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热心提倡儒学,积极支持兴办各类学校,褒奖广大儒生,重用优秀儒生,人才储备充实,正如宋代的叶适所说,“人才之盛,十倍前汉也”。
刘庄继承了光武帝倡导经学的传统,重视各类学校在经学传授中的作用,积极支持各种学校的兴办。在公元59年,刘庄先后在辟雍(辟雍是周代时就设立的培养贵族子弟的高等学府,也就是当时在京师洛阳设办的太学)中举行了大射礼和养老礼。养老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节,对老而贤且具有某些资格的老年人,按时供享酒食,表示尊敬之意。拜名儒李躬为“三老”,封他的老师桓荣为“五更”,皆以二千石俸禄给养终身,这相当于当时九卿之首的太常的俸禄,级别是非常高的。这样,刘庄就把光武帝在位最后一年修建的辟雍,变为礼仪教化的场所。行礼完毕,明帝就和老师们带着太学生们一起到礼堂学经。而且明帝还做了演讲,来阐述自己对学习经书的体会,众儒者及太学生手执经书,向明帝讨教疑难问题,官绅大夫们环挤在辟雍的桥门之外,等候听明帝的演讲,听众数以千计。东汉明帝刘庄可谓古今中外以帝王身份登上高等学府讲台演讲的第一人,从而使辟雍成为传授经学的最高讲堂。对于光武帝时兴办的太学,汉明帝极力维持。他努力把一些“经明行修”的大儒、名儒选拔为博士官,到太学中讲授经学。因而,在汉明帝时,太学传授经学的地位并没有下降,仍然是国家传授经学的重要场所。明帝不仅继承了光武帝潜心向学的风范,而且把崇儒之风推向了极至。
刘庄还命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等习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学”,设置“五经师”以授其业,以求从思想上控制外戚和宗室,使他们明白君臣之道并遵守封建法度,不要犯上作乱。
当然,汉明帝推动文化发展,不仅仅限于经学,还包括史学,他很注意对史学著作的编纂。汉明帝重用著名史学家班固,让他担任兰台令史,从事《汉书》的撰写。《汉书》虽然是在汉章帝时完成的,可是,班固撰写《汉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汉明帝统治时期。可以说,班固编纂《汉书》与汉明帝有很密切的关系。汉明帝还在推动佛教传播上,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他亲派使者赴天竺求取佛经,并于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