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十六章 同父异母的弟弟刘长绝食而死

　　淮南王刘长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不过他的身世比较特殊，他的母亲是以前赵王的嫔妃，赵王把他的母亲献给了刘邦，她得到了刘邦的宠幸而怀孕，赵王便为她专门建立宫室，把她供养起来。后来，赵相在柏人县谋弑高祖，事发后赵王因之而同时获罪被捕，自然也包括这个赵姬。赵姬在囚禁时说明了自己已经得到高祖的宠幸而有孕，狱吏报告这件事情后，刘邦先是没有理睬。她的弟弟拜托辟阳侯审食其把这件事情告诉吕后，吕后自然不会向刘邦求情。生下刘长后，刘长的母亲便因为怨恨而自杀。狱吏将刘长抱到皇上面前后，刘邦非常后悔，便下令让吕后收养。

　　后来，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便立刘长为淮南王，掌管英布所属四郡。

　　由于刘长由吕后养大，所以在吕后杀诸皇子的血雨腥风中，他得以逃脱。

　　想来可能因为刘长与吕后比较接近，他也养成了骄横的性格特点；再是当他长大知道自己的身世后，便对辟阳侯十分怨恨，只是他畏于吕后而不敢发作。

　　吕后死后，在诛灭了诸吕后，代王刘恒就以高祖在世的长子身份做了皇帝，就是汉文帝。

　　汉文帝继位后，刘长自恃自己是汉文帝最亲近的兄弟，骄横不守法，打猎的时候甚至和汉文帝同乘一车，直呼“大兄”。最出格的一件事是刺杀辟阳侯审食其。

　　刘长是个大力士，能扛起一座沉重的鼎。这一天，刘长前往审食其府上拜访，审食其出门迎接，刘长掏出袖子里藏着的铁椎椎击审食其，随后用匕首刺死了审食其。随后，刘长进宫求见汉文帝，裸着上身谢罪。汉文帝念刘长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赦免了他。返回自己的封国后，刘长根本不按汉朝礼制行事，自己另搞一套法令，自比于天子。

　　由于汉文帝的姑息纵容，刘长自然有恃无恐，更加骄纵起来。不要说一般人怕刘长，就是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及太子都害怕他。刘长竟然以为自己十分了得，就在公元前174年，组织了70个人、40辆车在谷口县起事谋反，并联络闽越及匈奴。这样的谋反让人感到十分滑稽，自然很快便被朝廷发觉，淮南王刘长被抓捕到了长安。

　　到了京城，先是群臣历数刘长之罪如下：一是废弃先帝文法，不服天子诏令，不遵守法度，自制天子车驾，擅为法令，不实行汉家王法；二是擅自委任官吏、收罗罪犯，图谋不轨；三是伙同棘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奇谋反；四是朝廷发觉后，又杀人灭口；五是刘长滥杀无辜，又任意赦免，任意赐爵；六是刘长有病，皇上赐信函及枣脯，刘长不愿意接受，也不接见使臣；七是不接受皇上对穷人的恩赐，下情不向皇上上奏，又大骂国相背叛他而投朝廷。

　　所以群臣以为应该依法制裁。汉文帝心有不忍，又交给列侯和二千石（汉对郡守的通称）处理，大家仍以为应该依法制裁。

　　汉文帝仍然不忍心治刘长的罪，将刘长发配到蜀郡居住，特批每天供应刘长五斤肉、二斗酒，准许妃嫔10人随同前往。

　　刘长上路之后，袁盎向汉文帝进谏说：“陛下素来骄纵淮南王，也不给他安排严厉的太傅和国相，所以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淮南王性格刚强，如今这么惩罚他，恐怕刚强易折，如果死在路上，陛下就会落下杀弟之名。”

　　汉文帝说：“我只是特意让他吃点苦头，马上就让他回来。”

　　刘长虎倒虎威在，沿路各县的押送者都不敢打开囚车的封门，生怕刘长奋起神威，越狱而逃。看到这种架势，刘长对随从说：“谁说我是一位勇士？困在这囚车里面，我怎么还能勇猛得起来？这全是我平素过于骄纵的缘故。人生天地间，怎能如此郁闷！”于是坚决不吃饭，活活将自己饿死了。

　　汉文帝听说后，哭着对袁盎说：“悔不听你的劝谏，淮南王果然死了！”

　　袁盎劝解道：“这是无可奈何之事，请陛下宽怀。”

　　汉文帝终于说出了心里最大的顾虑：“我要留下杀弟的罪名了，怎么办才好？”

　　袁盎说：“杀了丞相和御史当替罪羊就行了。”

　　汉文帝一听，觉得有些过分，但又怕留下杀弟的罪名，于是就下令把沿路没有开封囚车的官员统统杀了。

　　恩威并施，巩固皇权；安民为本，

　　政治清明；厚德仁孝，躬修节俭；

　　开发边郡，增进民族融洽

　　恩威并施，巩固皇权

　　从唯唯诺诺、势单力薄的边疆诸侯王到入主未央宫、君临天下的大汉天子，汉文帝刘恒在登基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收拾吕后专权、诛灭诸吕后的政治残局，巩固自己的皇帝帝位，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缓急得当、有条不紊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汉文帝清楚地认识到，军权就是最大的权力。所以，刘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控兵权，在他登基的当天晚上，汉文帝就雷厉风行地做出许多重大的安排。刘恒首先控制了京城和皇宫的军队，任命自己的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巡查保卫皇宫，从而确保了皇帝的人身安全不再受到他人的控制和约束。由于掌握了军权，前朝的老臣，如周勃、陈平等人也不敢恃功放纵，而是乖乖地听命于皇帝的安排。

　　由于汉文帝即位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官位较高的大臣将军们参与了此事，下层官员和民间根本不知道宫中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他们还以为当政者仍然是吕后所立的小皇帝刘弘呢。于是，汉文帝昭告天下，宣布新帝已经即位，祸害国家的吕氏集团已被彻底铲除，新帝将赐恩于黎民，大赦天下囚犯，给男子进一级爵位，给女子赏赐大量酒肉，并允许全国百姓可以聚会饮酒欢娱五日，以庆祝新帝的登基之喜。这样，文帝登基的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国，文帝是高祖的直系后裔，消灭诸吕、继承皇统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诏书一发，便得到了各地父老百姓的支持，如此一来，不但汉文帝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风雨飘摇了多年的刘氏江山也巩固下来了。

　　汉文帝深知自己在朝廷中势单力薄，没有雄厚的政治基础。面对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的势力，他决定采取“恩威并施”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皇权。

　　汉文帝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诛灭诸吕的功臣论功封赏。就功劳而论，无论是诛灭诸吕还是拥立新帝，周勃都是首当其冲的，所以，文帝在周勃原先绛侯的基础上加封一万户食邑，赐金5000斤，在所有的封赏中，周勃是最高的，因此他也有些沾沾自喜。但是文帝对周勃心存戒惧，怕他长期指挥军队，如今又立有大功，有“功高震主”之势。而另一位立有大功的陈平，功劳也不在周勃之下，他看到周勃的赏赐如此丰厚，自己就托病不出，意欲与周勃争个高下。于是文帝解二虎相争之势，将丞相职务一分为二，让周勃担任右丞相，陈平担任左丞相，二人相互牵制掣肘，周勃原先担任的太尉之职由灌婴担任，这样周勃名位虽高却没有了兵权，三位宿老互相牵制，皇帝正好从中调和，国家大权分配平衡了，一切也牢牢掌握在文帝的手中了。

　　之后，文帝恢复了刘氏宗族在吕后当政时期被削被夺的封地和其他利益，还给曾随从刘邦征战夺取天下的列侯、官吏提高待遇。这些拿了文帝钱财的臣僚国戚，自然就迅速地聚集到刘恒的周围。这样，以刘恒为中心的汉王朝统治集团就形成了。

　　接着，刘恒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那些辅佐过高祖开国的元老旧臣权重势大，虽大都“少文重质”，但长期从政，经验丰富。文帝很尊重、信任他们，经常向他们征询治国之道。丞相是皇帝治国的主要助手，汉文帝时的五位丞相全都是曾随刘邦征战的老臣，即陈平、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文帝的尊重和信任，也赢得了功臣们真心拥戴和倾力辅佐。

　　但是周勃、陈平等人毕竟不是文帝的心腹，要想坐稳皇位，还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集团。

　　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刘恒当然也不会忘记与他在边远小国共渡难关的随从们。于是，文帝陆续安排这些侍从近亲担任朝廷重吏：文帝的舅舅薄昭被封为车骑将军，封轵侯，位列三公之侧；其余几名陪同文帝一同进京的代国侍从，除了宋昌、张武拥有领军大权之外，都官至九卿。一时间，代国臣僚在刘恒的提拔下，逐渐风光起来。刘恒把他们安插到各要害部门，逐渐排挤掉了不满他登基的大臣，使得自己的周围结成了一个紧密的心腹团体，从而把来之不易的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文帝是个头脑清醒的君王，也是想有所作为的君王。他深知：稳定朝政，保持政治的清明，既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是他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的首要条件。因此文帝始终与元老旧臣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注意抑制外戚的权势，有力地消除了朝中动乱的隐患。

　　当然，文帝对元老旧臣也视其才而用。周勃诛诸吕功居首位，任百官之首的右丞相，竟不清楚丞相的职责，一问三不知。周勃自己也觉得很难堪，便托病辞职。陈平死后，周勃重任丞相。不久，文帝便借凡封侯者必须去封邑的命令，让周勃离开了朝廷，不让他继续空踞高位而贻误国事。后来，有人上书说周勃要造反，刘恒就把他抓进了监狱。幸亏周勃与薄昭有些交情，通过薄昭向薄太后解释。薄太后也相信周勃不会造反，她说：“绛侯怀揣皇帝玉玺，统帅长安北军的时候不造反，如今住在一个小县里，反倒会造反？”刘恒听后，又亲自调阅了周勃的案卷，确无造反证据，这才放了他，恢复了他的爵位。事情虽澄清了，但周勃入狱受窘，使文帝非常不安。此后，文帝对犯罪的大臣都注意慎重处理，从不轻易下狱动刑，犯了死罪也总是让大臣自杀。周勃出狱后，又活了9年。刘恒最终未让周勃横死，算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特例了。

　　汉文帝还很注意不让外戚接近权力中心，仗势横行，以免重蹈诸吕作乱的覆辙。他的舅舅薄昭自代地起就辅佐他，在他即位时和即位后又屡有功劳。后来薄昭得意忘形，擅杀朝廷使者，犯了大罪。文帝派人送去毒酒要他自杀，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薄昭家去哭，薄昭知不可免，终于自杀服罪。窦皇后出身贫微，她当上皇后以后，其弟窦长君、窦广国自然也显赫起来。文帝接受周勃、灌婴的建议，为窦氏兄弟选择了有德行的师友，窦长君、窦广国也从不敢骄横生事。公元前162年，丞相张苍被免职后，文帝一度想让以贤能德行闻名于时的窦广国出任丞相，但思之再三，仍另选他人为相。

　　朝廷之臣调整完毕，文帝就开始了对各地封侯的调遣。高祖在位的时候，曾与大臣们约定“非刘氏者不得为王”，刘氏子弟被分封到各地为王以拱卫中央，后来吕后当政，诸王受尽迫害。因此，汉文帝首先做的就是恢复原先诸王的封地和其他利益，以昭天下乃刘氏之天下，把吕后所剥夺的齐王、楚王等人的土地如数归还，把被吕后杀害的诸王的子嗣重新立为王，各归封地。

　　最初，大批诸侯居住在京城而没有去封地，为此，中央必须发放巨额的俸禄，还必须供应大量的粮食。汉文帝认为长久下去不利于统治，就下令列侯必须回到自己的封地去，以有助于“教化诸民”，但是各个诸侯贪恋中央的权位官职，久久不愿意离去，诏令颁布之后各个诸侯互相观望推托，拖了半年之久竟然没有一个离开京城的。汉文帝极为恼火，他决定给诸王一点颜色看看，他采取的措施，就是拿右丞相、绛侯周勃开刀，从而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

　　汉文帝颁布诏书说：“右丞相是我最器重的人之一，前一段时间我颁布诏令，诸侯都眷顾皇上而不舍得离去，今天就请丞相做个表率吧。”这样，皇帝发话了，周勃哪敢不从，于是他辞去了丞相之职，去封国绛县就任去了。其他诸侯一看，也都纷纷离京而去，汉文帝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如果说文帝分封诸刘姓王有拱卫中央的目的的话，将其他诸侯调去封地则完全是为了巩固统治的需要。实际上，他是借这一机会将一批不信任的人调离中央，各位诸侯离开之后，大量职务空缺，汉文帝趁机任命、提拔了一批新官吏。

　　在当时来看，汉文帝的分封政策起到了巩固刘家天下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也埋下了以后诸王叛乱、对抗中央的隐患。所以，在文帝去世三年后，就爆发了“七王之乱”。

　　安民为本，清明政治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汉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汉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帝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时，年轻的政治家贾谊献上《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在“安民”方针指导下，汉文帝继续广纳良策，身体力行，施行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汉文帝时期社会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充实富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为后来“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发展生产，鼓励农耕，轻徭薄赋 汉文帝之前，汉王朝虽已立国20多年，但秦朝的暴政和秦末长期动乱，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破坏极大，“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故汉初国力困乏。经过20多年的“与民休息”，生产虽逐渐恢复，但国力仍极有限，百姓一遇荒年也仍有卖妻鬻子的。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执行汉初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西汉社会经济的迅速上升发展，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积蓄岁增，户口增殖”的局面，为汉朝跨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78年，年轻的政治家贾谊上书给汉文帝，阐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意义。在回顾了汉初国弱民穷的状况以后，贾谊引用《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论述说：只有人民丰衣足食，才能安分守己，国家太平；如果人民缺吃少穿，就会起来反抗，封建统治就永远也巩固不了。一个男人如果不耕种，就有人挨饿；一个女人如果不纺织，就有人受冻。现在是生产的人少了，消费的人反而多了，天下的财物自然不够用。如果朝廷能够动员老百姓好好种庄稼，使天下的人都能自食其力，连好吃懒做的游民都转移到农村去，财物富余了，天下自然太平了。

　　贾谊又说：“如果没有积蓄，不幸遇上灾年，政府用什么来救济？如果边境上出现了紧急情况，几十万大军的军粮又如何筹措？一旦天灾、战争接连发生，天下就会大乱。到那时再设法挽救就来不及了。”

　　贾谊指出：“粮食是国家的命根子。粮食多了，国家富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攻则能取，守则能固，战则能胜，远方的敌人也不敢不服从。因此，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全国人民都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粮食积储多了，人民就会安居乐业。这就是以富安天下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论积贮疏》。

　　汉文帝很愉快地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当年正月，刘恒就发布诏书，指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亲自下田耕种，体验种田人的疾苦，做天下的表率。同时要求他的皇后、嫔妃和后宫女眷都要亲自种桑养蚕，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用实际行动为天下人树立一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而且还要求各级官吏都要深入生产一线，了解情况，指导种田，发放农贷，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当年获得了大丰收。

　　汉文帝得知后非常高兴，马上下诏予以嘉奖，准予免去天下农民当年田租的一半，即三十税一。到文帝十二年，又免去一半即六十税一。甚至12年免收全国田赋，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汉文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

　　此外，汉文帝时的算赋也由汉初的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汉文帝“偃武行文”，把徭役从汉初规定的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这样的减免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然而，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粮食日渐丰裕，也导致出现了商人囤积居奇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文帝十二年，号称“智囊”的太子家令晁错向文帝建议：“募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入粟拜爵”、“使民以粟为赏罚”，即采取公开标价卖爵的办法来充实边防军粮。这样一来，国家存粮大增，既加强了国家的储备，又益于减轻租赋；向农民买的粮多了，粮价自然也就提高了。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粟足以支持5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这就是著名的《论贵粟疏》。

　　为加强戒备，防范匈奴的侵袭，文帝还积极鼓励养马，规定百姓家中养马一匹便可免除三人的徭役。百姓乐于养马，马匹增长迅速。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变“抑商”为“惠商”农业生产发展后，工商业日益显得重要，文帝逐渐将汉初的“抑商”变为“惠商”。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公元前158年，汉文帝颁布诏令，“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即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任民垦耕，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汉文帝还摒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使得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减轻刑罚，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中国古代强调家族伦理，于是就设计出一人犯罪，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的刑罚，以此来警告人们不得轻易触犯法律。这种“株连”亲属的连带刑事责任是中国古代刑事法律的重要特色之一，如果全部都处死的叫“族诛”。

　　秦朝对连坐的执行显得相当残酷。刘邦入关时曾针对秦律酷繁而“约法三章”，很受民众拥戴。但汉初二十多年里，秦律又被恢复使用。

　　作为开“文景之治”的君主，汉文帝刘恒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锐意推进对秦代的苛刑峻法的改革。主张“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可以禁暴导善。文帝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得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得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

　　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年轻时曾被按律籍没为奴，因此刘恒对“收拏相坐律”有切肤之痛。于是，刘恒在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废除了这项律令。此举无疑是古代刑法的一大进步。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汉文帝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明显减轻。

　　为了广开言路，鼓励臣民百姓言论朝政，文帝还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他又陆续废除了盗铸钱币等罪。但是，文帝最重要的一项措施还是废除了肉刑。

　　刑字的初义，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被称为“肉刑”。在中国古代刑罚发展史上，肉刑是夏商周以来最为广泛使用的刑罚，带有原始、野蛮的色彩，是古代法律中最残酷的刑罚。

　　汉代的肉刑主要有黥刑、劓刑和刖刑、宫刑四种，总之是使人致残。而促使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还要缘于一个具体的案件。

　　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被判处肉刑，经中央审查之后确认成立，定于秋后施刑，这本是当时很正常的一件事，但由于淳于意的小女儿的一番努力，淳于意不但免于受刑，并最终促成了汉文帝废除这一残酷的刑罚。

　　这一天，汉文帝刚刚小睡起来，正要准备去处理政事，旁边的近侍报告说，宫门外有一个年轻的女子，自称是从齐地来的，已经在宫外呆了好几天了，撵也不走，说是有奏章要呈报给皇上。汉文帝就派人取过奏章来，并宣见了那名女子。

　　女子来到文帝面前就跪在地上，说自己名叫缇萦，是齐太仓令淳于意的女儿，来京城替父申冤，希望皇帝能够给她一个诉冤的机会。文帝答应了，于是缇萦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文帝。

　　原来，齐太仓令淳于意熟习医学，学会了许多古传的治病的方法，医术非常高。而且，他乐善好施、医德高尚，当地的很多人都找他治病，很快他就成了方圆几里有名的大夫。一次，有个上级官员的妻子病了，就请淳于意去医治，由于那个官员的妻子的病情实在太严重了，淳于意也无法将她医好，结果没有几天就死了。那个官员倚仗自己有权势，就诬告淳于意把自己的妻子医死了。当地官吏和他相互勾结，淳于意有口难辩，被判处了肉刑，要在脸上刺字并割去鼻子，还要把淳于意押解到长安受刑。

　　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5个女儿，在临赴长安受刑前，他望着一个个哭成泪人的女儿们，长叹说：“可惜我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遇到急难，连个有用的人都没有。”女儿们听了父亲的话，哭得更厉害了。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心中暗自想：“为什么女儿就没有用，难道我就不能助父亲一臂之力吗？”于是，缇萦随父亲上长安，为父亲鸣冤。

　　临淄距京城长安路途遥远，当时的道路交通又不发达。一路上，缇萦跟着被押往长安的父亲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才终于来到了长安，到了皇宫之外，请求拜见皇帝，可侍卫不让她进。缇萦没有办法，只得写好奏章，日夜守候在宫门之外，希望有朝一日皇帝外出，能有见面申诉的机会。宫廷的侍卫和太监见她可怜，又为她的真心所打动，才替她向皇帝传达。

　　缇萦对文帝说：“人死了不能复活，截掉了肢体，就再也不能续接起来。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人被割了鼻子，就不能再长出来；在人的脸上刺字，不但疼痛难忍，而且终身都要蒙受这种耻辱，洗也洗不掉。凡是受了肉刑的人，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却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因此，民女情愿入官府为奴婢，为父亲赎罪，只求能使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读完缇萦的奏章，又听了她的一番倾诉，深深地被她的孝心和勇气所感动。文帝认为缇萦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召集大臣们开会商议这件事，最后决定废除肉刑。文帝下诏说：“国家教化百姓，用严酷的肉刑惩罚人。可是，奸邪之事仍然不止，这难道不是因为方法不得当吗？人有了过错，不加教育就给予严厉的惩罚，即使想改行为善，也没有机会了。我很同情那些受了刑罚的人们。断绝肢体、割掉皮肉，本来就是不道德的行为，也不符合天下为民父母的本意，现在我正式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让各种犯了罪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程度的不同惩罚。”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有些人认为是出于对缇萦的“悲怜”，体现了文帝的“德政”。其实，不仅如此，汉文帝还以缇萦上书救父这件事为契机，着手改革刑制。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共同议定了修改现行刑制的方案，把肉刑改为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随后，汉文帝正式下令废除肉刑。

　　总的来说，汉文帝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刑制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刑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使得残酷的肉刑方法在观念上渐渐不为人们所接受，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文帝时期虽减轻刑罚，犯罪却越来越少。史书称当时“刑罚大省”而“几致刑错”，也就是说刑律因很少人触犯而近乎虚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增强，这是文帝时期最为突出的成就。

　　厚德仁孝，躬修节俭

　　汉文帝自公元前180年即位，共做了23年的皇帝，在这23年里，文帝始终坚持奉行“仁义无为”治国的思想。刘恒非常关心民间百姓的疾苦，废除了秦代和汉代的许多酷刑，大规模地免除税赋，鼓励农耕，劝课农桑，安养百姓；他本人清正廉洁、恭谨简朴、勤于自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严于自律的皇帝；他厚德仁义，宣扬孝道，是有名的孝子皇帝。即使是苛刻的历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人，也一致赞扬文帝是“仁君”、“明君”、“贤君”、“厚德之君”。

　　躬修节俭的贤德之君 作为封建帝王，汉文帝刘恒不仅是开创“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而且还以躬修节俭而流芳百世。《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俭节，以安百姓”。

　　汉文帝一生奉行节俭，他即位之初，国家刚刚摆脱兵祸，神州满目疮痍，犹如废墟，库徒四壁，财力贫弱，皇帝出巡时竟连一辆气派的马车都找不到。平民百姓更是生计艰难，一遇灾年，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鬻妻卖子，颠沛流离。经济状况的恶化，迫使汉文帝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诸如减轻赋税，惠商养农，募民还乡等，使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另有一股不健康风气在悄然增长，那就是宗室列侯的骄奢淫逸。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不惜以增加封国内百姓的负担为代价，使稍得喘息的民生，又坠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为解决此弊，汉文帝决然推行节俭之风，以抵制奢靡的侵害，并且身体力行以影响官风乃至民风，终于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节俭社会。

　　自古以来，皇帝给人的印象都是身着锦衣华服，吃着山珍海味，坐拥三千佳丽；一次出游，车马仪仗规模宏大，豪华阔气轰动全国；花钱更如流水一般，收罗天下奇珍异宝，盖宫殿、筑行宫、修园林、修陵墓，耗资巨大、劳民伤财；死后又要大办丧事，举国治丧，还要有大批珍宝玉器、珍奇异兽陪葬。而汉文帝却是“即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即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等，服御即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皇帝们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历史上有几个皇帝不大修宫殿园林、不大显威风摆阔气呢？然而汉文帝当皇帝23年，居然没有一点“增益”。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作为一位封建帝王，能做到这样，并且坚持一生，实在令人敬佩。

　　汉文帝刘恒自生下来起就一直不被父亲刘邦关心、疼爱，7岁时就被孤零零地送到代地为王，镇守边关。因此，刘恒没有那些贵族皇子的骄奢淫逸之气、养尊处优之态。代地地处边疆，经济落后，气候苦寒，刘恒在代地一住就是15年，自然是受了不少苦的，这也使他养成了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

　　登基为帝后，刘恒从代王王邸迁入未央宫，生活状态自然大有改观，但他没有因此就骄奢起来，而是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宫殿、皇苑等都是使用以前留下来的，从来不嫌简陋，也从不摆排场。据说文帝寝宫里的帐帷数年不曾更换过，有一次，宫中的侍女们见帐帷实在太旧了，就偷偷地换下来，文帝看见了就责备说：“奢华的锦缎会让人忘记简朴的本分，旧了的帐帷拆下就失去了它的用途，还是把它继续挂在原处为好。”侍女们听后既惭愧又感动。

　　文帝经常穿的衣服是“绨衣”，绨是一种很粗糙的色彩暗淡的丝织品。当时贵族女子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而他最宠爱的慎夫人平时都是像劳动妇女那样“衣不曳地”，连所居住的室内帷帐全无绣龙描凤的纹饰，以示敦朴。在刘恒的带领之下，后宫上至皇后、妃嫔，下至普通侍女都养成了朴素节俭的习惯，所用的衣服、器物等没有任何奢华攀比之风。据说文帝后宫的女眷们单脂粉钱每年就能给国家节省数十万钱。

　　随着各项政策的推行，国家的经济逐渐地恢复发展起来，国库里也积攒了很多的银两。有大臣上书说：“而今海内殷富，国库日渐丰盈，皇上生活却如此简朴，宫殿也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与我国的国力不符，皇上应该修建一座新的宫殿，一来昭示皇权国威，二来也为皇上休息娱乐所用。”

　　汉文帝也觉得继位以来从没有动过工程，因此接受了这个建议，他打算建造一座供饮宴游乐的露台，于是命官员核算一下所需的费用，并且一再叮嘱要尽量节省，不得铺张浪费。过了几天，大臣做出预算，说要用“百金”，汉文帝听了，感慨地说：“百金就相当于十个中等人家的财产，我本来使用先帝的宫殿就觉得很奢侈了，唯恐对不起他们创业之艰辛，露台就不用建了。”

　　按汉代制度，皇帝总是在身前为自己修庙。文帝也在长安城南为自己修了一座庙，名叫顾成庙。庙宇规模不大而且比较简朴，就像是转眼回顾之间便可建成，因而取名“顾成”。

　　有一次，有人给文帝献了几匹千里马。文帝赶紧推辞说：“皇帝出行前后总有大队的车马仪仗，一天不过走三五十里路，我哪里用得上千里马呢？”于是下令把马退了回去。他深感这种捧场逢迎之风不可开，又立即下诏说自己不接受任何献礼，“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断然制止这种浪费钱财、贻害百姓的事。

　　有一次文帝出行，随从的官员、仪仗队和护卫甚多，文帝坐在车帐中，听到四处马的嘶叫声，却没有任何人的言语，心里有些不快，他走出龙辇，远远望见有几匹马跑到了附近的农田里，马仆正忙着将马牵回，只是不敢大声言语。文帝问是怎么回事，近侍回答说是备用的马走脱了，文帝就责怪说：“一次出行，哪里用得上这么多备用之马，真是太浪费了！”他立即下诏清点皇宫和各中央部门的公用马匹，除必需之外，多余的一律送到驿站使用。文帝还严令，皇帝出行司仪之官只需保证安全，不必摆排场，更不准骚扰百姓，并严责各地各级官员也要节省，不得扰民。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帝不仅生前俭朴，死后也令薄葬简省，以移风易俗。文帝在公元前157年去世。他遗令将自己葬在长安东南的霸陵，随葬器物一律使用陶器，不许用金银作装饰；坟墓也因山而成，不堆封土。刘恒颁布了一道感人至深的遗诏说：“天下万物都有生死，人们都喜生而恶死，这是不对的。许多人死后追求厚葬以致倾家荡产；父母死后儿女守孝，以致损害身体，这些事情我都是最不赞成的。我能力有限，没有给百姓多少实惠，现在我死了，不忍心让百姓因为给我治丧守孝，经年累月而哀人父子、损其饮食、绝其祭祀。现在我诏令天下吏民，我的丧事从简，三日之后就匍除丧服。不要禁止百姓娶妇嫁女、祭祀和饮酒吃肉；不要摆放车马兵器；不要发动百姓哭临宫殿。”文帝还下令将宫中自夫人以下的大量妃嫔，全都遣归其家，准其改嫁，不愿意白白耽误了这些人的一生。文帝的遗诏，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

　　汉文帝的品行不但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的赞誉和人民的敬仰，也得到了“盗贼”的尊崇，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占长安，他们大肆掠夺王室的财产，西汉皇帝的各个陵墓也被开启盗窃一空，但是唯有汉文帝的霸陵保存了下来，赤眉军的首领读过汉文帝的遗诏，深为他的人品所感动，特令不许破坏。足可见文帝一生纯朴爱民，深得天下民心。

　　作为皇帝，特别是在“海内殷富”的“文景盛世”，汉文帝能做到如此俭省，如此克己，如此体恤百姓、心系苍生，实在是可贵的，绝对称得上是一位躬修节俭的贤德之君。

　　心系百姓的仁德之君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段艰辛坎坷的生活经历，汉文帝比任何一个帝王都了解百姓的艰难，也比任何一个帝王更为关心百姓的疾苦。刚一即位就接连下了两道旨在资助赡养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的诏书，抚慰长期遭受战争蹂躏和天灾人祸之苦的劳动人民，诏令说：“春天到来的时候，花草树木万物生灵都有它们的生机和快乐，但是我们的百姓中却有很多贫困孤独、年老病衰的人。我为人君，当然要关心他们的疾苦，但是很多的官吏却体察不到他们的忧愁，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对人民进行赈济。”

　　汉文帝仁慈宽厚，极富同情之心，他知道严酷的刑罚常常使受刑者痛不欲生，形同废人，就陆续废除了一系列严酷的刑罚，使秦朝以来的以严法治天下的习惯逐渐转化为以孝慈治天下，社会风俗归于笃实厚道、恭让谦和。文帝时期，刑罚量锐减，据说一年之内全国审判的案件只有四百多起。而且，对犯了罪的罪犯们的惩罚也以宽大为主，对犯了死罪的王侯大臣，主要以示意犯罪者自杀为主，而不施以凌辱人格的刑杀；对于犯了罪的普通百姓，也不枉加判决，不轻易判处死罪，能宽容之处尽量宽容，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文帝一朝，国家上下齐心简朴，社会生活纯朴醇厚，显示出了蒸蒸日上的生机和活力。

　　汉文帝主张与匈奴和平共处，联为婚姻，并尽力不与匈奴开战，以减少两国军民苦难。“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天下如遇有水、旱、蝗虫等灾害，文帝就下诏打开官仓赈济饥民，免除各地的贡品。像这样能听取百姓的意见，一生为民着想，一生俭朴勤政，并不断改进政策，为强国富民孜孜以求的皇帝，历史上实不多见。由于汉文帝这种廉洁爱民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实践，才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致使汉王朝走向了汉武帝的鼎盛时期。司马迁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

　　自律谦恭的厚德之君 作为皇帝，汉文帝总是谦恭自律，真诚反省自己，凡事身体力行。刘恒在大臣们请求立太子时，感慨地说：“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意思是说，我已然不能像古代贤君那样禅让天下，如今又要立太子，天下人会以为我想到的只是自己的皇权千秋万代，而心中没有百姓，朕不能这样做啊！”

　　有一年，几次发生了日食，文帝自责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来抚育治理他们。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上天的谴责在天象上表现出了灾异现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之躯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地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因此，在对待臣子上，文帝胸襟宽广，宽容大度。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御府中拿出金钱赏赐他们，让这些臣子在自愧自责中幡然悔悟。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文帝的以德化民，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

　　刘恒十分关心戍边将士的艰辛，深深自责说：“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皇帝的谦恭与厚德溢于言表。

　　当文帝知道了祭祠官员只为皇帝个人祈福祷告之时，对群臣说：“只为我一个人祈福而不为百姓祈福，我感到很惭愧啊！像我这样的没有大的德行的人，独自享有神灵所降下的福荫，而百姓却不能分享一点，这是在加重我的罪过啊。以后祠官再进行祭祀祷告的时候，不要只为我一个人祈祷祝福，也要为天下的苍生百姓们祈福。”大臣们听了无不感激涕零，深为皇帝的仁慈爱民之心所感动。

　　宽慈仁厚的孝德之君“孝”是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仁德著称的汉文帝，不仅在治理国家、发展生产、安抚百姓上名垂青史，他还是有名的大孝子，并且名列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中，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帝刘恒自幼和母亲薄太后在偏远苦寒的代地居住，母慈子孝，在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中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文帝即位后，因为帝位还不是很稳固，怕累及母亲，没有立即把她接到皇宫居住。等他巩固了帝位，精心打理好一切，就马上派遣舅舅薄昭带领亲军侍卫将母亲护送到长安居住。汉文帝告诉护送母亲的侍卫们说，一路照料需尽心尽力，每日行程情况，必须当日汇报到宫中。当薄太后的辇驾尚距长安百里之时，文帝听说母亲快到了，早早地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在郊外等候了很长时间。见薄太后驾到，就立即行跪拜之礼，随即侍奉于母亲车辇之侧，奉辇入都。直至长乐宫中，文帝又亲手扶母亲下车，登御正殿正坐，与百官北面叩拜朝贺，礼毕方散。

　　薄太后入住太后宫后，文帝无论政务多么繁忙，都要早晚前去请安，关心饮食用度、衣着冷暖，礼仪礼节从不偏废。

　　汉文帝对母亲薄太后的孝顺，不只表现在礼仪礼节上，对于母亲日常生活的照顾也从不怠慢。

　　有一次，薄太后患了重病，这可急坏了文帝，又是请御医，又是请术士，可都不见效，人们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薄太后这一病就是三年，整日卧床不起。刘恒身为皇帝，侍奉母亲从不养尊处优，亲自为母亲煎药汤，并且日夜守护在母亲的床前。文帝勤于政事，常常感觉到很劳累，但并不因此懈怠了照顾母亲，每次看到母亲睡着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刘恒天天为母亲煎药，每次煎完，自己总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刘恒孝顺母亲的事，在朝野广为流传，人们都称赞他是一个仁孝之子，为国家能有这样的皇帝而欣慰。

　　文帝的孝顺之心不只表现在侍奉母亲的身上，对于其他长辈也是如此。文帝即位之后还将薄太后的母亲、自己的外祖母魏老夫人接入皇宫中居住，老人有文帝和女儿薄太后的照顾，生活当然很滋润，但老人在江南水乡自由自在惯了，总觉得皇宫过于拘束和沉闷，常常思念江南家乡，久而久之就病倒了。文帝听说外祖母有病，请来很多太医，但药吃了不少，总不见效，汉文帝为此也犯起愁来。一天，文帝去探望外祖母，说到了江南水乡的话题上，老夫人不觉落下了几滴眼泪，文帝一看，知道老人思乡，恍然大悟，原来这正是外祖母得病的根源。文帝一向节省，但为了外祖母还是拨了一笔款子，再从自己的日常用度中抽出一部分，在宫外修建了一座园林，置身其中，仿佛真到了江南一般。文帝请外祖母前去游玩，老夫人果然高兴起来，不久病也好了，此后老夫人就住在这个园子里不愿回宫了。

　　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住在宫中，念及母亲年老，时常来探望，每次都带一些宫中佳肴、点心以尽孝心。有一次，薄太后带来一些烤饼给母亲，老夫人一尝，又酥又香，特别高兴，连说喜欢。文帝听说后，就专门派来御厨为外祖母做烤饼。后来这种烤饼流传到民间，人们就称它为“太后饼”。

　　汉文帝平生恭爱母亲，直至临终时还吩咐妻子窦皇后要善待其母薄太后，愿意死后“顶妻背母”报答恩德。后来汉文帝的陵寝和母亲薄太后的南陵、皇后的窦陵就是遵照他的“顶妻背母”的遗旨建造的。汉文帝的孝心、孝行为后世赞誉。

　　文帝不但自己是一个有名的孝子，还以身示范，做好天下人的楷模。他特别关心老人，宣扬以孝治天下，他对大臣们说：“父母是我们的生命之源，给我们衣食之需。父母年老了我们哪有不孝顺的道理呢？那是天理不容的。”他颁布诏令说：“人年老了之后，没有足够的衣服就不能御寒，没有足够的食物就不能充饥，为人子女者，许多都有孝心却没有足够的衣服食物供养老人，现在正好处于岁首的时候，国家应该帮助天下的子女们赡养老人啊！”汉文帝还责令有关的政府部门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对于年龄达到80岁以上的老人，要由县里的人员每月按时送去肉20斤，米l石；对于90岁以上的老人，要由县丞亲自去送，还要再加送一些布匹帛锦等。在古代中国，这是最早的关于老人的福利赡养制度，它可能在执行的过程有许多出入，却体现了汉文帝的仁孝之心、爱民之心，也起到了一定的安抚百姓的作用。

　　汉文帝厚德仁孝、勤俭自律，使他统治的时期形成一种比较清明的政治空气。正因为如此，汉文帝不但在政绩上得到了后人的赞誉，他的人格魅力也同样流芳百世，为后人所敬仰。

　　开发边郡，增进民族融洽

　　文帝统治时期，北边有强盛的匈奴为患，南面的南越王赵佗操戈相向，形成“胡强南劲”的形势，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文帝充分意识到社会安定才可能发展经济，战争则既耗国力又加重百姓的赋役，只会适得其反；同时汉王朝的国力有限，尚无解决匈奴为患的物质储备。因而，文帝在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时总是尽量怀柔安抚，化干戈为玉帛。但是，匈奴与南越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在安抚的同时，汉文帝还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策略。

　　对匈奴，亦战亦和，徙民实边 汉朝自建立起就一直为匈奴所困扰，以至于高祖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吕后受辱于冒顿单于。而经历了多年战乱，根基未稳的汉王朝无力与匈奴抗衡，只能采用和亲联姻政策，把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朝同匈奴的关系。刘恒登基后，为了巩固汉王朝根基，恢复社会经济，减少社会动荡，让百姓休养生息，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

　　但匈奴历来就不受和亲的约束，只要发现边塞防守薄弱处便凭借游牧民族的优势，快速长途奔袭，在边境郡县烧杀抢掠，甚至侵袭内地，造成破坏和动荡不安。因此，汉廷极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短长，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被汉文帝所采纳。于是，汉文帝下令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应募者有罪则免罪，无罪则拜爵，并由官府资助他们安家立业，并把他们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种田、训练，战时则可应敌，以此形成防御力量。此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文帝又采纳“入粟拜爵”的建议，下令要百姓将粮食运到边塞去缴纳，边塞很快聚存了大量的粮食，使屯戍更加便利。

　　汉文帝吸取了汉初对匈奴作战时兵力部署方面的教训，针对匈奴善用骑兵、来去迅速的特点，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队伍。起初，汉朝在对匈奴作战以步兵为主，步兵行动缓慢，经不起匈奴精锐战马的来回冲击，往往在战争一开始便被冲乱阵形，伤亡惨重。汉文帝大力发展养马事业，他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设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使用官奴三万余人，养马三十余万匹，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文帝还在民间鼓励老百姓养马，对成绩突出者予以奖励，从而壮大了汉朝的骑兵队伍和军事力量。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也有利于休养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再次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至上郡杀掠吏民、抢掠牲畜。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轻骑予以反击，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修复和亲之好。文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于公元前174年，修书冒顿单于，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单于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留在匈奴为其出谋划策。

　　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将其逐出塞外即罢，尽可能缩小战争的规模，以便始终把力量集中在增强国力上。

　　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兵入萧关掳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10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刘恒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大臣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公元前162年，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公元前158年，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将军苏意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使得汉朝的边境得到了相对的安宁。

　　对南越，怀柔安抚，以诚相待 秦朝末年，中原大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群雄逐鹿，在这种局势下，秦朝的南海郡尉任嚣认为分地为王、称霸一方的机会到了，他和部下赵佗等秘密商量后，封闭了道路交通关口，杀掉秦王朝任命的官吏，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在南越地区实行军事割据。不久，任嚣病逝，赵佗控制了南海郡，他发兵攻战了桂林郡和象郡，正式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这时刘邦与项羽正在进行激烈的楚汉战争，无暇顾及南方地区。刘邦打败项羽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不堪，财富极度贫乏，诸侯王手握重兵各霸一方，匈奴骚扰北部边境，刘邦根本无力举兵南下翦除南越王，于是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使他从此“称臣奉汉约”，成为西汉王朝下的一个属国。

　　赵佗本来是中原之人，他异地称王尚未立足，当地人并不顺服，所以他也乐于接受汉朝的册封，向西汉王朝称臣。高祖刘邦在位时，两国互派使者、互通贸易，关系相处得还比较融洽。但南越和中央的关系并不是持久的，南越接受中央册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外交环境，引进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从而巩固并不牢固的政权。南越王赵佗深知：国家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和汉朝对抗。而汉朝册封南越的目的也不过是稳定这一地区的形势，国家刚刚建立，南方路途遥远、溽热潮湿不易征讨，但汉王朝无时无刻不想着剿灭南越政权。汉高祖死后，惠帝、吕后时期，汉朝一改高祖的政策，将南越视作蛮夷之辈，中止了与南越的贸易往来，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不但禁止向南越出售铁农具等铁器，连卖给南越的家畜如马、牛、羊等，也故意只卖公的，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赵佗三次派人出使汉朝，都有去无回，汉朝与南越的关系迅速恶化。

　　由于赵佗的宗族亲人等仍然居住在汉地，并没有完全搬到南方去。汉朝和南越的关系恶化后，吕后便派人到赵佗的老家真定（今河北正定），掘毁了他的家墓，诛杀了他的兄弟宗族，以示对他的侮辱。吕后的行为更激起了赵佗的反汉情绪，于是在公元前183年，赵佗正式称南越武帝，与西汉皇帝平起平坐，建立了正式对峙的政权，并胁迫闽越、骆越等归附，并举兵进攻长沙郡、南郡，南方动荡不安。双方经过长期苦战，南越军力有限，根本不可能攻入内地；汉军虽然强大，却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天气，双方各有损伤，欲罢兵而不能，一时间僵持不下。

　　文帝即位后便立即着手结束这种敌对的僵局，改变扼杀政策，采取安抚政策，对周边各族表示友好，不愿发生兵戈之扰。刘恒派使者告谕各诸侯国和四方各少数民族说，吕后有病，头脑不清醒，做了一些错事，现在国家已经恢复正统，愿与各诸侯部族相安往来。

　　这时南越王赵佗主动向文帝表示愿意和解，他派人犒劳在南方和南越相持的汉军，并请求汉军将领代向汉文帝上书，帮他寻找内地的同门兄弟，还请求文帝撤回驻扎在长沙国监视南越的大量军队。汉文帝接到上书后，就与众臣商议这件事，许多大臣认为赵佗枉加尊号，蔑视朝廷，罪不当赦，现在国家日益强大，南越却日渐衰弱，赵佗害怕才来求和，其心并非真心来降，应当攻打，而不应与南越和解。汉文帝考虑良久，他说：“国家刚刚恢复，百姓思安定，南越愿意归附乃是天意化万民归我，不应以兵戈与天意相违。赵佗僭位，汉朝也有责任。只需化解矛盾，赵佗自然真心归附。”

　　于是文帝恢复向南越提供发展生产所需的铁器、农具、马牛羊等。派人修整赵佗在河北老家的祖坟，并派人为之看守，定时清扫祭祀，又派人寻访赵佗的亲属，对他尚存的兄弟家人封官厚赐，加以安抚。为了表示诚意，文帝起用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招抚赵佗，并亲笔写了一封信，由陆贾带上亲自交给赵佗。汉文帝言辞恳切，他对赵佗的上书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表示只要赵佗去掉帝号，就“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文帝的诚恳态度和以德服人的做法终于打动了赵佗，他看完汉文帝的信后，表示愿意臣服，为汉室守边。他颁布退位的诏书说：“汉皇帝是贤明的皇帝，从今以后，南越人均为汉臣。”赵佗给文帝去信说：“我在越地已经整整49年了，现在虽儿孙满堂，却每天睡不稳、吃不香，漂亮的东西不愿看，悦耳的音乐不愿听，这是因为我为汉人却不能侍奉汉室啊。现在陛下仁厚，恢复了我南越王的封号，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敢称帝了。”陆贾回朝复命时，赵佗派使臣一同前往朝拜，并给汉文帝进贡了丰厚的特产，其中有白璧、翠鸟、犀角、紫贝、孔雀等内地没有的珍禽异物，赵佗谦逊地说：“南越贫瘠，与富庶的中原相去甚远，愿以异物为皇帝做礼。”

　　自此以后，南越和西汉王朝的关系重新和好。赵佗以后，继任的南越诸王对汉朝以臣相称，汉朝与南越的友好交往关系持续了数十年。但实际上，南越臣服于汉王朝只是一种表面做法，而赵佗也一直对西汉王朝存有戒心，如按当时的制度，诸侯王要定期到长安去朝见天子，但赵佗总是称病不入朝。汉朝也当然知晓南越的心思，不能容忍它长期分庭抗礼。文帝的招抚，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政策。到汉武帝时，西汉王朝势力强大，正式用兵统一了南越。

　　由此可以看出，汉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不轻易用兵，尽力维持相安友好的关系，以礼相待、兄弟相称，这对于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汉朝时期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