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将门之后的周亚夫,前半生可谓一帆风顺。因为兄长获罪,得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因为治军有方,深为汉文帝信任和敬重。文帝临终之前,又嘱咐景帝,“国家有难,亚夫可平”。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周亚夫确实智勇双全,建立首功,被汉景帝擢升为丞相,位居百官之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良臣名将后来却身陷囹圄,落个活活饿死的悲剧结局。他的死是印证了当年那个给他相面的老尼姑所说的他的一生“能够封侯、拜相,却最终饿死”的预言?还真的是因为买葬器五百?景帝说的那句“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周亚夫的真正死因是什么呢?
对于周亚夫之死,有人说是因为汉景帝“寡恩忍杀”,过河拆桥。晁错之死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但是,我们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寻找线索,不难发现周亚夫个人的性格也同样决定了他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
第一,死板和固执,只知谋国,不知谋身。因为周亚夫的这一性格,他在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些人。
首先找周亚夫麻烦的人就是梁王刘武。梁王刘武之所以恨他,还是因为公事。当时,周亚夫主持平叛,率领军队开到河南一带。吴楚联军正在全力攻梁,周亚夫分析了形势,认为吴楚联军锐气正盛,汉军难与之争锋,决定把梁国交给吴楚联军,任由他们攻打。梁王向景帝求救,景帝也命令周亚夫援梁,但周亚夫给景帝来了个“不奉诏”,而是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吴楚联军久攻不下,锐气尽失,粮道又被断,被迫找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则深沟壁垒、养精蓄锐,一举打败吴楚联军。
在这场战争中,周亚夫把梁国扔给叛军的“丢车保帅”计划十分冒险,可取之处就是牺牲局部,换取全局。如果梁国没有被攻陷,吴楚联军就不敢西进。这样,周亚夫就有足够的时间,调动中央军主力切断吴楚军粮道。然而,梁王是窦太后的儿子、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如果梁国被吴楚联军攻陷了,梁王被俘或者被杀,窦太后、汉景帝就会与周亚夫有不共戴天之仇了。
虽然平叛胜利了,周亚夫却因此和梁王结下了梁子。得罪了梁王,爱子如命的窦太后也自然不会放过他。
此后,梁王每逢入朝,经常与母亲窦太后说起周亚夫,极尽中伤诬陷之能事。时间一长,假话也成了真话,何况梁王所说并非假话,只是对事实的理解不合实际而已。窦太后听信了梁王的谗毁,经常向景帝说周亚夫的坏话。
第二,厉直犯威,得罪权贵。周亚夫虽然位居丞相,但是由于周亚夫的耿直和死板,不会讲政治策略,得罪了不少权贵,还经常让身为皇帝的汉景帝下不来台,因而,逐渐被景帝疏远、忌恨。
公元前153年,景帝立长子刘荣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渐失宠,景帝就想废掉太子,另立王皇后之子刘彻为太子。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立太子是大事,因为将来国家社稷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稍一不慎,就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况且废长立幼一般是不允许的。周亚夫位居相位,自然得管这件事情,他认为太子并无过失,随意废立会引起混乱。周亚夫禀性直爽,不懂劝谏艺术,与景帝发生了争执。后来,景帝说废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亚夫这才无奈罢休。周亚夫的劝谏不仅未能说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觉得他太过张狂,太蔑视皇帝,因而甚为愤怒。
公元前147年,窦太后要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皇后为人十分乖觉,专会讨好窦太后,因而博得了窦太后的欢心,稳住了地位,至于封外戚为侯,并非没有先例,但景帝估计周亚夫不会同意,就先找他商议。果然,周亚夫断然否决,他说:“高祖皇帝曾经与诸大臣歃血为盟:非刘姓而王,非有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直接搬出高祖的话压压皇帝也就算了,他还直言不讳地说:“王信虽是皇后的哥哥,但无功劳,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违犯了祖宗的规矩。”景帝自然因为周亚夫驳了自己的面子而十分恼怒,但是周亚夫执之有故、言之凿凿,无懈可击,只能“默然而沮”。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匈奴部酋六人来降,景帝非常高兴,并想把他们都封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汉朝投降匈奴的将领卢绾的孙子,名叫它人。卢绾曾伺机南归,但终不得志,终于郁郁而死。卢绾的儿子也曾潜行入汉,病死在汉朝。卢它人乘隙南归,才有这六人来降。周亚夫认为不能封卢它人为侯,便对景帝说:“他们的先人背弃了汉朝而投降了匈奴,现在又背叛了匈奴而投降了汉朝,陛下如果封这样的人做列侯,那又怎么能责备做臣子的不忠于帝王呢?”这次,景帝认为“丞相之议不可用”,断然拒绝了周亚夫的建议,封六人为侯。
其实,周亚夫的话很难说对与错,这本就是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景帝拒绝周亚夫,倒不全是出于认为他的话是错的,多半出于这样的心理:“纵使你次次都对,也不能事事都听你的,你做皇帝还是我做皇帝啊,这次一定要我说了算。”
周亚夫见景帝不听自己的建议,也还算知趣,就上书称病辞官,景帝也不挽留,巴不得这个老顽固早点退休,任他辞官而去。
如果事情到此了结,那也罢了,问题是周亚夫既然开罪了有着生杀大权的皇帝,又功高望重,景帝自然对他不放心。
一次,景帝专门宣召周亚夫,想“考验”一下,看他是不是个知足的人。那天,景帝特赐食于周亚夫。周亚夫虽已免官,尚居都中,见召即到。周亚夫趋入宫中,见景帝兀自独坐在那里,便行了拜谒之礼,随后,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景帝跟他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命摆席上菜,这自然是皇恩浩荡,但是席间并无他人,只有这一君一臣,周亚夫感到有些惶惑,等到食物摆上来时,周亚夫发现自己面前只有一只酒杯,并无筷子,菜肴又只是一整块大肉,根本没有办法吃。周亚夫觉得这是景帝在戏弄他,忍不住就想对主席官发火,可一看景帝坐在那儿,也就只好转头对主席官说:“请拿双筷子来!”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嘱咐,装聋作哑,站着不动。周亚夫正要再说,景帝忽然插话道:“你难道还不满意吗?”周亚夫一听,怕得要死,赶紧起座下跪,脱帽谢罪。景帝才说了一个“起”,周亚夫赶紧起身,也不等景帝发话便匆匆跑了。景帝望着周亚夫的身影,叹了一口气,说道:“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几天过后,突然有使者到来,叫他入廷对簿。对簿就是当面质问、澄清事实,核实错误罪行。周亚夫一听,就知末日已到,但还不知犯了什么罪。
等周亚夫到了廷堂,问官交给他一封信,周亚夫阅后,全无头绪。原来周亚夫年老,要准备葬器之类,就让儿子去操办。买了500副甲盾,原是为护丧时用,又有许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亚夫的儿子贪图便宜,买了下来,他雇佣工人拉回家去,又未给钱,使得佣工怀恨上书诬陷。景帝见书后十分恼怒,正好借机找茬,派人讯问。周亚夫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无以对答。问官还以为他倔强不服,就报告了景帝。景帝怒骂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对答呢!”就把他交给大理寺审讯。
周亚夫入狱,其子惊问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禀告父亲。周亚夫听了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大理卿当堂审讯,问道:“你为什么要谋反呢?”
周亚夫辩解道:“我儿子所买的东西全系丧葬所用,怎么能谈得上谋反呢?”
官员无话可说,但知道皇上欲置其于死地,就必须要找个借口,于是给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闻者流泪、听者伤心的判词:“不反天上,亦反地下!”就是说,你这个老小子,即使不想在活着的时候造反,也会在死了以后到阴曹地府造反的。
周亚夫一听,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也无话可说。被关入狱中后,周亚夫五日不食,绝食而死。
对于《史记》上关于周亚夫之死的记载,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周亚夫死于绝食,应该算自杀。但是也有人给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周亚夫并非自杀,并给出了充分的理由。
其一,周亚夫的性格直率耿介,从他“军细柳”的情形我们已经窥见一斑,汉文帝赏识他的率真,并不意味着汉景帝也有同样的胸怀,周亚夫得罪于汉景帝而不自知是绝对有可能的。
其二,周亚夫担任丞相以后,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决策的机会多了,与汉景帝发生矛盾的机会也多了。汉景帝先是容忍,后来干脆表明:“丞相议不可用。”开始慢慢疏远他。后来在周亚夫称病辞官时,干脆顺水推舟,将他“以病免相”了。
其三,汉景帝为继承人扫清障碍。周亚夫曾为前太子力争,没有成功,却引起了汉景帝对他的疑忌。汉景帝担心自己死后,周亚夫会不利于改立的继承人。为了铲除后患,汉景帝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其四,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周亚夫饿死。所谓饿死可能是绝食而死,但也有可能是不给食或者少给食,使之饥饿而死。汉景帝想置周亚夫于死地,又不愿承受妄杀功臣的名声,所以不加刀锯,使其自然死去,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如果没有周勃,汉文帝就坐不上宝座;如果没有周亚夫,汉景帝可能就会被叛乱的刘濞杀死。周家父子对刘家父子有再造之恩,而刘家父子却先后两次用“诬以谋反”回报。
周亚夫虽然与其父周勃有同样的遭遇,但是周勃还有薄太后投掷帽巾,得以善终,其子也能够承袭爵位;但周亚夫遇到的窦太后,投出的却是勾魂索。周勃还有“公主作证”;周亚夫遇到的长公主刘嫖,虽然也在作证,却是证明他谋反。周亚夫已把足可以致他于死命的权贵得罪得精光,包括皇帝的母亲、皇帝的妻子、皇帝的弟弟、皇帝的大舅子,以及皇帝本人。从汉景帝下令把一大块肉放到他桌上,以及露出注视着他的奸笑,从那句“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可看出景帝杀心已动,只是在等时机。
或许你认为如果周亚夫的儿子不乱买东西就好了。其实不然!当权派已经锁定对象,被锁定的对象就一定在劫难逃,最后不管有没有人“告发”,结局还是一样。
总之,一代名将就这样悲悲惨惨地死去,不由得令人扼腕叹息。就连太史公在最后也以一个“悲夫!”来慨叹他的命运。
公元前149年~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古罗马军队毁迦太基城,征服迦太基。
汉武帝
——刘 彻
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早晨,景帝夫人王美人于猗兰殿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尽管刘彻是景帝的第10个儿子,但却受到景帝的格外关注。景帝认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就给他取名刘彘,字通。刘彘4岁被封为胶东王,由于他聪明过人,7岁时便能透彻地明白事理,于是景帝便给他改名为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通透明理,达到圣德的要求之意。后来因原太子刘荣被废,刘彻被立为储君。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在未央宫驾崩,终年47岁。太子刘彻登基,是为汉武帝。
汉武帝即位之初,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几代帝王六十余载的经营之后,经济、政治各方面皆已稳定,并且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从多方面着手治国理政,创建了不朽的业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
在政治方面,刘彻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用从“民间”(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中间)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这就是官僚制度的特色。这一制度在以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沿用着。在诸侯王国分裂因素依然存在的情况下,汉武帝在继续推行文帝、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他颁行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王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他又建立中朝来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他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在思想领域,刘彻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思想统一;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正式登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之后统治中国的思想长达两千余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刘彻一方面稳定个体小农经济,宣布“重本轻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对地主的兼并和不法行为加以限制;他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他采取桑弘羊建议,实行盐铁官营,设立盐官和铁官,控制与经济命脉有关的大手工业和大商业;他整理币制,将货币的铸造和发行直接控制起来,禁止诸侯国铸钱,废销各种杂劣铜钱,统一推行“五铢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他还注意兴修水利,先后修了引渭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的渠道,这样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他又下令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充裕了汉王朝的财政。
在军事方面,刘彻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为了维护北方边境地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汉武帝决定改变汉初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进行反击匈奴的战争,武帝重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并于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公元前119年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战役。这3次战役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给匈奴贵族以致命的打击,使得强盛近百年的塞北匈奴从此逐渐衰落,也使汉朝北部边境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保障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他又消灭了南越割据政权,统一了今天的两广地区,又在今云南、贵州等省设置郡县,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但这些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使广大人民增加了徭役之苦,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汉武帝时期,统一的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当时中国境内的汉、匈奴、西域各族、越族以及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虽然各族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矛盾或者有过战争,但人民之间融合的趋势增长了,各族人民共同劳动,开发了祖国的边疆,构成了西汉时期丰富多彩的生动历史场面。
在外交方面,刘彻为了联合西域共抗匈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与大月氏、乌孙、安息等国联系,开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交往,开辟了“丝绸之路”,使大汉声威远播四夷,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同时,也开创了中原和西域各地文化、物产交流的新纪元,不但促进了亚洲各地经济和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联系。
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文治武功,使西汉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
为强化皇权,严惩不法的宗室、外戚、豪强富商和游侠,武帝比其父辈更加重用酷吏。当时著名的酷吏有张汤、赵禹、周阳由、王温舒、杜周等,不胜枚举。然而,酷吏嗜杀成性、妄杀无辜,虽维护了皇权,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政治遂转趋黑暗,直至武帝晚年,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社会益发动荡不安,宫内阴谋事件层出不穷,而武帝一味昏昧逸乐,无复昔日英明之貌。公元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曾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后专权,公元前88年,汉武帝杀死了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后来,汉武帝叫画公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做皇帝。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在位54年,享年70岁,葬于茂陵,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意思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
汉武帝刘彻奋其先辈五世之余烈,施展其雄才大略,创造了震古烁今的辉煌业绩。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然而,汉武帝也有受人非议之处,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穷兵黩武”,即批评武帝滥用武力。中国人向来不喜轻动干戈,因为发动战争,除了牺牲老百姓生命之外,同时也会影响国家财政,而演变成苛敛暴征,影响民生甚巨。武帝虽然武功鼎盛,可也无法避免这种批判。他连年用兵,南征北讨,尤其是与北方匈奴之交战,几乎耗尽国家所有国力,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此亦为不容争辩之事实。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