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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西南联大与“倒孔运动”
赵荣理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把侵华战火烧到华北地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着名大学被迫流亡迁徙，在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局势所迫，再度迁徙到云南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集三校之精英，在抗日战争中不仅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而且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首先发起“倒孔运动”，大大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高等学府的楷模，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强化法西斯统治，由对外抗日移向了对内反共反人民。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是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1940年，日、蒋先后于香港、澳门密谈，准备日、汪、蒋合流。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至14日，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皖南茂林地区围歼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战员九千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后又在江淮河汉、大江南北向八路军、新四军大搞“摩擦”，对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实行压迫排斥的高压政策。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蔑抗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人要在重庆搞“暴动”。1940年12月，重庆当局无理拘留了多次在演讲中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批评孔祥熙贪污的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从1940年到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还封闭了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设在桂林、昆明、贵阳和成都等地的数十家分店和支店，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生活书店的大批职员。极度愤慨的邹韬奋忍无可忍，终于在1941年2月秘密去香港从事民主斗争。大后方的气氛霎时间变得凝重而沉闷，到处都是“休谈国事”的警示，抗日爱国的民主运动转入低沉压抑的阶段。
值此紧要关头，西南联大师生自发地掀起了“倒孔运动”，发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呐喊，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万马齐喑的死寂，对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日、反民主的反动措施开展有力地揭露和斗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旬，香港沦陷的前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急于抢运他们在香港的物资财产，将所有航空班机全部包订，但是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着名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大学教授（西南联大陈寅恪教授也在其中）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却无法买到机票。而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却置这些人的性命于不顾，动用飞机将夫人、小姐、老妈子甚至洋狗和浴盆水厕都空运回渝。事后重庆《大公报》首先发表了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对此作了客观的报导，披露了这一丑闻，并将抨击的矛头直指孔祥熙：“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当敛锋谦让，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总之，并非妄为之事，荡检愈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顾忌。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义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当时民间盛传，重庆派了四架军用飞机到香港去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飞机刚降落，孔夫人宋霭龄便带了三个人围上去，扬言：“谁敢上去就开枪打死谁。”这样无人敢上去，她便把箱笼、七条洋狗、小姐、老妈子、大师傅都弄上机，命令飞行员起飞。飞到桂林，飞行员要停下来再去接人，她又要开枪，说：“无论如何要一直飞到重庆。”结果，飞到重庆再去香港已经来不及了，致使许多要人被俘的被俘，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
此事一曝光，便迅速激起公愤。12月14日，昆明《朝报》用“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的醒目标题加以转载。消息传出，西南联大师生立刻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这几年来，一步步看清了四大家族的罪恶，认为正是由于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才使得大后方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而孔祥熙又被认为是四大家族中最为贪婪的代表。这样被压抑已久的强烈不满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联大大一“中国通史”课堂上愤慨地说：“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12月30日清晨，在多日沉寂的联大民主墙上，贴出了“倒孔”的醒目标语，还有几张揭露孔祥熙反动腐朽的壁报。同学们看后更气愤，一致要求立即采取行动。1942年1月6日，联大在新校舍升旗台前的广场上召开大会揭露此事。全体同学决定立即进城游行示威。同时紧急通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全市各大中专学校和住拓东路的联大工学院同学，约定分头出发，在近日楼附近会合。当时西南联大校委蒋梦麟、查良钊等人反对学生游行，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出面制止。但龙云一直痛恨四大家族，拥护统一战线并积极抗日，答复说：“不要阻止学生游行，如果顾虑到秩序会发生问题，由云南地方军警沿途防范。”于是同学们赶写标语，印刷传单，制作小旗，有的把自己的桌布、床单都拿出来写上大字，做成大旗和横标。西南联大的游行队伍在青云路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队伍会合，然后浩浩荡荡前进，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铲除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还有同学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一人高声发问：“我们要打倒的是什么人？”众同学即齐声回答：“孔祥熙！”又问：“用飞机运洋狗的是哪个？”大家又齐声回答：“孔祥熙！”如此一连问答了十多个问题，将孔祥熙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游行队伍经过正义路时，许多布店慷慨捐赠白布，为同学添置了不少标语旗帜。事先准备的油印传单和标语口号贴完了，正义路上的中华书局和光华街上的商务印书馆也主动捐赠粉笔和油墨，供同学们沿途书写大小标语。游行队伍经正义路、近日楼至拓东路与西南联大工学院及若干中学生队伍会合后，便向护国路前进，途中虽然遇到了宪兵的阻挠，但是在同学们说明“我们是拥护龙（云）主席，打倒贪官污吏的！”“我们是拥护中央政府，打倒孔祥熙的！”之后，游行大队得以顺利通行。最后游行队伍返回云大草坪，举行了声讨大会，并决定由各校推选代表，成立“昆明倒孔委员会”，继续开展“倒孔运动”。
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虽然是一次师生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但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并且迅速波及到国统区的若干内迁院校。此时已迁返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响应。1942年1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学文学院一、二、三年级的百余名同学，在文学院礼堂举行“讨孔”大会，并即席推选出八人组成“讨孔委员会”，主持本校“讨孔运动”。而后事态迅速扩展到中山大学各学院，很快形成了全校性的抗议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群众怒潮，并以中山大学“讨孔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报馆、学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集团头痛异常，他们三令五申，要各省、县当局严防取缔和禁止学潮。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特为此召集粤北地区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商讨对策。
在浙大，中共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成立了“打倒孔祥熙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抗议电报，并在校内张贴漫画、壁报，对孔氏和四大家族进行揭露。1942年1月16日，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的浙大师生在遵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并在街头墙壁上用粉笔书写“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标语。浙大校长竺可桢为使学生免遭国民党军警的武装镇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这次抗争引起了遵义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共鸣，锻炼了浙大学生，鼓舞了他们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坚持抗战的斗志，对四大家族的腐败和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也是一次最坚决的抗议和抵制。
其时远在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武昌华中大学也积极响应“倒孔运动”，召开时事座谈会，揭露孔祥熙的二小姐用飞机运洋狗的丑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对西南联大发起的“倒孔运动”表示坚决支持，给予声援，《新华日报》在1942年2月11日、12日两天，连载了夏衍的长篇专稿《香港沦陷前后》，披露了大批文化人因为来不及撤退陷留于香港的种种艰辛和他们在中共东江纵队掩护下安全内撤的经过。当时，“皖南事变”后，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相当紧张，出于对顽固派斗争以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为限度的考虑，这种支持也是较含蓄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由西南联大发起的“倒孔运动”未能在重庆、成都两地引起巨大反响。迁渝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迁蓉的金陵、齐鲁、金女大、光华大学等校的校史和回忆录中都没有关于“倒孔运动”的记载。当地的报刊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不排除这些院校可能有师生参与，但较大规模的“倒孔运动”毕竟没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重庆、成都，实行高压政策，同时由于“皖南事变”后，中共从两地主动撤离了大批党员，当时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封锁，留下的党员暂时停止了活动，他们不可能积极投入“倒孔运动”。当然也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集团找借口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在联大所属北京大学的校史中有记载，联大一年级“倒孔”委员会负责人马千禾（马识途）虽然是鄂西特委转来的中共党员，但当时尚未接上组织关系，进步力量还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准备不足，因而斗争没有坚持多久就匆忙结束了。当然，也由于重庆当局十分恼火，蒋介石一再密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行政院、教育部也接连密电西南联大，要该校立即“制止出轨行动”。之后，康泽、宋美龄也先后飞抵昆明进行反扑。康泽重新部署了昆明的特务，带来一张黑名单准备捕人。西南联大等校的军训组织还奉令要教官负责举发这次运动的首要分子。在形势危殆之际，中国共产党利用云南地方当局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盛赞龙云主席抗日救亡的爱国心，推动了龙主席坚决抵制了这次逮捕，终于化险为夷，保护了大批进步师生，也保存了日后更激烈斗争的革命种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显示了广大师生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情绪的增长，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出了战斗的呐喊，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万马齐喑的死寂，大大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这是向四大家族挑战的第一声号角。虽然是广大师生自发的出于义愤的群众运动，但是也得到了云南地方当局、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昆明和整个大后方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被人们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教育史和爱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举世瞩目，后人称颂。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把侵华战火烧到华北地区，北大、清华、南开三所着名大学被迫流亡迁徙，在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局势所迫，再度迁徙到云南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集三校之精英，在抗日战争中不仅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而且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首先发起“倒孔运动”，大大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高等学府的楷模，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强化法西斯统治，由对外抗日移向了对内反共反人民。国民党政策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是由片面抗战转到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1940年，日、蒋先后于香港、澳门密谈，准备日、汪、蒋合流。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月6日至14日，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皖南茂林地区围歼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战员九千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后又在江淮河汉、大江南北向八路军、新四军大搞“摩擦”，对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实行压迫排斥的高压政策。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诬蔑抗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等人要在重庆搞“暴动”。1940年12月，重庆当局无理拘留了多次在演讲中抨击国民党官僚资本、批评孔祥熙贪污的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从1940年到1941年2月，国民党当局还封闭了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设在桂林、昆明、贵阳和成都等地的数十家分店和支店，并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生活书店的大批职员。极度愤慨的邹韬奋忍无可忍，终于在1941年2月秘密去香港从事民主斗争。大后方的气氛霎时间变得凝重而沉闷，到处都是“休谈国事”的警示，抗日爱国的民主运动转入低沉压抑的阶段。
值此紧要关头，西南联大师生自发地掀起了“倒孔运动”，发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战斗呐喊，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万马齐喑的死寂，对蒋介石国民党假抗日、反民主的反动措施开展有力地揭露和斗争。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下旬，香港沦陷的前夕，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急于抢运他们在香港的物资财产，将所有航空班机全部包订，但是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着名文化人、社会活动家、大学教授（西南联大陈寅恪教授也在其中）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却无法买到机票。而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却置这些人的性命于不顾，动用飞机将夫人、小姐、老妈子甚至洋狗和浴盆水厕都空运回渝。事后重庆《大公报》首先发表了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对此作了客观的报导，披露了这一丑闻，并将抨击的矛头直指孔祥熙：“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当敛锋谦让，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总之，并非妄为之事，荡检愈闲之行，以掌政府枢要之人，竟公然为之而无顾忌。此等事例，已传遍重庆，乃一不见于监察院的弹章，二不见于舆论的抗言，直使是非模糊，正义泯灭。要知道一个国家若是正义消沉，那就是衰亡之兆。”当时民间盛传，重庆派了四架军用飞机到香港去接国民党的中央委员，飞机刚降落，孔夫人宋霭龄便带了三个人围上去，扬言：“谁敢上去就开枪打死谁。”这样无人敢上去，她便把箱笼、七条洋狗、小姐、老妈子、大师傅都弄上机，命令飞行员起飞。飞到桂林，飞行员要停下来再去接人，她又要开枪，说：“无论如何要一直飞到重庆。”结果，飞到重庆再去香港已经来不及了，致使许多要人被俘的被俘，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
此事一曝光，便迅速激起公愤。12月14日，昆明《朝报》用“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的醒目标题加以转载。消息传出，西南联大师生立刻义愤填膺，因为他们这几年来，一步步看清了四大家族的罪恶，认为正是由于四大家族的横征暴敛，才使得大后方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而孔祥熙又被认为是四大家族中最为贪婪的代表。这样被压抑已久的强烈不满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历史系教授吴晗在联大大一“中国通史”课堂上愤慨地说：“南宋亡国时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可以媲美！”12月30日清晨，在多日沉寂的联大民主墙上，贴出了“倒孔”的醒目标语，还有几张揭露孔祥熙反动腐朽的壁报。同学们看后更气愤，一致要求立即采取行动。1942年1月6日，联大在新校舍升旗台前的广场上召开大会揭露此事。全体同学决定立即进城游行示威。同时紧急通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及全市各大中专学校和住拓东路的联大工学院同学，约定分头出发，在近日楼附近会合。当时西南联大校委蒋梦麟、查良钊等人反对学生游行，要求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出面制止。但龙云一直痛恨四大家族，拥护统一战线并积极抗日，答复说：“不要阻止学生游行，如果顾虑到秩序会发生问题，由云南地方军警沿途防范。”于是同学们赶写标语，印刷传单，制作小旗，有的把自己的桌布、床单都拿出来写上大字，做成大旗和横标。西南联大的游行队伍在青云路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队伍会合，然后浩浩荡荡前进，沿途高呼：“打倒操纵金融的孔祥熙！”“打倒内贼、外奸孔祥熙！”“铲除孔祥熙！”“打倒贪官污吏！”“孔贼不死，贪污不止！”“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还有同学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一人高声发问：“我们要打倒的是什么人？”众同学即齐声回答：“孔祥熙！”又问：“用飞机运洋狗的是哪个？”大家又齐声回答：“孔祥熙！”如此一连问答了十多个问题，将孔祥熙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游行队伍经过正义路时，许多布店慷慨捐赠白布，为同学添置了不少标语旗帜。事先准备的油印传单和标语口号贴完了，正义路上的中华书局和光华街上的商务印书馆也主动捐赠粉笔和油墨，供同学们沿途书写大小标语。游行队伍经正义路、近日楼至拓东路与西南联大工学院及若干中学生队伍会合后，便向护国路前进，途中虽然遇到了宪兵的阻挠，但是在同学们说明“我们是拥护龙（云）主席，打倒贪官污吏的！”“我们是拥护中央政府，打倒孔祥熙的！”之后，游行大队得以顺利通行。最后游行队伍返回云大草坪，举行了声讨大会，并决定由各校推选代表，成立“昆明倒孔委员会”，继续开展“倒孔运动”。
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虽然是一次师生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但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并且迅速波及到国统区的若干内迁院校。此时已迁返粤北坪石的中山大学，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响应。1942年1月30日下午，中山大学文学院一、二、三年级的百余名同学，在文学院礼堂举行“讨孔”大会，并即席推选出八人组成“讨孔委员会”，主持本校“讨孔运动”。而后事态迅速扩展到中山大学各学院，很快形成了全校性的抗议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群众怒潮，并以中山大学“讨孔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报馆、学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蒋介石集团头痛异常，他们三令五申，要各省、县当局严防取缔和禁止学潮。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特为此召集粤北地区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商讨对策。
在浙大，中共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成立了“打倒孔祥熙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抗议电报，并在校内张贴漫画、壁报，对孔氏和四大家族进行揭露。1942年1月16日，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的浙大师生在遵义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孔”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孔祥熙！”并在街头墙壁上用粉笔书写“要穿便宜衣，打倒孔祥熙！”等标语。浙大校长竺可桢为使学生免遭国民党军警的武装镇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这次抗争引起了遵义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共鸣，锻炼了浙大学生，鼓舞了他们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坚持抗战的斗志，对四大家族的腐败和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也是一次最坚决的抗议和抵制。
其时远在云南大理喜洲镇的武昌华中大学也积极响应“倒孔运动”，召开时事座谈会，揭露孔祥熙的二小姐用飞机运洋狗的丑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对西南联大发起的“倒孔运动”表示坚决支持，给予声援，《新华日报》在1942年2月11日、12日两天，连载了夏衍的长篇专稿《香港沦陷前后》，披露了大批文化人因为来不及撤退陷留于香港的种种艰辛和他们在中共东江纵队掩护下安全内撤的经过。当时，“皖南事变”后，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相当紧张，出于对顽固派斗争以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为限度的考虑，这种支持也是较含蓄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由西南联大发起的“倒孔运动”未能在重庆、成都两地引起巨大反响。迁渝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迁蓉的金陵、齐鲁、金女大、光华大学等校的校史和回忆录中都没有关于“倒孔运动”的记载。当地的报刊也没有这方面的报道。不排除这些院校可能有师生参与，但较大规模的“倒孔运动”毕竟没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当时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重庆、成都，实行高压政策，同时由于“皖南事变”后，中共从两地主动撤离了大批党员，当时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封锁，留下的党员暂时停止了活动，他们不可能积极投入“倒孔运动”。当然也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集团找借口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是自发的群众运动，这在联大所属北京大学的校史中有记载，联大一年级“倒孔”委员会负责人马千禾（马识途）虽然是鄂西特委转来的中共党员，但当时尚未接上组织关系，进步力量还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准备不足，因而斗争没有坚持多久就匆忙结束了。当然，也由于重庆当局十分恼火，蒋介石一再密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行政院、教育部也接连密电西南联大，要该校立即“制止出轨行动”。之后，康泽、宋美龄也先后飞抵昆明进行反扑。康泽重新部署了昆明的特务，带来一张黑名单准备捕人。西南联大等校的军训组织还奉令要教官负责举发这次运动的首要分子。在形势危殆之际，中国共产党利用云南地方当局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盛赞龙云主席抗日救亡的爱国心，推动了龙主席坚决抵制了这次逮捕，终于化险为夷，保护了大批进步师生，也保存了日后更激烈斗争的革命种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次由西南联大掀起的“倒孔运动”，显示了广大师生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不满情绪的增长，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出了战斗的呐喊，打破了“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万马齐喑的死寂，大大推动了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这是向四大家族挑战的第一声号角。虽然是广大师生自发的出于义愤的群众运动，但是也得到了云南地方当局、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昆明和整个大后方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西南联合大学被人们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国教育史和爱国民主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举世瞩目，后人称颂。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