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六章 初露锋芒的铁腕君王

　　按照秦国的制度，年幼的秦王在举行成人礼之前不得亲政，而由他的母亲，以太后和监护人的身份代行王权。因此，在嬴政登基之初，其母赵太后成了秦国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着对国事的最终决断权。

　　由于嬴政尚属少年，必然还要委政于大臣。所以，嬴政尊“仲父”吕不韦为相国，以蒙骜、王龁、麃公等人为将军，当时李斯已经担任舍人。这些辅政大臣都是堪称王霸之佐的能臣，他们凭借秦国的政治制度和个人的才智谋略及胆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在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秦国的实力继续增强。

　　而此时的吕不韦也终于完成他一生中最大的生意，他不仅位居相国，而且获得了与管仲齐名的“仲父”的尊号，成为秦国首屈一指的巨富和政治暴发户。然而这正是吕不韦从巅峰走向灭亡的开始，由于他的权势过大，直接影响到秦王嬴政的统治，对于权力有强烈欲望的嬴政当然不能视而不见。

　　而此时贵为太后的赵姬，也在丈夫庄襄王死后不久与吕不韦旧情萌发，再续冤孽。随着秦王嬴政一天天地长大，吕不韦已多有顾忌，而赵太后的私欲却愈加肆无忌惮，死死缠住吕不韦不放，吕不韦不得不寻找脱身之计。于是，吕不韦向赵太后推荐了嫪毐，太后从此对嫪毐宠爱有加，最终导致有孕在身。嫪毐遂以太后为后盾，渐渐扩展其势力。而赵太后也以手中的权力，封嫪毐为长信侯，并分给他大片的封地和数千仆佣家僮，还让他参与军国大政，并授予他各种特权，甚至“事无小大皆决于毐”。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21岁，按照秦国制度就要于次年举行加冠亲政仪式了。就在此时，吕不韦召集门客3000多人编撰的《吕氏春秋》完成，并示威性地挂在城门前让人纠错；而嫪毐也在此时得以分土封侯，两大政治集团分别向年轻的秦王嬴政弄权示威。

　　面对吕党和后党两集团的嚣张气焰，年轻而沉稳的嬴政未动声色。公元前238年，也就是嬴政继承秦王位的第九年四月，嬴政依秦制，在秦故都雍城举行冠礼（“己酉，王冠，带剑”），完成成年仪式，正式主持国政。嫪毐乘机发动叛乱。不料嬴政早有戒备，立刻下令昌平君等人率军镇压，活捉嫪毐。九月，嫪毐被车裂，诛灭三族，党羽皆枭首示众。嫪毐的舍人，罪重者刑戮，罪过较轻的判处鬼薪之刑，即为宗庙砍柴三年，因受到牵连而被剥夺爵位、抄没家产、流放蜀地者达四千余家。至此，与君权对立的后党集团被彻底消灭。就连赵太后和嫪毐的两个私生子也未能幸免，唯有赵太后，嬴政念及母子之情将其软禁。

　　嬴政这一行为，引起朝中一些老臣宿将的恐慌，他们都认为嬴政此举不当，但又深知嬴政生性暴戾，因此，便怂恿其他臣子上书劝谏，顾全国体，迎还太后。谁知嬴政一阅谏书怒上加怒，当即将谏官处以死刑，并榜示朝堂，敢谏者一律处死！结果，继续上书劝谏的官吏，个个都落得脑袋搬家！这时又冒出个不怕死的齐客茅焦，他跪伏金殿以死请谏。嬴政大怒，命武士支立油锅，将锅里的油烧得翻腾滚沸，欲将茅焦丢下烹焦。不料这个茅焦丝毫也不畏缩，他举步直往油锅近旁迈，低头再拜说道：“臣闻生不讳死，存不讳亡，讳死未必得生，讳亡未必不死，这是生死存亡的道理，为明主所乐于享有，现在不知大王愿听否？”嬴政听了，以为他别有高论，不关皇太后的事，也就改容相答道：“容卿道来。”茅焦见秦王怒容稍敛，便正色朗声说：“臣闻治天下以仁德为先，以德服人者昌，以力服人者亡，治天下者民心为重。大王今日行同狂悖，失去君王的理智，裂假父，捕杀同胞二弟，驱走仲父，软禁母后，残杀谏士，就是最残暴的夏桀商纣，尚不至此！天下不明真相的，听了此事都会指责大王太过残忍，而这事的真相却又不便向天下公开。明智者应将此事巧妙隐蔽，为尊者讳，这是古人早就教导过的。如果大王继续将太后软禁，这无异于张扬其事，引起天下军民人等异议，如果六国以此事为由，合力抗秦，各国百姓，都会以死相拼，生身母亲的养育之恩不念，何以为君？倘若天下人等齐力反对你这不认生母的暴君，我看天下的得失很难预料。”说罢，他脱去外衣，就往油锅里跳。在旁的王公大臣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为之惋惜，不料嬴政赶忙下座上前扯住，并且当面认过：“爱卿，你敢如此当面骂孤。好胆识，孤佩服，谢你一片直言！”当即奖赏黄金百两，加封上卿。于是，秦王嬴政撤销了软禁太后的命令，并亲往雍城向母亲赔罪。赵姬也自知理亏，只好忍住心头之痛，母子和好如初。

　　平定嫪毐之乱，显示了嬴政处理非常事变、应对政治危机的才能。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后发制人，一举破敌，割掉了秦国政治中的一个毒瘤。

　　深有谋略的嬴政在清除后党后，摆在他面前的便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吕氏集团了，他深知吕党才是他的心头大患，不除吕党他就得时时刻刻面对政权陷落的威胁。本来他打算要乘嫪毐案一并铲除吕氏集团，因为，究根追底，身为相国的吕不韦是当年嫪毐进宫的始作俑者，嫪毐之乱，吕不韦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若乘嫪毐事件诛杀吕不韦，一并清除吕氏集团，倒也不是师出无名。但考虑到吕不韦扶持先王继位，又先后辅佐两代君王，功勋卓著众所周知，在秦国也有深厚的根基，势力强大，在国内外的声望也颇高，若操之过急，说不准会坏了大事。因而，嬴政决定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嬴政登上秦王位的第十年，已经站稳脚跟的嬴政以吕不韦与嫪毐之乱有牵连的罪名，免去其相国之职，将他轰出秦都咸阳，迁居封邑洛阳。在吕不韦回洛阳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关东六国的君主频繁地派遣使臣前去拜谒，往来车队“相望于道”。嬴政恐吕不韦串通其他诸侯国作乱，决定置其于死地，根除祸患。嬴政先是下令将其迁往蜀地，割断了他与各国、封地和故吏、宾客的联系。又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亲笔书信，就是这封书信，成为吕不韦的“催命符”。信曰：“汝对秦有何之功，却能封土洛阳，食邑十万？汝与秦有何亲缘，却得到仲父之称？汝快滚至西蜀！”

　　蜀地那时乃流放地，是犯人的去向，嬴政这时下令让吕不韦去蜀，自有铲除之意，并且让他带上自己的家眷，这已经很能说明一切了。收到信的吕不韦知道大难已近，又恐遭到诛亲灭族，于是饮鸩自尽了。吕不韦死后，嬴政严惩了他的家人和宾客，权倾一时的吕党集团也终于被拔除了。从此，嬴政开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决断军国大事了。

　　初试锋芒的嬴政在亲理政务后仅仅两年的时间，就先后解决了嫪毐、吕不韦两大集团的政治势力，使赵太后、嫪毐、吕不韦先后退出了中枢权力结构。把国家大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使秦国的权力结构更加稳定，国家权力更加统一集中，这为他日后吞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至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干练、有魄力的旷世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