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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昆明人民支援抗战述略
马颖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后，抗日烈火迅即在全国燃遍。当时处于大后方云南首府的昆明，各阶层人士群情激愤，爱国亦不后人，一致要求全面抗战，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这里记述的是当时的几个片断。
一、积极募捐，支援前线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昆明即成立了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昆明各界抗敌后援会亦同时成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支持抗战，其中募捐支前是一项主要工作。募捐的方法采取“分队募集式”，每队设队长一人、队员十人。昆明市设若干队，队长由后援会聘任；昆明以外各县设一队，以县长为队长，财政局长为副队长。队员由县参议会、县党务人员及自治人员中申报，由后援会聘请。
募捐的种类有：私人自由捐、团体自由捐、娱乐强迫捐、扑满零星捐、设柜捐和其他形式的募捐等。
募捐的货币、物品是：有价证券、股票、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
其中娱乐强迫捐，系指本市的戏剧场、电影场、酒席馆，于营业上附加捐款，按日照办；扑满零星捐，系由后援会制作扑满（密封木箱）若干个，加盖印条后分发各学校，由学生四处零星募捐；设柜捐即由后援会制作捐柜若干个，交募集股。由募集股上锁交市区各警察局长，设于警察局前或娱乐场所，由民众自由捐赠，并制定有严格的收款手续。
从1937年8月初到8月26日即募到旧币992407元；百宝丹的发明者，名医曲焕章亦捐百宝丹8000瓶，转送抗日前线战士。
二、查禁日货，团结抗日
“卢沟桥事变”以前，日货充斥市场；抗战军兴后，举国上下抵制日货。云南省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8月14日召开第四次常务委员会，决定凡9月10日以前入境的日货，“应即日封存，以示宽大；自9月10日以后入境之仇货，若被查获，即一律没收焚毁，决不姑容”。8月26日召开的第六次常务会又通过了“关于仇货问题，前经议决登记封闭，应即日履行手续，自明日起，须严格检查，如隐匿在省，或迁往他县者，一经拿获，即行没收焚毁，并科以全部货价价值相等之罚金。如有密报者，本会决守秘密。如据密报而经查出拿获者，以所科得之罚金百分之六十奖励，如不愿受者，移作抗战费用，并分电各县知照办理”。同时，省抗敌后援会还公布了《告友邦商人书》，对旅居昆明的各国商人严正指出：“乃闻侨居昆明市各友邦商人尚有代售日货及改换商标以图蒙混者，此无异暗助日本侵略我国，对于国际信谊（誉），人类正义均有未合。本会谨代表全滇民众预作友谊劝告，望本市各友邦商人，以后不得再有上述举动，将已进日货概行封存。出售之货，或论购自该本国或他国，只须不是日货，吾人均所欢迎。”
自抗敌后援会各项决定公布以来，昆明市绝大多数商号积极响应，争先登记商品，不售日货。但出现了光裕、万生源、新立成等商号逾期不进行登记。经抗敌后援会第13次常委会决定：“姑准将所有仇货封存，并科以全部货价十分之一之罚金，其他不得援以为例。”另据检察股9月18日检查邮包，查获荣兴祥排球一箩、烟咀60打；协记文具社两脚规6打、铅笔2箩半、六色短铅笔6打、十二色短铅笔6打，均有日货嫌疑，提取核查。9月28日，又查获汇康、志成两商号于上海运出的绒布9箱。其中汇康7箱，330匹（先到4箱）；志成2箱，90匹，提交鉴定。这期间，已查获“违运仇货多起”，后由抗敌后援会指派周守正、唐人杰、刘润之、马筱春、顾子正、龙子敏组成没收仇货保管委员会，借益华商号的仓库保管。
在此之前，昆明马市口曾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市的新闻，据当时报载：“昨晚9时左右，有爱国青年团，以本市马市口时和商店批售仇货，以图厚利。遂用瓦罐盛满大粪，向该时和商店迎面掷入，大粪四溅，登时全铺为粪所污，该团当场向观众宣布，散传单后，即行散去……”
第二天的《云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泼大粪到全国总动员》，号召全国总动员，奋起抗战。《民国日报》亦发表署名文章：《锄奸团对奸商的惩警》，警告奸商：“拿出良心来，不要再为虎作伥了。”通过这一行动，扩大了“查禁仇货”的宣传，有利于渲染抗战气氛。
三、群情激愤，声讨汪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底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的卖国罪行，激起了昆明各族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1939年1月3日，云大学生率先发出通电，“电请缉汪”，全文如下：
“中央社转全国同胞公鉴：顷上国民政府一电，文曰：重庆国民政府钧鉴：窃抗战开始以还，各方形势，日趋优越，国际援助，愈见最后胜利，距我匪遥。举国上下，兢业以临难，必底成而始已。乃汪逆兆铭，辜负国恩，心怀叵测。弃职潜遁，破坏纪纲，谬发电文，淆乱视听。义已成乎乱贼，势更甚于叛奸。询诸国人，佥曰可杀。生等凛大难之方殷，期宏业之必树。谨垦钧府将汪兆铭开除国籍，或下令通缉，明正国法，以警来兹，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谨电奉闻，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国立云南大学学生同叩江。”
5月2日，云南省主席龙云致函汪精卫，希望他“立下英断，对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10日，龙云答记者问时说：“……总之，汪氏汉奸之名，虽跳入黄河、长江亦决难洗清，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矣。当其在越南时，意志尚在徘徊两歧之间，今即到沪，则实行开始其汉奸之工作，已无疑义。我国民政府，明令通缉，诚属正当办法。”
12月29日，昆明民生印刷所排字工人江顺海、王树基、邵家祥、马英钿宣布绝食三天，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7.58元请《新华日报》转赠正在举行反汪罢工的香港工友；1940年1月又有某被服厂的三期全体同学将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25元请《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工友支持反汪罢工；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许伟声的工人捐了两天的工钱2元。
1940年2月2日，云南省民众团体通电讨汪。略谓：“汪逆兆铭，叛党卖国，举国共弃。近复一意孤行，与敌私订密约，阴谋揭露，国人共愤。此种个人签订条约，本不发生效力，惟甘为敌谋，罪不容诛。吾滇民众，誓本政府既定国策，拥护领袖抗战到底，灭此奸顽，驱逐倭奴，维护领土主权之完整，共求国家民族之独立。”
3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3000余人，在大西门外新校舍举行校务概况报告暨讨汪大会。首先由该校常委梅贻琦报告校务改进等事项。随后请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博士演讲“汪逆之罪行”，最后全体师生在口号声中通电讨汪。当晚，联大社会学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讨汪，潘光旦、陈达两教授出席演讲。
5月16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滇分会在昆明召开全省回教教胞代表大会，由陆军中将马伯安主持。与会200多名代表一致通电声讨汪精卫，慰问前线将士。并强调发挥回胞勇敢精神效忠国家，团结全省回胞参加抗战，并为抗战祈祷。
总之，在日军尚未入侵缅甸和滇西，云南仍处于大后方之时，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昆明，从行政当局到广大民众，从社会团体到私人企业均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开了一个好头。
（作者单位：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后，抗日烈火迅即在全国燃遍。当时处于大后方云南首府的昆明，各阶层人士群情激愤，爱国亦不后人，一致要求全面抗战，纷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这里记述的是当时的几个片断。
一、积极募捐，支援前线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昆明即成立了云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昆明各界抗敌后援会亦同时成立，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支持抗战，其中募捐支前是一项主要工作。募捐的方法采取“分队募集式”，每队设队长一人、队员十人。昆明市设若干队，队长由后援会聘任；昆明以外各县设一队，以县长为队长，财政局长为副队长。队员由县参议会、县党务人员及自治人员中申报，由后援会聘请。
募捐的种类有：私人自由捐、团体自由捐、娱乐强迫捐、扑满零星捐、设柜捐和其他形式的募捐等。
募捐的货币、物品是：有价证券、股票、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等。
其中娱乐强迫捐，系指本市的戏剧场、电影场、酒席馆，于营业上附加捐款，按日照办；扑满零星捐，系由后援会制作扑满（密封木箱）若干个，加盖印条后分发各学校，由学生四处零星募捐；设柜捐即由后援会制作捐柜若干个，交募集股。由募集股上锁交市区各警察局长，设于警察局前或娱乐场所，由民众自由捐赠，并制定有严格的收款手续。
从1937年8月初到8月26日即募到旧币992407元；百宝丹的发明者，名医曲焕章亦捐百宝丹8000瓶，转送抗日前线战士。
二、查禁日货，团结抗日
“卢沟桥事变”以前，日货充斥市场；抗战军兴后，举国上下抵制日货。云南省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8月14日召开第四次常务委员会，决定凡9月10日以前入境的日货，“应即日封存，以示宽大；自9月10日以后入境之仇货，若被查获，即一律没收焚毁，决不姑容”。8月26日召开的第六次常务会又通过了“关于仇货问题，前经议决登记封闭，应即日履行手续，自明日起，须严格检查，如隐匿在省，或迁往他县者，一经拿获，即行没收焚毁，并科以全部货价价值相等之罚金。如有密报者，本会决守秘密。如据密报而经查出拿获者，以所科得之罚金百分之六十奖励，如不愿受者，移作抗战费用，并分电各县知照办理”。同时，省抗敌后援会还公布了《告友邦商人书》，对旅居昆明的各国商人严正指出：“乃闻侨居昆明市各友邦商人尚有代售日货及改换商标以图蒙混者，此无异暗助日本侵略我国，对于国际信谊（誉），人类正义均有未合。本会谨代表全滇民众预作友谊劝告，望本市各友邦商人，以后不得再有上述举动，将已进日货概行封存。出售之货，或论购自该本国或他国，只须不是日货，吾人均所欢迎。”
自抗敌后援会各项决定公布以来，昆明市绝大多数商号积极响应，争先登记商品，不售日货。但出现了光裕、万生源、新立成等商号逾期不进行登记。经抗敌后援会第13次常委会决定：“姑准将所有仇货封存，并科以全部货价十分之一之罚金，其他不得援以为例。”另据检察股9月18日检查邮包，查获荣兴祥排球一箩、烟咀60打；协记文具社两脚规6打、铅笔2箩半、六色短铅笔6打、十二色短铅笔6打，均有日货嫌疑，提取核查。9月28日，又查获汇康、志成两商号于上海运出的绒布9箱。其中汇康7箱，330匹（先到4箱）；志成2箱，90匹，提交鉴定。这期间，已查获“违运仇货多起”，后由抗敌后援会指派周守正、唐人杰、刘润之、马筱春、顾子正、龙子敏组成没收仇货保管委员会，借益华商号的仓库保管。
在此之前，昆明马市口曾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市的新闻，据当时报载：“昨晚9时左右，有爱国青年团，以本市马市口时和商店批售仇货，以图厚利。遂用瓦罐盛满大粪，向该时和商店迎面掷入，大粪四溅，登时全铺为粪所污，该团当场向观众宣布，散传单后，即行散去……”
第二天的《云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泼大粪到全国总动员》，号召全国总动员，奋起抗战。《民国日报》亦发表署名文章：《锄奸团对奸商的惩警》，警告奸商：“拿出良心来，不要再为虎作伥了。”通过这一行动，扩大了“查禁仇货”的宣传，有利于渲染抗战气氛。
三、群情激愤，声讨汪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底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的卖国罪行，激起了昆明各族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1939年1月3日，云大学生率先发出通电，“电请缉汪”，全文如下：
“中央社转全国同胞公鉴：顷上国民政府一电，文曰：重庆国民政府钧鉴：窃抗战开始以还，各方形势，日趋优越，国际援助，愈见最后胜利，距我匪遥。举国上下，兢业以临难，必底成而始已。乃汪逆兆铭，辜负国恩，心怀叵测。弃职潜遁，破坏纪纲，谬发电文，淆乱视听。义已成乎乱贼，势更甚于叛奸。询诸国人，佥曰可杀。生等凛大难之方殷，期宏业之必树。谨垦钧府将汪兆铭开除国籍，或下令通缉，明正国法，以警来兹，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谨电奉闻，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国立云南大学学生同叩江。”
5月2日，云南省主席龙云致函汪精卫，希望他“立下英断，对敌人断绝往来，命驾远游，暂资休憩，斩除一切葛藤，免为敌人播弄”。10日，龙云答记者问时说：“……总之，汪氏汉奸之名，虽跳入黄河、长江亦决难洗清，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矣。当其在越南时，意志尚在徘徊两歧之间，今即到沪，则实行开始其汉奸之工作，已无疑义。我国民政府，明令通缉，诚属正当办法。”
12月29日，昆明民生印刷所排字工人江顺海、王树基、邵家祥、马英钿宣布绝食三天，把节省下来的伙食费7.58元请《新华日报》转赠正在举行反汪罢工的香港工友；1940年1月又有某被服厂的三期全体同学将自己节省下来的生活费25元请《新华日报》转交香港工友支持反汪罢工；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许伟声的工人捐了两天的工钱2元。
1940年2月2日，云南省民众团体通电讨汪。略谓：“汪逆兆铭，叛党卖国，举国共弃。近复一意孤行，与敌私订密约，阴谋揭露，国人共愤。此种个人签订条约，本不发生效力，惟甘为敌谋，罪不容诛。吾滇民众，誓本政府既定国策，拥护领袖抗战到底，灭此奸顽，驱逐倭奴，维护领土主权之完整，共求国家民族之独立。”
3月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3000余人，在大西门外新校舍举行校务概况报告暨讨汪大会。首先由该校常委梅贻琦报告校务改进等事项。随后请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博士演讲“汪逆之罪行”，最后全体师生在口号声中通电讨汪。当晚，联大社会学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讨汪，潘光旦、陈达两教授出席演讲。
5月16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滇分会在昆明召开全省回教教胞代表大会，由陆军中将马伯安主持。与会200多名代表一致通电声讨汪精卫，慰问前线将士。并强调发挥回胞勇敢精神效忠国家，团结全省回胞参加抗战，并为抗战祈祷。
总之，在日军尚未入侵缅甸和滇西，云南仍处于大后方之时，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昆明，从行政当局到广大民众，从社会团体到私人企业均同仇敌忾，一致抗日，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开了一个好头。
（作者单位：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