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苑论史

第五节 学习革命先辈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精神

　　1919年5月4日，一大批先进分子，以炽热的青春，冲天的朝气，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向着腐朽黑暗的旧世界，横冲直撞，他们咬破手指书写血书，他们在雄壮的游行示威的队伍中，以震撼山河的气派高呼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拒绝和约签字”等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水龙算什么，大刀棍棒无所惧，军阀的监牢又怎关得住这汹涌澎湃的大潮。“六·三”工人阶级的参加，更似铁锤猛击在军阀的脊梁上。“五四”汹涌的革命波涛终于击退了反动政府的恐吓、镇压与诱骗。军阀不得不释放爱国者，不得不撤掉卖国贼的职务，不得不叫和会代表拒绝签字……胜利！胜利！血换来的胜利，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换来的胜利！这胜利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这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伟大开端。这时，中国共产党虽然还未成立，但是，阿芙尔舰的炮声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当时李大钊、陈独秀、王尽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就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居于运动的领导地位，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做了准备。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党和人民所公认的，他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永远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的榜样。

《申报》在1917年11月10日刊登了《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新闻后，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极力封锁消息，歪曲俄国革命的真相。在此后一年间，中国报刊上对十月革命充斥着攻击、歪曲、污蔑和诽谤。就在这时，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整个世界形成了不可阻挡的革命潮流。”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高举反帝的旗帜，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同志与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坚决地揭露了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会议，斥责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所谓和平纲领“十四条”是骗人的鬼把戏。他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有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喊出了“打倒‘强盗世界’”的口号。在这同时，李大钊同志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大钊同志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里，开始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战斗力。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胡适说，“主义”是没有用处的，谈主义的是“鹦鹉”、“留声机”。他提出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他拒绝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李大钊同志有力地回击了胡适宣扬的实用主义与改良主义及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里明确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必须先求根本的解决，也就是必须采用革命的手段来改变旧制度。根本解决问题，一切具体问题自然随着解决，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又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这次争论，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有了迅速的进展。

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同志领导了北京学生、市民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示威运动。军阀对示威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在这次示威中，大钊同志头部受伤，但他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指挥着群众的行动。

“三一八”惨案后，大钊同志在白色恐怖下，不顾张作霖的通缉，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有人劝他离开北京，但是他认为党的工作比个人的安全更为重要，婉言谢绝这个劝告。1927年4月6日，大钊同志在北京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问，但始终立场坚定，坚贞不屈，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悍然绞杀了大钊同志和同时被捕的其他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临刑前，大钊同志从容不迫地步上敌人的绞刑台，作了最后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共产主义的真理必然胜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敌人的最大轻蔑。

李大钊同志光辉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代表了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的正确道路。

吴已章同志为李大钊同志题词：

“青春之气，万古长青”。

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同志题词：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五四”运动的爆发，北洋军阀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唤醒了有识之士。中国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作为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王尽美同志拍案而起，坚决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特别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使王尽美同志的思想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他认识到：穷人之“穷”，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革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革掉统治阶级的“命”，才能把穷人从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

王尽美同志为了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自己全部才智，成了一位卓越的宣传家，他不仅写传单，发表演说，画宣传画，还教群众唱自己编写的歌曲，如：“五四”时期，他教群众唱自己编写的一首歌曲：“看看看！滔天大祸飞来到身边，日本强盗是狼贪，硬立行政官，此耻不能甘，山东又要似朝鲜，卫我祖国，攘我主权，保我好河山。”

王尽美同志还把很大的精力投到办报上，以此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后主办过《历力新》《山东劳动周刊》《现代青年》《晨钟报》等。这些报刊风行山东，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是全省政坛上最有权威的报刊。王尽美同志为了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献出他短暂的一生。（二十七岁）1961年8月，董老途经济南时，写下了一首纪念王尽美同志的诗篇：“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时代。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同志远离家乡，到外地求学、考察。于1918年10月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是推行新文化运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同志和他经常在一起交谈，互相得到教益。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参加了北大哲学会、新闻学会，并旁听大学课程，同陈独秀等同志多次接触，那时，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着作，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1919年春，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了。毛泽东同志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他同新民学会的会员一起，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主编《湘江评论》，针锋相对地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强调群众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伟大作用，认为只要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只要先进的知识分子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就有充分的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等反革命势力。《湘江评论》是那时候国内思想性很强的一个刊物，深受青年的欢迎。同时，毛泽东同志又领导了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张敬尧自1918年3月率军进驻湖南，当了督军兼省长以来，伙同他的三个兄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湖南人民愤怒地控诉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畜不除，湖南无望”。面对张敬尧的残酷压迫和统治，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各校总罢课，组织了以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等地。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于年底到达北京，组织了声势颇大的请愿斗争。1926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与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历数了张敬尧祸湘虐民的二十条罪状，表达了三千万湖南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决心和驱张的坚强意志。同年夏天，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那时，湖南人民已经驱逐了张敬尧，毛泽东同志随即又领导人民反对湖南新统治者军阀谭延和赵恒惕，同时，他继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准备。1920年9月，他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10月，他在湖南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工人运动，他深入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他的反张活动，在湖南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周恩来同志，还在中学时代就立志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探寻革命真理，于1917年9月东渡日本求学，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周恩来同志深受鼓舞，他积极阅读了马列主义的书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了解列宁缔造的俄国社会主义社会，带着这样的新思潮，他于1919年4月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告别了他求学一年的地方，从日本回到祖国，投入到伟大的“五四”革命风暴中去。

“五四”时期，天津先后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展开了示威游行、集会、请愿的斗争，学联并准备出版会刊。正在这时，1919年6月，周恩来同志回到了天津。由于他思想先进，善于团结群众，享有极高的威信，很快被推举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他除了用大量的精力，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期刊作为宣传群众、指导运动的喉舌之外，还积极参加其他领导活动，直接组织天津学生同反动军阀政府展开激烈斗争，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天津的学生运动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配合，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断推向高潮，震撼了祖国北方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由周恩来同志撰写的《觉悟的宣言》明确宣布：“凡见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路，旧伦常……全认它为应该辟除应该改革的。”周恩来同志当时就把孔孟之道的道德、旧礼教，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反动资产阶级联系一起，统统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它表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周恩来同志开始用社会革命的理论来规定革命对象。

周恩来同志在革命运动中，表现了敢于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奋不顾身地奔走街头，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组织罢工罢市和示威游行。反动当局残暴地镇压了示威请愿的学生，并逮捕了周恩来同志等四位代表。面对敌人的高压，他威武不屈，正气凛然。当敌人施展阴谋妄图消磨被捕代表的锐气时，他又在狱中组织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讲述革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斗志。在反动当局慑于各界压力被迫开审这一案件时，他义正词严地宣传爱国无罪，救国有理，使审判者受到了审判，法庭变成了传播真理的讲坛。周恩来同志的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使许多爱国者深受鼓舞。反动当局释放被捕学生后，天津各界人民把“为国牺牲”四个光彩夺目的金字，献给了周恩来等同志。

一次又一次请愿斗争惨遭镇压的教训，使周恩来同志越来越认识到：今后的救国道路，必须是革命青年在“改造的赤旗下联合起来”，到民间去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切切实实做点事”，这表明周恩来同志已认识到了工农大众是革命强大的动力。

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的大革命洗礼中，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这条革命大道上阔步前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革命先辈为了改造黑暗的旧社会，创造新世界，造福于子孙后代，有的甘洒热血，献出生命；有的耗尽了全部的热能，给别人温暖和光明之后，悄然而去。

“五四”运动到今天整整六十年了。这个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和青年运动史上光荣的一页。它以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洗礼着老一辈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被压迫民族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够获得解放，知识分子只有和工农群众联合，才能在革命道路上发挥作用。

六十年来，多少革命先烈一旦认定了革命奋斗的大目标，就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与反革命、复辟倒退、黑暗势力作了反复的较量和不屈的斗争，我们才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最近，三中全会又指出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现代化上。在这伟大的时代里，青年们要学习革命先辈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要珍惜今天的这个到处是用武之地的时代，让你们的思想冲破被禁锢的领域，用汗水、勇敢和智慧之花，迎来红彤彤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