三省的土地，而我们的军队都竭力避免冲突，希望用外交方法解决，向国联告状，敌人则双管齐下，一边派外交官在国际联盟和我们周旋；一面增兵东三省继续西进，占领热河，侵入关内。等到我们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策时，形势已非往日可比，抵抗也抵抗不住，交涉更交涉不好。”卢沟桥的炮火，揭开了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序幕“。虽然战争初期，中国失掉了广大领土，放弃了许多重要都市，可是素质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却处处打击敌人，阻止敌人前进。在淞沪、在忻口、在台儿庄、在武汉外围、在鄂北豫南、在昆仑关，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战绩。日本人为中国人愈挫愈奋而头痛，外国人闻”草鞋打豫南“而惊叹！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使中国军事力量突出了国际平面。”战争打出了正义人道，战争打出了真正朋友，战争提高了中国人的国际地位“。于是，中国的外交官又开始活跃于国际舞台。从前对中国恶感甚深的国家，慢慢地转变了态度了；从前不关心中国的也关心起来了；本来对中国要好的国家，则变得更好了。英、美、法、苏在经济上、军事上、技术上直接间接给中国不少的援助。杨杰从理论到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正确运用国防四面体的重要性。

杨杰在分析中国军事、外交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国防力量的四面体，还有”两只脚“——经济、技术。杨杰认为，这”两只脚“还沉没在国际水平以下。中国能不能从世界的旋涡中一跃而成为一等强国，完全由这”两只脚“决定。”因此，中国的独立富强，必须使中国的经济、技术独立自主“。

杨杰用四面体的国防理论分析中国的实际，是客观的，他肯定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掠夺，造成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军事上的成就，支持和影响了外交活动，使中国外交以崭新的面貌活跃于国际舞台，让许多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动刮目相看。中国外交方面的成就和胜利，又支持了抗日战事，加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特别是杨杰指出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肯定了中国的举止将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变化，使同盟国国家不得不认真对待中国的抗日问题，不得不较积极地支持中国人民抗战。这的确表现出军事家卓识的远见及对问题分析的渊博知识。杨杰在指出中国将主宰大亚细亚政局之后，又能实事求是地提出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还落后于国际的水平，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大作用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不足之处，从而知道，中国必须在艰苦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振兴经济，发展技术。只有在经济、技术这两只脚也上升到国际水平之上，中国才能从世界的旋涡中一跃而成为一等的强国，否则，尽管中国在军事上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外交上如何活跃于世界舞台，盟国如何支援我们，但中国终究不能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中国的经济、技术不能独立自主，中国也将永远不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杨杰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估计、评价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使他超出了当时世界资产阶级军事家一筹，杨杰还否认了资产阶级军事家们对中国人民抗日作用的成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杨杰还以国防四面体的理论，对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作了精湛的论述。他指出，军事是四面体的一个顶点，政治也是四面体的一个顶点。它们的位置，随着国家环境的需要而变化。在战争爆发之前，政治组织决定军事组织，可以说军事附属于政治；等到战争爆发以后，军事就成为国防四面体的顶点，政治组织必须适应于军事需要，把平时组织变为战时组织，可以说政治附属于军事。

基于这种认识，杨杰批评了鲁登道夫的”战争是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因此，政治应附属于战争“的观点；批评了克劳赛维茨的”战争是用着政治以外的手段的政治继续“的机械论观点。

杨杰认为，军事服从政治或政治服从军事的机械论法，都不正确，应该是政治与军事互相隶属，因时制宜，他说：“克劳赛维茨和鲁登道夫都没有把握住战争的全部真理，他们两个人的见解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看来，全是一偏之论。根本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国防组织的一种元素，都是民族生活的一种方式。它们互相隶属，互相渗透。”

但是，杨杰在批评了鲁登道夫的政治服从军事的观点；批评了克劳赛维茨的军事服从于政治的观点同时，他却没有能指出克劳赛维茨虽然承认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却没有分析政治的阶级内容。

我们知道，战争是阶级政治的继续，它始终带有阶级的性质。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次战争时都必须弄清楚“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造成的。”

正是由于缺乏这一点，虽然杨杰用辩证法来分析战争，但仍然没有能够跨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观。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杨杰国防力量四面体运用的理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战争的方法，特别是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并作出客观的分析，使杨杰的国防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

杨杰国防思想的第四个内容是国防的型式及其组织。

杨杰认为：新型的国防组织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全体性的，就范围来说，包括着国民生活、生产的各部门。可以名之曰“全体总动员的国防型”；第二，是注意平时的，就时间来说，平时即是战时，随时可以动员，随时可以应战，可以名之曰“战时体制的国防型”。正确认识国防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了国防组织问题，任何在制造飞机、坦克、大炮、巨舰上努力下功夫，也是无法应付现代的战争。“国防组织健全的国家，政治机构不因战争胜败而变”。

鉴于以上的思想，杨杰经认真考察研究比较后，认为苏联是最注意国防组织的国家。他说，因为苏联“对于国防组织着手得早，占着时效上的优势，所以基础稳固，纳粹德国虽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她冲击，并不能把她击破。她不但抵抗得住纳粹德国的进攻，而且还准备实行大规模的反攻，就是由于她的国防组织严密，富于弹性和韧性”。

所以，杨杰认为，完成国防动员型的国防组织，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先决条件。杨杰提出的国防组织，包括军事、生产、参谋、政治组织等等。

军事组织是国防组织的核心。军事组织的性质，被国家的环境和国策决定着。如德、日是攻击性质；苏联，既要防范敌国的进攻，又要准备随时援助被侵略、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所以，苏联带着“攻击”、“防御”的二重性。当然，科学和技术决定着军事组织的内容。

关于生产组织，杨杰认为，国民训练普遍的实施，造就了大批有作战技术的后备军，这许多后备军随时可以召集起来，编成正式队伍准备作战。于是乎就需要大规模的生产机构，来维持战争这个自己不会生产而挥霍无度的浪子的寿命，谁能够满足它，胜利就属于谁，但是，不能因而忽视了国民生活上心理的安定、生理健康的水平。

至于参谋组织的任务，就是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国防力量，做到真正的知己知彼，根据已知的数字，去确定国家政策，拟订国防计划。由于近代战争产生了全体总动员的新国防型，参谋组织也跟着扩张到发生国防力量的各部门，如政治、经济、外交、交通、实业、教育、文化，因而也可以叫做“国防组织”。因此，调查工作和情报工作便在参谋组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参谋组织是国防组织的神经，必然跟着战争与国防的发展而发展到国外去。

杨杰认为，最新的政治组织，是军事化的国防政治，而“人民加入政治组织的数目是衡量政治力量的标准”。民众深切地信赖政府，热烈地拥护现行政治制度，自然会尊重政府的法令，服从政府的指导。政府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家的法令才能贯彻实施，产生出伟大的政治力量。所以，“政治组织的目的在于增进国家和国民的健康”。假使国民生活被战争弄得无法维持了，不管其他的条件怎样优越，战争也是不能继续的。

与此同时，对国民要进行国防教育，也就是文化组织，保卫民族文化，因为“独立自由的国家民族，必有独立自由的文化”。杨杰说：“中国人应该受中国的教育，过中国式的生活，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中国人，装了一脑袋日本文化，说的是日本话，写的是日本文，穿的是和服，信仰的是武士道，崇拜的是日本天皇，试问他肯不肯为保卫祖国而会和侵略我们的日本帝国主义拼命呢？当然不肯，因为他完全被日本同化了。”所以，对国民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杨杰认为：“新的全体性的战争理论，产生了一种国防新思想，这种新思想的结晶，就是国家总动员的国防型式。”“新战争型把整个国家变成一架战斗机械。”只有实行国家总动员，才是保证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的方法。

以上可以看出，国防的型式及其组织，在杨杰的国防思想里，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尽管国防的要素都具备了，国防组织跟不上，还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中国，国防的要素都具备了，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可是如果不重视国防组织，没有力量，一旦受到帝国主义者的攻击，就很难抵御。即使是富强的国家，如法国，由于国防组织弱，结果很快败给德国；英国是海上强国，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攻击，一等财主的美国，也免不了在太平洋上吃了日本的亏，这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国防的组织。再看苏联，由于对国防组织着手得早，平时也很重视国防组织，所以基础稳固，纳粹德国虽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向她，但不能征服她，相反，失败的却是希特勒自己。所以，杨杰认为一个国家民族要生存发展，必须加强国防组织，这是正确的。

五

杨杰国防思想的最可贵之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建设中国的国防方案。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抗战中觉醒了，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独立，要使全国人民心里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燃烧起建设国防的热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建设中国的国防呢？杨杰认为，第一，应该把握住时代；第二，应该把握住特殊性；第三，应该把握住重心。

为什么要把握住时代呢？杨杰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一日千里，战争的性质和形式也在时时刻刻地变化。谁在国防建设上落后一步，无论这种落后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或理论上的，谁就要接受一分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要把握足以代表反映这个时代的“科学”。我们的科学赶上了这个时代，超过了这个时代，我们的国家自然是时代的先驱者，我们的国防建设才可以超过时代。因为理想的国防必须是“超时代”的国防。

为什么要把握特殊呢？杨杰说：因为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特殊性，有自己的特殊历史，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这许多独特的东西，造成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造成中华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对于任何事物，中华民族有他自己的观点；对于任何问题，中华民族有他自己解决的方法。这许许多多的特殊因素，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国家。因此，中国的特殊性，就是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什么是中国国防建设的重心呢？杨杰认为，建设国防重心在于发展民族工业。完成中国国防的先决条件，是完成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中国有丰富的资源，有广大人力后备，天惠并不算薄，如能运用科学的力量，把中国由农业国家推上工业化的道路，立刻便成为东亚的支配力量；论富论强，中、苏、美将在世界上鼎足而三，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一个理想，全看中国能不能利用本身的人力物力，发展民族工业，再把民族工业军事化”。这就是“国防建设的重心”。

杨杰认为，我们把握住了时代，把握住了中国的特殊性，把握住了重心，再加天惠的各种条件，要建设一个合乎理想的国防，并不是什么难事。事物发展，往往是后来者居上。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举了苏联的例子。他说，苏联革命以后，她的产业比英国、美国要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可是苏联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咬紧牙关，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居然把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战争的潜力和蓄力上，其惊人的成就，反使英美各国瞠乎其后。苏联能够以十年的努力把国家的文化向前推进了一百年，中国目前的形势，比苏联革命后的形势要好得多，人家可以办到的事，我们为什么办不到呢？黄帝子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杨杰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将来的世界，必是中、苏、美鼎足三立。他以苏联为例，说明了只要我们能合理地应用人力物力，发挥它们的作用，苏联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种思想，在旧中国是难得的。那时，许多人认为中国落后，什么都不如人，悲观、失望，自甘堕落，鸦片不仅侵蚀上层人的思想与肉体，也侵蚀到下层人的思想与肉体，要奋发上进，靠自己的力量会赶上英美，去和他们较量，这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崇洋惧外的心理在许多人中起着作用，依赖外国的劣根性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杨杰不仅敢想，而且敢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实现的具体的方案。可惜的是他生不逢时，生长在旧社会，许多热爱国家民族的抱负不能实现。

关于国防兵力的决定问题，杨杰认为，虽有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这不是固定不变的，主观的努力往往可以改变客观的环境。我们建设国防，一方面固然要适应客观环境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方面还要根据自己主观的要求，以最大的努力改造环境，会完成合乎理想的国防建设。

根据以上的观点，杨杰提出了中国具体的建军数字。

最低限度的陆军：中国东境虽有七千余里海岸线，可是和英、美、日、意比较起来，海岸线并不算长。如果要建军，陆军和空军应该是国防军的主力，海军处于辅助地位。假定陆军的编制每师一万人，依照中国环境的需要，第一线的常备陆军，至少应该有一百二十个师。这一百二十个师，需要三年至六年的时间，逐渐编配完成。

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也是交通落后的国家。为了适应中国工业、交通的特殊情况，一方面发展工业，使军队的装备现代化；另一方面发展交通，使军队的运输现代化，但在全国铁路、公路交通网尚未完成之前的过渡期间，不能不缩小师的编制。

为了适应中国地理的特殊性，国防军建立分区组训制度，目的在于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战斗条件尽可能与生活条件协调，以增加战斗力。

最低限度的空军：战争立体化后，空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由于列强积极扩充空军，没有五千到一万架飞机，算不上一个强国，而且也不足以自卫。在中国的建军计划中，应该以两年到四年的时间，加紧完成最低限度的空军建设，可以随时出现八千架第一线飞机，包括四分之一的轰炸机，四分之一强的战斗机。

最低限度的海军：要想完成领海防卫，中国在最近和不远的将来，需要建设三十万吨级的海军。

中国海军的建设，因为经济、产业、技术种种限制，只能采取守势主义，先完成一支小型舰队以防卫沿海沿江的安全。这支小型舰队，以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舰、敷设舰、扫雷舰、鱼雷舰多艘编组而成。只要和空军配合起来，就可以打击敌国的海军，使其无法登陆，并进一步用机动奇袭的战术予敌以打击。杨杰认为，主力舰花费太大，建造困难，目前只有暂时付缺一法。我们与其耗费大量的金钱去建造一艘主力舰，倒不如拿这笔巨款去扩充几百架飞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保卫我们的领海，不是和海权国家争霸。从威尔斯亲王和利巴斯尔号在西南太平洋沉没的史实来看，凭着一支小型舰队和优势空军来担任领海的防卫，是可能的。

杨杰认为他所提出的建军数字，仅仅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不能作一个固定的标准。笔者认为，杨杰根据中国的各种特殊性，也就是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国国防军的数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里面包含着深奥的学问和科学的方法，对当时国防军的建立有着重大的意义。

至于中国国防军的组织，杨杰认为应该以适合“以动制动”的现代战术特性的标准，同时需要装备机械化和掌握军事技术。

中国军队建军问题的核心，必须适合于大陆性的战争。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物质文明落后的国家，我们社会重心还没有脱离旧式的农业，因而，我们的建军计划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动员整个的国家机构，来实现这一个理想。不论从地形上、环境上、交通上、国际形式上或是从主义、国策着眼，都可以确定中国所遭遇的未来战争和现代战争同样是大陆性战争。

杨杰为什么确定中国现在和将来所遭遇的战争是大陆性的战争？因为中国是一个大陆性的国家，虽然她也有绵延数千里的海岸线，终因为受民族传统文化和“和为贵”的影响不侵略的一贯国策的制约，使她不能够向海外发展，变成一个海权国家。因此，我们就需要建设适合大陆性战争的军事组织来打败敌人。

当然，一个国家要想完成优良的现代的国防军的组织，必须有适合于时代要求的优越进步的军事制度，把军官的培养问题、兵士的训练问题、军队的武装编制问题、后备兵员的储备问题作一个根本的解决。杨杰认为，要根本解决问题，首先必须破除封建的军事传统制度和观念，进行国民教育，以此培养必要的体力、知识、技术，激发爱国热情，养成守纪律负责任的天性。同时，在精练、苦练、时时训练中成为有用的军队。

杨杰指出：在艰苦抗战的今天，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经济建设的重心必须放在工业的发展上，尤其是战争工业的发展上。我国有了独立自主的战争工业，有了大量自制的进攻武器，才可以独立和敌人作战，我国国防军在装备上、素质上、数量上都赶上了甚至超过了敌人，才有把握击退其进攻，将其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得到真正的胜利。这种客观科学的预见，体现出杨杰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刻正确的了解。

为了加速完成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杨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政府除了发行国内公债，还可以利用外资。但是，杨杰强调在利用外债的时候，应当注意，绝对不可损害国家的主权；不以国家和地方税收作为利用外资的担保；不以事业的经营管理权作为利用外资的担保；不以国家的需要和权利或聘用外国人才、采用外国的原料作为利用外资的交换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国家的生命力，充实我国的国防建设。

杨杰利用外资的四项条件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他从近百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一步步地步入深渊而难以自拔的血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杨杰对引用“外资”态度，第一是肯定可以用；第二是必须有条件。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有利祖国经济建设的主张，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正是杨杰国防思想的不朽之处。

至于国防工业，杨杰认为还需要一个中心区。大体上说，西北各省天气高寒、人民刚强，土地坚厚、地下蕴藏丰富，重工业易于发展；中部长江流域和南部珠江流域以及滨海各省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农产品丰富，轻工业易于发展。我们正好利用这种种自然条件，把前者造成中国的武库，把后者造成中国的仓库。杨杰认为，现在我国的仓库已被敌人占领了一半，幸而武库大部分完整，我们要含辛茹苦地经营它，以此为复兴中华民族的本钱。

杨杰所提出的中国国防建设的计划，是科学的、正确的。因为一方面他是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根据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侵略本性，根据中国本身具有的特殊条件，根据对旧中国军队制度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国地质、气候、矿产、民俗、性格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应用了自己深远、广博、卓识的军事知识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后，才提出了这样具体建军的数字，阐述大陆性的作战特点，确定国防工业的重心及区域，并提出了要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必须注意什么的具体措施，这样的全国计划，无疑已经超出了保卫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范围，可谓一个全面具体改造中国的计划。

六

杨杰国防思想的核心是人民的国防，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为之向往、为之追求的国防。

“现代的国防是人民的国防，战争的方式已经由武装战斗员的互相歼灭转移到全体人民的互相的对垒。人民的战争是最进步的战争。”杨杰指出人民的国防应该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设，由全体人民去从事建设，并且建筑于全体人民身上的国防。国防是人民的事业，每个国民都负有国防的责任，这叫做国防需要人人；国防是保卫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工具，国防对于每一个国民所发生的利害关系是相等的，这叫做人人需要国防。不过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同，双方所需要的程度与表现的程度，仍然不能一致。

那么，什么才能算是人民的国防呢？杨杰认为，必须具备一定的先决条件：即人民的经济、人民的政治、人民的文化和人民的军事。因为“一个国家要想建设真正的人民国防，必须先使经济变为人民的经济，政治变为人民的政治，文化变成人民的文化，军事变为人民的军事。也就是首先消灭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阶级对立，假如一个国家在经济方面还存在着人剥削人的制度；在政治方面，管理国家大事还仅仅只是少数人或某一部分人特殊的权利；在文化方面，知识分子还被当做一个阶级；在军事方面，还有一部分国民千方百计地逃避兵役——人民的国防是建设不起来的。”

杨杰认为，人民没有掌握政权的政治制度必然产生贪官污吏，国防政治应该是“欲使民由之，先使民知之；民不愿由之，不可强迫之。”只要政府的一切政策不违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人民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绝不会不愿由之的。他主张政府的政策要符合人民利益，要人民了解清楚，这种开明思想，与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愚民政策是相反的，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他还坚信，一种进步的政治制度，必须要代替落伍的政治制度，正如春天必然要代替冬天一样。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政治家应当具有卓识的远见，来合乎时代潮流，采取进步的政治制度，来从事国防建设。这种合乎时代潮流进步而进步的思想，就是杨杰的伟大之处。正因为他有这种卓识远见，他虽身居国民党要职，是蒋介石的智囊，但是还能够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直至为人民的利益而甘愿抛弃荣华富贵，甚至献出生命的根源也就在于此了。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他认为苏联的国防是理想的国防。苏联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苏联的国防建设是以恩格斯“武装、编成、组织、战术和战略等，第一是依存于当时的生产阶级和交通状况”的军事理论为指导的。它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实行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目的完全是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改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通状况。苏联的经济制度不是赚钱的剥削机器，而是加强国防力量，增进人民福利的有效武器。它的作用不单是武装陆海空军，而是武装整个国家和人民全体。全体人民支持这个政权，是合乎国防需要的政治，是最难摧毁的。苏联的政治解决了“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制度解决了“国防物”的问题。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受苏联共产党的战略指导的。在平时，它的活动中心是争取和平，以掩护社会主义国防建设；在战前，它的活动中心是把握住国际的矛盾对立关系，给苏联造成一股有利的形势；在战争爆发后，它的活动中心是捐弃一切恩怨，尽可能争取友邦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抵抗，尽可能分散敌人的压力以取得贱价的胜利。苏联的外交政策，比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所以，苏联的国防政策是最理想的国防政策。

杨杰明确地提出了他所追求的是人民国防；他所需要建设的是人民国防。这种国防只有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才能建立，这种国防是最难摧毁的，要建立这种国防，必须首先消灭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阶级对立。杨杰的国防思想，紧密地和国家社会制度的性质结合起来，这就明显地看出了，他希望中国的社会能够建立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这样，杨杰的国防理论又较前推进了一步，而超出了与他同时代、同阶级的军事思想家们，它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了。

综上所述，杨杰的国防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军事作用强调过多，这是可以理解的。杨杰提出的国防建设三要素、国防力量四面体的运用、国防型式的组织等，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且说理清楚透彻，为当时国内外军事家所称颂。

杨杰能够认识到而且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和被侵略性质；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质和非正义性质，这是可贵的。但是，他又过分强调为了“生存竞争”，弱小民族必须建设国防，防御与反抗外来的侵略者。这就抹杀了民族压迫实际上是阶级压迫的实质，民族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实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争观点。因而，杨杰国防思想在某些问题上，仍然不能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

杨杰的国防思想，明显地贯穿着全民国防、全民战争的思想，因而，有许多方面是针对着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以及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政策。他说：“请自今日始，举国上下爱国志士，分流血流汗两类，各尽其天职。流汗之人，如工如农，以谋足食足用。教育家流汗则民智启发；科学家流汗，则研究精深；实业家流汗，则生产增加。上自政府职员，下至牧夫樵子，苟能多流一点汗，则国家力量增加一分，勿谓汗少，挥汗可以成雨；勿谓血少，血流可以成河。以成雨之汗，全国努力工作；以成河之血，军人努力御敌。”这段话，明显地表达了杨杰全民国防思想。

杨杰的国防思想是对于国际上各种制度、战史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刻研究；对中国古今战史、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的各种特殊性深刻研究所提出来的。中国国防建设的计划，更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国防思想，是行之有效的。只是蒋介石不能全面采纳，使它无法见其实行的效果。

杨杰国防思想更可贵之处，是他不断合乎时代潮流而进，处处表现了对祖国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忠诚，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限的信心，他强烈地希望祖国独立富强和进步，并呕心沥血多次提出了建设祖国国防的方案和具体措施。这就是杨杰国防思想闪光之处，进步之处，也是杨杰国防思想理论能够超出他同时代的中外资产阶级军事家的国防理论之故。杨杰的国防思想不仅对当时有重大意义，就是对今天国防现代化建设，不仅有参考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