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六十四章 力倡教化，兴办学校

　　尊儒重教，以儒家方略治理天下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儒者皇帝。作为皇族的后裔，刘秀虽生长在民间，但自幼就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王莽天凤年间，他入长安太学跟随中大夫庐江人许子威专门攻读《尚书》，对儒学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修。因而，刘秀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百位帝王中唯一接受过正规官学教育的、学历最高的皇帝。因而较其祖刘邦，刘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儒学在巩固政权过程中的作用。但他绝不是固守一经，而是力求通览博学。

　　在天下未平、战事频起的时代，刘秀也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每到一处就征集儒学典籍，并且拜访当地著名的儒学名士，向他们请教学问，或请他们当官并给予封赏。刘秀在建武元年迁都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辆）。自此以后，三倍于此”，如此数量可观的经籍典策着实让京城人士感叹不已，刘秀浓厚的文治旨趣更让天下有识之士刮目相看。这些都为他复兴儒学、推行教化准备了条件。

　　光武帝本人不仅具有扎实的儒学理论基础和思想认识，而且还把这些儒学思想加以应用，以儒学方略治理天下。刘秀深知，夺取天下需要勇猛和魄力，靠的是武将；而治理天下更需要远见和卓识，靠的是文吏，而这些“文吏”主要就是指儒生。因而，东汉建立之初，他在用武力平定天下，在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巩固政权的同时，“退功臣而进文吏”，致力于奖励名节，复兴儒学，以文安邦，注重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吸引大批的儒士参政和议政，并选拔一批造诣较深、德才兼备的当世名儒担任国家的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学者包咸，皆以名儒之身封官晋爵，先后被任以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成为知识分子仰慕与仿效的君子楷模。儒生涉足政治，不仅辅助朝廷更好地制定和落实政策，而且对经学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光武帝也非常注重对封建名节的表彰，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以使“天下归心”。

　　新政权标榜文治、礼贤下士，而经术又可以作为仕进之阶，于是原先遁逃、隐身的大批儒生纷纷投效光武政权，范升、陈元、郑兴、卫宏、刘昆、桓荣等经学大师接踵而至，云集京师。光武帝也给予了他们最优厚的待遇。

　　与此同时，刘秀继续下令广泛搜集、整理古代经典。每天处理完政务后，刘秀还和很多儒学博士以及从民间请来的大儒们彻夜畅谈儒学经典，秉烛诵读，夜深不寐。有时，刘秀还亲自主持有关文学的博士辩论，态度积极、乐此不疲，史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因此，光武帝给人的印象便是“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儒家学术在东汉重建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于迅速稳定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结构与社会模式，功莫大焉。同时，儒家学术也是东汉重建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因统治者的宽容而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而且，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在东汉一代享有此前不曾真正享有的至上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儒学至此方真正成为汉帝国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法则。

　　复兴教育，广开仕途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在吸纳大批知识精英的基础上，重建了国家学宫——太学，恢复了西汉14博士官制度，让众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

　　公元29年，新建的太学在洛阳的开阳门外落成，它由两幢长方形的建筑组成，建筑面积分别为两万和三万平方米。太学里有内外讲堂各一座，长十丈、广八丈，十分宽敞，供教学和讨论之用。

　　太学博士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教授，对太学的教育质量负有重要的责任，所以光武帝对博士的选拔十分重视，要求太常在策试博士时精挑细选。入选的博士不仅要在学术造诣上出类拔萃，而其道德品行亦须无可挑剔。此外，博士的来源也从洛阳地区扩展至四方各地，广求详选、唯才是举，使远近学者都得到激励。这些措施使博士官的选拔制度不断完善，也使太学的教学水准日渐提高。

　　太学教育在标榜文治、传播儒学、推进教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得到光武帝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

　　这年十月，光武帝平定齐地归来，遂巡视太学，赏赐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博士和太学生，表达了他对太学教育的关心。时任太仆的评论家朱浮对此举大加奉承：“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享，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

　　公元43年，光武帝又一次驾幸太学，参加博士们的经学讨论，对论辩出色的桓荣特加赏赐。博士桓荣当时已有六十多岁，他身穿儒服，温文尔雅、谦逊有礼，把经文讲解得十分清晰透彻，受到儒生们的一致称赞，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讨论结束之后，光武帝意犹未尽，又令太学生们吹管击磬，演奏雅颂之乐，优美的音乐缭绕在太学内外，气氛热闹异常，尽日乃罢。

　　在光武帝的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经学在地方的传播也发展较快。许多郡、县长官，如汝南太守寇恂、丹阳太守李忠、常山太守伏恭、桂阳太守卫飒、武威太守任延等人，在发展经济、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大都注重教化、崇尚德治、移风易俗。各地的循吏兴办学校，聘请饱学儒雅之士教授经学，有的甚至亲自讲授，诣学受业者甚至可以免除徭役。这些教学活动在郡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变了地方的学风和政风，它对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所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

　　与此同时，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此，“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一些儒学高士修建庐舍、囤积粮食，广收门徒，聚众讲学，求学者不远万里而至，常常多达万人，传授的内容也流派纷呈，蔚为大观。“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除了通过学校培植统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内人口每二十万人举一人为率，每岁选拔，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辟即由三公及郡守直接征召士人当官。由于被察举、征辟者才高名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所以士大夫比较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当然，也不乏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之辈。

　　经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体现了儒家富而后教的文化理想。它不仅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以一种鲜明的政治理性滋润政治的运转，使帝国的治理向文治和德治的方向发展。文化的昌明提高了汉民族的凝聚力，也是汉民族的进步标志和崇高荣誉，它的深远影响，远远胜于武力的征服和政治的强权。光武帝复兴文化的努力，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一个优秀政治家丰富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