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六章 平城之战，被困白登山

　　如果说，能够赢得楚汉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且一统天下，成功地完成从平民到皇帝的身份转变，是刘邦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那么，与匈奴的平城一战，被困白登山七天七夜，则是刘邦这辈子感到最窝囊、最失意的事了。

　　匈奴是一个古老的民族，长期在中国北部的草原、沙漠地区游弋，逐水草而居，过着粗放的游牧生活。秦汉之际，匈奴统治者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了匈奴各部，并逐步强盛起来。由于中原地区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乘机夺取了长城以北汉朝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北部中国的统治。

　　为了防御匈奴的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为理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今山西朔县）。

　　公元前201年，冒顿带领大队兵马进入长城，一直打到马邑城下，将在马邑西北的韩王信重重包围。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带兵攻打韩地有功，被刘邦封为韩王。但刘邦对他很不放心，所以，把他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韩王信也知道刘邦对他有疑心，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要求和解，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出兵交战，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来往，怀疑韩王信可能要叛变，就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刘邦。在紧急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刘邦亲自给韩王信写了封信，申明大义，对他进行劝告、指责和警告。信中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刘邦的这番话不但没有挽回形势，反而促使了韩王信的叛变。韩王信见刘邦如此口气，深知处境的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了马邑城，投降了匈奴。接着，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统治，公元前200年冬天，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汉军进入山西后，连连取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之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又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了晋阳、离石等六城，攻下楼烦等三城。汉军由于连连告捷，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便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亦想趁势彻底消灭匈奴。当刘邦听说冒顿在代谷驻扎，便先派人侦察冒顿虚实，准备将匈奴一举歼灭。

　　刘邦派出的探哨刚刚出发就被匈奴发现了，冒顿决定将计就计，迷惑汉军，将匈奴的精锐士兵、肥壮牛马等全部隐藏起来，不让汉军发现，只用老弱之人和瘦弱牲畜以示溃败的样子，以此迷惑汉朝军队。汉军侦察人员几次往返阵前，也没有看破匈奴的假象，信以为真，就把侦察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刘邦说：“冒顿的部下全是一些老弱残兵，连他们的马都是羸弱的瘦马。如果趁势打过去，准能打胜仗。”刘邦果然中计，将汉兵全部派出北击匈奴。汉军刚刚过了勾注山（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设防产生了怀疑，极力劝阻刘邦不要贸然进兵，并告诉他中原长期争战，国力虚弱，百姓不堪其苦，而匈奴趁中原混战之际已有很大发展，冒顿骁勇善战，不可轻击。可此时的刘邦一心想剿灭匈奴，根本听不进去，还破口大骂刘敬说：“你这个齐国奴隶，一贯以能说会道升官，今天还想胡说八道，惑乱军心。”于是，把刘敬抓起来，囚禁在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处理。

　　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也不等步兵赶上，直抵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冒顿见汉兵蜂拥赶来，就在白登设下埋伏。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突然四下里涌出无数匈奴兵来，个个人强马壮，原来的老弱残兵全不见了。刘邦发现被包围后，才知道上当受骗，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组织突围，虽经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后来，退到平城东面的白登山，却被冒顿率领的四十万精锐骑兵团团围住。

　　冒顿单于还派出大队人马，分扎在各个重要路口，截住汉兵的后援，使汉军失去联系，没法救援，意欲把汉军一网打尽。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的骑兵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把汉军冲散。结果，双方损失都很大，一直相持不下。

　　这天，高祖登上白登山的山头，向四面眺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根本没机会突围，不禁喟然长叹，认为天要其亡，汉军的士气也日益低落起来。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连日雨雪不断，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冻伤很多人，还有一些士兵甚至被冻掉了手指头。在匈奴地区有首歌谣唱道：“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汉书·匈奴传》）可见这次战争是多么艰苦！在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扭转败局，刘邦决定凭借白登地势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指挥汉军昼夜加强防守。在被围了三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汉军饥寒交迫，又被截为内外两部不能相救，形势危在旦夕。

　　被围到第七天时，谋士陈平终于想出一条妙计，劝刘邦用重金贿赂单于的爱妻。陈平对刘邦说，冒顿单于对新得到的阏氏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匈奴大军在山下扎营，冒顿单于把阏氏也带在身边，经常和她一起骑马游玩，两人情深意笃。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冒顿单于虽然骁勇无比、智谋过人，可也不免被美女所惑。便建议刘邦从阏氏身上寻找突破口。刘邦正苦于无计解脱，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于是决定试试。由于当时行动仓促，汉军并没有带多少金银财宝，刘邦就下令汉军将领将所带的财宝都交上来。当时刘邦有一件御寒用的狐裘，是一件无价之宝，刘邦也将它拿了出来，送给了阏氏。半夜的时候，汉军的使臣乘着大雾弥漫，偷偷地下山去拜见阏氏。这位阏氏听说有汉军的使者到来，就屏退了左右，秘密召见了汉使。汉使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说这是汉军将士送给阏氏的。阏氏见到那些黄金珠宝，毫不动心。于是汉使又拿出狐裘说，这是汉皇帝送给她的礼物，阏氏一看就爱不释手起来，她把礼物都收了下来，答应为汉朝皇帝向单于求情。

　　第二天，阏氏拜见单于，向单于汇报道：“有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马上就要到了。单于把汉朝逼迫得太厉害，把他们的皇帝困在山上这么久，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呢？自然会拼命相救，到那时我们恐怕很难应付。再说就算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土地，我们的子民世代游牧而居，也适应不了中原的水土环境与定居生活，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我们的处境将会更难。”

　　阏氏又说：“汉帝被围了七天，虽然人马俱乏，但是他们君臣一心，视死如归，立誓一定要杀出重围来，‘困兽犹斗，穷寇勿追’，现在他们要和单于您拼命了，我们当然不害怕，但也要小心别弄个两败俱伤啊！依妾身之见，不如给汉帝放一条生路，网开一面，他也一定会铭记单于您的恩德，不敢再举兵来犯了！”冒顿只是觉得阏氏说得有些道理，并没有当机立断地下令放刘邦一条生路。

　　但是，想到自己曾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现在，约会日期已过，却没有等到韩王信的军队。于是，冒顿有点猜疑，怕韩王信再与刘邦联合起来，使自己腹背受敌，就逐渐放松了对汉军的围攻，准备撤军，正好当时起了大雾，无法交战，冒顿收回兵马，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陈平等趁隙保护刘邦乘着大雾，命令士兵持强弩、发满弓，从匈奴解开的围角冲出，顺利地进入平城。这时候汉军主力已到，冒顿失去战机，于是带领大军撤退而走。刘邦得知匈奴撤兵，也不敢恋战，只是派樊哙收复了代地，自己则率兵退回了广武。

　　其实，关于刘邦白登突围的真相，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刘邦采用了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陈平秘计究竟是什么呢？《史记》也只是说“其计秘，世莫得闻”（《史记·陈丞相世家》）。

　　于是，便有了种种猜测，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据说，陈平让军中一个精通绘画的人画了一张美人像，派人连同金银珠宝一起送给单于的妻子，并对阏氏说：“汉朝有一个美女，长得如同这画中的人一样美。现在皇帝被围，朝廷准备把她献给冒顿，以作为解围的条件。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就算阏氏您生得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单于也还是会更宠幸这位中原的美人。到时候，您在单于那里的地位可就不保了。”

　　阏氏见画中的美人比自己年轻漂亮不止百倍，不由妒火中烧。她害怕冒顿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千方百计地说服单于收兵，放汉帝一条生路。

　　这种说法不一定可靠，但刘邦确实派人与匈奴进行过谈判，并给阏氏送过一批厚礼，阏氏收到礼物后，也确实对单于吹了枕边风，单于听后就下令收兵了。

　　总之，陈平用这条妙计，终于骗得匈奴退兵，刘邦总算逃出重围，一场大难消于无形之中。

　　汉承秦制，薄敛赋税，安定边境，

　　强本弱末；屠杀功臣，和亲匈奴

　　公元前200年，刘邦采纳齐人娄敬（即刘敬）的建议，迁都长安。娄敬认为刘邦得天下和先前的周朝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像周朝那样以洛阳为都城，应该定都关中。张良等人也建议迁都关中，因关中为形胜之地，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这样有利于在秦地镇守险地，国家才能兴旺。娄敬因建议刘邦迁都有功，赐姓刘，拜郎中，号“奉春君”，后为关内侯。

　　汉高祖刘邦出身市井，身上不免带有一些游侠之气。有道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刘邦登上皇位之后，仍脱不掉一身游侠之气。但因自己身为皇帝，必须要避免不合身份的举止，于是要求陆贾常到宫中为他讲习《诗经》和《书经》。由于刘邦天性好动、甚喜游荡，不习惯端坐听课，有一天，他就对陆贾说：“朕之所以得到天下，是靠在马上作战的功夫，似乎和《诗》、《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陆贾回答他说：“陛下是因勇敢的气魄、得天独厚的善战而得天下的，但现在您是要治理天下，不能再用那套方法。否则，您将失去天下。”于是，陆贾总结了包括秦朝在内的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供刘邦借鉴。

　　陆贾告诉他，秦始皇并不是不想把国家治理好，而是制定的措施太残暴，法制太严苛，用刑太残酷，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刘邦既得了天下，就要长保国祚，使国家长治久安，其根本在于“文武并用”，这才是“长久之术”。

　　刘邦对此表示极力赞同。因此，在迁都长安之后，刘邦以秦制为基础，在政治、法制、经济、军事、文化、对外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举措，影响了以后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直到现在，“汉”已成为华夏民族、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影响着整个世界。

　　承袭秦制，巩固政权

　　秦朝灭亡、汉朝兴起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次自然更替，虽然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政权转移，但是更换的只是帝王将相而已，秦始皇所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基本上完好无损地沿袭了下来。汉高祖刘邦建立的政权形式，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几乎一律继承了秦朝的先制，或者在秦制的基础上进行了某些修补，史称“汉承秦制”。

　　刘邦在消灭群雄、问鼎中原、统一天下之后，仍然依照秦朝的制度称皇帝，但是他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不再以皇帝个人之私独自占有天下，确立了与群臣共治天下、共享富贵的制度，扩大了统治的基础。

　　为了笼络群臣，刘邦根据他们功劳的大小进行了不同的封赏。功劳最大的封为王，其次是诸侯，赐予他们食邑，并允许他们自行设置官职，收取租赋。这样皇帝广施恩泽、荣爵厚赏，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得了恩惠，和朝廷结成了直接的利害关系，朝廷损则大臣损、朝廷荣则大臣荣，群臣无不集中到皇帝身边，为皇帝出谋划策、尽心卖命，在整体上形成了统一、巩固、强大的统治集团的阵营，皇权日益坚实，难以轻易撼动。

　　承袭官制 汉朝承袭了秦朝实行的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和秦始皇一样，作为皇帝的刘邦牢牢地掌握着独裁的大权，皇帝之下，设置了各级的辅佐官员。在中央，官职依旧沿袭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皇帝的主要助手，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事无巨细，丞相都可以参与，是全国最高的官职，汉朝设有左、右两个丞相，有助于削弱丞相的过度集权，也有助于为皇帝集思广益。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掌管全国的军事，太尉的职位虽然不如丞相高，但是他掌握着关键的军事部门，因此是极为关键的职务。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督责风化。直到汉武帝时期，中央官制出现了内朝与外朝的划分，皇权也进一步集中。三公之下是九卿。中央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分别由九卿来负责处理，汉朝的时候，九卿的名称在秦朝的基础上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职权和地位没有任何变化。九卿是：奉常，又称太常，为九卿之首，掌管宗庙祭祀、朝廷大典等礼仪事务；郎中令，掌管皇帝的警卫和处理宫廷事务；卫尉，掌管宫廷护卫；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礼仪；廷尉，管刑法和断狱；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国使节等；宗正，掌管皇族事务，一般由皇室中的德高望重者担任；大司农，掌管全国的钱粮财政，又称为治粟内史；少府，掌管山河池泽的税收，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财政官。九卿的名称是不断变化的，而且随着汉朝中央结构的不断膨胀，中央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也不断增加。

　　为了维护封建社会身份尊贵卑贱的等级制度，汉高祖刘邦还继承了秦朝时期的20级爵位制度。实际上，爵位制度可以看做是对官制的一种补充，主要用于封赏对于国家有贡献的人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的人，满足人们对于名誉地位的追求。特殊的时候，国家也用爵位来作为鼓励人民做某件事的刺激手段。爵位越高，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享有的特权也就越多。爵位的授予权掌握在天子手里，受封之人自然会对他千恩万谢，效忠于皇权。这也是汉高祖的高明之处。

　　在官吏的选任上，汉初依旧是承袭秦制，主要有察举，即中央与郡国长官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皇帝推荐各种人才，如贤良方正、孝廉等。大约二十万人推荐一人，推荐后，由皇帝加以考试，然后任官；还有就是征辟，又分征召与辟举。征召是对全国特别有名望的人才，由皇帝派专人去聘任；辟举也叫辟除，是由中央或郡国长官对所辖部门或地区内有名望的人加以聘任，辟为自己的幕僚属吏。

　　地方行政，郡国并行 汉代的地方政府奉行了秦朝的郡县制，分为郡、县、乡、亭四级。秦朝的时候全国共有36个郡，汉高祖刘邦把全国划分为15个郡，后来刘邦陆续灭掉了一些诸侯王，恢复和新设了一些郡，又达到了秦朝时期36个郡的设置。

　　但是，和秦朝不同的是，汉高祖刘邦还实行了分封制。刘邦认为，秦王朝的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秦始皇采取的政策太苛刻、太急切，特别是在取消分封制的问题上，分封制已有近千年的影响，若要废除，老百姓不能立即接受，对立情绪太大。刘邦认为实行分封制，对于消除对立情绪、稳定群臣，依然是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刘邦也并不希望再出现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分裂局面，而秦始皇所创立的郡县制，确是克服这一弊端的有效措施。因此，刘邦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办法。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分化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的力量过大，威胁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诛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封了楚、齐、梁、赵、燕、代、吴、淮南、淮阳等九个诸侯国，诸侯国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大权都归诸侯王所有。当时，九个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山东六国的领土，只留下原秦国的旧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辖，并仍划分为郡、县两级。另外，还存在着一些郡和诸侯国交叉的问题，因此，就有了国权大于郡权的规定。这种王国与郡县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当然，这种制度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以致后来出现了严重的诸侯王叛乱的问题，尤其是在汉景帝时期，晁错向汉景帝提出“削藩”政策，引发了七王之乱，后来汉景帝平定叛乱，将诸侯国封地收归中央，由中央派官员管理。至此，封国虽然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封制与郡已基本相同。直到汉武帝时期，诸侯国问题才算彻底解决，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监察制度 汉代的监察制度是与秦朝一脉相承的，但也有改革和发展。刘邦建立汉朝的统治后，为了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他在秦朝官僚制度的基础上，在中央继续实行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中枢职官的三公制官僚体制。中央的监察机构仍袭秦制：御史府之长——御史大夫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官，又是“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专掌纠察百官。

　　在地方，汉高祖刘邦放弃了对地方的监察。《后汉书·百官志》：“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致使地方吏治日趋腐败。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部分地区恢复了御史监郡制度。汉武帝时期，废除了监郡御史，并在公元前106年设立十三部刺史，驻地专司监察地方。《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十三部刺史皆隶属于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府，由御史中丞具体督管，在地方设有固定治所。十三部刺史的设置，表明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地方监察制度已趋于基本成形。

　　改制律法，建立礼仪制度 除此之外，汉高祖刘邦还在秦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改制了汉律。刘邦刚入关中时，和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这是汉朝最早的法律形式，但是这种形式过于简单。统一天下后，亟须建立一整套完备翔实、严谨有序的律法制度。

　　在高祖身旁，许多开国元勋都同刘邦一样，也出于游侠之徒，除了张良、萧何、曹参等几个特殊的人士外，樊哙、周勃、灌婴、王陵等都是一些言语粗鄙、行为莽撞之人。刘邦即使在当了皇帝之后，也常和群臣在宫中畅饮，大声笑骂，引以为乐，丝毫不注重君臣之间应有的节度，反倒像是一群浪荡于市井中的流氓。

　　丞相萧何看到这种情形，想到如此下去，帝国必要败亡在这群人的手中。因而，萧何根据秦律予以增补，制定了著名的《九章律》。同时，又仿效秦朝建立起一套礼仪制度。从而使得汉朝的体制，有其本末秩序。《明史·刑法志》中有云：“历代之律，皆以汉之九章为宗。”可见萧何所定的《九章律》已成了历代的规范，影响了后世之人。

　　改革军制 汉朝也以秦朝军制为基础，并且进行了一些改革。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分为步兵和骑兵。

　　归结起来，汉承秦制集中体现在礼法制度方面。汉高祖刘邦的统治政策与秦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正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而总结、制定、推行的。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措施，刘邦建立了一整套井井有条、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统一集权的大汉帝国初步确立了起来。

　　秦朝所开创的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被汉朝所继承，是有其原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费尽心思建立了一系列的统治制度，到西汉时期仍然有利于皇权的专制和集中，能有效地号令天下，统治万民，确保统治者的最大利益。另外，秦朝的制度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到皇帝，有效地防止了诸侯割据情况的出现，适应了社会发展、人民渴望稳定的要求。汉朝对秦朝的制度并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此后，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虽然历经每个朝代的增减删益，但基本的体制一直没有变。因此，封建制度始于秦，巩固于汉，“汉承秦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

　　在结束了秦末的残暴统治和长达八年的战乱之后，刘邦终于登上了大汉天子的宝座，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汉。

　　刘邦即位之初，整个社会已经是一片残破，甚至出现沃野千里、空无一人的景象。整个国家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物价上涨，民不聊生。据史载，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大都名城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社会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举国上下人稀户塌、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质财富消耗殆尽，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惨景。

　　再就粮价来说，战国时期每石米价格大约在3钱左右，秦始皇末年，由于徭役无度、横征暴敛，天下粮食奇缺，每石米的价格已经涨到1600钱左右，粮价上涨了500余倍！由于粮食的不足，军队的粮草供应也成了棘手的问题。

　　早在巨鹿之战的时候，项羽的军队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项羽大声斥责义军首领宋义“岁饥民贫，军无见粮”，宋义却依然饮酒作乐，项羽一怒之下将他杀死。楚汉战争进行了数年，生产进一步遭到了破坏，粮食缺乏，米价扶摇直上，即使是在富饶的关中地区，米价也上升到每石万钱，劳动人民无钱买米，甚至发生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惨象。

　　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各地的军事战斗陆续减少，社会日益趋向稳定，但生产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发展起来的，国家仍处于饥荒之中，“米时万钱，马匹百金”，国家国库空虚，百姓家徒四壁，上下都是一贫如洗的景象。各地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就连统治者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与前朝相比，以至于“自天子不能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意思是说，皇帝出行竟然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只好找颜色相近的马来代替；有的大臣上朝，竟然找不到马，只好乘坐牛车。

　　因此，刘邦登基后，就立即在丞相萧何等人的辅佐下，着手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继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外，又吸取了秦亡的经验教训。与秦朝的残酷刑法和严厉的治国思想不同，汉朝采取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重农抑商，薄敛赋税，休养生息。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

　　增加劳动力 刘邦称帝之初，曾经想统计一下国家的户口百姓，但迫于形势无法进行。有一次，刘邦经过一个县，就问县令全县有多少人口，县令回答说，秦朝的时候户口统计为三万多户，现在经过多年的战争，许多编户之民已经逃匿，还剩下五千多户，高祖于是感叹天下民不聊生。其实，像这个县一样，各个郡城损失人口少的有二分之一，多的竟达到十之八九，综合来看，汉初的人口仅有一千万左右，这对汉朝统治者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调整统治政策，人民将无法生存，统治阶级也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刘邦决定调整统治政策，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恢复发展经济的当务之急便是增加劳动力。

　　实际上，造成人口缺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在封建社会，没有人口就失去了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全国约有2000万人口，秦朝刑法严苛，百姓流失逃亡，和平年代就已经有了人口下降的趋势。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秦起义，战争不但造成了直接的人员伤亡，间接人口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战争中，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杀人成性，以项羽为例，大小战役经历了一百多次，每次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较大的有对襄城、城阳的屠城，两地之人幸免的甚少；巨鹿之战时，项羽与章邯大战共造成了10多万人死亡，项羽获胜之后，为防止降军叛乱，又命令英布将秦降卒20多万人全部坑杀；项羽进入咸阳之后，引兵屠城，火烧阿房宫，大火三月不止；楚汉战争时期，项羽一次杀汉军10多万人，濉水为之断流。项羽只是秦末农民运动的一个豪杰，其他的如韩信、英布、樊哙等人无不是杀人如麻。如此大规模的屠戮，必使天下的青壮年劳动力损失殆尽，又谈何发展生产？因此，为了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刘邦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第一，“兵皆罢归家”，就是让兵卒复员。在长期战争的影响下，诸侯们都大肆征兵，战死伤亡的人员又非常多，造成了生产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当战争逐渐平息之后，刘邦考虑到军队庞大，不但耗费了大量军粮，而且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浪费，于是进行了军队的复员工作，让一部分士兵回家务农。这样，许多劳动力又重新回到了农业生产的岗位上。刘邦还对很多当年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兵卒，根据他们的不同战功，赐给他们爵位和土地，动员他们复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以充实农村劳动力。

　　第二，招还流散人口。刘邦登基当年的5月，颁布了一道“复故爵田宅”令，号召各地流散人口返回原籍，原先已经拥有爵位的，一律给予恢复和承认，归还他们原有的土地和房屋，以便他们进行生产。汉高祖还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督促和监察，防止他们从中渔利，歧视迫害回乡之民。

　　第三，释放奴婢。作为奴婢，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即使参加一些劳动，积极性也不高。刘邦在诏令中规定：“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样大批奴婢变成了自由人，可以参加个体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国家控制的纳税人口大大增加。

　　第四，释放非死刑的犯人。这是刘邦挖掘人口潜力的又一个措施。他在消灭项羽之后，就立即向全国下了一道大赦令，把死刑以外的犯人统统释放，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第五，鼓励生育。为了刺激人口迅速增长，刘邦从长计议，鼓励人民多生多育，以增加劳动力。“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是说，平民百姓家生了儿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徭役，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调整土地政策 要发展农业经济，除了劳动力，还必须有土地。刘邦早在楚汉战争中，就注意到了土地问题。他把过去秦朝围禁的苑囿园池分给农民耕种，暂时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需要。

　　要解决土地问题，就要大规模地调整土地政策。西汉实行土地私有制，刘邦除了给回乡的流民、“诸侯子弟及从军归者”分配土地之外，还规定：凡有军功、爵位的人，也要分到相当的土地，“有功劳，行田宅”，大小官吏及有军功者，很快有一部分成了军功地主。不少从军者原先都是下层人民，个别地主官吏不愿给他们较多的土地，为此，刘邦一再训斥地方官吏，让任何人不得拖延怠慢，违者以重罪论处。

　　土地的多少，与分土地者的爵位高低是密切相关的。汉王二年，刘邦就在自己管辖的地区之内，普遍“赐民爵”一级，使一般人民的社会身份普遍提高了一级。汉高祖五年，刘邦又规定给那些回乡的逃亡者，原先有爵位的，一律“复故爵”。对于那些军吏士卒因犯了罪而被赦免的，或者无罪而失去爵位的，以及爵位不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的爵位。原来就有大夫爵位以上的，再另增一级爵位。爵位成了社会身份的标志。许多人社会地位高了，分得的土地多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轻徭薄赋 自秦朝以来，广大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重徭厚赋制度。为了使人民能够有时间、有条件进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

　　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就规定：关中从军者免除其全家徭役1年。刘邦称帝之后，又规定：诸侯子弟留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原籍的免除6年；军吏士卒爵位在6级以上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后又规定：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一年规定：士卒随从进入蜀、汉、关中的，都免除终身徭役。汉高祖十二年又规定：二千石官吏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世世代代免除徭役。

　　据说，有一次刘邦到长安，看到宫殿建设得非常宏大，很生气，责备萧何“治宫室过度”会加重徭役，妨碍农业生产。其实，汉初的徭役制度并不算太重，男子从23岁到56岁是服役年龄，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1个月，称为更卒；每人一生中到京师服役1年，称为正卒；到边疆戍守1年，称为屯戍。尽管这样，刘邦还是尽量减轻群众的徭役。

　　他让中央财政有关官吏根据政府的各项开支，制定征收赋税的总额，额度不能超过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当时的赋税规定主要有如下几种：

　　田租：原先为十税一，刘邦减为十五税一。

　　人口税：人口税分为算赋和口赋。算赋是人头税，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每人每年向政府交纳一百二十钱，叫一算，故叫算赋。口赋是儿童税，从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交纳二十钱。

　　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每人要到京师和边疆服兵役2年，每人每年要到本郡服役1个月，如有不愿去的，可出钱两千，叫践更。

　　这样的赋税，比起秦朝来说的确减轻了许多。除此之外，遇到天灾歉收或遭受战乱破坏比较严重的地方，刘邦还临时豁免租税。这种轻徭薄赋制度，在汉初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重农抑商 刘邦还采取了“抑商”的办法，对工商业的政策作了调整。对商人从政治身份、生活待遇以及经济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贾及其子孙，一律不准从政，不准做官为吏；商贾一律不得拥有私有土地；商贾不得穿锦、绣等名贵的丝、葛、毛织品，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商贾不得购买饥民作为奴婢；商贾要比常人加倍交纳算赋，即丁税。

　　这种办法比起秦始皇对商人的惩治来说，相对地轻多了。其根本目的还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总之，汉高祖刘邦基本奉行的是无为而治的政策，在对各种不和谐的因素进行调整之后，国家对经济的恢复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进行太多的干预，而是顺其良性的自然发展，这对饱受多年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国家轻徭薄赋、重农抑商、休养生息，人民终于有了发展生产的机会，这样，西汉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

　　强本弱末，坚固国本

　　所谓强本弱末，或强干弱枝，就是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强本弱末是刘邦采纳群言，体现在政治实践上的战略思想。

　　汉高祖九年，戍卒出身的政治家刘敬向刘邦进言说：“匈奴人离长安最近的地方只有七百余里，轻骑兵一昼夜就可以到达，现在虽然建都长安了，但北靠匈奴，东受异姓王和六国后裔势力的威胁，一旦发生变乱，整个局面就很难控制。另一方面，关中地区由于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如果迁六国旧贵族后裔及中原一带势力较大的豪绅大族到关中来，既可以加快关中经济的发展，防备北部边患；又可以在关东有变时作为东伐的力量。这就是强本弱末之术啊！”

　　刘邦接受刘敬的建议，进一步采取所谓强本弱末之策，迁移齐国及楚国的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五大族和六国豪杰名家等十余万人充实关中，并大兴农田水利、住宅，以此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都城长安在人力、物力上的优势，从而巩固了都城的安全。

　　刘邦还采纳大臣田肯“非亲子弟，莫可使王矣”的建议开始想方设法剪除异姓王，以同姓子弟为王来取代他们。首先以企图谋反罪逮捕韩信，将其贬为淮阴侯。接着又以谋反罪诛杀彭越，并率兵征伐英布，逼使韩王信、卢绾投奔匈奴。而后以谋反罪废除赵王张敖，改任为宣平侯。这样，除国小势弱的长沙王吴芮外，异姓王皆被消灭。随即刘邦以天下刚刚平定，儿子幼小，兄弟少，在讨伐秦朝的战争中又有阵亡等为借口而分封同姓诸侯王以统治关东地区，当时将楚王韩信的封地一分为二，划分为两个诸侯国：任命从兄、将军刘贾为荆王来统治淮河以东53县；任命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以统治薛郡、东海、彭城等36县。又以云中、雁门、代郡等53县封宜信侯刘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郡73县立私生子刘肥为齐王。此后刘邦还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刘濞为吴王等。到公元前195年，也就是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共封刘姓11人为诸侯王。虽然大封刘姓为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也为日后诸侯王的叛乱埋下了祸根。

　　把齐楚大姓西迁，以加强关中防备力量，将潜在的反抗势力置于严密控制之下，并使关中人口由此增长，经济文化地位迅速提高。再以刘姓子弟代替那些战功赫赫的异姓诸侯，这是从两个方面强本弱末的措施。汉高祖末年还宣称：“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强本弱末的措施，更制度化了。强本弱末，是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必要措施，在中国封建政治史上有久远的影响。

　　和亲匈奴，安定边境

　　说起汉高祖刘邦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刘邦最不愿提到的“白登之围”。

　　平城一战，刘邦大败，被困白登山七天七夜，还多亏了陈平之“秘计”才得以脱险，撤兵南归。返回到广武后，刘邦想到了还被他关在大牢之中的刘敬，后悔没有听他的劝告而陷入包围。于是，刘邦立即释放了刘敬，懊悔地说：“我没听爱卿你的话，弄得在白登被匈奴围了起来，差点儿就再也见不到爱卿了！”于是，刘邦进封刘敬为二千户的关内侯，号为建信侯。同时，处死了其他几批先前去探路的侦察人员。

　　刘邦自白登战败之后，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这使得刘邦逐渐认识到以西汉王朝当时羸弱的国力暂时无法与匈奴较量，他向刘敬询问应该怎么办？刘敬说：“我们应该改变对匈奴的政策，由过去的武力镇压，改为和亲政策，将汉公主嫁于冒顿单于，并送以厚礼，大家讲和，结为亲戚，彼此可以和平地过日子。”

　　于是，为了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刘邦采用了刘敬的和亲政策，并派刘敬到匈奴去说亲，冒顿同意了。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九年冬，刘邦选了一位美貌的宗室女儿作为公主嫁于匈奴，并派刘敬为使，带着大批嫁妆前往匈奴结约。冒顿单于就立了这位“大汉公主”为阏氏。打那时候起，汉朝开始采取和亲的政策，西汉政府除了将汉宗室女子嫁给匈奴单于外，每年还要送大量财物给匈奴。还开放了“关市”，准许两族人民贸易往来。汉朝跟匈奴的关系才算暂时缓和了下来。此后，一直到汉景帝，匈奴对汉朝虽有小的骚扰，但相互之间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平、安定的环境，使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显然具有屈辱性质，双方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政策的实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这也决定了这种政策的暂时性，一旦条件成熟汉朝一定会进行反击。

　　屠杀功臣，兔死狗烹

　　楚汉战争之初，项羽拥兵四十万，而刘邦只有十万，实力相差悬殊，但结果却是刘邦战胜了项羽。而刘邦由弱变强、反败为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团结和任用了一批杰出的谋臣武将。

　　但就是这个在创业时重用人才、礼遇人才的汉高祖却在统治稳固之后大肆诛杀功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杀戮功臣的恶劣风气之先河。

　　刘邦称帝之后，便开始根据各自的功勋分封那些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开国功臣们。当时，刘邦分封的异姓王共有七人：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

　　刘邦虽然做了皇帝，但他也没有敢对自己的皇位掉以轻心。在享受的同时他也积极采取措施对皇权进行了巩固，他日夜放心不下的首先就是各地的异姓王。这些异姓王各自“拥兵据地”，擅长军事，不听汉朝政府的指挥，俨然独立王国。当皇帝感到握有重兵的异姓王对中央集权是个严重威胁的时候，便必然要想办法除掉他们。其次就是其他将领，他们常常为功劳大小和赏赐的多少争斗不休，如果安抚不当，就会投奔那些异姓王作乱。还有原先六国的后代也不能掉以轻心。在中央，丞相的权力对他这个皇帝也构成了威胁。正是因为刘邦的政权依然存在威胁，所以他要着手杀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人物。所以，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烹走狗”的削藩历程。

　　这场政治斗争始于公元前202年，即汉高祖五年七月，至公元前195年，即汉高祖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叛逃匈奴为止，前后历经七年时间。

　　除臧荼 汉高祖五年七月（公元前202年8月），即刘邦称帝的第一年，燕王臧荼就发动了叛汉事变。刘邦亲自带兵征讨，于汉高祖五年九月（公元前202年10月）即轻松平定叛乱，活捉臧荼。

　　燕王臧荼叛汉事变十分短命，平定过程极为简单，历来的史料上也仅仅是轻描淡写，留下寥寥几笔的记载，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疑点：

　　首先，所有相关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臧荼叛乱的理由。若说他是因为感情上亲楚敌汉而反，何以不在楚汉战争初起时便站在刘邦的对立面，非要等到楚灭汉兴后才来“独当一面”；若说他是嫌燕王太小，也想做皇帝，则其亲赴定陶参加诸侯劝进，就很难从情理上做出解释。

　　其次，既是造反，必定不是逞一时之气，而是应当蓄谋已久，军事上的部署也必不可少。可是从七月称叛，到九月被俘，再扣除皇帝点兵、大军出征在途中的时间，与其称为造反，不如说是猖狂一跳，顷刻瓦解。以臧荼在北方经营多年的资历和经验，岂会如此不自量力，以卵击石？

　　总之，臧荼造反被俘，在汉初的历史上，是头一个封国诸侯被皇帝铲除的重大事件，而史传载述连同“七月”、“九月”的时间记录在内，总共篇幅不超过20字，实在给人以“兔起鹘落、倏忽即逝”的感觉，这似乎与《史记》在后来介绍其他诸侯反叛经过时皆详叙原委的笔法，完全不同。

　　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体察到一些真相的线索：有一个人叫温疥，最初在老燕王韩广麾下做将军，与臧荼是同袍。戏亭会议后，韩广因不服项羽将他徙封为辽东王，被新封燕王臧荼趁机吞并，温疥则投往项楚大司马曹咎麾下任职。曹咎死于楚汉战争中，后来，温疥又投奔臧荼，做了燕国丞相。最后，以“告燕王（臧）荼反”，被刘邦封为栒侯。

　　不能说这些资料已经完全揭述了臧荼叛乱的真相，但至少可以得知，所谓燕王谋反，首先出自温疥的告发。是不是事实，仅根据温疥的经历来判断，自可存疑。但是这个举报无疑同皇帝极度防范诸侯的心理正好合拍。具体到臧荼身上，还有地缘政治的特殊因素：此人因兼并老燕王得逞，拥有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六郡之地，位居刘邦势力范围的赵、齐之后，令他有若芒刺在背。按远交近攻之道，即使臧荼无可指责，拔去这枚钉子是迟早的事，何况现在有借口送上门来，刘邦怎能放过？于是便有了兴师动众的御驾亲征，而臧荼则在大军压境下被迫仓促应战，故落了个迅速崩溃被人活捉的结局，都可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也许太史公是故意将这些线索隐藏在这套档案合编里的，事实究竟是怎样的，自由后人推断。

　　臧荼兵败被俘以后，刘邦随即改封其亲信、太尉卢绾为新燕王。值得一提的是：此举似乎说明他愿同诸侯功臣“共天下”的理念确实出自本意。但是，分封体制的淘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无论高居帝位的刘邦，还是裂土封王的诸侯，在和平共处分享权益这一点上所达成的共识无论多么真诚，都无法消弭这种时代发展同个人意愿之间的冲突。正是历史的逻辑，使得他们从分封开始就处在中央皇权和封国利益互相对立的两极，喋血再起的悲剧势不可免，而倏起倏灭的臧荼事变，仅仅是悲剧的开始。这种悲剧的缘由，是处在历史现场的刘邦和诸侯们难以意识到的。

　　杀韩信 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其中惨烈的，就有那“勇略震主”的楚王韩信。韩信原是项羽的属下，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背楚助汉，他为刘邦战胜项羽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韩信的绝世军功和才华也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有个原来在项羽手下的叫钟离昧的将军，刘邦正在缉拿他，而韩信却把他收留下来。于是公元前201年，朝中有人告发韩信谋反。刘邦当时半信半疑，便问大臣们该怎么办，许多人主张发兵消灭韩信，只有陈平反对。陈平说：“韩信特别善于用兵，手下又是兵精将广，用武力去征讨十分危险，只能智取。”

　　于是，汉高祖采用了陈平的计策，假装巡视云梦泽，命令受封的王侯到陈地相见。韩信一到陈地，汉高祖就命人把韩信绑了起来，要办他的罪。韩信大喊冤枉，他感慨道：“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将领已经没用了，本来就该给烹了！”刘邦见状便说：“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命令随从把韩信押上囚车。可到了洛阳，因查无实据，刘邦又赦免了韩信，夺取了他的兵权，将其降为淮阴侯。经过这件事，韩信对刘邦的戒备心理更强了，也更加怨恨刘邦了，常常推说有病而不去朝见。

　　过了几年，巨鹿太守陈豨造反，自称代王，占领了二十多座城池。刘邦要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一起讨伐陈豨。可是两个人都推说有病，不肯出兵。刘邦只好自己去讨伐陈豨。刘邦带兵离开长安后，有人向吕后告发，说韩信和陈豨是同谋，他们想里应外合，发动叛乱。吕后就跟丞相萧何商量了一个计策，故意传出消息，说陈豨叛乱已被平息，要大臣们进宫祝贺。韩信信以为真，不加怀疑地就进宫去了，等他一进宫门，便被预先埋伏好的武士拿住。据说刘邦曾与韩信有约：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于是，吕后就用布把韩信围裹起来，用竹签刺死了他。一代名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冤死了。

　　关于韩信之死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当时刘邦正带领大军忙于平定巨鹿太守陈豨的反叛，朝内空虚。韩信见时机来到，暗中给陈豨送信，打算里应外合，一举颠覆刘氏王朝。反叛，风险至大也！如此关乎自己九族安危的大事，韩信却没有严格作好保密工作。事情正在准备中，他却要杀掉一名得罪了他的手下人。手下人的弟弟怀恨在心，偷偷向朝廷告了密。鉴于韩信的威名，留守的吕后不免有些紧张。还好，此刻还有忠心耿耿的老丞相萧何在朝中。这位发现韩信军事才能的伯乐，历史仿佛注定又要他来毁灭这匹千里马。萧何定计，诈称前线传来高祖平叛胜利的消息，按例，百官都要进宫朝贺，半信半疑的韩信刚一进宫，就被武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也不需要等刘邦回来了，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了，特事特办，干脆利落，吕后一声令下，一代名将命丧长乐宫的钟室。

　　关于韩信是否真的谋反，历来史家却是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可以肯定的是韩信的这辈子的命运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过试想一下，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处死，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传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

　　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翦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被翦除。

　　废张敖 刘邦当了皇帝后，封吕后所生的长女为鲁元公主，下嫁给了新继位的赵王张敖为王后。然而就在这年冬天，刘邦在与匈奴冒顿单于的大战中受到了重创。鉴于王朝初立、国力疲惫，刘邦决定采纳大臣刘敬的主张，用和亲政策与匈奴化敌为友，换取休养国力的时间。于是刘邦打上了鲁元公主的主意，逼着鲁元退婚转嫁到匈奴去。

　　于是，刘邦在返回长安之前，取道他女婿张敖的赵国。张敖对皇帝丈人执礼谦卑，从早到晚亲自侍奉饮食，唯恐伺候不周，颇有子婿的礼节。知道老丈人好色，特意把被自己纳为侍妾的东垣美人赵姬献给刘邦。没想到赵姬与刘邦竟然珠胎暗结，怀了龙种，这个孩子就是后来被封为淮南王的刘长，也是汉武帝时叛乱的淮南王刘安之父。当然，这还是后话。

　　刘邦因为打了败仗，还险乎送命，心情不佳，趁势把怨气全出在女婿身上，又责备他的种种不是，甚至当着赵国群臣的面，倚踞席上，两足舒展而左右分开如簸箕状，指着张敖谩骂不已。

　　在古人的礼仪禁忌中，刘邦这种坐式叫“箕踞”，是一种表示轻蔑侮辱的姿态，所以《礼记·曲礼》中有“坐毋箕”的警告，凡后生加冠走上社会前，都要懂得这个规矩。现在年近六十的皇帝以此对待一个封国君王，而且还是他的亲女婿，在大多为张耳旧属的赵国群臣看来，实在是无法容忍的无赖行径。等到谒见礼结束后，便三三两两凑在一起抱怨：“我们的大王太懦弱了，怎么能忍受如此侮辱？”

　　当晚，赵相贯高及赵午等几个老臣去见张敖，说：“天下豪杰并起，全凭本事称王——并非靠别人恩赐。现在大王事奉汉帝恭敬至极，汉帝却傲慢无礼，请让我们为大王杀了他！”

　　张敖听了，便把手指咬出血来，说：“你们怎么说出这样忤逆的话！况且先父亡了国，是依赖皇上才能够复国，恩德泽及子孙，所有一丝一毫都是皇上出的力啊，希望你们不要再提此事。”

　　贯高、赵午等十多人都相互议论说：“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王有仁厚长者的风范，不肯背负恩德。况且我们的原则是不受侮辱，如今怨恨高祖侮辱我王，所以要杀掉他，为什么要玷污了我们的王呢？假使事情成功了，功劳归王所有；失败了，我们自己承担罪责！”

　　汉高祖八年，刘邦亲率大军出征东垣途中，经过赵国的属地柏人，赵王张敖命贯高为丈人提前准备好了舒适的行馆居住。贯高等人却借机在柏人行馆的夹壁墙中隐藏武士，想要秘密杀死皇帝。刘邦果然想要在那里留宿，便问左右的随从：“这个县的名称叫什么？”随从回答说：“叫柏人。”“柏人，听起来像是被别人迫害啊！”因此，没有留宿就离开了。

　　然而这场未能进行的计划不知怎么却在一年后走漏了消息。刘邦大怒之下，一面骂着“早就不该让他当女婿”，一面下令把赵国君臣上上下下全部下狱问罪。吕后担心祸及女儿，便又到刘邦面前苦苦哀求。刘邦却不买账，坚决把张敖丢进了死牢。

　　皇帝的女婿，当朝的驸马爷因谋反入狱，自然是轰动朝野。正当吕后和鲁元公主陷于绝望之中的时候，幸亏赵国相国贯高忠义高节，没有因为酷刑而把不知情的张敖拖下水，而是将“一人做事一人当”贯彻始终。

　　吕后对刘邦说：“张敖娶您的女儿，做了您的女婿，这是何等的荣耀，怎么会谋害您呢？”皇上愤怒地说：“若是让张敖占据了天下，难道还会考虑你的女儿吗！”仍不听吕后的劝告。

　　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这个贯高倒是壮士啊！谁同他有私交，不妨以朋友的身份去问问他。”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是同乡，一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树名立义、不肯背弃承诺的人。”皇上派泄公拿着治疗伤病的药品到狱中探望他。贯高仰起头看看说：“是泄公吗？”泄公慰问、寒暄，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问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这个计谋。贯高说：“人都有感情，有谁不爱他的父母妻儿呢？如今我三族都因为这件事已被判处死罪，难道会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吗？但是赵王确实没反，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与了，赵王并不知情啊！”他详细地说出了谋杀皇上的本意。于是泄公进宫，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地上报给高祖，刘邦这才赦免了赵王的死罪，贬为宣平侯，而将赵王这个肥缺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戚夫人之子刘如意。

　　诛彭越 自从韩信被削去王位后，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兵平定陈豨叛乱时，路过邯郸，向梁王彭越征调兵马。彭越因为身体不适，派手下将领领兵去邯郸。刘邦对此十分不满，大发雷霆。返回洛阳后，刘邦立即派人去责备彭越。

　　彭越的处世作风一向十分严谨，自从韩信被削去王位之后，彭越更是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也更加着意讨好皇帝。皇帝每次洛阳驻跸，他都要去请安，饮酒谈天，曲意迎合。在异姓诸侯王中，彭越也是远赴长安朝觐天子次数最多的人。这次见刘邦发怒，更是害怕得不得了，就想亲自前往洛阳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您开始的时候因为生病没有亲往，现在被皇上怪罪了才亲自去，不是正好让皇上误会您是在装病吗？您如果去了，说不定就会像当初韩信那样被抓起来，倒不如发兵反叛。”彭越拒绝造反，又怕真的和韩信落个同样的下场，索性装起病来。

　　几天以后，彭越的太仆因故得罪了他，使彭越大为恼火，威胁说要杀掉他。此人连夜逃到了刘邦那里，告彭越与部将扈辄合谋造反。

　　于是汉高祖立刻暗地派人去逮捕彭越，彭越猝不及防，只能束手就擒，被囚于洛阳。廷尉经过审理，认为彭越既然知晓扈辄有谋反之意，而未将其治罪，已经可以构成谋反罪行了。遂奏请刘邦按法施刑。后来，汉高祖赦免了他，降为庶民，流放到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北）——此处为羌民居住区，此时已置县，属于蜀郡西部都尉辖区。高祖将彭越安置在此处，就是想让都尉就近管制。

　　彭越叩谢“圣恩”之后，便随押送他的官兵上路了。路过郑地（今陕西华县）时，路遇从长安来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道：“老臣已经年老力衰，只求能将一把老骨头葬在故乡昌邑就感恩不尽了。”吕后假意答应了他，同他一起到洛阳。吕后对高祖说：“彭越是一条好汉，如果把他流放到蜀地，无异替自己留下了后患，不如索性把他杀了，我已伴他同来洛阳。”于是吕后亲自做了手脚，让彭越的家臣告发他再次谋反。廷尉王恬上奏请求诛灭彭越家族，刘邦准奏，彭越被夷灭三族。最残忍的是，刘邦杀了彭越之后，为了威胁警告其他将领和功臣，竟将他的尸体剁成肉酱，做成肉羹，再派人分赐给各位诸侯和功臣品尝，功臣们因此更加胆战心惊。

　　征英布 彭越事件后，淮南王英布自知不能幸免，被迫铤而走险，准备起兵反叛。于是，英布暗中聚集军队，以防不测。可是，英布的中大夫及时地向刘邦报告了英布想谋反的消息，刘邦立即派人调查，结果反而逼得英布提前造反。英布鼓舞部下说：“皇上已经老迈，一定不会御驾亲征了。大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最有能耐，但他们都已经死了，别的将军都不是我的对手，没什么可怕的。”

　　英布一出兵，果然打了几个胜仗，把荆楚一带土地都占领了。病中的刘邦只好亲自发兵去征讨。

　　刘邦在阵前骂英布说：“我已经封你为王，你何苦造反？”

　　英布直言不讳地说：“想做皇帝啰！”

　　刘邦大怒，指挥大军猛击英布。英布手下兵士弓箭齐发，汉高祖当胸中了一箭，他忍住创痛，继续进攻。英布大败逃走，在半路上被人杀了。

　　一年以后，汉高祖刘邦的伤势日益加重，再加上年事已高，终于病入膏肓。在安排好了身后之事后，便与世长辞了。

　　逼卢绾 刘邦的怀疑猜忌和残酷无情，使得将士和功臣们人心惶惶，唯恐有一天自己也会被皇帝消灭，有的甚至被逼得真的反叛起来。韩王信就是害怕刘邦的怀疑，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干脆公开投降匈奴的，但最后也逃脱不了被追杀的命运。

　　燕王卢绾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关系比亲手足还亲。刘邦浪迹丰沛市井之时，他们更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即使在刘邦释囚逃亡之时，卢绾也总是随同左右，东奔西走，如影随形。

　　天下大乱，刘邦起兵，卢绾更是以宾客的身份相随；到汉中后，没有军功的卢绾被刘邦任命为将军；楚汉战争时，卢绾更是成为刘邦的亲信和心腹。尽管建树很少，也没有什么威望，更谈不上功勋卓著。竟也能封侯拜相，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封长安侯。刘邦当了皇帝后，卢绾依旧可以随意出入皇帝寝宫，受宠之极。

　　燕王臧荼造反被平定后，刘邦一心想封卢绾为王，但为了掩人耳目，就说让大臣们民主评议。群臣都知道他想封卢绾，就一齐上言推荐卢绾。于是就立卢绾为燕王。对他的亲宠超过所有诸侯王。但就是这个卢绾，竟也栽进了造反的泥潭。

　　公元前196年，陈豨在代地反。刘邦亲率大军至邯郸自南面进讨陈豨。同时派燕王卢绾率军攻打陈豨的东北部。后来卢绾怕刘邦灭陈豨后，进而消灭他，就又与陈豨勾结，暗地支持陈豨抗拒刘邦；还与匈奴通使，互为声援。次年，刘邦击杀陈豨，得知卢绾与陈豨通谋，遣使召卢绾，卢绾托病不行。于是，刘邦以樊哙为将军，率军击燕。后又改以周勃代樊哙，攻下蓟，虏燕大将抵、丞相偃、太尉弱、御史大夫施等，并接连攻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卢绾被迫带着他的家属、宫人、亲信等人逃到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一年之后，死于匈奴。

　　或许在高祖眼中，即使天下的人都反了，卢绾也不会反。是啊，若不是被逼无奈，卢绾真的不会反，也没有必要反。

　　汉高祖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也不忘妥当地解决安置中小将领的问题。公元前201年，他分封萧何等大功臣二十多人后，由于中小将领很多人都争功不绝，暂时没有行封。有一次，高祖在洛阳南宫望见很多将领坐在沙地上窃窃私语，就问张良：“他们都在议论什么呢？”张良说：“陛下，他们是在谋反。”高祖百思不得其解地说：“天下已经安定，为什么还要谋反？”张良解释说：“他们是怕你不能尽封，还怕你记仇杀掉他们。”高祖问怎么办，张良则问他平生最恨而又人所共知的人是谁。高祖便说是雍齿，并说曾想把他杀掉，但是他功劳大。张良便说：“现在应赶快封雍齿为侯，大家看到雍齿都能先受封，自然人人安心，不会忧虑了。”不久，高祖大摆宴席，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催促丞相、御史赶快“定功行封”。这一招果然很灵验，酒后众多将领高兴地说：“雍齿还能封侯，我们肯定也都能封侯了。”这样，众将领才稍安定。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先后用了7年时间，以同样的罪名，把自己册封的几个异姓诸侯王，或是诛杀，或是削位，或是逼其逃逸，几乎清除殆尽了。只有远在南方、地少力弱的长沙王吴芮，因被刘邦认为构不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得以保存下来。

　　据说，高祖平定了英布叛乱后，回到他的故乡沛县住了几天，他邀集了故乡的父老子弟，举行了一次宴会，请他们一起喝酒，无拘无束地玩了几天。刘邦在快乐当中，想起过去自己怎样战胜了项羽，想到以后要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觉得太不容易了。国内诸侯不肯安分守己，边境上也常常遭到匈奴的侵扰，而开国时的功臣武将又被他杀得差不多了，想到这里，便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是，这会儿他再感叹没有勇士为他守四方，也已经太晚了。

　　刘邦消灭异姓诸侯王的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巩固新生的政权，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在客观上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他采取杀掉开国功臣的做法，也招来了后世的不少非议。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刘邦到朱元璋无不重复着这一故事。因为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而对于皇帝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把有能力造反的人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所以每一代皇帝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同样的悲剧，而刘邦无疑是这一出出悲剧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