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厚黑智典

第五节 自强求新增实力

　　曾国藩生活在清王朝国势日渐衰微、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外国列强交相侵迫的时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初登仕途的曾国藩就已认为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以大事小，违背自然规律的下下策。曾国藩预感到了时代变更的狂风暴雨已经来到了，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特有的锐敏看透了腐败透顶的清朝八旗，绿营已无力维护清廷的统治，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无法解决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现实迫使曾国藩从理学、汉学旧纸堆里走出来，重新寻找挽救危局颓势的出路。首先是建立新军。1851年他上疏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等，并指出：“医生治疗那些病情沉重的疱痈患者必须要剜掉其腐烂的肌肉，以利于新肉生长……”1853年曾国藩创建湘军，创建之始他就注意到新式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陆师每营一半以上兵勇配备抬枪、小枪，还有两个劈山炮队，火器装备优于绿营兵；购买大炮装备水师，其水师拥有洋炮千尊以上。其次是师夷长技，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尽管曾国藩从戎之初即比较重视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但从本质上来说，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上，更依托于人。他说：火炮和轮船虽然先进，但军队的胜败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先进的武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思想震荡，目睹了船坚炮利的威武，蒙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加上与太平军的屡次交手，使曾国藩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的精良，宝剑长矛不锋利，就不能斩断东西，鸟的羽毛不丰满就不能展翅高飞。大清朝要想重温“天朝上国”的旧梦，就必须“师夷长技”，“自立自强”。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就上折提出：“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并认为总理事务衙门奏请购买外国洋船洋炮的要求是“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他还说：“轮船的迅疾，洋炮射程的遥远，被英法两国炫耀为独有的东西，而我们中国却对这种我们极少见的事物感到吃惊。我们若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火炮，据为己有，那么在我们中国就会对它司空见惯而不致于惊讶，相反英法也会逐渐丧失它的倚仗。买回来之后，招募那些精思灵巧之士，机智乖巧之人，开始慢慢地操练演习，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火轮船一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时的必备之物，同时可以用来剿灭太平军，为巩固国家的长远战略服务。”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还是一个手无半点实权的小翰林，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曾国藩已不仅是几十万湘军的统帅，署理两江总督军政实权，而且是权绾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的封疆大吏，他已经有能力亲自付诸实施“师夷之长技”了……

　　一是师夷智以造船制炮。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否则，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安庆军械所成立之始，曾国藩便全力以赴的搜罗人材，制造中国人自己的轮船火器。徐寿、华衡芳、吴嘉廉、龚云堂、徐建寅等专家和技术人员纭集安庆，制造火器弹药，创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气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打响了洋务运动的第一炮。当第一艘木壳轮船下水试航之时，曾国藩除了欣喜之余，感到“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意识到了手工造器的落后，决心寻找造器之器，他与留美的容闳一拍即合，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容闳不负所望，于同治四年（1865）把所购机器运抵上海。这些机器更加速了我国军事工业的发展速度，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

　　二是翻译介绍西学知识。

　　在“师夷长技”的过程中，曾国藩认识到了科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性，他针对国人在文化上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状态指出：“翻译是制造船炮的基础，洋人造机器源于数学，其中奥妙都有图表说明，只是中文、英文意义差别甚远。因而虽每天熟悉这些机器，但终究不明白如何制造。曾国藩先后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翻泽馆、印书处，聘请外籍人士与李善兰、华衡芳等合作，至清末，计译印西书159种、1075卷，其量之大占当时全国译书之半。这些书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上功不可没，而且对我国近代思想界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是选派优秀学童去美国留学。

　　“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既要西学，那么自然以亲赴国外学习为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在丁日昌的推荐下，曾国藩奏派江南制造局上海方言馆总办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详细制定《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物色国内聪颖之幼童，分批送往美国进行学习，尽管由于顽固势力的阻挠，出外留学的幼童被中途撤回，但他们出国后本着“各习一艺”的要求，各有所长。除了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外，在派出的120名学生中，有近百名学生回国后在铁路、电信、外交、翻译、海军、海关、教学、医务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幼童出洋留学，正如曾国藩所说：“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是收“远大之效”的好事。这一举措，既反映了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反映了曾国藩等思想家目光的锐敏。

　　曾国藩是同治年间、开展“师夷之长”、倡导自强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凡制船造炮、翻译西书、派遣学生留学等各项事业，无一不是依仗着他的支持和指导，才赖以前进发展的。这一自救活动给晚清的社会注入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