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从汉元帝开始迅速走向衰落,在历经汉成帝26年的统治之后,到了汉哀帝时期已经病入膏肓。汉哀帝虽然极力挽救西汉王朝的衰退之势,但毕竟仅凭汉哀帝一人之力不可能扭转历史大势。在汉哀帝短短的6年统治中,他曾几度试图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都无果而终。
打击外戚集团
汉哀帝即位之初就把汉成帝时期横行一时的王氏外戚势力消灭掉。王氏家族除了太皇太后王政君之外几乎全都被轰出了京城。由于初战告捷,年轻皇帝增强了信心,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自己初步掌握了皇朝大权,也由此产生了大干一番的想法。
他认识到,身为皇帝必须政由己出,绝不能像汉成帝那样大权旁落,任人摆布。有鉴于此,他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迫使群臣绝对服从自己的权力意志,不允许有半点冒犯。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俗话说:旁观者清。由藩王当上皇帝的刘欣,自然知道外戚王氏集团的擅权专政,所以即位伊始,他就针对王氏集团,极力削弱其权力,使得汉哀帝在位时期,外戚王氏集团暂时不能兴风作浪。不过,他的政策是又拉又打,不把事情做绝,他在削弱了王氏权力后,对他们还保留了一定的待遇。经过这一番努力,尽管王氏还有不少羽翼,但朝中大权已基本被夺回到哀帝手里,王氏的气焰也受到沉重打击。
刘欣在削夺王氏权力的同时,还是没有能从分封外戚的怪圈走出来,把自己的外戚丁、傅两家都封了官。但刘欣的目的并不是要让他的外戚当政,而只是利用他们来削夺王氏权力,因此并没有把实权交给他们。
限田、限奴婢之令
西汉后期,众多商人和地方豪强势力重新崛起,他们联手破坏国家法令,竞相兼并土地,粮食生产被他们垄断,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了汉哀帝的时候,各地诸侯王、列侯、公主、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以及地方豪杰富民极力霸占土地,田宅没有边界,使得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种,背井离乡。再加上天灾频发,民众苦不堪言,从而引发了多次农民起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
面对这种情况,汉哀帝的大司空师丹提出限田的建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根据他的建议提出了具体的限田标准,即:无论贵族、官僚或豪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诸王、列侯可以在封国,驻长安的列侯及公主可以在县道,购买田地,但是不得超过三十顷,关内侯、吏民也受这个限制;商人不得买田,也不许做官,违犯者追究刑事责任;所有超过限量的田产、奴婢,一律没收充公。此外还提出了奴婢的最高占有额,诸侯王为200名,列侯公主为100名,关内侯和吏民为30名,以3年为期,超过这一规定的没收归官。但奴婢6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不计入数量。
事实上,这种限田主张是行不通的。当时,贵族、官僚都广占田土。外戚丁、傅两家居高位,广敛资财。在这样的形势下,试想限田如何能行呢?结果此诏令一颁布,汉朝宗室贵族和哀帝外家傅、丁等新暴发户首先发难,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也群起而攻之。不得已,汉哀帝只好宣布暂缓实行。并且汉哀帝自己也没有以身作则,诏令颁布没多久,哀帝就赐给男宠董贤土地两千顷,狠狠抽了自己一个大耳光。
“再受命”
从骨子里就是个理想主义者的刘欣,见改良不行,又心生一计,试图在精神上搞欺骗,演出一场“再受命”的闹剧。所谓“再受命”,就是汉王朝继汉高祖得到天命代替秦王朝后,又再次得到天命,以继续统治。于是刘欣在公元前5年就下诏宣布,把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己改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从而表明已经“再受命”了。但它不仅欺骗不了多少人,而且还给人一种汉朝气数已尽的感觉。这套把戏并没有什么人相信,就连刘欣自己也觉得荒唐。所以,仅仅两个月后,他就下令废除了“再受命”。
汉元帝以后,出现了“再受命”的学说。它出现的背景是: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对汉朝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认为“汉运”将终,应当改朝换代,但统治者又不愿自动让位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产生了“再受命”的学说。
就这样,经过几番折腾,汉哀帝那股雄心勃勃的锐气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同时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没有从“为君不易”中反省出更多的道理来,反而产生了一些情绪化的东西:抱怨、疑惧、怀恨、沮丧,以及时不时地歇斯底里发作一次。作为掌控大权的皇帝,他时常把这种情绪发泄到朝中的官僚们身上——政令难以推行,哀帝觉得他们谁都不可相信。所以在汉哀帝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频繁换人,搞得人心惶惶、自顾不暇,西汉帝国的官僚体系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震荡。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汉哀帝就换了5个丞相:先后是孔光、朱博、平当、王嘉和马宫。
至此,西汉王朝复兴的最后希望也失去了。纵观汉哀帝的救亡措施,虽然其初衷是为了扭转汉王朝的衰落之势,但事与愿违,其改革措施大多都触及了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根本得不到地主显贵阶层的支持;与此同时,汉哀帝其人本身也不具备总体把握大局的素质和能力。所以,汉哀帝的改革实际上只能使当时的社会状况越来越糟,却无法扭转局势。
人祸总是与天灾相伴。公元前3年正月,正当开春季节,一场旱灾在西北大地上蔓延。刚刚播下的种子,全枯死了。人间的“天子”不能给百姓以希望,他们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冥冥之中的苍天。于是从关东到陕北高原出现了一场称为“传行西王母筹”的自发行动。老百姓不知是出于民间习俗还是谁的创造发明,纷纷手持一根禾秆或者一根木棍,你传给我、我传给他,像传接力棒似的从关东开始向西传递。这场没有任何人发动的行动,参加者却成千上万。个个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急骤行走,一个接着一个,传送“西王母筹”。官府派出成千官兵,也不能制止这自发的群众行动。这种变态的社会现象、畸形的社会心理,是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反映。社会上的骚动,使千千万万的百姓惊恐,使统治者不安。公元前2年,丞相王嘉给哀帝的奏疏中说道:正是由于陛下奢侈放纵,才造成这种阴阳变乱,灾异众多,百姓讹言相传,以手持西王母筹这种行为来相互惊扰,连老天爷也困惑不解,不知他们为何要这么干?怎么也制止不了这种行动。陛下一向以仁智谨慎著称,想不到却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大笑话,让世人讥笑!
公元前1年,一件更加惊天动地的事震动了西汉王朝的统治者。位于长安西北槐里县茂乡的汉武帝的陵寝,瞬间被愤怒到极点的“盗贼”放火烧掉了。这个历经53年,耗费了无数物力、财力、人力的西汉王朝中最宏伟壮丽的帝陵,在熊熊烈火中成为一片残垣断壁。不久,巍峨宏丽的未央宫也燃起了大火。这把火也是“盗贼”们点燃的。皇帝、朝臣被这两场大火吓傻了眼。除了京城和城郊的暴动以外,在陇西、北地、西河,都有造反的农民。他们从各地聚集起来,抢夺兵库的武器,杀掉那些无恶不作的官吏。封建统治者无力对付这伙杀人放火的“盗贼”,官府发布文告说:谁能灭盗,将可封侯!
可是派出去的军队捉不到早已疏散了的“盗贼”,西汉王朝大厦将倾。
哀帝是个短命的皇帝。荒淫恣肆的生活,使他只当了六年多的皇帝,于公元前1年6月去世,葬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