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九章 嗣君未立，祸起宫中

　　是流言诅咒，还是天意

　　秦始皇想让自己的王朝千秋万代，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他自己长生不老。所以自从秦始皇登上帝位以来，就很宠信方士，让他们到处给自己寻找长生不老药。其中有一个叫卢生的前往蓬莱三岛去寻找，结果长生药没有找到，却找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大字“亡秦者胡”。

　　蓬莱岛一向被认为是神仙出没的地方，所以，虽然没找到长生药，但这石碑上的字想必就是神仙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关大秦王朝生死存亡的大事，秦始皇自然不敢怠慢。而且，神仙说得很明确，“亡秦者胡”，也就是说，秦朝会灭亡在这个“胡”上头。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胡”究竟指的是什么？

　　如今六国已灭，全国一统。能在战场上与秦国军队为敌的，就只剩下北方的匈奴了。匈奴又被称为胡人。这个“胡”一定指的是匈奴。想到这里，秦始皇立即把大将军蒙恬宣上大殿，令他率领30万大军，即刻北上，征伐匈奴。骁勇善战的蒙恬大军一路征讨，收复了大片失地，把匈奴人赶得远远的。接着，秦始皇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作为边境的屏障，阻挡匈奴南侵。做完这一切，秦始皇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放下了，他觉得有了这样的双重保险，匈奴人一定不敢再侵犯边境了。“亡秦”的巨大威胁已经解除，日后大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就在公元前211年，一件奇怪的事发生在了东郡。据说有陨石坠于东郡，上面竟赫然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消息传来，自然是朝野大震，秦始皇当即派御史私下查访，而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于是住在陨石陨落附近百姓统统被杀，陨石也被掷到火中烧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年的秋天，又有人装神弄鬼，送给秦始皇一块玉璧，称：“今年祖龙死。”对于这无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始皇帝也默然良久，才缓缓道：“山鬼也不过只洞晓一年的事情。”然而，当秦始皇把玉璧交由御府官保管时，忽然惊异地发现，这块玉璧竟然是他八年前乘船渡江，为祭奠水神而投入江中的那块，他不由得慌了神。

　　屏退左右后，秦始皇陷入了沉思，他默默地念叨着：“祖为人之先，龙为人之君。”这块玉璧是他的，莫非祖龙指的就是自己？忽然，一股寒气从他的脚底一直冲上头顶。难道这并非是什么流言和诅咒，而是上天的预示，骊山的大墓正一天天地拔地而起，那么雄伟，那么辉煌，那么壮观，难道自己真的就要和那些陶制的千军万马一起长眠地下了？想到这里，嬴政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一种死亡的恐惧向他袭来，他紧紧抓住龙袍的领口，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不，秦始皇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立即宣来了太卜官为他求神祷告，推演龟甲，最终得出了“游徙吉”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他只有远行才可避免此劫。

　　或许，这真的是天意？

　　巡行天下，命丧沙丘

　　秦始皇从他称帝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巡行天下，一直到去世的十年间，他曾五次巡行天下，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这样做既可以观察各地风俗，考察民情，加强统治，还可以使天下万民都亲睹皇帝之威容，以此展示自己的权威，也顺便求仙访道。当然，秦始皇并不是个庸碌昏聩的皇帝，在巡游的时候他还没有停止治理国事，所以他的重臣，如左丞相李斯等都一路伴驾，跟随他左右。

　　公元前211年十月，年近50岁的秦始皇嬴政开始了他第五次的巡行天下，他让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自己则带上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宦官）赵高以及他最疼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人浩浩荡荡地从咸阳出发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自己生命中最后一次巡游了。

　　秦始皇一行人离开咸阳后，首先来到了云梦（今洪湖、洞庭湖一带），在九嶷山祭拜了五帝之一的虞舜。然后顺江东下登上庐山，过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在利用水路与运河至钱塘（今浙江杭州）时，秦始皇本打算从这里渡江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南），因为“水波恶”，而不得不西行，从狭中（今浙江富阳县附近）渡江，登会稽山，在这里祭拜了大禹，并在此刻石留念。下山后，经吴中（今江苏吴县）北上，从江乘（今江苏句容市北）渡江，一直沿着海边向北，希望能在海上遇到仙人或者求得仙药，但是一无所获。秦始皇一行人来到了琅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琅琊了。秦始皇之所以对琅琊情有独钟，这也与他追寻仙人的目的有关，因为传说中的仙人就住在东海蓬莱山上。这时，曾经为他求药访仙的方士徐福回来了，秦始皇便传问徐福是否求得仙药，这些年来，徐福借求仙药为名，每年从朝廷支取的费用已经不计其数，这无疑就是个巨大的骗局，仙药也自然是没有求得了。徐福怕皇帝治自己的罪，便又开始编瞎话，欺骗秦始皇说：“蓬莱仙岛上确实有仙药，只是海中有大鲛鱼作怪，兴风作浪，阻止海船行进，故终不得仙药。请陛下派神射手随我们一同出海，将其射杀，便可以登上仙岛，求得仙药了。”

　　徐福的话使秦始皇不由得想起了自己近来做的一个怪梦，梦中的他与一个人形的海神搏斗，醒来后便问占梦博士，占梦博士说：“真正的海神是不可见的，这分明是大鱼蛟龙在作祟。只有将这样的恶神除去，善神才能到来。”徐福的这番话，恰与他的梦境印合，这让他深信不疑。

　　而此时的徐福，内心却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感到有些忐忑不安，唯恐对这位暴戾皇帝的性情把握不准，而招致杀身之祸；而他又是得意的，这来源于他对秦始皇心态的准确探测。从皇帝的气色上，徐福看出了他的虚弱和迫不及待。或许徐福是有福气的，他编出的话，居然得到了秦始皇的亲自验证。

　　秦始皇决定亲自动手射杀鲛鱼，同时护送徐福再次入海。于是，秦始皇和徐福一起，率数千名童男童女、百工，带着五谷和捕巨鱼的工具，从琅琊台出发北上。一路上，秦始皇带领善射者张开连弩，等候大鱼的出现。船队行至荣成山，未见到蛟龙和大鱼，又由此折向西。当行至芝罘（今山东烟台）时，果然见到了一条大鱼，将其射杀，秦始皇便认为此后当可无虞了。

　　于是，秦始皇再次命令徐福带领童男、童女三千人，以及各类工匠及谷种入海为自己寻求仙药。

　　目送着徐福的庞大船队消失在海天连接处后，秦始皇一行往海西而去。据传说，徐福率领船队横渡渤海至辽东半岛，然后沿辽东半岛东南近海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最终到达了日本，从此一去不回！

　　然而此时的秦始皇临近天命之年，为国事劳心了近30年，平日里，他每天都要处理重达120斤的文件奏折，又常常纵酒后宫，身体实际早已经被拖垮。这一次，长时间的巡游跋涉，异地起居和季节变化更加重了身体上的不适，再加上迎着海风巨浪猎杀大鱼，羸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倒了下来。

　　嬴政抱病继续巡游，一路上还念念不忘琅琊台，苦盼着入海求仙的徐福为他带回不老之药。秦始皇的希望与苦盼注定是要落空的，他的“做得皇帝欲登仙”的美梦，他的建立千秋霸业的雄心，终于破灭在回程的路上。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一行到达沙丘平台，此时的嬴政已经病入膏肓，不得不在沙丘宫暂时住下。

　　大帝驾崩，祸起宫中

　　秦始皇终于病倒了，一路上越病越重，于是只好下令中止巡游，返回国都咸阳。秦始皇此时还没有立太子，而他又一心想要长生不老，十分忌讳这个“死”字，所以群臣也不敢在他面前提立储这个问题。随着病情日渐加重，秦始皇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大限已到，来日无多，便让赵高代笔给长子扶苏留下遗诏。这封诏书只有十二个字：“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就是说，让统兵驻守在北方边境的扶苏见到诏书后，立即将统兵一事全权交与蒙恬将军，马上回都城咸阳主持皇帝的丧葬之礼。

　　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是有意培养扶苏的。秦始皇虽然有二十来个孩子，但大多数他都看不上眼。而对扶苏，秦始皇是有所期待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市东南）监军一职，手中掌握30万军队，能得到如此大的权力，可见秦始皇是有意而为，想让他继承大统。这样的安排，对扶苏日后继承帝位是一个很好的铺垫，一方面可以锻炼扶苏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树立他的威信。秦始皇这样安排是正确的，只是后来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变故，他也就回天无力了。

　　赵高将这封诏书写完后，加盖上了皇帝的玺印。然后，封缄待发。而秦始皇在这时，也闭上双眼，与世长辞了。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丙寅，“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在沙丘宫的病榻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那充满着传奇色彩的人生之旅也走到了尽头。这一年，嬴政50岁。

　　秦始皇崩逝，死讯只有公子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及贴身侍宦等五六个人知道。丞相李斯看到皇帝死在巡游的路上，离都城咸阳太远，太子还没有册立，认为应该先保守秘密，封锁消息，以免引起天下大乱。于是他们把秦始皇尸首放置在车中，所有仪式照常进行，巡行车队继续前进，一切安排都像皇帝在世的时候一样。

　　但由于当时天气炎热，时间一长，秦始皇的尸体便开始腐烂并散发出臭味。于是，为了掩人耳目，李斯又下令在车上放了很多鲍鱼，尸体的臭味和鲍鱼的臭味混合在一起，就让人分辨不出来了。就这样，秦始皇去世的消息一直被隐瞒了下去，直到抵达咸阳，李斯才向天下宣布。

　　秦始皇，这位一生叱咤风云、号令天下的旷世之君，哪里会料到，自己死后居然会和一车臭气熏天的鲍鱼做伴。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尸骨未寒之时，自己一手提拔重用的臣子居然密谋篡改了他的遗诏，葬送了大秦帝国的万世基业。

　　沙丘之变

　　秦始皇突然离世，遗诏和皇帝印玺就一起留在了中书府令赵高手中。赵高本是位宦臣，却也是秦始皇小儿子胡亥的老师，此次出行，就是由他掌管着秦始皇的大印和文书，权力炙手可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就是他，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跳梁小丑，一个猥琐卑贱的阉人，却决定了大秦帝国的命运，成为大秦王朝的掘墓人。也在史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遗臭万年的昭彰骂名和指鹿为马的千古笑谈。

　　赵高得知秦始皇想要传位给公子扶苏，而扶苏此时正和大将军蒙恬驻守在北方边境上。扶苏和蒙恬的关系一向不错，而蒙恬却十分讨厌赵高，有一次赵高犯罪，还差一点让他弟弟蒙毅给杀了。赵高心想，扶苏一旦即位为帝，蒙恬就会受到重用，到那时候，自己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而赵高本人是胡亥的老师，胡亥又是现在唯一跟随在秦始皇身边的公子。于是，一场夺嫡阴谋开始在他的心中酝酿，史称“沙丘之变”。

　　赵高先是扣下遗诏不发，鼓动胡亥夺权，他说：“圣上辞世，既未册立太子，又没有遗命封诸子为王，只是给扶苏留下遗诏。一旦扶苏坐上皇帝之位，而您又不曾分封到王号和土地，将如何是好？”

　　胡亥无奈地说道：“既然一切都是命运使然，这也是无法改变的。”

　　赵高说：“话不要说死了！眼下朝廷的权力掌握在您、我与丞相手里，我们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命运。您要考虑清楚，是向人家称臣还是让人家向您称臣，是别人统治您还是您统治别人，这是有天壤之别的。”

　　胡亥听了，心里产生了一丝波动，但又犹豫地说：“废兄而立弟，这是不义；因为怕自己被害而不遵从父皇的遗诏，这就是不孝；才能浅薄，勉强依靠别人的帮助而成事，这是无能。照此去做，有违道德，天下的臣民都不会服从的，说不定会招祸上身，危及国家啊！”

　　赵高说：“我听说过这样的名言，有大作为的人不必计较琐事，具备盛德的人不会拘于小节。遇事若只顾微细之处而将大局抛到脑后，必生忧患；犹豫不决断，必招灾祸。而果断决策，敢作敢为，会让鬼神都畏避三分，何愁大事不成？”胡亥终于听从了赵高的计谋。

　　赵高接着又去劝李斯和他一道拥立胡亥。李斯位居丞相，握有实权，如果他反对篡改遗诏，自己的计谋便很难得逞。所以，一定要把李斯一起拖下水。

　　李斯闻听赵高之谋，当即斥责为“亡国之言”、“非人臣所当议”，并一再表示，不能有负当年皇帝的知遇之恩，违背臣子之道而参与逆谋。

　　赵高见李斯不肯合作，便帮他分析利害关系：“皇上赐给长子的诏书和符玺都在胡亥那里。现在定谁为太子，全在你我二人之言。长子信任蒙恬，如果长子继位，必用蒙恬为相，那时你想衣锦还乡恐怕都不可能了。而胡亥仁慈笃厚，立他为君，你可长保富贵。”

　　见李斯犹豫不决，赵高又说：“眼下朝廷的权力掌握在胡亥手中，我也知道他的打算。何况扶苏在外，胡亥在内，由朝廷控制地方比较方便。假如错过当前的大好时机，扶苏和胡亥的内外位置发生改变，我们再想反对扶苏，就不免成为乱臣贼子。您还是快作决定吧。”

　　赵高的一番话，犹如在李斯的心湖中投入了一块石头。李斯仔细一想，这件事关系重大，想必赵高和胡亥早已串通一气，自己如若不顺从他们，必会有大祸临头。如若从了他们的计谋，又觉得违背自己的良心，此时的李斯内心充满了痛苦与矛盾。最终，在赵高的利诱和威逼下，李斯决定与赵高、胡亥合谋。

　　在赵高的策动下，以胡亥为首、以赵高为中心、以李斯为帮凶的政变集团正式形成。秦国经过数百年打下的一统江山，眼看即将易主了。

　　三人结成联盟后，遂决定继续利用秦始皇，这个已经死了的“活人”去完成阴谋，他们要干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把秦始皇临终之际十分艰难地留下的关于公子扶苏到咸阳奔丧即位的遗诏毁掉。

　　第二件事，他们要伪造一份遗诏，谎称丞相李斯在沙丘宫单独接受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让胡亥回到咸阳立即以太子的身份主持秦始皇的葬礼，即二世皇帝之位。

　　第三件事，就是他们要伪造第二份诏书。这份诏书就是令扶苏和蒙恬自尽，扳倒大秦帝国的中流砥柱，为胡亥继承大统扫清障碍。

　　其实，赵高的计谋能否最终得逞，还要取决于长公子扶苏的态度和作为。扶苏身为长子，手握重兵，只要应对合理，完全有条件粉碎赵高等人的阴谋。可是，扶苏偏偏是个心慈手软、诚信宽厚、至仁至孝的人。扶苏经常为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父皇感到担忧，也曾经替父皇巡行天下，以现始皇威仪。他也曾为父皇“焚书坑儒”及其种种暴行感到无奈和惋惜。扶苏很清楚，年届天命之年的父皇已经老了，可没想到父皇驾崩得这么早。让扶苏更想不到的是，赵高、胡亥、李斯等人竟然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他静静地跪听“诏书”，谁知最后竟听到“不忍面诛，赐剑自裁”，面对加盖着父皇玺印的“诏书”和闪着寒光的宝剑，扶苏不禁泪流满面，他不明白父皇为何强加罪名赐自己一死。只可惜自己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随侍父皇左右，没能尽到人臣之忠、人子之孝。

　　扶苏摇摇晃晃地走进内室，正欲拔剑自尽，却被蒙恬拉住了。“公子请慢动手，臣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

　　“诏书上加盖着父皇的玺印，这是假不了的，何来蹊跷？”扶苏痛苦地闭上眼睛，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

　　“公子你好好想一想，皇上亲自下令，命臣率领30万大军戍边防胡，又专派公子来此监军，这可是天下第一重任，不是皇上深信不疑的人，不是皇上重视的继承人，岂能担当如此重任呢？况且皇上正在巡行之中，太子尚未确立，公子怎能只凭一介使臣，一封尚未辨真假的诏书，就轻易自尽呢？公子您并无过错，这说不定是某些奸佞之徒要谋害公子。您还是复请于陛下，待证实这确是皇上的旨意，再自尽也不迟，您要三思而行啊！”

　　此时，一旁的使者也在不断地催促扶苏赶快自尽，扶苏含泪看着跪在一旁的蒙恬，无奈地摇摇头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我扶苏问心无愧，何必再去复命，今唯有一死，以谢君恩。蒙将军，请不要再多说了，扶苏先走一步了。”说完，便拔剑自刎了。可怜的扶苏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一生都十分尊敬的父皇早已先自己而去，也没想到，这份诏书竟然是赵高等人的“诈书”。

　　蒙恬始终怀疑诏书的真伪，不肯当面自尽，便被使者拘捕，囚禁在周阳（今陕西绥德西南）的大牢中，等候发落。

　　消息传到赵高等人的耳中，他们不禁大喜，认为大局已定。

　　不久，皇帝车驾回到咸阳，随即向天下宣布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和胡亥被立为太子继承江山大统的消息。胡亥立即以太子的身份主持了秦始皇的葬礼，并继承了皇位，就是“秦二世”。

　　同年九月，秦始皇被葬在骊山陵园中。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货币；

　　法繁役重，焚书坑儒，穷奢极欲

　　如果从西周初年的分封诸侯算起，在秦王嬴政灭掉六国一统天下之前，华夏土地已经经历了八百余年混战与杀戮，经济、文化等都受到了重创。诸侯国林立，它们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不相同，因而在货币、度量衡、文字乃至于车轨等诸多制度上差异甚大。秦帝国在统一天下后要恢复生产、安定百姓、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就必须建立起一套整齐划一的规章制度。

　　因此，秦始皇在扫灭六国，统一中国之初，就在政治上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和郡县制度。接下来，秦始皇就要考虑如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相适应、相融合的经济体制和文化形态了。

　　同轨车舆，条条大路通咸阳

　　秦始皇对道路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若想有效地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仅仅靠比较完整而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中央与各地之间，建立一个高效的联系网络，能够迅速下达旨意、上报民情，以供君王决策。同时也加强边防、安定边疆。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当年，就颁发了“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有关整齐制度的各项法令，除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以及法律外，“车同轨”、“舆六尺”，也是其中重要的法令。

　　“轨”是指车两轮之间的距离。战国时代的车轨距离并不统一，秦帝国以法令来规定车辆两轮之间的距离以6尺为度，这就使通行在秦帝国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在车宽上有了统一的规定。这种统一规定，对于驰道上车辆的行驶，无疑会比车轨不一要方便得多。

　　“车同轨”、“舆六尺”法令，其直接目的是为了便利交通事业。因此，秦始皇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筑了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络。

　　战国时代，各国为了区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国家边境地区设堡垒、筑关塞、修堑堤。如楚国为了防韩而修建方城，魏国为了防秦而沿洛水修筑魏长城，赵国为了防魏齐而沿漳水筑赵长城。由于这些城墙在秦统一中国后成为严重影响交通的障碍，始皇嬴政遂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拆除这些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和城墙，并决通那些以邻为壑的不合理的堡垒和城防，消除了人为制造的关隘和屏障。秦始皇的这一做法，打破了六国原有的地域界线，为六国民众的自由往来扫清了障碍，这自然是利国利民的举措。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下令以咸阳为中心，在国中修筑宽广的“驰道”，分别向燕齐地区和吴楚地区辐射。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遣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击匈奴，将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在匈奴旧境设置了九原郡。为了防止匈奴的再度南侵，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由咸阳经过上郡、云阳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全长一千八百余里的直道，被称为“九原直道”。

　　为了进一步密切巴蜀和西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派常在原来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贵州的栈道的基础上修筑道路。由于山路崎岖险阻，路面只有五尺宽，远比驰道路面窄得多，故称“五尺道”。

　　秦军进军岭南时，又在现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从中原通往岭南、南越的道路，被称为“新道”。

　　修路必然要架桥，秦始皇还曾亲率百官筑桥。一次东巡，一条河水挡住了他的去路，秦始皇便命百官各提一石以填之，很快就填满，“言始皇嬴政东巡所造”，故称“秦梁”。由于皇帝的带头示范作用，于是在秦代，修路架桥也格外被人们所重视。

　　秦帝国建立后所修建的这些交通干线，构成一个以咸阳为中心，遍及原山东六国的诸多条“驰道”以及联系边境地区的“直道”、“五尺道”、“新道”的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

　　除了道路交通网络，秦始皇还命人修筑许多人工渠道，以沟通黄河、长江、淮河、珠江、渭水、泾水等自然江河，从而形成了一个水上的交通网络。

　　交通是政治经济的命脉，水陆交通网络的形成，使得秦王朝的交通能东穷齐、燕，南极吴、楚，西抵云、贵，北达长城，大大地超出了军事上的意义。不仅能够有效地抵御匈奴，方便皇帝巡行全国各地，还可以使秦王朝的政令畅达全国各地。而且，有了这样的交通网络，可以将全国各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促进当时以及秦以后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诸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泽被后世、利在千秋。

　　统一货币，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金属铸造货币在春秋后期已广泛流通于中原地区。战国时期，铸造的铜币已成为当时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货币。直到战国末年，由于各诸侯国长时期的并立，各国铜币的形制在形状、大小、轻重以及计算单位上很不一致。每个诸侯国都有很多铸造货币的城市与工场，这就使得币制更加不统一。既不利于商品的交换，也不利于赋税的征收，归根到底就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秦始皇决定统一全国的货币。这不仅是统一国家的经济上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上的重大举措。

　　为了统一各国货币，嬴政就必须先废除旧有的种类复杂的货币。如齐、燕等国主要使用刀形的刀币，魏、韩、赵等国则使用流通铲形的镡币，楚国使用郢爰和形若海贝的蚁鼻钱，秦和魏、赵的黄河两岸地区都使用圆钱。这些钱币形状不一、大小各异、轻重不同，就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货币也不完全一致，比如赵国使用刀币，而布币和圆钱也同时流通，这就使得货币流通混乱，换算复杂。

　　因此，在推行新币之前，必先废除这些形形色色的旧币，若旧币不去而推行新币，则新币与旧币同时流通，就必然会使市场更加混乱。于是，秦始皇宣布废除旧币，就是为推行新币而作准备。

　　废除了旧币之后，秦始皇便以法令的形式划一币制并加强货币管理，制定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货币金融法规——《金布律》及一系列有关法规。秦朝在货币管理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规定。

　　第一，货币本位制的统一，也就是统一货币的材质。在秦以前的中国，曾有黄金、布匹、玉、龟壳、贝壳、铜等多种材质用于行使货币的职能，这是社会的商品经济不发达，还停留在物物交换阶段中的反映。我们不仅能在《诗经》中读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即使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秦律·金布律》中，我们也仍可以看到“布袤八尺，福（幅）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和“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的法律条文，这说明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尽管已经在使用铜钱，但布匹仍作为法定的货币在流通。

　　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将法定货币的黄金、铜钱、布帛三本位制，改为黄金、铜钱二本位，并规定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二者都是通行全国的法定金属货币。其余曾经作为货币使用的物品，如珠玉、龟贝、银锡不再属于货币范畴。这就进一步提升金属货币的地位，在制度上取消以实物作为等价物。而作为改革以后的“上币”黄金，仍然是一种以重量为单位的货币，只是将单位改作“镒”，且不是铸币。

　　货币本位制的统一，不仅在中国的货币发展史上是一次伟大的创举，而且在全世界的货币发展史上也占有绝对领先的地位。

　　第二，货币外形与内容的统一。秦在统一之前就使用的是方孔圆钱。统一后，秦始皇仍以这种钱为基础向全国颁发。秦王朝的这一种法定货币铜钱被称为“半两钱”，其形制为：直径1寸2分，重12铢，镌有“半两”字样。“半两钱”为原形，中间有方孔，便于以绳贯之，所以后来铜钱的单位又有了“贯”和“吊”。由于作为铸币的铜钱有比较固定的形状、重量和成色，方便携带，故为历代王朝所承袭，一直沿用到近代方退出流通领域。

　　第三，货币铸造权的统一。统一货币铸造是秦始皇强化财政金融管理的重要措施。为了保证货币的统一，秦律规定：货币铸造权由国家掌握，只有中央政府才能铸造货币，私人铸币属于违法行为。

　　在秦朝，铸造权虽然收归国有，但并不是说地方政府就不能铸造。秦始皇考虑到地方之大，交通不便，也允许郡县地方政府按国家的标准设计进行制造，并印上铸造地方的名字。而在各郡县铸造的货币上铸造地名，实际上也是为了加强统一管理，一旦发现有不符合规格的，可及时查处。可以说，统一货币铸造权，是秦始皇强化财政金融管理的重要举措。

　　第四，依法保证货币的流通和管理。为了保证货币流通，《金布律》规定：凡国家铸造发行的货币，无论质量好坏，均可正常流通。官府征收上来的货币，“钱善不善，杂实之”；在日常流通中，“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禁止挑挑拣拣。《金布律》还严格禁止官吏、商贾拒绝接受符合流通条件的货币。如果有人“择行钱、布”，将触犯刑律。不予告发的伍长和检察不严的官吏“皆有罪”。

　　秦始皇统一货币后，克服了过去商品流通中使用和换算货币的困难，这给当时各地商业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大大促进了全国经济的交流和发展。

　　统一度量衡，规范经济制度

　　春秋后期，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变革，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工商业有了极大的进步和繁荣，规范经济制度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

　　由于战国时期，诸侯长期割据，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各国的度量衡大不相同，各诸侯国的度量衡都是为自己本国的经济生活的运行和发展服务。

　　以量制来看，秦国以升、斗、桶为单位，齐国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赵国以升、斗为单位，魏国以半斤、斗、钟为单位。同样名称的斗量值也完全不同，秦国一斗约合2010毫升，赵国一斗约合2114毫升，魏国一斗约合7140毫升。

　　以衡制来看也是相当不一致的。斤以下的单位，秦国有两和铢，楚、魏则有锊（锾）。斤以上的单位，秦国有钧、石，楚、魏则有镒。进位也不一样，齐国以升、豆、区、釜为五进位，釜和钟却又是十进位。

　　随着秦始皇统一全国，旧的区域经济被打破，政治上的统一和度量衡制度不统一之间就存在着矛盾，严重制约着秦王朝经济的交流与发展。

　　早在秦孝公统治时期，秦国大改革家商鞅就已经重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他为了使国家赋税制度化，制定和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在他“平斗桶权衡丈尺”的五年之后，秦国逐渐富强起来。

　　秦国的名相吕不韦也是这样一个锐意进取的政治家。作为商人出身，吕不韦自然更清楚度量衡标准统一意味着什么。他在《吕氏春秋·仲春记》中说：“是日也，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这一认识，体现了吕不韦这个颇富经济头脑的政治家卓尔不群的风格。

　　秦始皇固然没有从商的经历，但他却是在吕不韦的精心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后来又深信法家学说，思想上自然深受商鞅的影响。他深刻地意识到，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使用统一标准的度量衡，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特别是朝廷向全国人民征收租税，不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使用兼并战争的手段来消灭其他六国而新生的秦王朝，统一度量衡是秦王朝颁布的一系列巩固统一措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会超过对经济的影响力。于是，在统一六国之后，嬴政便开始着手于度量衡的统一。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已较为整齐化了。所以，嬴政统一全国后，继承秦国原有的制度，并向全国推广，以秦国的标准统一了各国有所不同的标准。于公元前221年，发布诏令——“一法度衡石丈尺”。

　　秦始皇所统一的度、量、衡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以秦国原来的度量衡为基础，制定了新的度量衡制度，废除六国的旧度量衡。

　　第二，新的度和量都以十进位。度的单位有寸、尺、丈、引，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量的单位有合、升、斗、桶（斛），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桶。衡制规定铢、两、斤、钧、石，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第三，为了保证这项法令的贯彻落实，由中央政府向各级地方政府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凡制造度量衡器，都要刻上皇帝诏书全文。不宜刻字的陶器也用刻字木戳印上字样。

　　为了保障度量衡的统一，秦始皇规定了定期检查制度，即在下令铸造大量各种量值的标准量器的同时，推行度量定期检查，规定“仲春之月，一度量，平权衡，齐斗桶”。也就是说，每年二月，要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定期检定，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这种定期检查制度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制度保障。

　　秦始皇还命人在全国范围内大做宣传，使“歉疑者，皆明壹之”，主要是指通过宣传教育，让天下人都知道并掌握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使人们明白统一度量衡的好处。

　　除此之外，秦始皇还注重用法律来保证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准确推行，规定度量衡不正者要处罚。以法令的形式强化对不按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办事的人的惩处，对全体国民都是一种有力的约束，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度量衡制度的广泛推行。

　　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到，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度量衡，而且非常重视度量衡统一制度的宣传普及。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措施是合理而且有力的。而且，秦朝的制度一如既往地简单易施，适合于推广。因此，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各种度、量、衡单位的数值，虽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各种基本单位及其相互的比值都继承了下来，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这也是秦始皇对后世的又一大贡献。

　　书同文，促进东方文明的发展

　　统一文字、简化汉字是秦始皇在统一文化制度方面最重要的举措。汉字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六千年前就被人们创造出来并被广泛使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字。同时，为了书写的便利，又总是不断简化原有的文字。这样，文字的混乱和歧义就不可避免。

　　在春秋战国以后，由于长期处于割据分裂的状态，各地的文字有很大区别。文字的混乱与分歧，表现为“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是当时政治上分裂割据的一个充分表现，这极不利于国家统一，妨碍了人们的思想交流，阻碍了日趋统一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碍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交流。因此，秦始皇要顺利推行他的各种政策法令，就必须完成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这件大事。

　　兼并战争的结束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创造了条件。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庚辰，即秦统一六国的当年，秦始皇做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决策——下令“书同文字”，就是说要用同一种文字书写。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所使用的文字是“小篆”（又称秦篆），是一种以秦国文字为基础，以西周以来通行于周地、秦国的《史籀篇》大篆（又称“籀文”）为蓝本，又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修改演化而成的文字。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确定了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战国古文的偏旁形体紊乱，没有固定的形式。小篆把各种符号都规定为一定的形体，这就为汉字字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确定了每个偏旁符号在字体中的位置。先秦时期的古文不仅偏旁形体不固定，位置也不固定，左右上下可以随意颠倒。例如金偏旁符号，可以写在字体的左侧，也可以写在右侧，可以写在字体的上部，也可以写在字体的下部，还可以写在字体的中间，带有极大的随意性。秦篆则一律确定在左侧，个别写在下部。

　　第三，每个字所采用的偏旁固定为一种，不能用其他符号代替。秦篆在定形的基础上，又把每个字书写的笔数确定下来。这样，由于固定了每个字的笔画数目和笔序，使得文字使用更简单。人们更容易记牢，书写的速度更快了。

　　不难看出，同大篆相比，小篆在形体上更加整齐和定形化，线条简单而均匀，在写法上不像大篆那样繁复，同时又减少了许多异体字。总之，大篆比小篆难写、难认，而六国文字比大篆还难认，缺乏规律。因此，战国末年秦国的小篆算得上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字了。

　　总之，小篆所规定的这些原则，也是现行汉字遵守的原则。今天，小篆虽已不再使用，但它所创立的一些形体结构原则，一直沿袭下来，使汉字形体走向定形。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分别用小篆体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既作为儿童初学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标准的文字范本。小篆因此成为秦帝国的官方规范文字，被颁行全国。

　　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秦始皇不仅仅以小篆取代了六国之文，而且还推行了一种迥异于前的崭新书体——隶书。隶书是流行于秦国国内的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字体，是秦小篆简化与发展的结果。在文字结构上，初期的隶书与小篆的写法没有大的区别，只是在用笔上有所不同，是一种比较草率和不够规范的小篆。

　　秦始皇统一文字后，隶书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规范化的字体。隶书的特点是变小篆之圆笔为方笔，变小篆之长体为方体，使文字结构明洁，书写简便，汉字象形意味减少，表意色彩加浓，立体感增强，笔画方圆皆有，肥瘦相宜，藏露有度，抑扬顿挫，在书法的艺术性方面实现了一次空前的飞跃。由于这一字体书写方便，艺术性强，为民间所乐用。整理后的隶书，从此成为广泛流行的字体，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化为今体的里程碑。

　　隶书书写简便，不仅在民间流行，而且秦王朝颁发的文件也大量使用隶书。隶书的诞生是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一件大事，代表着汉字字形的合理发展方向。它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提高了书写效率，到了西汉初年，隶书已在全国通用。而我们现代人所使用的楷体，就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秦始皇“书同文字”的举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方言、乡音差别很大，而汉字的表意性很强，有了统一的文字，基本上克服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方言障碍、乡音隔阂。

　　秦始皇简化汉字、统一文字，使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用的字体，这完全适应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仅对促进政治统一、经济交流有积极的意义，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汉语书面语言的统一，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古典史籍的保存和流传，对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以及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对促进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和汉族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秦始皇“书同文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成效卓越的文字规范化工作，这也是秦始皇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大功绩。

　　行同伦，奠定中国法制制度的基础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一直实施依法治国的方针。因此，在秦国，已经形成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前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而代之以“事皆决于法”的法治理念。秦国之所以能在兼并战争中越战越强并最终能统一全国，坚决贯彻执行商鞅变法以来依法治国的精神，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法治”皇帝，在他统治下的大秦王朝则是世界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法治”王朝。他继承了秦国诸先王的政治传统，坚持“法令出一”的政治制度，奉行“事皆决于法”的治国方略。秦朝的主要行政活动“皆有法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依法行政。秦始皇“专任狱吏”，重视司法官吏的培养、使用和提拔，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控制、监督和检查，以严刑酷罚防范、惩处司法腐败。“法令由一统”的政治制度、详尽具体的法律条文、通晓法律的法吏队伍和严厉的司法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正断案。

　　秦始皇将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管理推行到广泛的领域。他以武力征服天下，摧毁了政治疆域的樊篱，建立了统一的政治制度。但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又一次把目光对准了斑驳陆离的文化领域，致力于构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形态。秦朝建立不久，秦始皇就雷厉风行地扫荡各种文化差异，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政策，还健全博士制度，广召饱学之士，讲究学术，整理文献，颁布了一批强制性乃至制度化、法律化的法令。

　　秦始皇试图建立君与法的单一权威支配原则，他在治国方略、基本制度和法律实践上都致力于贯彻“法治”原则，从而使君主专制条件下的“法治”模式登峰造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秦朝的“法治”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秦始皇明确宣布学术以国家法令为本。秦朝各级政府还以行政手段强化法制教育，力图“令吏民皆明智（知），毋巨（炬，至）于罪”。由于秦始皇比较全面地贯彻了法家的法治学说，“法”在秦朝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秦朝是一个统一国家，法令的统一也成为一种必然。总的来说，秦朝的法制，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完备，比以前任何时期都严酷。

　　秦始皇还以政令、法律等形式，统一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诸如“依法为教”、“禁止淫浃”等，以“行同伦”来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

　　秦始皇不仅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推行并保护被后世称之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而且在祭祀神明方面也作了整齐划一的规范，使之与大一统局面相适应。秦朝法令对祭祀什么神，什么时间祭祀，用什么仪式祭祀等都有法律规定，以政令的形式规定了各种应当祭祀的神明。除国家广设庙宇，并指派官吏主管祭祀以天帝为首的诸神外，“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宗教信仰和各种民间的祭祀放任而不加管理，而是对此进行严格的行政管理。

　　总的说来，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等统一文化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它有利于在一些基本层面形成统一的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书同文、行同伦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重大发展和汉族的基本形成，这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而文化的统一又势必促进政治的统一。作为这些政策、制度和法令的制定者、推行者，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修筑万里长城，树立华夏丰碑

　　“长城首筑，万里安边”。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一项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特大型工程，其工程之浩大、气势之雄伟，在世界军事工程史上可谓首屈一指。一提到长城，人们就会想到秦始皇；一提到秦始皇的功与过，人们也总要论及长城。万里长城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修筑的最重大的军事工程。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消除北部边境上的祸患，同时也是为了开拓帝国的疆土，想要攻伐匈奴。匈奴族是我国古代居住在今蒙古高原地区的一个以游牧为主要经济形态的民族，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匈奴族在头领单于的领导下，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常常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中原地区作为其侵略的对象。由于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处在紧张的兼并战争中，各国均无暇顾及反击匈奴人，以致匈奴的势力越发强大，对中原地区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匈奴人甚至还占领了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一地区被秦国人称为“河南地”，这等于在秦国的背后插了一把刀，对秦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就将反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作为巩固国家统一的重大战略并加以实施。但是，他并没有在统一国家后立即对匈奴动手，直到公元前215年，“从天而降”的那块刻着“亡秦者胡”字样的石碑，促成秦始皇最终下定攻伐匈奴的决心。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蒙恬统率秦军向西北追击匈奴，在今陕西省东北角依傍黄河向东直达阴山，在河套以北阴山一带地区设置三十四个县，重新设置九原郡。接着，秦始皇又令蒙恬渡过黄河攻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修筑亭障以驱逐胡人，令有罪之人来这里谪戍，以充实新设置的诸县人口。

　　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下令从内地迁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这是其中一说，故地所在历来说法不一）屯垦。这次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防止匈奴入侵的初衷，它大大有利于秦帝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境地区的民族融合，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交流上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蒙恬率大军攻击匈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最终使匈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但是，这次胜利的取得也使秦王朝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守卫攻占的领土和巩固边防，又给秦王朝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像对匈奴作战中的后勤粮草供给，不能不是秦军的一个沉重负担，作战中的“死者不可胜数”也是在所难免。“发丁男以守河北”以及从内地迁徙三万户居民充实边境，对加强和巩固北部边防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切毕竟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秦始皇从长远的观点全面地思考这一问题，并意识到必须寻求一项从根本上为巩固北部边防提供保障的措施。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一条横亘于匈奴南进中原道路上的人工军事屏障。至此，在秦、赵、燕北部边地长城的基础上重修长城的方案，被秦始皇确定并付诸实施了。主持并负责实施这一浩大工程的，理所当然的是大将军蒙恬和他所统帅的数十万军民。

　　公元前214年，在北伐匈奴的战争中屡建奇功的大将军蒙恬应秦始皇诏令负责修筑长城，一时间，军民奋战，轰轰烈烈，从齐国临淄开始，绵延万里，到燕国的辽东为止，一场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伟大运动开始了。新的长城在各国旧的长城的基础上修葺、扩建而成。这条长城贯通东西，屹立在秦朝北部边疆，是名副其实的“万里长城”。

　　作为军事防御工程体系，长城由关隘、边城、城墙、城台、烽火台等构成。关隘、边城居高临险，扼守要冲，一般设在江河渡口之滨、险峰峻岭之侧或交通要道旁，凭山壑之险，构成边防线上最重要的军事要塞。对来犯之敌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作战态势。城墙依山傍水，阻隔交通，可以有效地防止匈奴剽悍骑兵的长驱直入和大规模运动。城墙上在每隔大约500米的距离设有城台、敌楼可供屯兵、据守。其外沿修筑有用于作战的垛口。当敌人攻到墙身之下，利用高大的墙身所形成的死角掩护自己的时候，守军就可利用墙台射杀敌人。墙台之外还有战台，它是供守军住宿和警戒的军事设施。战台一般都修筑在高处，顶部是一个平坦的空间，便于瞭望。同时秦长城的修筑也继承了古老的消息传替方式，在城墙之外，每隔若干距离，便设置一烽火台。若遇紧急军情，白昼燃烟，夜间举火，依次传递，能在很短时间内将消息传遍防线。并在长城沿线设有重兵驻守，还有大量移民实边，军民可以利用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及时抵御匈奴的侵扰。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军事防御体系，长城的设计和构造，都已经达到了古代军事建筑工程水平的巅峰。

　　然而，如此浩大工程，却仅用数年即告完成。这不仅有赖于设计者、建筑者的聪明才智，还必须集中大量人力、财力、物力。长城工程多建于偏僻险要之地，在工具简陋、交通不便、劳动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民众负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的。

　　就这样，数十万将士兵卒、楚乡童男、齐鲁壮汉、三秦囚徒用血肉之躯，背扛肩担，绵延万里，将一块块巨石垒起在高山之巅、峭壁之上、峻岭之间，汗水伴着血水一路流洒。有多少曾经健壮结实的身躯最终变得形若槁骸，又有多少风华正茂的青春被埋葬在这一块块厚重的砖石之内。可以说，长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血泪，每一块砖石都承载着无数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歌。秦人曾留下一首《长城歌》，歌中唱道：“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吊亡夫的故事虽为民间传说，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百姓的哀怨与愤怒。

　　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在修筑长城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如此靡费资财、滥用民力，对于大局甫定、亟须休养生息的大秦王朝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伤害，这也是秦始皇所梦想的万世相传的大秦帝国在十几年就灰飞烟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万里长城也确实起到了抗击匈奴、巩固边防的军事防御功用。如果从战争角度来讲，秦始皇修筑长城在当时是符合客观需要的。当然，修筑长城在秦始皇眼里，不仅仅在于防御，同他巡行天下、封禅泰山、观兵耀武一样，这也是在炫耀他那不可一世的丰功伟业。

　　法繁役重，人民苦不堪言

　　强大一时的大秦帝国之所以在秦始皇死去的三年多后便短命而亡，法繁役重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大泽乡的星星之火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足以说明暴政之下的贫苦大众确实是忍无可忍了。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就已经有了严苛的律法制度，秦律对刑事犯罪的惩罚相当严厉，在秦国，被罚做苦役“刑徒”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

　　大秦帝国建立后，暴秦统治下的律法更是十分严苛，酷律多如牛毛，刑徒的人数之多，竟然达到了“赭衣者半”的程度。除了戮刑（先活着刑辱示众，然后斩首）、磔刑（车裂）、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定杀（对患有传染病的重刑犯用水淹死）、生埋（活埋）、赐死等名目繁多的死刑，还有许多叫人触目惊心的各种肉刑。如黥刑，就是在犯人的面部和别处刺上字，然后用黑墨显现出来；髌刑，就是去掉犯人的膝盖骨；左趾，就是去掉犯人的脚趾；刖刑，就是砍断犯人的双脚；宫刑，这是一种毫无人道仅次于死刑的刑罚，这不仅仅在于它使人致残，更由于它野蛮地剥夺了受刑者作为人的全部尊严，横暴地摧毁了他们的意志，无情地践踏了他们的情感。因此，宫刑实际上是最能反映封建法律、刑罚野蛮凶残本质的一种酷刑。还有劓刑，就是割去犯人鼻子的刑罚；笞刑，就是鞭刑，这是秦代最常用的刑罚。

　　除了死刑、肉刑外，还有各种徒刑。秦帝国的徒刑没有刑期，除特例外，不管罪行轻重都是无期徒刑，而且要终身服刑。除此以外，还有形形色色的别的刑法。这些法律既完备又残忍，它虽严惩了不少凶狠刁蛮、杀人越货之徒，但更多的却是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镇压。它虽有效地维护了秦始皇的统治，却也制造了一次次的黑色恐怖，以至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在秦始皇的黑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人人皆有“罪”，因为黑色恐怖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人人在惩罚面前平等，而且由于有法典可依，许多含冤人是有苦说不出。黑色恐怖把秦帝国境内的大多数人推向了绝境。

　　除此之外，繁重的徭役、赋税也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秦统一六国后，在原有赋税制度的基础上，对赋税制度进行了改进。秦始皇时期，征收的赋税十分沉重。秦帝国人民的赋税负担，有田税、口赋二种，这是大秦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田税是指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在内按耕地面积向国家交纳的土地税；口赋就是论户取赋，即按人口数向国家交纳赋税，也就是所谓的人头税。因此，农民户数的多少直接影响户赋收入。当时的人们把秦王朝这种横征暴敛形容为“头会箕敛”，所谓“头会”，即按人头数出赋，也就是人头税，而用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说明其征收数量之多。秦时的赋税究竟有多少，实在无法计算。但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就明文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秦《仓律》还规定了庄稼成熟后，国家收取多少地租，史称“收泰半之赋”，意即收取三分之二的租赋，这实际上承袭了六国的旧制。

　　秦时的赋税除上述两项外，还有徭役制度，这是秦赋役制度的重要部分。秦朝的徭役更是十分繁重，按当时的规定，一般人民从15岁开始服役，直至60岁，一生中须正卒一年、屯戍一年，每年还要更卒一个月。据资料显示，秦时可统计的人口大约有两千万，而每年所征发的徭役起码不下三百万人，服徭役的人数竟占全国总人口的10%以上。

　　秦帝国的繁重徭役和赋税负担，在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下，“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这样，5/10的地租，国家的赋税和徭役，一齐加在破产的“贫民”头上，贫民在生活上的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因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并非夸张，确实是贫民生活状况的写照。《汉书·主父偃传》说秦民“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帷帐，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晁错传》亦言“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可见因对外用兵以及大兴土木而大量征集劳役民夫，给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灾害，秦国百姓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了。

　　秦皇把横征暴敛来的财富，都供个人挥霍享用，这也是肯定的。据考证，汉代的财政收入、支出，国家和帝室是分开的：税赋的收入归大司农，供“量吏禄、度官用”，这就是所谓国家财政；而皇室的所需，则来自“山海池泽之税”，由“少府”掌管。“汉承秦制”，秦代也当如此。如上述人头税，本应属于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管，但秦始皇的时代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也就是所有的赋税，都归于少府，供皇帝享用。这样无度地浪费社会财富，再加上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这也正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穷奢极欲，大兴土木

　　在建立了统一的大秦帝国之后，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秦始皇，又开始大兴土木工程，除修建了大量以咸阳为中心的道路交通和水陆交通线，还重修咸阳宫，修筑万里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规模浩大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征集了无数的劳役苦工。

　　早在统一六国之时，秦始皇就下令把各国宫殿的图样摹绘下来，在咸阳照样修建。消灭六国统一全国以后，秦始皇自以为德过三皇，功高五帝。他为巩固皇权、体现皇帝的尊严以及供自己享用，在首都咸阳大兴土木，建宫筑殿，其中所建宫殿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阿房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都城咸阳人太多，而先王的皇宫又小，下令在故周都城丰、镐之间渭南的皇家园林上林苑中，仿集天下的建筑之精英灵秀，营造一座新朝宫。这座朝宫便是后来被称为阿房宫的著名古代宫殿。

　　阿房宫集中了当时全国各地宫殿建筑的优点，规模空前，气势宏伟，它“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景色蔚为大观。阿房宫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秦始皇生前还只建了一个前殿。这前殿东西宽700米，南北长115米，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容纳万人也绰绰有余。殿下可以树起五丈高的大旗。四周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在南山的峰顶建门阙，又修复道，自阿房宫渡过渭水直达咸阳。秦始皇还把天下兵器熔成的12个铜人，立于殿前。修建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劳民伤财之巨，可以想见。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阿房宫。相传阿房宫大小殿堂七百余所，一天之中，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宫中珍宝堆积如山，美女成千上万。可见，阿房宫宫殿之多、建筑面积之广、规模之宏大，是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实际上，阿房原来只是朝宫前殿的名字，秦始皇本打算在整座朝宫建成之后“更择令名名之”。由于宫殿规模实在太大，虽然每天都有十几万苦役参加营建工作，但一直到秦朝灭亡时，此宫仍然没有竣工。后来，秦末起义军项羽率部进入咸阳，项羽的部下“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朝宫化为一片焦土。这样，人们就它称为阿房宫了。除了阿房宫，秦始皇修造的宫殿，关中300所，关外400有余，离宫别馆，遍于天下。

　　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

　　秦始皇在后世人们心中成为一代暴君的原因，除了劳役人民从事大规模的营造工程之外，还有“焚书坑儒”这一思想钳制事件。

　　公元前213年，为庆贺击败匈奴、收服百越的战绩，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宴席，与70位博士、文武百官共同畅饮。席间，众臣无不向秦始皇歌功颂德。其中博士仆射周青臣对秦始皇称颂道：“陛下削平六国、统一天下，如今又北败匈奴、南服百越，凡日月照得到的地方，全都为陛下统辖。陛下又废除分封旧制，遍设郡县，消除了战争之患，百姓安居乐业，自上古以来，无人能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后自然喜上眉梢。

　　座下的另一位博士淳于越是反对郡县制的，听到周青臣的谄媚之词，心中很是反感，就站起来说：“殷商和周朝稳坐天下千余年，就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依靠这些人辅佐公室。而今陛下坐拥有天下，居九五之尊，而子弟功臣只能做个普通臣民。如果突然之间发生齐国那样的田氏篡权、晋国那样的六卿专政，没有辅佐诸侯，哪一个来拯救那种危险局面呢？治理天下不效法古人而企图长治久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今周青臣当面谄媚陛下，为陛下的过错推波助澜，这样的人绝不是忠臣，应该严惩，以示天下！”

　　淳于越的一番话，使宴会上原本欢乐热烈的气氛一扫而空。灯火通明的咸阳宫陷入一片寂静。众臣都低头不语，秦始皇听罢，也是脸色铁青、怒发冲冠，因为淳于越直接否定了他的基本国策。但秦始皇忍住了，便想借此机会统一天下思想。所以，他当下请众臣各抒己见。因为是丞相李斯反对分封制、提出郡县制并为秦始皇所采纳的，偏偏淳于越引借史籍、以古非今，因此，李斯就抓住“师古”大做文章。他说，古来治理天下并无常法，三皇五帝，各自的制度都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让天下得到大治，可见，“效法古人”实属“谬论”。

　　李斯接着将矛头对准“诸生”，他进一步向秦王献言说：“古时候天下混乱，没有人能够统一，因此诸侯作乱，归根结底就是以古非今，惑乱人心。如今陛下一统天下，位极人尊。而士人善其所学，对抗政令，在朝廷不满，在百姓中间借古讽今。如果不严禁这种情况，则国家威信必然受损……”李斯由一人推到一类人，由一类人推到一类人所干的事，由事情推到《诗》、《书》，然后又开列一张清单奏请秦始皇发布焚禁令。这一建议正中秦始皇下怀，于是便下令焚书，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浩劫开始了。

　　根据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向全国颁布“焚书令”：凡秦国以外的史书，除了博士馆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书之外，其他都一律烧掉，医药、卜筮、种植一类的书籍，不在焚烧之列；若有再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情而不揭发的一样治罪；焚书令下达30天内拒绝焚烧书籍者处以黥刑；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咸阳城内的一把火揭开了秦始皇焚毁文明的大幕。接着，这把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首先烧毁了除《秦记》以外的国家历史档案，不到30天，民间大部分的“违禁”书籍化为了灰烬，只有皇家图书馆保留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藏书。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焚书的大火、严酷的法令并没有完全吓住当时所有的儒生。他们千方百计把书珍藏起来……

　　秦始皇焚书，是为了消除不同意见，统一人们的思想，是一种愚民政策，而究其实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下去，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表现。这一场大火焚烧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使古代文化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也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是中华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场大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