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六十七章 重建帝国，立德垂训

　　重建帝国，强化皇权

　　刘秀是以匡复汉室为旗帜起兵的，因而在建立政权前后，他开始逐步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进行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但他对西汉原有的制度和政策并非一味地予以继承，而是有因有革。凡是仍能适应当时形势需要而被王莽否定的则予以恢复；对西汉政权造成危害的某些传统制度和政策，则加以摒弃。对王莽时代建立的制度和政策，虽然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但对其中个别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亦予以保留，使其“为我所用”。

　　光武帝刘秀结束西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之后，要全面恢复和重建被打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皇权，使政令畅通，防止大权旁落。因此，改革统治机构，使之更有利于皇帝专制，便成为当务之急。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以来皇权被驾空，大臣专权，尤其是王莽篡权的历史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整顿吏治，合理安置功臣 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开国功臣。征战年代，他们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相互扶持、亲如手足。建立帝国以后，过去的哥们义气一下子变成了君臣有别。因此，开国皇帝与开国元勋之间往往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之或骄纵妄为、尾大不掉，甚至危及皇权；或心存疑惧、产生二心，甚至另立旗号。在这方面，西汉初年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以致韩信发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感慨，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

　　光武帝刘秀也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征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即邓禹、马成、吴汉、王梁、贾复、陈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坚镡、冯异、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万修、盖延、邳彤、铫期、刘植、耿纯、臧宫、马武、刘隆等28人。

　　光武帝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虽擅长打仗，但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国理政。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让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方式予以解决。

　　一方面，刘秀依然效仿以前的君主的做法，大封功臣，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干，他规定按照功臣功劳的大小决定其封地大小、远近和土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刘秀根据这个方案，一次就封了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最大的有四个县，小的只有数百户，比西汉时少得多。

　　另一方面，刘秀又采取措施，抑制功臣的权利，以防止他们恃宠而骄。对于这些功臣中有较高政治才干的，刘秀仍加重用，让他们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如邓禹，才学满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刘秀对其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大司徒，封丰臣侯，食邑万户。公元28年春，邓禹奉命率军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又被封为高密侯。而对于那些虽屡建军功却缺少治国才干的功臣，光武帝只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优游享乐以尽天年，并不授以实职实权。如马成，在刘秀征讨河北时，他弃官步行，追到满阳才赶上刘秀。他杀李宪，败隗嚣，破河池，平定武都，曾被封为平舒侯、扬武将军，最后被封为全椒侯。再如马武，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草莽英雄，但在每次战斗中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勇猛无敌、屡立战功，刘秀称帝后，拜其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

　　因此，功臣中除了大将李通、邓禹、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之外，其他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

　　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希望诸位功臣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

　　后来，刘秀的继承者汉明帝刘庄请画师绘制这二十八员大将的画像，挂在南宫的云台，以应二十八星宿之数，“云台二十八将”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从此，“云台二十八将”与光武帝刘秀一起彪炳华夏史册。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命画家阎立本将长孙无忌、魏徵、尉迟敬德等24名功臣的像画在凌烟阁上，以供后世敬仰，正是效法此举。

　　退功臣的同时，刘秀重用了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

　　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光武帝还多次亲自访求名贤，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

　　设尚书台，防止大权旁落 刘秀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西汉时的常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统称为“三公”。刘秀借鉴西汉后期官制，将其分别改为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称为“三司”。并规定三司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公元51年，刘秀再次下诏，大司马仍称太尉，大司徒、大司空并去“大”字，且名位略低于太尉。官名的改动、“大”字的删除，绝不只是表面形式，而意味着三司权力的削弱，这与从前三公无所不统是有很大差别的。三司权力削弱了，权力被转到少府属下的尚书台，故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说。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

　　这项措施，是将汉武帝以来开始参与掌权的尚书合法化、制度化。尚书台的设立是相权与皇权斗争的结果，是刘秀加强专制集权的重大措施，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大的变化，它的设立可暂时阻止朝廷大权旁落。

　　刘秀虽然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官员变为政务官，让他们掌管全国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其地位无异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光武帝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尚书权高位低，三司有职无权，宦官只供驱使，大权便集于皇帝一身。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宦官虽然只供驱使，但实际上权力要大得多，这也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

　　简化机构，裁减冗员 公元30年，刘秀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精简机构、裁减吏员。诏令颁布的当年，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不仅节省了国家财政开支，而且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另外，光武帝还改革了地方的州郡官制。即位之初，他沿袭西汉后期制度，各州设州牧。至公元42年，刘秀又下令取消州牧，恢复了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的“刺史”制度，除首都和京畿地区外，其他十二州，每州设一刺史，遵照皇帝的命令，代表中央巡行郡国，准他们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直接上奏给皇帝，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与控制，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州牧总领一州军政大权，品秩为二千石；而刺史是监察官，品秩仅为六百石，二者的权力，相差甚多，刘秀的原意是防止州牧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形成割据形势，而对郡一级主要官员，采取的却是扩大太守权限的做法。每郡原本有太守、都尉各一人，太守负责民政，品秩二千石，都尉管军事，品秩比二千石。建武六年8月，刘秀合并守、尉之权，当是因为守、尉地位相近，容易发生矛盾。军政之权归于一人，可以统一事权，消除相互掣肘的弊端。州、郡长官职权一降一升，其目的与削三公之权、增尚书之责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维持某种关系的平衡而已。

　　刘秀还改革了颁俸标准。公元50年，刘秀下诏，减少上等官员的俸禄，增加中下层官员的俸禄。这一变动旨在缩小中下级官吏同上层官僚的俸禄差距。在任何时候，地方中下级官吏都占绝大多数，不从经济利益方面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任何政治经济政策都是难以推行的。因此，缩小二者的俸禄差距，是颁俸指导思想上的一个大变化，这一变化，与官制改革不无关系。

　　这些措施不仅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

　　削弱地方兵权，强化监军制度 军权问题，也是历代君主最为关注的问题。军权掌握在何人手中，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光武帝一方面加强中央军，削弱地方军，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取消了三种地方军队——材官（步兵）、骑士（骑兵）、楼船（水兵）；撤销了郡县的专职武官——郡都尉一职；剥夺了太守的领兵权；取消地方定期举行的军事训练；让地方士兵一律退伍还乡，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光武帝正式废除地方上的更戍役制度，大量以刑徒兵、夷兵充实边防力量。同时，不断修筑亭候烽燧，完善防御体系，加强边防建设。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息边养民，确保国家安定。

　　削弱地方兵权的同时，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东汉时，中央军队称南北军，由中央直接控制，重大的军事行动由京都兵担任。并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有边防军，为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上述措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样，既有利于把军权集中在中央，又能防止地方上的叛乱。

　　但是地方军队的取消，也使地方豪强地主田庄内部的“部曲”家兵制开始发展起来。这种部曲家兵，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某种职能。不过后来，由于中央控制力量的逐步削弱，豪强地主的部曲家兵则迅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混战局面。

　　另一方面，刘秀强化了监军制度。监军的起源较早，春秋即已出现，但监军之制的最终确立应在东汉初年。如设“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每有将帅出征，皇帝即令亲信、近臣随军监督，等等。目的是防止将帅离心，增强中央军的可靠性和保险系数。

　　限制外戚权力 西汉二百多年间，外戚曾多次专权，对汉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有两次：一次在开国之初的吕后专政；另一次是西汉末年，外戚王氏由公而王，继而居摄称帝。刘秀少通经史，对此非常熟悉，尤其后一次是他亲历目睹的。与对待功臣的态度相类，他对外戚也是十分谨慎的。

　　在建国之初，他考虑到外戚是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政权的依靠力量，因而对外戚也多加任用和封赏。如皇后阴丽华异母兄阴识，在刘秀即位后被任命为骑都尉，改封为阴乡侯；皇后同母弟阴兴一直追随刘秀征战，后任卫尉，赐爵关内侯。

　　但统治稳定之后，刘秀为了防止外戚专权的局面的重现，便开始抑制外戚势力，不许他们干预政事，也不给他们尊贵的地位。如阴乡侯阴识虽然在刘秀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是外戚，他却不得增邑。刘秀这样做，使外戚无法干政，也无法假借皇权为所欲为，从而堵塞了外戚专政这个乱源。

　　防止外戚结党营私，刘秀不得不采取相对严苛的手段。如卫尉阴兴和新阳侯阴就，地位显赫，又非常敬重有才能的人。冯衍能诗善文，尤擅辞赋，颇得阴氏兄弟赏识，彼此多有来往，诸王也格外敬重他。刘秀鉴于西汉外戚结交宾客、扰乱朝政的教训，下令将外戚结交的宾客，皆依法治罪，重者处死，轻者贬官。冯衍也因此获罪，罢官归家，潦倒而死。这样，宾客不敢轻易结交外戚，外戚也不敢轻易招揽宾客了。

　　到刘秀统治后期，对外戚的限制就更加严厉了。在太子太傅的选择上，他明确表示不用外戚阴识，而用正谏之臣张佚。在临终前四个月，刘秀甚至派司空告礼高庙，降太后吕雉尊号，宣布她不宜配食高庙。这样，外戚的参政权力被限制、削弱，威胁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皇权便得到了有效的加强。

　　沿袭分封制，控制诸侯王 刘秀沿袭了西汉的分封制。所分封的诸侯王国数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诸侯王一般都封一郡的土地，与西汉初期相比，封地显然大大缩小了，尽管如此，刘秀还是严格限制宗室诸侯王势力的增长。公元52年，刘秀下令诸郡县搜捕诸王宾客，因为此次事件，连坐被处死者有几千人。整个东汉一代，诸侯王国实际上是名存实亡。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动乱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东汉建立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立德垂训，明君风范

　　刘秀是在两汉之际风云变幻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在群雄蜂起的各路豪杰中，“无尺寸之柄”的刘秀何以能够翦灭群雄、重建汉室？在满目疮痍、百业待兴的东汉初年，刘秀何以能够拨乱反正、废旧立新？在身处道德沦丧十分严重的特殊时代，刘秀又何以能够与民更始、立法垂制？在63年的人生、35年的事业、33年的皇帝生涯中，他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可资总结的经验。

　　克勤克俭，不事浮华 刘秀作为一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刘秀“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依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3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

　　刘秀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时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刘秀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原陵的时候，刘秀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就是说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刘秀还效仿汉文帝，不随葬金宝珠玉。光武帝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

　　宽宏大度，平易谦和 公元24年，刘秀攻破邯郸，诛灭王郎，缴获一大批秘密文件，意外地发现有大量各州郡将与王郎勾结、毁谤刘秀的书信材料，竟然多达几千份，甚至还有数十封自己部下偷偷写给王郎的效忠信函。但刘秀无意拆看，立即召集众将，让他们把全部材料抱到宫外广场上，在众目睽睽下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化成灰烬。吴汉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惋惜地说道：“留下这些信，就能找出隐藏的内奸。”

　　刘秀不屑一顾地答道：“烧毁效忠信，令反侧子自安，今后不会再当内奸了。”这一举措安定了人心，也让那些曾经与王郎联合的人对刘秀心悦诚服。后来的许多政治家遇到这类事件也都纷纷效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曹操在官渡的做法就是仿效于此。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也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等不驯的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在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郡被称为“难化”之地。光武帝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周党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光武帝的平易谦和还表现在他与开国元勋的关系上。有一次，光武帝和功臣饮宴欢聚，他问道：“如果你们没碰上时局大变动，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邓禹首先说：“我年轻时读书求学，或许可以做个郡文学博士。”刘秀认为邓禹太谦虚，就说：“你是世家子弟，品德志向都很高尚，何愁不做个掾功曹？”其他的人也都一一做了回答。马武则不假思索地说：“我有勇力有胆量，可以当个守尉，专管捉拿强盗。”光武帝听了，笑着对马武说：“你呀，只要不做贼，不被人逮住，能当上一个乡村里的亭长，那就很不错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马武也憨厚地摸着后脑勺，笑道：“陛下说得是啊！”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秀与这些功臣之间的密切关系。尽管如此，刘秀仍只是奖功封侯，而不授予实际权力，对这些功臣既督以洁身自爱，又与之其乐融融，难怪王夫之发出“三代以下，君臣交尽其美，唯东汉为盛焉”的赞叹了！

　　以诚待人，延揽英才 王莽末年，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各路英豪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人才，各层智士也用疑虑的内心选择着主人。正如马援与刘秀初次见面时所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因而，如何对待人才，不仅表明了君主的贤与庸，而且关系着事业的成与败。

　　在初到河北的时候，刘秀就采纳邓禹“延揽英雄”的建议，开始制定人才策略，聚集人才。称帝之后，刘秀继续贯彻人才政策，为政治中兴与经济恢复提供保障。刘秀政权中的人才十分广泛。从区域结构上，遍及各地，“云台二十八将”有11人来自南阳，17人来自颍川、上谷、扶风、东莱、巨鹿、渔阳、信都等地。从人才来源上，云集各类，有的是与他同举义旗的，如邓晨、李通等；有的是投奔而来的，如邓禹、王常等；有的则是从敌对营垒中争取来的，如冯异、窦融等。从社会层次上，包罗万象，如吴汉曾是“贩马自业”的小商贩，王常是出身卑微的布衣，卓茂则是精通经学的儒生。但刘秀对大家都诚信相待，用而不疑。

　　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游离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隗器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成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被誉为“神童”，在西州一带很有名气，也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带，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刘秀一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胆识过人，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刻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良臣，臣下在也择良主而事。臣与公孙述有同乡之谊，少年时就相识。前些日子我去看公孙述，他召见我时大摆排场。前前后后皆有卫士，威风凛然，派头十足。而今日我从远方来来见陛下，陛下却如此随和地接待我，一个随从都没有，陛下难道不怕我是间谍刺客，要来谋害陛下？”光武帝听了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我想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

　　这次会面，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惊叹他与当年的高祖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愧是真正的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马援就脱身自己归服了，成为刘秀麾下的一员得力大将。

　　冯异本为王莽任官，刘秀却信而不疑。由于冯异为人正直，办事沉稳，不邀战功，诸将论功时“独屏树下”，人称“大树将军”。冯异后被拜为征西大将军，长期率兵镇守关中，权威特重。有一次，隗嚣派周游作为使者前往洛阳去见刘秀，但周游却在刘秀手下大将冯异的军营前被仇人杀死，凶手随即逃之夭夭。这场意外更加深了刘秀与隗嚣之间的裂痕，也让曾经跟随刘秀多年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冯异感到不安。他统兵在关中驻守了三年，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却也招来了流言蜚语，有人在刘秀面前告发冯异要在当地自立门户。闻讯之后，冯异上书请求调回洛阳，刘秀却没有同意，并表示绝不会怀疑冯异的忠心。但冯异仍然无法安心，再度请求进京，这次他得到了批准。见面之后，刘秀热情地回忆起当年他与冯异共同起兵的经历，并着重提到当年在河北，从蓟州到饶阳的路上共同渡过难关的日子。所有的猜疑与担忧都在他们的倾心长谈中烟消云散，在冯异的协助下，刘秀继续进行着平定隗嚣和公孙述势力的事业。

　　刘秀之所以在反莽斗争中异军突起，逐步发展，建立东汉政权，最后统一中国并创造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与他对人才的重视、信任是密不可分的。

　　虚怀谨厚，从谏如流 刘秀是个“谨厚”之人，谨厚的性格使他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从而形成自己的决策；刘秀还是个英明之主，英明的原因在于他能够采纳众臣的谏议，从而改正自己的过失。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刘秀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

　　一次，大司空宋弘奉召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仕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仕女图，宋弘见状说：“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闻义则服，可乎？”择善而从、虚心纳谏，使得刘秀延揽的大批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使得刘秀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决策失误。

　　刘秀本来不好田猎，有一次偶然乘兴去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之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隔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这叫我怎么能相信真是皇帝进城呢？”始终也没有开门。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中门进了城。

　　第二天，郅恽上书光武帝说：“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这会危害国家的。”刘秀看了，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赐了他100匹布，后来还让他做皇太子刘强的殿中侍讲，教授《韩诗》（韩婴所传《诗经》）。而把放刘秀进去的掌管东中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宽厚仁慈，勤勉敬业 刘秀9岁的时候，父亲刘钦病故，他便随家人来到叔父任职的萧县生活，在那里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长安归来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耕，生活倒也殷实充裕。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他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刘秀后来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

　　还有一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秀仁厚的性格。当初，刘秀的哥哥刘决定起义时，人们对刘等人的反莽举动怀有恐惧，对刘的性格也怀有疑虑，因而或驻足观望，或“亡逃自匿”，人心摇摆不定。正在伤脑筋的时候，刘秀第一个响应哥哥的倡议，穿上了红袍高冠的戎装，仪表堂堂、威武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刘秀的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原来纷纷出逃保命的乡亲们都改变了主意，说：“刘秀可是出名的稳重厚道人，他都从军了，那肯定此事是有道理的。跟着他准没错儿。”

　　刘秀的人格魅力，使人们竟然忘却了杀伐的惨烈，已经外逃的人又都跑了回来，主动应征入伍。很快，刘秀就帮助哥哥召集到了八千子弟兵。

　　在统一全国之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刘秀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

　　废立皇后，当机立断 光武帝刘秀堪称中国帝王中的顶峰人物，文才武略、相貌人品，都达到了再无人企及的程度。他前后有过两位皇后：郭圣通与阴丽华。这两个女人，虽然一废一立，但她们都是中国后妃群中最幸运的人。即使是被废离异的郭圣通，也不例外：在同样离异的后妃中，她是唯一没有被囚入冷宫，没有母子俱丧，过得最自由的一个。

　　在是非、优劣之间，在选择定夺面前，刘秀能当机立断，果敢决策。这在他处理废立皇后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刘秀最初娶的是阴丽华。阴氏为新野大族，阴丽华从小知书达理，而且美貌远扬。刘秀到新野听说了阴丽华的美貌，在长安看到皇帝仪仗队中手执金吾的侍从官的威仪，不禁感叹道：“仕宦当为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公元23年，29岁的刘秀与阴丽华终于喜结良缘。

　　婚后，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征讨王郎时，真定王刘扬聚兵十多万，听命邯郸王郎，不肯归附刘秀。刘植亲自前往劝说刘扬，刘扬勉强同意，却提出与刘秀结亲的条件。刘扬有一个外甥女叫郭圣通，欲为其择一良婿。于是在公元23年，刘秀令刘植为媒，执雁赍金，送作聘礼，择日亲往真定郡迎娶郭圣通。

　　刘秀称帝的第二年，议立皇后。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一边是郭圣通——与刘秀患难相随的红粉知己，并已产下长子刘强；一边是阴丽华——这个刘秀梦寐以求，终于如愿以偿的结发妻子。他认为阴氏先娶，又雅性宽仁，欲立之为后，但阴丽华认为郭氏有子嗣，又生长王家，坚决辞让。结果刘秀就立郭圣通为后，立其子刘强为皇太子，封阴丽华为贵人。

　　刘秀在称帝后，勤政务实、恩威并济，终于使天下归心，成就了大一统的局面。其间，刘秀对阴氏始终念念不忘，一直非常宠爱，阴丽华也陆续生养了五个子女，这便使得郭皇后对刘秀“数怀怨怼”。这种怨怼之情明显违背了刘秀倡导的“宫教”，刘秀于公元41年一纸诏书废除了郭皇后，立阴丽华为皇后。

　　就在郭圣通被废后惶恐不安的时候，刘秀的又一道诏书来到了她的面前。她原以为这一定是贬居冷宫，甚至是逼令自杀的旨意了。谁知道一切都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刘强继续他的太子之位，郭氏所生的次子刘辅升为中山王，封地额外增加一郡——这一郡的收入，则是为郭圣通准备的生活费用，她由皇后改称“中山王太后”，和儿子一起生活。

　　大概是对当年阴丽华由发妻变为姬妾向皇后叩拜的场面记忆犹新，刘秀不想看见又一个妻子重演当年由妻变妾的场面，自己重新领教那种难受的滋味，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避免让郭圣通在离异的打击之外再遭伤害。

　　刘秀还亲自草拟诏书，说明废郭圣通、立阴丽华的道理：“皇后郭圣通，总是满怀怨恨，屡次违背朕心意，不肯善视非她所生的孩子。宫廷之中，谁看见她都像看见鹰鹫一样。如今她没有慈爱的品德，却有吕雉、霍成君的风范，日后我怎么能把幼小的孩子们托付给她？现在我派大司徒戴涉、宗正刘吉代表我去收缴她的皇后玺绶。贵人阴丽华，是乡间良家女子，我在微贱的时候就嫁给了我，由于兵荒马乱，被迫别离。幸亏老天有眼，我和她都从战乱中劫后余生，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面，这次终于再次团聚。对她的美德我非常了解，因此想要立她为皇后，她却坚持推辞，甘愿为姬妾。我敬慕她的谦让高尚，曾经想要封她的弟弟们为侯爵。可是没想到，他们没有得到我的封爵，却陡遭祸患，母子俱丧。我十分愧疚伤怀。虽然他们不能活着享受高官厚禄，身后也应该得到尊荣。她的品性，足以母仪天下。大臣们照从前皇帝废后立新的规矩，把仪式办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对于我来说，是人生的不幸，更不是国家的福气。你们都不必上书祝贺。”

　　后来，太子刘强多次向光武帝提出让太子之位的请求，刘秀表示郭皇后之事不会累及太子，没有答应，还耐心劝慰。但刘强表示，自己是真心让贤，依旧请让太子之位。刘秀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改立阴丽华的儿子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让原太子刘强去做东海王。

　　建武二十六年，郭圣通被废9年后，她的母亲“郭主”去世了。刘秀和阴丽华的母亲都已早逝。对于刘秀来说，“郭主”是这世上最后一个跟他有过“母子”情份的人。于是，刘秀用最高的礼仪为这位被他喊过20年“娘”的老妇人举行葬礼，并且亲自以子婿的身份带着所有的文武百官一起出席。并派专人前往真定，将前任老丈人郭昌的灵柩迎到洛阳，与郭主合葬，追封郭昌为昌阳安思侯。

　　刘强28岁时，辞别父亲和继母，前往自己的封国东海。刘秀始终对儿子无过而被废太子位非常歉疚，阴丽华也对自己生的刘庄取代长子地位心中不安。于是，刘秀将刘强的封地再次扩大，使他实际上成为拥有两个封国的亲王，领地合计29县。而其中特地加入鲁国的原因，则是因为那里有最为壮观华丽的宫室灵光殿。

　　为了更好地照顾远行的儿子，刘秀特意安排刘强的堂舅新郪侯郭竟去担任外甥的东海国相。临行时，刘秀还下诏，将刘强的车马仪仗以及宫室陈设都升至跟自己这个皇帝一样的档次，以此弥补刘强未能登基为帝的遗憾。

　　在得知儿子被如此优遇的消息之后，当年夏六月丁卯日，郭圣通终于了无牵挂地离开了人世。刘秀与阴丽华对郭圣通的去世百感交集，以封国太后的礼仪将她葬于北芒。

　　公元56年，刘秀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回到洛阳后立即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称“建武中元元年”，以志纪念，并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

　　刘秀死后，阴丽华之子，太子刘庄即位，即为汉明帝，尊阴丽华为皇太后。后来，阴丽华的孙子章帝北巡路过真定时，特地按照阴丽华的叮嘱和郭氏家族聚会，赏赐万斛粟米和五十万钱。公元64年正月，60岁的阴丽华去世，她被合葬在光武帝刘秀的原陵，世称“光烈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