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脸,上面能写着什么?
总的说来,曾国藩面具的总特色是两个绝妙的字:一个是写在左脸上的“伪”字,一个是写在右脸上的“变”字。伪中有变,变中有伪,真伪结合,变化多端,却功成名就,此为曾国藩带面具的最佳效应。因此,他说:“左右两脸,绝不忘形”,是至理名言。
在权力的争夺中,官僚们往往不择手段,勾心斗角,互相排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明智者都会尽量掩饰自己的本性,甚至不惜去迎合有权势者。因为,如果任意表现出去,就容易为对方乘虚而入,甚至抓住把柄,说不定因而失势,招致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面具的效用自然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便是千千万万面具所组的“伪”字诀。
曾国藩在“伪”字而言最关键即戴面具送面子。官场中人对面子无论如何都能达成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官场纵横,面子是肯定要用的,但须巧送、智送。这里面有曾氏面具的学问与艺术。譬如,高抬贵手,网开一面;给人面子,嘴上留德;不揭人短;避敌锋芒,求同存异,柔化面子;目中有人,正眼看人,都有面子;把握人情,善解人意,暗送面子;顺水推舟,人前卖好,巧送面子……总而言之,送面子是一种复杂而难以掌握的关于“伪”的艺术,既要达到人前卖好,人后得乖的既定目的,又要维护别人与自己的面子,的确需要巧妙的策略、逼真的面具。
而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明白立身首要在于“变通”二字。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审时度势,看清形势,才能把握机先,从而智珠在握,成竹在胸,驾轻就熟而得心应手地驾驭瞬息万变的动态世界。
“变通”也是曾氏面具的核心所在,变则通,变则活,变则灵,只有精通应变之计,娴熟变通之谋,遇事才不至于束手无策,陷入困境。古人云:“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应因时而动,相机而变;或以不变应万变;或以万变应千变;或敌不变我先变;或明不变而暗变;或见微知著,随机应变……总而言之,应变之计在于情急智生,在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抛砖引玉,美人计,苦肉计……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实在不行还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生生不息,层出不穷。
曾氏面具中深蕴变术思想,所以,曾国藩无论在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中,还是在刀光血影的军事搏杀中,他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这的确是他至关重要的防身绝技。
人生变幻莫常,何以从喜誉恶毁间获得变法是一机巧。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问者焉。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并守之。天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如此做来,即获变法。
人生时常是变幻莫测的,如何从喜誉恶毁之间寻求一种变法,是一种巧妙的手段。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点看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这样做了,就会获得变法。
曾氏“道义之交”邵懿辰公然面责其“慢”(傲慢),“自是”与“伪”——“谓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也”。近人章炳麟更痛骂他为“民贼”,章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反资,亟功名(好名)善变人(虚伪)也”。
曾国藩一生险道纵横,丘壑遍布。但他智术高超,总戴着一副面具与人周旋,你说他像甲,他却又像乙;你说他似A,他却又像B;你说他高耸入云,他却又脚踩大地。他信仰“惟变而生”之理,总是让别人看不清自己的面孔为做人最高境界。他认为:大喜大悲,都是可以的,但绝不要在脸上露出蛛丝马迹。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看透乱世人心之混杂,尤其是相互猜忌、攻击棒杀,更是令人咄咄不安。其实他不“伪”,也不尚“虚”,可是乱世使然,他只能在一个自造的“面具”里躲避各种矛盾的纠缠,不可不谓高手生存之术。曾国藩不想欺人,欲做实人,可怕反而被欺,故只能以面具,不为人欺也。曾国藩生性硬朗,不论什么厚脸皮、薄脸皮、善脸皮、恶脸皮,一概加以重新打量,终于成为重臣,实属他忠勤于“面具”的结果。曾氏面具的技巧性很强,凡人所不能及也。他终生想作《面经》,可谓人生处世哲学的一大昭示。
没有面子,难以争世,在保护脸面的前提下,做出一番大事业,切记要不露声色,这才是曾国藩心目中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